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高一历史

A. 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看到上面来好多朋友在说怎么学历史源，晕。
我虽然不是历史系也不是专攻政治学，但是就一个文科人的观点来简要谈一下我的理解，太长我想LZ看着都烦。
区别：
1.政治最通俗的理解是与政党，政府和国家有关。进而可以联系的影响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学其实也不仅仅学习政治的），也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个元素。更加侧重于共时态研究（就是在同一个时空，横向）
2.历史则是人类在这一刻以前所做的事情和创造的文化，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当然包括那个时期的一切元素。但是更加侧重于历时态的研究（时间轴，纵向比较）
联系：
1.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定然将那个时期的政治全部包括在里面，政治是历史静态研究的重要元素。
2.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状态必然会成为历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差别从而发展政治。政治又是历史动态研究的重点。反过来说，历史是研究政治的重要工具。
p.s以上说的，其实都不难从现实中找到依据。比如:我们分析一个朝代，总是要谈到它的管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什么的，就是在历史中看政治；同理，在谈政治时，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比古代的封建制度有哪些哪些进步，就是在政治中看历史。

B.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古代的科技官职
戴吾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朝历代都建立有庞大完备的职官系统。在众多的职官中，有一些直接或间接与科技有关的职务。从当政者的主观愿望说，职官系统的建立，更多是为了王权集中和稳固，国家长治久安，并非明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与科技相关的官职设立，对古代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的确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中央官职
秦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和秘书工作。汉朝大体上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下有九聊，分管各方面政务，后世又演变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宋代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明代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内阁大臣称为辅臣，首席称首辅（即宰相）。清代有军机处，王、公、尚书等为军机大臣，掌握政府大权。
六部，是指“吏部，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等事；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事；礼部，管典礼、科学、学校等事；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下设郎中，副职称员外郎，下属官员有主事等。
此外，中央还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图书、编修历史、制定历法等工作。如司马迁、张衡曾任太史令。高启为翰林国史编修等。

2.地方官职
秦汉主要行政区是郡。郡的长官，秦称郡守，汉称太守。隋唐主要行政区是州，州官称刺史，属官有长史、司马等。唐代在一些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属官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等。宋代州官称知州，县官称知县。明清改州为府，称知府。
此外，汉代也设州，天下分十几个州，基本上是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去刺探情况，称刺史。隋唐全国分十几个道，也称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前往巡视，称黜陟使。宋代全国分二十左右路，路中设若干司，分管各方面的事务。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明代改称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

C.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什么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D.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结构是什么

1.中央官职
秦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和秘书工作。汉朝大体上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下有九聊，分管各方面政务，后世又演变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宋代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明代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内阁大臣称为辅臣，首席称首辅（即宰相）。清代有军机处，王、公、尚书等为军机大臣，掌握政府大权。
六部，是指“吏部，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等事；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事；礼部，管典礼、科学、学校等事；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下设郎中，副职称员外郎，下属官员有主事等。
此外，中央还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图书、编修历史、制定历法等工作。如司马迁、张衡曾任太史令。高启为翰林国史编修等。

2.地方官职
秦汉主要行政区是郡。郡的长官，秦称郡守，汉称太守。隋唐主要行政区是州，州官称刺史，属官有长史、司马等。唐代在一些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属官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等。宋代州官称知州，县官称知县。明清改州为府，称知府。
此外，汉代也设州，天下分十几个州，基本上是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去刺探情况，称刺史。隋唐全国分十几个道，也称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前往巡视，称黜陟使。宋代全国分二十左右路，路中设若干司，分管各方面的事务。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明代改称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

中国古代的科技官职
戴吾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朝历代都建立有庞大完备的职官系统。在众多的职官中，有一些直接或间接与科技有关的职务。从当政者的主观愿望说，职官系统的建立，更多是为了王权集中和稳固，国家长治久安，并非明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与科技相关的官职设立，对古代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的确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古代科技官职的一般情况

要说清古代科技官职，先需对古代职官制度有一大概了解。所谓“职官”，就是古代文武百官的通称。职官制度最早可追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

