❶ 历史上有没有姓艾的英雄人物
艾晟
艾晟,宋徽宗崇宁年间真州(今江苏省仪征)人,曾任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句学事、秘书省校书郎,兼修六典文字,曾以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作为参校本,并摘取几十条陈氏的议论,冠以“别说”附入逐药味之末,校正、增补了《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使唐慎微的著作在几百年间多次以官刻颁行全国,被视为本草范本流传于世。
艾宣
艾宣,钟陵(今江西进贤县)人,宋朝画家,爱画工笔花鸟和飞禽走兽,细至入徽,栩栩如生。宋朝时候的绘画明显地分为两派,另有一派是以写意画为特长。
艾自修
艾自修,号雪苍,明代邓川中所人。与其兄艾自新同为有名的学者,人称“二艾”。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进士,以县令升湖南辰州知州,所至均有惠政。所著《希圣录》,深得宋儒宗旨。艾自修以其兄研究结果,再加发挥,纂明其要。著有《理学纂要》 ,得到学术界好评,朝廷旌表为当代贤儒。后归乡扶丧,讲学邓川、大理、太和等地,大理三庠人士,多受陶融。
艾南英
艾南英(1583~1646)明末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字千子,号天佣子。临川段溪艾家村(今江西省东乡县岗上积乡艾家村)人。天启举人,策文讥刺权宦魏忠贤,罚停考三科。因深恶科场八股文章腐烂低劣,与临川人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等力矫其弊,以兴斯文为任,刻印四人文章,世人翕然赞同,人称临川四才子,或江右四家。清军南下,江西郡县尽失。入闽见南明唐王朱聿键,任监察御史。次年病卒。今存《禹贡图注》。
艾可久
艾可久,明代上海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傅、御史、衡州知州、山东副使、江西和陕西参政、按察使、南京通政使等。为官刚正清廉,在南京御史任上,巡视江山,针对豪富横行、流民四起的状况,弹劾不法勋贵及其豪奴多人,提出江防事宜若干,并加施行;衡州知州任上,某督抚暗嘱他对一私仇者,罗织罪名,置以死地,他经过仔细核查,认为无罪可治,予以坚决拒绝,督抚以词威胁,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杀人以媚人,我不为也”。艾可久,以良好的官德官声,获得了朝野好评。
艾元征
艾元征(1624—1676),字允洽,号长人,山东济阳孙耿人,清臣。济阳名士张稷诺的学生,历任翰林院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顺治三年(1646)考中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明年授弘文院检讨。十年()迁左春坊左庶子、兼秘书院侍读。历侍讲学士、秘书院学士,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学士。十八年(1661)授国史院学士。康熙二年(1663)擢户部右侍郎,四年转左侍郎,九年调吏部,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年晋刑部尚书。曾出京勘验田亩,确定田赋征收数额;请求朝廷广圣孝,重国本,整饬官场风纪,屯田养民,缓征赋税;主张狱无分大小,必求其合于情理和律法。著述很多,主要有《易经会通》等。康熙十五年(1676年)病逝,康熙帝特派山东布政使施天裔前往拜祭。
❷ 请问百家姓"艾"氏的起源及发展历史
艾(ài)姓源出有四:
1、出自于夏后氏,禹王之后,以祖字为氏。夏朝少良当国时,有大臣汝艾(一作女艾),其后人以祖字为姓,遂成艾姓。通常认为,汝艾是艾姓的始祖。据《通志·氏族略》载:艾氏为“夏少康臣汝艾之后”。
2、出自春秋孔艾之后,以封地名为氏。春秋时期,齐国有位大夫名孔,因为住在艾陵(今山东省泰安东南),人们就叫他孔艾。他的后代,便以居住地名称的第一字“艾”作为自己的姓氏。故《通志·氏族》说:艾氏为“春秋大夫孔艾之后”。
3、出自复姓改为艾氏。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复姓艾斤氏,入中原后逐渐与汉文化融合,后改为单姓艾氏,称艾姓。
4、出自回族中有艾姓,主要来自经名首音。如清代,归附回回艾布巴克,其后裔遂以艾为姓。回族艾姓从西亚迁徙而来中土.为唐时外来八大姓之一,信仰伊斯兰教,分布在河南、河北、甘肃、宁夏及江苏等地。
得姓始祖:汝艾。根据《姓氏考略》记载,艾氏是夏帝少康的大臣汝艾的后代,望族出自天水、陇西、汝南。但田齐有艾子封于艾山,亦姓艾氏。艾氏可追溯到 4000多年前的少康中兴夏室之时。当时,辅佐少康中兴大业的群臣之中,有一位汝艾,而艾姓中国人,便是这位汝艾的后裔,以王父字为氏,而称为艾氏。另外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上说,艾氏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孔艾的后代。同样,根据《魏书·官氏志》上记载,艾氏是《晏子春秋》所载的大夫孔艾之后,望族出于陇西、河南、天水。望族居天水郡(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南)。艾氏后人尊汝艾为艾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艾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最早出现在上古西夏国王少康的大臣名为汝艾,他在当时是声名显赫的名门贵族,后代就取“艾”为姓。另个艾姓来自于春秋时期。有齐国大夫齐景公的宠臣名为田孔封于艾山(今山东省泰安县),世称艾子或艾孔,他的后代就以地名“艾”字为姓。再有一个说法是北魏时去斤氏的后代也有改为艾姓的。
三、历史名人
