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改革方位

Ⅰ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如今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施，我们国家回农村改革就走出一大步；现在答21世纪，2009年当代土地制度又提出土地流转进行改革也是改革开放30年后重大的农村转变。目前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是特殊时期，也是我们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前奏最重要的阶段。

Ⅱ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格局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成型
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称中国已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实现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呈现了从数量小到数量大、从质量低到质量高的开放新趋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报道，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原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从商品贸易向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推进，对外贸易连上新台阶。具有指针意义的是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一百倍，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举突破二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去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跃居到第二位；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也提高到6.7%，位居世界第二。服务贸易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

利用外资发展迅速，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从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看，1983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9.16亿美元，2007年已达到748亿美元，2004年增长了81倍；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超过7700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二成，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走出去”战略实施，也取得初步成效。截止200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179亿美元。

多双边经贸合作成就瞩目。截至去年10月，中国跟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由贸易区，对其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与东盟签署并实施了自贸区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议，促进了“十加一”、“十加三”机制的深化；并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与129个国家和地区、13个国际组织建立了180多个多双边联委会机制，对加强多双边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建立多种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Ⅲ 怎样理解中国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阶段性特征

我是这样理解的：
历史方位：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
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
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打开了我国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当代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
进，在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信息化已跨入中等水平的国家行列，
信息化，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已初见成效；城镇化已进入加速时期，城镇化率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
均水平；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
增强，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国家化发展日益深刻，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都将处于“五化”不断深入，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中。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
历史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努力突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崭新面貌登
上并屹立于世界舞台，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当代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紧密
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特征：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显著地阶段性特征。
阶段性
特征还包括①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
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③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④协调发
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
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⑥社会主义文化更
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⑦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
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
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Ⅳ 新时期党的历史方位是什么，请指点

对新时期党的历史方位问题的若干思考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llgc/llgc2003/0304/030414.htm

试析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与“左”倾右倾表现的同异（戴茂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这是党的十六大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而战胜“左”右倾错误干扰的前提，是对“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左”倾、右倾，是在党的历史上和现时党内生活中都频繁出现的概念，似乎属于不需要辨析的常识。然而，何为“左”倾?何为右倾?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倾右倾的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识去解释，还不能给人以心悦诚服的回答。

通常，人们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后客观发展阶段作为区别“左”倾与右倾的标准的。超越，就是“左”倾；落后，即为右倾。以“左”倾为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虽然这三次“左”倾错误的程度不同，表现也有区别，但共同特征都是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超越革命发展阶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1]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生活中爆发了在执政党内部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左”倾错误的基本特征，也都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背离客观实际。

但是，进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则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前的“左”倾表现形式出现了较大的不同。而且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也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应当把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右倾，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认定为“左”倾。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应当承认，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左”右倾错误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同。“左”倾右倾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是本质特征的变化还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从“左”倾右倾的本质属性谈起。

二、“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

“左”倾与右倾原出于“左”派与右派。“左”派与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派别或政党，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与保皇派。中国共产党是从俄国共产党那里引进“左”倾右倾概念的。1918年初，俄国共产党在是否签订对德和约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2]1920年4—5月，列宁撰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时，对何谓“左”倾与右倾作了原则上的界定。提出：“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左”倾右倾的概念逐步引入党内。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认为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主要表现，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主要表现，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4]

从上述考证中可知，无论从列宁对“左”倾右倾的界定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引入“左”倾右倾的原意来看，“左”倾右倾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超越或者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而在于如何对待旧形式，也即如何对待与自身有重大区别的团体、政权和制度。右倾的本质特征是“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左”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只是这种本质特征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各次“左”右倾错误，对这种界定的科学性已经做出了证明。大革命时期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与“左”倾，就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前者“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后者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都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表现是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虽然“左”倾右倾主要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革命发展阶段，究其实质，都是在如何对待国民党和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右倾，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过分依赖于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向社会主义前进；“左”倾，则是看不到国民党这个旧形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虽然也都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但其实质也是“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甚至连农民的小块自留地都要铲掉，幻想让“小生产在中国绝种”。

改革开放后的“左”倾错误虽然主要表现为固守旧体制，在形式上与以往的“左”倾错误出现了差异，但这种差异仅是现象上的区别，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固守旧体制，反对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反对借鉴资本主义的旧形式来巩固和发展自己。而且“左”倾错误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急躁冒进的、超越客观发展阶段的“左”倾体制。所以，不管是主张在这个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冒进也好，还是僵化地固守这个超越客观发展实际的体制也好，“左”倾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三、“左”右倾表现形式的差异源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同表现形式的“左”右倾错误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但改革开放前后“左”右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并进而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现实的意义。

