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从古到今的交通工具的变化是什么历史
交通工具的演变史
2005-06-18 华商网 - 重庆时报
滑竿
黄包车
公交车
电车
轻轨 时报图形李媛媛雷冰制
本报讯（记者 马陵琳）重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以重庆为中心的古巴渝地区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重庆的交通运输、车轮航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位家住渝中区两路口的“老山城”向记者讲起重庆的交通史。“老山城”姓蒋，今年71岁了，以前在老茶馆里讲评书。对于重庆过去的交通状况，他也是从父辈那里听到的。
清代———滑竿清朝时
，官僚、地主外出，用的是轿子和滑竿；后来小车出现，即单轮羊角车。随着外国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租界的形成，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不能满足交通的需要。
19世纪70年代———黄包车
当时，人力车已有进口（人力车又称黄包车），当时报纸还登有“外国小车出赁”的广告，说是“新到洋车，格外奇妙”。
20世纪初———公交车
20世纪初重庆公共汽车相继出现。上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汽油缺乏，渐渐地重为三轮车、木板车代替。
对外交通，重庆过去依靠沙船、帆船和小舟，以后轮渡、火轮也渐行驶。解放后———无轨电车
重庆市交通统一调度，公共汽车遍布市内外，无轨电车出现，重庆交通变得较为发达了。
现在———轻轨
❷ 中国交通工具的演变历史
中国交通工抄具的演变历史 袭 所谓交通工具的变迁，指的是人们代步工具的演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应该说代步工具也不少，但与西方先进的交通工具相比较都十分落后，而且速度也非常慢。例如陆路上的马车、牛车、骡车、独轮车、轿子、滑杆等，以及水路中的木船，都不是以机器作为动力，所以无法提高速度，耗费的时间也较多。交通的落后 不仅给人们的行动造成种种不便，而且也制约了资讯的交流与经济的发展。及至近代，不少有识之士都阐明中国要致富图强，就必须改善落后的交通状况，大力发展 现代化的交通事业。 因此，一场机器化的交通工具革命产生了。
❸ 帮忙说一下中国交通百年发展史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 驲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 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
❹ 交通工具演变历史
交通工具狭义上指一切人造的用于人类代步或运输的装置。如：自行车，汽车，摩托车，火车，船只及飞行器等。其中也包括马车，牛车等动物驱动的移动设备，从这一点来说，黄包车、轿子、轮椅也可以算是交通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也在不断变化。
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周围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陆地上的汽车，海洋里的轮船，天空中的飞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方便；火箭和宇宙飞船的发明，使人类探索另一个星球的理想成为了现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到太空中去旅行观光，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另一个星球去观察学习。然后人类就驯服一些动物如马、驴子等作为乘坐工具或乘坐工具的动力（如：马车），与此同时，轿子和以风作为动力的帆船也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与畜力交通工具长期并存。以人力、畜力和风力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直至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人类交通工具的发展才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短短数百年，人类不仅能上天（飞机、航天飞机、火箭），而且能入海（潜艇），技术也日新月异………
此外还分别有蒸汽阶段、内燃阶段、电气阶段、自动化阶段。
蒸气阶段为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代表性的交通工具为蒸气火车、蒸气轮船等，已经基本淘汰。中国的蒸气火车于2009年十月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记录阿丘还对此有所报道。柴油机、汽油机等均为内燃机阶段的产物，交通工具体现为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2009年以前大部分的机动车辆的动力都是内燃机。蒸气、内燃阶段的理论基础为能量转化定律。
电与磁之间的相互转化为电动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电动机、发电机等均为这阶段的基础设备。电动车的发明及迅速的商品化使得电动车站在了汽车、摩托车等现有交通工具的肩膀上，造就了电动车无与伦比的历史使命，并最终成为上述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是历史的必然。
在早些时候，人类还没有“交通工具”这一代名词，那时，人们主要是靠步行来相互走访联系的。所以，那时候的科技、政治、经济等等都很不发达，毕竟相对距离较远的两地无法很好的沟通，人们不能相互交流融合，发展也极其缓慢。
后来，在人们的智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后，有了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也算是交通工具史的一个“巨大”的飞跃了，这也相对的促进了部落间、朝野间的交流，形成小范围内的良性循环，之后不久，水上的交通工具也逐渐成型，不过交通的迅速发展也被利用在战场上，在三国时期，每次大战都会聚集最顶尖的作战工具和交通工具（不过再先进也只是良种马和劣种马间的极小的区别）。
来到了所谓的“半机械时代”，当时自行车这种实用的工具已经发明，只不过没有现代这样坚固好骑，但战争的魔爪并没有放过自行车，在经过数年的进化之后，二战期间，德国曾经组建过一只“自行车野战连”这支军队装配有火箭筒等高级武器，在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课刚学完有关火车与汽船，此两项发明使陆地和水中交通工具的速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两种工具的主要用途是运输乘客和货物，当然也运过TNT之类的东西，悲哉。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是从那时开始基本定了型。
而后，汽车、飞机也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交通工具的主流，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也有了战斗机、战车、战船的概念（社会高科技都是体现在军事方面的），有了这些先进的武器，也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能力。
现代的各种高科技交通工具绝大部分是从前几个世纪的工具演化过来的，性能良好，而工具最主要的就是速度，如今从北京到广州，就算坐火车两三天也到了，要是在远古时代，在此时间段内，能否走出北京都成问题（也许那时代的人都不认识广州，所以没去），这就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所在，速度快、运量大。而且我们还有了运载火箭，人类也完成了到宇宙太空闯一闯的愿望，咱连太空都能去了，更何况地球上的边边角角呢。