据文献记载，夏代曾设置六卿，以掌中央政务。这“六卿”是：司空（为六卿之首）、后稷（掌管农业）、司徒（掌管文化）、士或大理（掌管刑狱）、共工（掌管百工营建）、虞人（掌管山泽畜牧）。可以看出，后稷、共工和虞人的职掌都与技术有关。事实上，农业生产技术、营建技术（包括建筑房屋、修建沟渠）和自然资源管理都是先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据传，早在夏以前的颛顼时代，就有“火正”一职，专门负责观测“大火”（心宿二），根据其出没来指导农业生产。后来由于氏族混战，观测中止，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到帝尧时设立羲和之官，恢复了火正的职责，因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周代时，职官制度进一步发展，建立起六官隶属制度框架，分别为：天官、地官、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各有职掌。除周先前已有的管天文观测、农业、畜牧的官员外，周代还建立了一整套和医学有关的医政组织和制度。《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这里所说的医师，乃众医之长，掌管国家医药之政令。医师之下，设有士、府、史、徒等专业人员，各有职责。

秦统一中国后，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之下分设“九卿”，使中央机构基本系统化，其中，“奉常”主管礼仪祭祀以及今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事务，“治粟内史”掌管农业、财政以及盐铁专卖，“少府”掌管皇室财产、物资供应以及宗庙陵园营建等，都与科技活动有一定关系。汉代仍设九卿，且其职能大体不变，只是部分机构改名。

东汉时建立尚书台，西汉在尚书台下设立六曹，六曹成为以后近两千年间国家六部的雏形。隋代在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礼部、兵部、都官部、度支部、工部。每部之下辖四司，每部均以第一司为本司或头司，余为子司。这类设置沿历千余年，直到今天，我国中央各部其下设司，犹是古之余绪。当然，历代在各部之下设司的名称时有不同，数目到明清后也有变化。

唐初定六部名称“吏、户、礼、兵、刑、工”，一直沿用到清末，其间只有短期改动。

除了六部之外，隋唐以后各朝往往还有一些新设的与部同级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例如，隋唐有“五监”：“国子监”主管学校教育；“少府监”主管手工业制作；“将作监”管宫庙工程修建；“军器监”管武器与军用品的生产；“都水监”管河渠水利，这些都与科技有一定关系。

大体说来，到明清时，科技管理与工程技术有关的归“工部”；与农学有关的归“户部”；与天文学有关的归“钦天监”；与医学有关的归“太医院”；与算学有关的归“国子监”。进入民国，情况发生变化，科技管理机构开始向西方靠拢了。

二． 古代科技官职的几个特点

古代科技官职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天文学家和天文机构占有特殊地位

古代天文学和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内容大不相同，这是需要注意的。古代天文机构多设有天文、历法、漏刻等分职机构，主要负责观象、制历、报时等方面的事务。历代天文机构的名称，部门的设置，职官的品级与职掌范围都有过一些变化，但基本职能未曾有实质性改变。其中负责观察天文天象的部门与制历、报时等部门相比地位尤为特殊，它不仅与参验历法的推算结果有关，具有重要的科学功能；而且与占验人事的吉凶祸福有关，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早在《周礼·春官·宗伯》所载各种职官中，就有六种与天文学有关，它们是：“大宗伯”、“占梦”、“眂祲＝぀“大史”、“冯相氏”、“保章氏”。各官之级别、僚属等，均有明确规定。其中“大宗伯”级别高，职掌范围较大，天文事务是其管辖的一部分。

从魏晋时起，太史（大史）成为国家天文机构的专职负责人，而相当于《周礼》中“眂祲”、“冯相氏”、“保章氏”的职官，则成为太史的下属官员。太史所领导的天文机构，其名称屡有变动，如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至明清时，乃定名钦天监。

太史令的品级一般在三、五级之间，然而因为他是天意的解释者和传达者，故在某些重要关头，太史令之言，可能比一品大员的话更有份量。也有这种情况，一些著名天文学家深得帝王宠信，他们另任高官，并不担任天文机构中的官职，但是他们在天文事务中的发言权，有时远胜过太史令。

中国历代的天文机构都有一定规模，以唐肃宗乾元元年司天台的情况为例，其设品级：

大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上丞三人（正六品），主薄三人（正七品上），主事二人（正八品下），五官正（注：指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中官正。以下“五官”所指同）五人（正五品上），五官副正五人（正六品上），五官灵台郎（正七品下）五官保章正五人（从七品上），五官挈壶正五人（正八品上），五官监候五人（正八品下），五官司历五人（从八品上）五官司辰十五人（正九品下）。