艾 晟:宋徽宗崇宁年间真州(今江苏省仪征)人,曾任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句学事、秘书省校书郎,兼修六典文字,曾以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作为参校本,并摘取几十条陈氏的议论,冠以“别说”附入逐药味之末,校正、增补了《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使唐慎微的著作在几百年间多次以官刻颁行全国,被视为本草范本流传于世。
艾 宣:宋朝画家,爱画工笔花鸟和飞禽走兽,细至入徽,诩诩如生。宋朝时候的绘画明显地分为两派,另有一派是以写意画为特长。
艾自修:明朝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人。他和他的兄长艾自新都是明代的著名学者。兄自新精研理学,所著《希圣录》,深得宋儒宗旨。艾自修以其兄研究结果,再加发挥,纂明其要。著有《理学纂要》,得到学界好评,朝廷旌表为当代贤儒。
艾南英:字千子,明朝学者,江西省东乡人,勤奋好学,博学多才,无所不通。七岁即作竹林七贤论。万历末,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世人翕然归之。天启年间中举于乡,深恶当时科场文风的迂腐,便以革新文风为己任,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后因在乡试中有讽刺权臣魏忠贤的言论,被处三科之内不准应试,但他的名声却愈来愈大。崇祯初诏许会试,不就,后负气入闽,见唐王,陈十万忧疏,授兵部主事,改御史,未几病卒于延平。著有《天拥子集》、《艾千子全稿》等。
艾可久:明代上海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傅、御史、衡州知州、山东副使、江西和陕西参政、按察使、南京通政使等。为官刚正清廉,在南京御史任上,巡视江山,针对豪富横行、流民四起的状况,弹劾不法勋贵及其豪奴多人,提出江防事宜若干,并加施行;衡州知州任上,某督抚暗嘱他对一私仇者,罗织罪名,置以死地,他经过仔细核查,认为无罪可治,予以坚决拒绝,督抚以词威胁,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杀人以媚人,我不为也”。艾可久,以良好的官德官声,获得了朝野好评。
艾元征:清朝文士,由进士而当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的高官,政绩优良。
此外,艾姓名人在宋、明时期,表现较为突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的艾若纳,为吴兴令时,曾大书座屏曰:“爱民如恤血,挞吏胜看经,捧折乡胥手,何劳育大乘。”艾姓名人,还有宋代的画家艾淑;明代的四川巡抚艾穆;明末的勇将艾能奇;清代画家艾显……等等。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陇西郡:战国时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设置,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相当于今甘肃省东乡以东及陇西地区。治所狄道,在今甘肃省临洮县南。
河南郡: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设置,治所在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相当于今甘肃省天水、陇西以东地区。治所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北)。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改为汉阳郡。三国魏仍改为天水郡。
2、堂号
爱民堂:宋朝吴兴令艾若纳爱人民,恨恶吏。他在桌旁写了一幅座右铭:“爱民如恤血,挞吏胜看经;棒折胥吏手,何劳诵《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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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姓宗祠通用对联】
〖艾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陵邑新世第;
天水道脉长。
——佚名撰艾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艾姓宗祠通用堂联。上联典指春秋时期,齐国有位大夫名孔,因为住在艾陵(今山东省泰安东南),人们就叫他孔艾。他的后代,便以居住地名称的第一字“艾”作为自己的姓氏。下联典指艾姓的望族居天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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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勋戚因而敛手;
百姓赖以入安。
——佚名撰艾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朝勋戚(勋臣与皇亲两种家族)与民争田,勘实,悉归之民。下联典指明巡抚艾璞,诏求直言。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田赋征收耗米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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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乾德著倕和之绩;
治功膺纶玺之褒。