“左”倾与右倾，虽然源于党外的“左”派与右派，但自引入党内后一般指党内偏离了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目标是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只能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左”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使党的奋斗目标仅仅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右倾。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前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往往表现为超越或者是落后于客观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党的政治目标已经由推翻旧政权转变为建设新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左”右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拒绝学习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以姓“社”姓“资”划线来判定先进与落后，就是“左”倾；主张全盘西化，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忘却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就是右倾。因此，党执政后所发生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保守僵化还是全盘西化。

但是，既然党执政后的“左”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保守僵化和全盘西化，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的“左”倾错误却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呢?

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表现形式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改变；从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是党的执政环境的改变。如果比较一下这两次变化就会发现，第一次变化与第二次变化具有质的不同，是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第二次变化是在执政党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执政环境的改变。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本来应当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采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方法搞经济建设，所以，此时出现的“左”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反倒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与改革开放后的“左”倾表现有了形式上的差异。

四、要立足于党的历史方位来研究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新特点

“左”倾与右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顽疾。由于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地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就必然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左”倾与右倾认识。因此，不断地克服“左”倾右倾错误的干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在当前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程中，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问题上，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前提下，认清不同环境下“左”右倾错误的不同特点。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是我们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新时期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必须紧紧把握住党的历史方位的这个变化来展开。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更要研究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既要认清“左”倾与右倾的本质特征，更要看到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左”倾右倾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做到不为现象所迷惑，不犯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把“左”倾当作右倾来反对的错误。

第二，根据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来确定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在正确区分“左”右倾错误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同异的基础上，还必须认识到，伴随着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反对“左”倾右倾错误的斗争也会有不同的重点。改革开放之前，党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没有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交流范围局限于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然难以认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文明，党内的“左”倾错误易于成为主要倾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既要破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开国门后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倾向，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新情况。

虽然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会交织出现，但是，由于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地扩大开放和深入地进行改革，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对“左”倾错误，仍然是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而且，伴随着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无论是初期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必须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左”倾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进程中，应当加以特殊警觉的。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M].(3)人民出版，1991.972.[2][3]列宁选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276—277.

Ⅳ 中国改革开放要坚持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要坚持的方向和道路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要把握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谁强加给中国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

(5)中国历史的改革方位扩展阅读：

国内外有些舆论质疑和曲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始终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