可见天文机构官员众多，分工细密。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利用科学新法在预报日月食上较中国古法准确，渐为朝廷重视。顺治元年，传教士汤若望因预报日食时分不差，被皇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顺治八年，顺治帝在一天之内加付汤若望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头衔，使他从原来的正四品晋升为三品。顺治十五年正月，汤若望又被晋封为光禄大夫，列正一品，为朝廷的极品官员。

与西方文化背景相比，天文学官员和天文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曾令西方学者感到不可思议。19世纪末某些西方学者惊讶：中国人竟把天文学家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若问何以如此，就需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皇帝喜好等因素做全面分析才能回答。

2． 官手工业规模大、分职多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统治者为了满足行政统治、豪华生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必须组织由国家控制的手工业，强制人民为其进行生产。这一情况决定了古代官手工业具有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内容。

早在周代时已有官手工业，据《周礼·冬官》记载，当时的技术已分六大类30个专业，各专业均有工官管理生产，工官称谓有“人”、“氏”、“师”，如有“轮人”、“匠人”、“冶氏”、“梓师”等。“人”、“氏”系下级工官（类同职能工长），他们懂技术，直接管理制作器物的工匠。而“师”为高级工官，地位在“人”、“氏”之上，权限更大一些，不仅有监督权，也有处罚权。再上还有“司空”，为最高技术管理职务。

随着社会的演进，技术门类增加，官手工业的规模也在扩大。以明代官手工业组织为例，按不同的领导机构可分六个部分：1、工部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组织；2、内府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组织；3、户部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组织；4、都司卫所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组织；5、地方官府（有司）领导下的官手工业组织；6、为保证官手工业的生产，以都察院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为骨干的监察组织以及以刑部为中心的刑事组织也予以配合。

工部为中央六部之一，是掌握官手工业的主要部门。工部下面设四个属部，明洪武初称为总部、屯部、虞部和水部。洪武二十六年，改称为营缮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各司直接领导或监督官手工业的行政事务。对于一些任务特别繁重的工作则另设分支机构，特派专官莅事，借以加强领导和监督。这种分支机构大约有两种：一是“分司”，即工部各司的分司，通常以员外郎、主事等高级官员出任，地位较高，可与各司相比，故称为分司；另一是“所属衙门”，地位较低，一切要服从司的领导。一般主管官员是大使。

司下属分司，以虞衡清吏司为例，分司有：（1）宝源局——虞衡司注差员外郎监督，有关防、有鼓铸公署，所属有宝源局大使。（2）皮作局——皮作局大使、副使各一员，各处解进的生皮均交皮作局熟造或煎水胶。（3）军器局——这里所指的系虞衡司领导下的中央军器局，由虞衡司注选主事监督，大使、副使也属该司。军器局辖有盔甲厂和王恭厂，两厂盛时近万人。(4) 验试厅——专司验收物料和某些成品的工作。

官手工业分层细致，是为了有效管理，也因此形成了若干的官职。

3． 科技官职造就科学技术专家

中国古代著名的科技人物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工匠或普通百姓，因长期的生产实践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有重要的技术创新。如北宋建筑专家喻皓本是一个都料匠（掌管设计、施工的木工），由于他长期从事建筑实践，又勤于思索，因而在木结构建筑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建筑多层的宝塔和楼阁上取得杰出成就。再如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凭着多年的纺织经验以及在海南学到的技术对家乡的棉纺工具做出改革，传播开来形成巨大影响。还有一种情况是，此人是官员，居科技管理岗位，他勤于学习和钻研，又善用文字总结，结果取得重要的科技成果。这种例子不在少数。

宋代李诫，从哲宗元佑七年（1092年）开始在将作监供职，前后共达13年，历任将作监主薄、监丞、少监和将作监，主持营建了不少的有名的城门、宫殿、府邸、寺庙等大型土木建筑工程。绍圣四年（1097年），李诫受命编修《营造法式》，他一方面广泛参阅前代有关建筑方面的史书和专著，认真吸取前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工匠的实际经验，在工地与工匠一起探讨，分析比较各种营造方法的优缺点，找出构件尺寸间的相互比例关系，以求制定合理、科学的规范。经过辛勤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营造法式》的编修工作。