——佚名撰艾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人艾预,考科举时挥毫而就,被选拔为甲科进士。“乾德”,谓天德,上天的恩泽。相传艾预赴乡举时,有老儒授他《左传》一书,对他说:“熟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得到富贵。”而试题恰巧是其中的内容。“倕和”,指古代传说中的巧匠。下联典指宋代人艾中儒,至道年间任两浙盐官,治绩突出,受朝廷褒奖。 “纶玺”,指皇帝颁发的诏令。
试宏词以登首选;
受左传而擢甲科。
——佚名撰艾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艾晟,政和年间试宏词科,名标头等。下联典指宋·艾预遇老儒授其《左传》曰:“熟此当可取富贵。”后果中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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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艾姓典故、趣事】
〖不知诗为何物〗
艾子喜欢作诗。一天,艾子漫游到齐魏之间,下榻在一个旅馆。夜间,他听到邻屋里有人说话:“一首。”不一会儿又说:“又是一首。”艾子莫名其妙,困意全无,一夜无眠。躺到拂晓,共听到邻屋那人大约说了六七次,亦即六七首也。艾子以为邻屋那人一定是个诗人,在静静月夜里专心吟诗,心里油然产生敬意,又爱那人文思敏捷,便决定结识一下此人。
一大早,艾子就披衣下床,整好冠带,站在门口迎候。不一会儿,邻屋里走出一个商贩模样的人来,身材瘦弱,一脸病相。艾子感到很失望,心想:就凭这副尊容,哪像个诗人?也许,人不可貌相,不能盲目揣度。便走上前拜问道:“听说先生诗篇甚多,能否让学生我看一下。”那人说:“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从来不晓得诗是什么玩意儿。”始终拒绝拿出诗来。艾子固执地说:“昨天夜里听到您在屋里说‘一首’,不一会儿又说 ‘一首’,难道那不是诗吗?”
那人听了,不觉哑然失笑:“您误会啦。昨夜我肚子不好,每泻一次,夜里找不到手纸,于是就用手揩。一夜腹泻不止,差不多污了六七次手。我说的‘手’,不是诗篇之‘首’。”艾子听了,羞惭不已。
——旧题宋·苏轼《艾子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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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子杖孙〗
艾子有一个孙子,年龄有十多岁,性情懒惰顽劣,不爱读书。艾子非常讨厌他,经常用楸木杖打他,但他老是不改。艾子的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时常担心孩子禁不住杖打而死掉,因此,每当父亲杖打孩子时,他都在一旁含着泪求情。艾子看到儿子的可怜相,愈加愤怒,教训他道:“我替你管教孩子难道不是好意吗?”边说边打得更厉害了,儿子也无可奈何。
一个冬天的早晨,下着鹅毛大雪,孙子在院子里抟雪球玩。艾子发现了,脱光孙子的衣服,命他跪在雪地上,冻得他浑身发抖,直打寒颤,煞是可怜。儿子也不敢再求情,便脱去衣服跪在其子旁边。艾子见了,惊问道:“你儿有过错,理当受此惩罚;你有何罪,跟他跪在一块?”儿子哭着说:“你冻我的儿子,我也冻你的儿子。”艾子不由得笑了起来,饶恕了他们父子。
——明·陆灼《艾子后语》
❸ 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有一个 大西政权
何时清白——张献忠,满清诬蔑栽赃的英雄
凯迪社区 → 凯迪BBS互动区 → 猫眼看人 谁是屠蜀的真凶?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再补充说明一下清兵入北京城的情况。有网友认为北京民众之所以欢迎清兵入城,是因为受了骗,是以为清兵拥明太子回京。长期以来,都有人这样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文人不肯承认事实、不愿相信居然会有那麽多的汉人把他们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军队当成了解放军这一残酷事实而已。我也不愿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即北京城百姓把清兵当作王师来迎接的确是因为李自成军纪紊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所致。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城之前,还把皇宫里精心制作的精美的金冠、黄金制作的装饰品等全部融成金块,装入车中运走,临走前还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李自成逃走后,明朝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们在清兵尚未抵达北京城时,就主动跑到城外五里的地方,排队迎接清兵。多尔衮从朝阳门入城时,百姓们是烧着香、跪着欢迎他们的。在入北京城前,多尔衮还向部下发出了“此次出师,乃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掠夺财物、不得焚烧庐舍,违者罪之”。与李自成的残暴相比,是有点“解放军”的味道。