Ⅵ 我国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改革是当前我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国家大事。但从媒体上看到的，关于改革的社评、建议和不同见解的争论等等来看，我认为只是说了一些现象问题，还没有认识到：改革是要革除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脱离、违背客观规律要求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思想、理论等。使人们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必然王国，转变为自由王国，到那时，我国就会从多元的国家，走上团结统一和谐的社会。在世界政治思想竞争中，也能拿出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符合客观要求的思想、理论。因此，我认为，我国的改革，应抓住对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讨论。这既能引导人们对改革争论的深入发展，又抓住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牛鼻子”。什么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与消费、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的矛盾运动，推动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的发展；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的发展。反作用于生产与消费、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的，从量变到质变。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量变时期，市场经济为质变的时代。因为，人的祖先古猿，具有与别的动物不同的脑的思维能力、后肢直立行走和前肢的打制能力。这样，就不像别的动物那样，靠自身肢体的能力解决食物需求与食物来源问题。而是打制石器。使用石器、棍棒、和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群的分工的集体力量，进行狩猎、采集，以解决食物需求与食物来源的矛盾。我们的祖先就在漫长的打制石器、使用石器和群的分工劳动，从直立人进化成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最终进化为现代人。这是人的起源史，是研究经济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因为，人也是属于自然物质的组成部分。所以，只有以人的起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才能认识人和经济社会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人的本质是劳动力。它是脑力与体力、生产力与消费力的二重性对立统一体，由多要素多功能的分工组合而成。经济的本质，是解决人的生命、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与物质来源的外在新陈代谢的表现形态。社会是群的劳动力分工合作的发展。而劳动者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也是发展的。这就存在着社会劳动力分工与组合和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原始社会，既有以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形成部落、氏族、家族的三级分工与组合，也有以承担生产责任的大小，和对生产的不同贡献，而产生从母权制发展为父权制。从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和品种差异的状况，表明原始社会的从生产不能满足消费，需要以狩猎来补充，到生产能满足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尚有少量剩余的发展时期，人与人之间权责利相统一是平等的，随着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社会贫富分化。当劳动力要素功能，进入以青铜器为标志的分工与组合，社会城乡分化。形成了以氏族贵族为主体，以武士、巫师为支撑的脱离生产的中心聚落，和承担农业生产为主的氏族、家族的劳动者的二重性对立统一的单一单向结构的社会，成为国家的萌芽，夏朝就是从尧、舜、禹的中心聚落的“禅让”制，改为继承制，而产生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本质是以政治权力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占有、支配物质生产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以控制生产与消费、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这样，政治权力社会与劳动生产者社会的关系，就成为占有被占有、支配被支配、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二重性对立统一的、单一单向的统治阶级的社会。而劳动生产者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是属于动态的、具体的、个性的，在生产与消费、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矛盾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体制机制，是属于权与利的组合，是相对静止的、抽象的、共性的。因此，当劳动生产者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发展到一个新标志的台阶后，已有的政治体制机制，就成了束缚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发展的桎梏。这样，就只有打破现有的政治体制，才能促使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从旧石器到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手工工场、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从人类起源的群的分工与合作，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理。市场经济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以政治权力占有、支配经济，政治是经济的统治者支配者，经济是被统治被支配者。社会是属于政治统治经济的二重性分工与组合的对立统一体。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利润是剩余产品转化为生产、生活消费品时，剩余价值的转化。而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家以货币资本从市场购买劳动力要素功能，再进行分工与组合，然后投入生产。生产的产品，还是属于投入市场出售的商品。不过出售商品的内涵，已包含了成本的价值，利润的剩余价值，和使用价值中的消费品与剩余消费品。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后，由资本家用于缴纳税收、支付利息、发放员工奖金、股份制公司的红利分配、扩大生产的投入和科研经费的支出等分配。剩余产品的消费，则由社会分配。因为，剩余的消费品，只能以货币进行分配，消费者再用货币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这样，在市场经济处于生产、剩余产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第一阶段时，剩余产品是被政治权力和各个利益集团占有和支配的。因为，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占有和支配的，只是剩余产品，不是生产劳动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同时，政权和利益集团的占有、支配剩余产品，是属于公司、企业利润的分配。因而，市场经济的生产是不受政权统治的、自由自主的。但是，由于生产是属于商品生产商品。这就既形成了生产与消费和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的双重矛盾；也形成了社会的一、二、三产业，和基础产业、能源原材料行业与加工制造业、建筑业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和各公司、企业内部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的，双重双向的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同时，公司、企业的生产是为了利润，没有利润，就要倒闭。为了生存与发展，公司、企业在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下，必须不断地完善优化发展劳动力要素功能分工与组合，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和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扩大生产。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动态的，同时，剩余产品是由社会分配的，这就成了从少数人先富，走向人类共同富裕的客观必然。因此，当资本主义政权机构和各利益集团的消费需求达到满足时，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金融危机。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宏观计划集中调控生产与消费、剩余产品生产与剩余产品消费协调发展，和以剩余产品为基础，剩余价值为内涵，发行货币，分配给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和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补助等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而现实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化，发达国家已处于消费、剩余产品消费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必须由宏观计划调控机制，有计划按比例发行货币，分配给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事业、失业救济、保障房建设，以及对贫困家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救助等。现实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难以复苏。原因就在实行赤字财政、和金融、外汇市场自由化，并热衷于搞虚拟经济，为投机创造平台。本来市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社会矛盾是权责利相统一人人平等的，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现在却成了投机资本与实体经济和劳动生产者的占有被占有、支配被支配的矛盾，造成经济倒运转。本来应在剩余产品转化为生产、生活消费品时，剩余价值才转化为利润，再由公司、企业进行分配。现在是先分配剩余价值，再分配剩余产品。这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同时，在市场经济进入第三阶段后，市场竞争机制在国内已不起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因为，市场经济第三阶段的发展，主要靠消费拉动。消费的拉动就在扩大内需和扩大出口。这就需要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建立。因为，扩大内需必须发行货币和增加富人税收，取消虚拟经济与金融、外汇市场自由化。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但是，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改革“二党制”“分权制”的政治体制。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已脱离解决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权责利相统一人人平等的，既平等又不平等矛盾的要求。现在还继续实行与推行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无异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不过我国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现实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是让各利益集团占有权利，责任由人民承担。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难以复苏的现实就是这样，不承认也得承认。我国深化改革的难点，在思想理论的跟不上时代要求，解决思想理论问题，关键在中央有目的地引导人们讨论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既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达到统一思想。 朱梦灯20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