《营造法式》体系严谨，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的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营造法式》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正因为这样，它受到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高度重视，李诫作为著名的古代科技人物也受到赞赏。

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的事例也非常典型。郭守敬先是任过副河渠使、都水少监、都水监、工部郎中等官职，在他任职期间，主持兴修了华北一带的水利工程，修整了西夏沿黄河一带的古灌溉渠道。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下令成立太史局，把郭守敬从工部调来，和王恂等人负责制定新历的工作。郭守敬认真调查研究，首先集中精力研制新的天文仪器。在他带领下，先后研制出近20种天文仪器。此后组织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郭守敬亲自参加部分站、台的天文观测，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观测资料。郭守敬和王恂等人根据大量观测资料，编制出新历法——授时历。授时历使用时间长达363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

时间最长、也是最精密的一部历法。授时历完成后10年，郭守敬又以太史令兼领都水监事的身份，主持修建了大都运粮河，不仅可使南方的运粮船沿大运河直达北京，而且还解决了北京城里的水源问题，对以后北京建设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身居行政要职，业余热心科学研究而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以上简要谈了中国古代科技官职的一些情况。中国古代取得的若干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与当时的政治体制、经济条件、社会背景都有一定关系。我们要正确对待历史，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做出新的更伟大的业绩。
1、远古尧时期