而且,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为自杀死去的崇祯帝发丧,命令臣民服丧三日,并按中国礼法重新予以安葬。还让明朝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减免了很多明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些举措,尽管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受到百姓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舞剑落头说蜀碧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谁敢对新故的什么理论、残喘的几个代表这堆破铜烂铁道半个不字?一律要说紧密团结在谁周围、保持高度一致、高举什么理论伟大旗帜、尤其是什么重要思想,你不肯那样写,只要你出版,编辑必须给你删除刺眼字样,添补什么理论、几个代表替作者买保险套、戴安全帽。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
❹ 怎样写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❺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是谁
夏少康,夏朝第六任皇帝,夏相的遗腹子,民间有传言杜康酒是由少康酿造。少康年少时被迫流浪,在有虞氏部落支持下,有了自己的属地及军队,并娶了部落首领的两位女儿。经过多次战争最后打败了寒浞,夏朝得以复国,夏少康在位期间,勤政爱民,推出一些列有利百姓的政策,夏朝中兴。
❻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绝美女间谍,是谁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类型较量和斗争中,间谍、诡道、阴谋、外交暗战和秘密结社等间接手段层出不穷。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同样流传着秘密战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无疑是那些“无拳无勇”却能“以声色为戈矛 ”的绝色女谍。
关于少康使用女谍,也在清朝人朱逢甲的《间书》中有所体现:“用间始于夏之少康 ,使女艾间浇 。”不管怎样,少康的复国斗争,除正常的军事手段外,诡诈的秘密战术也可圈可点,女艾的功绩更是不可被抹杀。
公元前1965 年,根据女艾的情报,少康认为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复国大军攻占了寒浇的封地过邑,杀死寒浇。公元前1963 年,少康命长子杼领兵攻打弋邑,寒豷的军队也被击败,寒豷还被剁成肉酱。《左传·襄公四年》描述此事并评论道:“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公元前1962 年,少康率大军一鼓作气, 乘胜先后攻克了寒浞的两大封国,收复中原大部分地区,剩下的便是寒浞的都城斟寻了。此时寒浞年近八十,早已无力征战,躲在深宫里不敢应战。而其部下见夏军势如破竹,感到大势已去,便落井下石,突然反叛,杀进宫中捉住寒浞。寒浞自杀不成, 被凌迟处死。少康恢复了中断四十余年的大夏,建都纶邑(今商丘夏邑县),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的复国故事,史书着墨很多,而对于女艾的功绩,却绝口不提。即使是那可怜的五个字,也只是为了显示少康的战略远见而已。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如果没有女艾(甚至少康之子季杼)深入敌人内部,历经千辛万苦地搜集情报,少康很难了解敌人的真实情况,更妄谈一战而胜。而女艾这个美女间谍在少康复国之后,便销声匿迹了,想必少康也很难再想起她。
❼ 艾其逊是怎样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的
近代中国之命运,其重要决定因素有二。在十八及十九两世纪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两倍,造成土地不堪负担人口之现象。历代中国政府之第一难题,厥维如何使民足食,任何中国政府从未就此问题,获有成功。国民党曾为此问题,颁行若干土地改革法令。该项法令,或行之成效未彰,或竟被漠视。国民政府之所以陷入今日之窘境,其导源于无力解决中国民食问题者,殊非浅鲜。反观中国共产党之宣传,其主要部分即在使中国人民信其能对土地问题予以解决。铸成现代中国典型之第二要素,即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及西方观念之接触。三千年来,中国大体上不受外来影响,而自我发展其本身之高度文化与文明。即使被武力征服时,中国人民亦每能最后设法克服侵略者而予以同化。于是之故,宜乎中国人每自视为世界之中心,自认为人类文化之最高表现,适十九世纪中叶,前此隔绝中国之不可超越之城墙,已为西方国家所突破。此辈外来者期有进取精神,高度发展之西方工艺与前此任何外族入侵时所未有之高度文化。半由于上述各特征,半由于满洲统治之腐败,此辈西洋人不但未被中国同化,而彼等所灌输之新观念,且为引起扰乱与不安之一重要原因。迨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由于人口过剩及新思潮所引起之一连串实件,堪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在世界成文史乘上,为最伟大革命之一,其结果与后来影响如何,目前尚难预料。由于此一革命漩涡,首由孙逸仙博士继由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之中国国民党乃应运而生,以领导此一革命为己任。国民党之领导地位直至一九二七年始受中国共华产党之威胁,盖中华共之组成,乃在一九二〇年后,受苏联革命思想之激动而产生者也。吾人须知:孙逸仙博士之思想及主义,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及党的组织方面,颇受苏联思想与行动之影响。吾人当能记忆:国民党与中国共西产党曾经一度合作,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国际要求在政府及军队中占有一优越地位,彼等合作始告终止。