司空 掌管水利、建筑的官员

后稷 掌管农业的官员

工师 掌管制做器物的官员

虞 掌管山泽的官员

典乐 掌管教育、音乐的官员

2、秦

郎中令 掌管宫殿门户（秦）

督道仓吏 管理官仓内粮食的官员（秦）

御史大夫 制定保管法律、政令的司法官员（秦）

3、汉、三国时期

太史令 职掌文史、星历的官员

大农丞 管领盐铁事务的官员

中郎将 统领皇帝侍从的官员

典属国 掌管少数民族各部的事务的官员

大长秋 皇后的近侍，用来宣达皇后的旨意以及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

武骑常侍 皇帝的侍从

都尉 即郡尉，武官名，掌握一郡的军事，官阶略低于太守，秩比二千石

骑郎将 统帅骑兵的将官，秩比千石

骁骑都尉 禁卫军将官

未央卫尉 未央宫禁卫军长官

长乐卫尉 长乐宫禁卫军长官

前、后、左、右将军 职位仅次于上卿

轻车将军 汉时杂号将军之一

骠骑将军 官位仅低于大将军

长史 大将军的秘书

建章监 监督建章宫羽林军的长官

骑都尉 羽林军长官，秩比二千石

待中郎 在皇帝左右侍奉的官员，汉制，侍中是在原官职上特加的荣衔

国相 相当于太守

常侍 皇帝的侍从近臣，东汉光武帝后都用宦官充任

典军校尉 武官，统领皇帝宿卫兵的长官，汉灵帝中平五年，即公元188年，设置了西园八校尉，。典军校尉是其中之一

御使中丞 汉代掌管宫廷藏书之处的官员

兰台令史 在藏书之处典校图籍，管理劾奏等文书档案

太守 专门治理一个郡，掌握生杀大权

4、宋

通直郎 随奉太子的侍从官

承信郎 武职官最后一阶，宋武职共有52阶。

成忠郎 武职官第48阶，充左班殿前侍卫官。

秉义郎 武职官第45阶

武翼郎 武职官第41阶

宣抚使 负责督察军事的重任，职位高于安抚使。

节级 弓手班头，统制弓手，听命于县尉。

巡检 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务，属于较高一级官职。

通判 由朝廷中央直接派遣，有权和知州（知府）共同处理事务，并监督行动。

士曹参军 州府六曹之一，掌婚姻、田土、斗殴等诉讼案。

司录参军 书写六曹公文的专职官员。

局务官 掌监造盐、铁等业的官员。

主簿 掌出纳官物、销注簿籍等事的县级官员，官阶次于县丞。

县尉 掌管训练兵丁、防奸禁暴、查缉走私等治安事务的县级官员。

兵曹 六曹之一，置参军一人掌兵事、缉捕等事。

兵马都监 马步军统制官。

都监 有两种，一种是路分都监，掌本路禁军的屯戍、训练和边防事。另一种是州府都监，掌本城军队的屯戍、训练、器甲、差使等事。

监当官 州府所设掌管征收茶、盐、酒税事务的官员。

典级 掌礼仪制度的官员。

胥吏 办理文书的小吏。

都统制 属于御营使，为监护诸军将领协同作战的军事长官。

同都统制 官职相当于副都统制。

御营使 统管全国军事。

保义郎 右班殿前侍卫官。

团练使 州府一级的常设武官，从五品。

钤辖 重要州、郡或路屯禁兵统制官。有路分钤辖、州钤辖。

武经郎 又称西京左藏库副使，即西京（洛阳）供备库副职武官

朝奉郎 又称左、右司谏，即谏议官，位次于谏议大夫下。

宣谕使、抚谕使 中央派往各地巡察民情，处理冤狱，措置营田的监时性官员，即所谓“钦差大臣”。

忠训郎 又叫“左侍禁”即内宫侍卫官。

镇抚使 由中央委派负责一个地区或几个州府军事防务的临时设官。负责辖区军事防务兼理民政、财政等事务。

宜文字 简称“机宜”如同秘书或机要秘书。

龙图阁学士 皇帝侍从的荣衔，掌管御书、御制文集、典籍、属籍、世谱等事。

提举 原意管理，主管专门事务，提举宫观，为安置罢退的大臣而设，光领俸禄不管事。

枢密使 掌全国军机、边备、征战等事的最高军事长官。

大理评事签书判官 掌管刑狱的京官。

参政知事 宰相的辅助，通称“使相”。

起居舍人 又称右使，皇帝的近臣，负责记载皇帝的言行。

中书舍人 地位比起居舍人高，掌管起草诏书。

翰林学士 皇帝最亲近的顾门兼秘书，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

5、唐

观察使 管理一道或几个州的地方行政、监察长官

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 中央禁卫军之神策军的最高将领

礼部侍郎 掌贡举、礼仪的行政长官

京兆尹 长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防御使 负责一州或数州军事的地方长官

招讨草贼使 专为镇压农民起义或讨伐逆叛而设置的军事长官

监军判官 监军使下的副职

行营都统 为镇压和讨伐而设置的出征兵统帅

侍御史 负责纠察的官员

右卫将军 中央禁卫军军事长官之一

左神武大将军 中央禁卫军之军事长官

校书郎 太子东宫所属学馆中校勘典籍的官员

尚书右仆射 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长官

率府率 太子东宫侍卫长官

金吾大将军 中央禁卫军军事长官之一

尚书左右仆射 全面负责行政事务的长官

刺史 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折冲都尉 一府之军事长官。统兵两千、一千、八百不等

校尉 一团之军事长官。有兵三百

队正 一队之军事长官。有兵五十

车驾检校官 负责皇帝车驾并开路后保驾安全的安员

转运租庸盐铁使 设置造船厂，保证漕运水上工具（唐，下同）

光禄卿 主管膳食事务的长官

将作大匠 负责营造建筑事务的长官

兵部尚书 主管全国军事政务长官

司农卿 主管农业事务的最高长官

鸿胪卿 负责接待来宾事务的长官

虞部郎中 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

民部尚书 主管财政的最高政务长官

吏部尚书 主管人事的最高政务长官

尚辇奉御 专管御用车辆的长官

中郎将 正四品

郎将 从五品，地方府兵将领

子将 从五品下

中书令 即内史，最高辅政官

右拾遗 咨询建议官员

宗正卿 主管皇族事务的官员

右补阙 咨询建议官员

前锋游弈使 前哨巡逻官

左散骑常侍 议政官之一

6、宋

通直郎 随奉太子的侍从官

承信郎 武职官最后一阶，宋武职共有52阶。

成忠郎 武职官第48阶，充左班殿前侍卫官。

秉义郎 武职官第45阶

武翼郎 武职官第41阶

宣抚使 负责督察军事的重任，职位高于安抚使。

节级 弓手班头，统制弓手，听命于县尉。

巡检 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务，属于较高一级官职。

通判 由朝廷中央直接派遣，有权和知州（知府）共同处理事务，并监督行动。

士曹参军 州府六曹之一，掌婚姻、田土、斗殴等诉讼案。

司录参军 书写六曹公文的专职官员。

局务官 掌监造盐、铁等业的官员。

主簿 掌出纳官物、销注簿籍等事的县级官员，官阶次于县丞。

县尉 掌管训练兵丁、防奸禁暴、查缉走私等治安事务的县级官员。

兵曹 六曹之一，置参军一人掌兵事、缉捕等事。

兵马都监 马步军统制官。

都监 有两种，一种是路分都监，掌本路禁军的屯戍、训练和边防事。另一种是州府都监，掌本城军队的屯戍、训练、器甲、差使等事。

监当官 州府所设掌管征收茶、盐、酒税事务的官员。

典级 掌礼仪制度的官员。

胥吏 办理文书的小吏。

都统制 属于御营使，为监护诸军将领协同作战的军事长官。

同都统制 官职相当于副都统制。

御营使 统管全国军事。

保义郎 右班殿前侍卫官。

团练使 州府一级的常设武官，从五品。

钤辖 重要州、郡或路屯禁兵统制官。有路分钤辖、州钤辖。

武经郎 又称西京左藏库副使，即西京（洛阳）供备库副职武官

朝奉郎 又称左、右司谏，即谏议官，位次于谏议大夫下。

宣谕使、抚谕使 中央派往各地巡察民情，处理冤狱，措置营田的监时性官员，即所谓“钦差大臣”。

忠训郎 又叫“左侍禁”即内宫侍卫官。

镇抚使 由中央委派负责一个地区或几个州府军事防务的临时设官。负责辖区军事防务兼理民政、财政等事务。

宜文字 简称“机宜”如同秘书或机要秘书。

龙图阁学士 皇帝侍从的荣衔，掌管御书、御制文集、典籍、属籍、世谱等事。

提举 原意管理，主管专门事务，提举宫观，为安置罢退的大臣而设，光领俸禄不管事。

枢密使 掌全国军机、边备、征战等事的最高军事长官。

大理评事签书判官 掌管刑狱的京官。

参政知事 宰相的辅助，通称“使相”。

起居舍人 又称右使，皇帝的近臣，负责记载皇帝的言行。

中书舍人 地位比起居舍人高，掌管起草诏书。

翰林学士 皇帝最亲近的顾门兼秘书，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

7、明

尚书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各部正官。

侍郎 六部中各部的副官。

布政使 一省之民事财务总管。

按察使 一省之司法掌握者。

都指挥使 一省之兵权掌握者。

殿阁大学士 皇帝的顾问人员。以后逐渐权重，成为实际的宰相。

总督 始于明代，凡用兵时派部院大臣总督军务，无定员，也无一定辖区，视军情所至，随时设置。

E. 简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和特点 求答

1、基本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战国时期，韩非子提出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2）确立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3）巩固于西汉

实行刺史制度，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特点：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4）完善于隋唐

内容：实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创立和完善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

特点：①用分权的办法来加强君权；②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

（5）加强于北宋

内容：集中军权——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政、军、财权；派文官做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

集中财权——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人员。通过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铲除了封建藩镇割据的基础。

特点：强干弱枝；在中央分权的基础上地方分权。

（6）发展于元朝

内容：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

特点：地方行政体系有了重大发展；建立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理制度。

（7）强化于明清

内容：明初废丞相，权分六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离统兵权和调兵权，制定《大明律》，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清朝沿用明朝制度，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特点：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

（8）结束于1912年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中央行政制度

（1）三公九卿制：它是秦始皇创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的中央行政制度，由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组成，其中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御史大夫兼理监察事务，太尉负责管理军事。

（2）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隋文帝综合汉魏以来的官制而创立的一种新的中央行政制度。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重要政令，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

六部即吏、户、礼、兵、形、工六部，是尚书省的下设机构。三省六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彼此相互监督和牵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有力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

3、地方行政制度

（1）分封制（目的、对象、内容、作用）：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政权，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使周朝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到春秋战国时逐步崩溃，被郡县制取代，在以后的某些朝代仍保留。

（2）郡县制：春秋战国时出现，秦朝在全国推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分封制，大大削弱了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我国地方行政制度上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郡县制在我国被长期沿用下来，影响十分深远。

（3）郡国并行制：西汉初期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同时又有封国制。郡国并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具有分裂的危险。