此种要求乃促成国共两党分裂之主要原因。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之中国历史,大部分可称为国共两党争权之历史,而共党在此斗争中,显然遭遇失败。在此时期,国民党致力于统一之完成,与夫国家财政经济力量之发展,确获相当成就。在近十年来之某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开始逐渐失去其往日藉以产生之朝气及革命热诚,而中华共方面,则其对革命热情转为狂热主义。艾奇逊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华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华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
❽ 艾灸的历史
灸法的运用当起源于人类掌握用火之后,时间亦在石器时代。
一、“灸”字,在现存文献中,以《庄子》最早提及。如《庄子·盗跖篇》载孔子劝说柳下跖,碰了个大钉子,事后对柳下季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但“灸”的本字是“久”字。如1975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奉墓竹简(法律文书)《封诊式·贼死》中载,“男子丁壮,析(皙)色,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此“久”即“灸”之本义,训为灸灼。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脉法》、《武威汉摹医简》中均作“久”字。“久”以后演变为“灸”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灸,灼也,从火”。 从甲骨文字形的研究考证,现代胡厚宣认为,“我释床,亦即庥字……字当象一人卧病床上,从木象以火艾灸病之形”。灸法已在殷代出现。康殷认为在商周初期灸法、熨法已普遍流行。
二、灸法的运用当起源于人类掌握用火之后 在17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就已开始用火。陕西蓝田人在100万年前就有用火的痕迹,北京周口店人在50万年前已经掌握了用火的方法,并已能保存火种。 《庄子·外物》载:“木与木相摩则燃”,《绎史·大古第一》载:“燧人钻木取火,炮生为熟,教人熟食”。人们在百万年的加工石器的过程中随时都会出现摩擦生火的事例,从钻木、刮木等生产实践所引起的燃烧中,逐渐获得了有益的启示,终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此种简便的方法,直到解放前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在使用着,如佤族用木棒上卜交互摩擦取火,苦聪人锯竹取火,黎族钻木取火等。 火的发现和使用跟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火的掌握既可使人类躲避猛兽的侵袭,可以熟食,又可抵御严寒酷冬的恶劣气候,还可将树木等用火燃着后灸于患处,祛除寒邪,解除痛苦。
三、灸的材料的发展 在实践过程中,对灸火的材料亦有所选择,至《黄帝虾蟆经》已载有松、柏、竹、橘、榆、帜、桑、枣等八木不宜作为灸火之说,因为其对人体有所伤害,所以逐渐被淘汰,但桑树灸在后世亦有用之者。槐木火灸,病疮易瘥,但艾叶熏灸则疗效最著,故以后才逐渐多用艾叶来代替其它灸疗。 灸法的运用当起源于人类掌握用火之后,时间亦在石器时代。
四、灸的适应症 灸疗,起初主要是用于治疗寒症的。 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北方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唐代王冰注:“火艾烧的,谓之灸焫”,用这种烧灼疗法治疗“藏寒生满病”是颇有疗效的,以后逐渐发展为治疗全身不同性质的多种疾病。 《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载,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攻”即是灸法,“达”即是刺法。
五、艾灸疗法起源于——艾灸疗法的下限也不会晚于西周,在春秋战国时代已颇为流行 春秋时代的《诗经·采葛》载:“彼采艾兮”,西汉毛亨和毛茛传释:“艾所以疗疾”。从远古时代实际临床运用早于文字记载的特点来看,艾灸疗法的下限也不会晚于西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18载西戎的卜法:“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以此印证,我国殷商以前的甲骨卜法,也可以用艾作燃料。 《孟子·离娄篇》载:“今之欲王音,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可见艾灸疗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颇为流行,因此,用艾灸治病的起源也当在西周之前。
六、艾灸历史源远流长,纵观艾灸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里程,第一个是传统艾灸,第二个是现代艾灸,不论是传统艾灸还是现代艾灸都有各自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之处。传统艾灸有效,但有烟(有毒),有火(不安全),操作不方便(需要专业人士);现代艾灸,虽无传统艾灸之弊病,但疗法单一,有时好转反应太强烈,使有些客人难以承受,这正是其单一疗法的局限性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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