（4）蕃汉分治制：在辽境内，居住很多民族，汉族与契丹等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它的特点是民族分治，实质是阶级统治而非民族压迫，作用是促进了契丹的发展，加速契丹封建化进程，也推动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5）猛安谋克制：金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力量，阿骨打推行猛安谋克制，它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推进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

（6）行省制：元朝是当时地域空前辽阔的封建国家，为了对各地实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政府建立了行省制度。

它的确立，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体制上得以保障，是继秦朝郡县制后，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元朝的行省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明清沿用此制，一直保留到今天。

（7）僧官制：明朝在西藏实行僧官制度，由于藏区人民信仰藏传佛教，明政府利用宗教来统治藏区人民，但规定各级僧官由朝廷任兔，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

（8）八旗制：八旗制度是明朝后期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创建的一种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由贵族控制，具有军事征伐、行政管理、组织生产三项职能，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管理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

八旗军为清朝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八旗军自身的问题，其战斗力逐渐下降，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兴起的湘军、淮军，对其冲击很大，特别清朝编练"新军"的大规模进行，八旗军寿终正寝。

（9）土司制：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元朝的统治办法，在那里实行土司制度，这些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的土司官，对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且可以世袭，拥有很大的权力，逐渐演变成一种割据势力。

（10）"改土归流"：形成与发展：明朝永乐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政府派遣流官直接统治；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雍正帝大规模实施。

改土归流是我国政治发展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改变了当地落后闭塞和纷争的状况，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②由分封制到郡县制，主要反映管理任用原则由宗法血缘关系到行政任命关系的变化，属于政治制度进步的表现。由郡县制到行省制的变化，主要反映行政区划分的变化，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区越划越小，越划越多。

4、选官制度

（1）世官制：西周时期按照宗法血缘关系实行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

（2）察举制：汉朝发展了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其中察举制是主要内容，它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

西汉通过这一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主要依据个人才能和品德。东汉时，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察举主要依据个人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

（3）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实行。起初家世才能并重；西晋后，注重门第和家世，促进了士族制度的发展。

（4）科举制：随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原来的选官制度已经无法推行下去，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唐朝加以完善。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5、古代监察制度

中央设御史，监察百官，历朝沿用，但地方监察制有一些变化。

（1）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地方设监御史。

（2）西汉：汉武帝设13州为监察区，设刺史进行监察，级别不高，可监察诸侯王以及地方高官。

（3）东汉：刺史监察权进一步加强，并逐步增加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东汉末年，刺史演变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4）北宋：设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可直接向皇帝报告，公文须经知州和通判联合签署才能生效。

（5）明朝：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地方监察、司法；又增设厂卫特务机构，监视百官与平民。

6、军事制度

府兵制；募兵制；禁军制；更戍法；保甲法；将兵法；猛安谋克制；八旗制。

7、少数民族创设的制度

均田制、租调制、府兵制、蕃汉分治制、猛安谋克制、行省制、八旗制度。

8、古代其他重要政治制度

（1）禅让制：是指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是在显贵家族圈内进行的。它既是原始公有制在政治上的反映，又是原始社会崩溃的信号。

（2）世袭制：是指阶级社会中，帝位（或王位）可以世代承袭（世袭制一直沿袭到清亡，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时间）。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阶级对立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袭制以其鲜明的私有化体现社会的重大进步。

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王位世袭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制发展的结果，阶级对立的产物。

（3）宗法制：宗法制是一种西周以来以血缘亲疏与嫡庶来确定继承关系和名分的制度。宗法制所形成的宗族制度和特权制度，对后世影响巨大。西周王族的宗法制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制度。

宗法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影响：①积极影响：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和祖国的统一，如“尊宗敬祖”“认祖归宗”；②消极影响：容易形成地方分裂势力和宗派势力等，如“认人唯亲”“宗派主义”。

（4）军功授爵：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规定按军功大小为标准，授以爵位和赐给田宅。在政治上废除了奴隶主贵族享受爵禄的特权，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建立。

（5）士族制度：士族是由豪强地主发展而来，属于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东晋时充分发展，南朝末年走向衰落，隋唐时消亡。它是以门第的高低为标准选择官吏的，即"做官看门第，通婚分士庶"，是一种腐朽的政治制度。

F. 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关系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