❺ 中国从1949到2009近60年交通方式及通信方式的变化历程
交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打开历史的档案，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时交通的窘迫：铁路能够通车的里程只有1万多公里；全国仅有3万公里公路。
"1949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可谓一穷二白，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近一个世纪。"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说，"经过60年建设，中国从无路，到有路，再到走得顺畅、便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伴随着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
1949年11月，民航局成立，揭开了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当时中国民航拥有7条国内航线。
1950年6月15日，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挖下第一锨土。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的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致词："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交通事业开始做起。"
公路、水路、港口建设也在各地全面铺开。
到1978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4．86万公里，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两倍多；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9万公里，搭起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行业的骨架，实现了从"无路"到"有路"的跨越。
改革开放后，为了大国腾飞的梦想，奋进的号角再度吹响："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初响彻大江南北。中国交通开始实现从"有路可走"走向"走得顺畅"的再次跨越。
月底，由中铁十七局承建的京沪高铁北京特大桥正在紧张架梁。京沪高铁这条世界上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投入运营后，从北京到上海只要4个小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铁路建设实现惊人跨越。从三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铁路建设显著改变着百姓生活。
截至2008年底，中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73．02万公里，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万公里增长了45倍。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成平介绍，到2008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是建国初期的46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60302公里，一级公路有54216公里。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公路通车里程仅为8．07万公里，有路面里程只有3万公里。
中国2008年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人数达到1．92亿人次。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乘坐飞机出门的人全国只有1万人次。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民航只有7条国内航线，通航国内8个城市。中国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分别是157万吨公里、1万人次和767吨。
高速公路作为现代交通的骄子，是速度和效率的代表，也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88年10月31日，中国修筑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长度为18．5公里的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此后，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向前发展。1998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6258公里，居世界第八；2001年底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到目前，中国高速公路突破6万公里。
如今，翻开中国公路交通地图，横贯全国东西南北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如条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的高速公路，是中国交通事业快速发展的缩影，是古老的东方大国快速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的标志性丰碑。
到2008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73万公里，全国99．24％的乡镇和92．86％的建制村通了公路；铁路通车总里程达到8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民航拥有1254架飞机，经营着1532条定期航班航线；港口货物吞吐量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亿吨大港达到16个。
发展之路：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前行
路可兴国，海陆空条条大道的通畅，可以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保障，促进社会的开放文明。
新干线是现代日本高度发达的一个象征。1978年10月，邓小平在日本考察时速达210公里的新干线时感慨地说：就是感觉到快，我们需要跑！
如今，一代伟人的期盼终于成了现实。2008年8月1日，京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其世界第一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邓小平当年在日本乘坐的新干线。
修一条路可带动一方经济，铺就一张交通网可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交通发展的速度，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
沈大高速公路自1988年通车以来，沿线崛起20个大型集贸市场，建立各类开发区85个，引来201家三资企业落户，沿线五市利用外资10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8．5％。
1996年9月1日通车、全长2398公里的京九铁路，将北京和香港九龙连接，是中国铁路史上一次建成线路最长的工程项目，辐射人口约2亿人。这条铁路通车以前，每年沿线都有大量农民的山货、土特产烂在地里。路通后，山货出去了，农民富裕了，京九铁路成为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生产力之一。
"我国这些年陆续建成的四通八达、快速流动的运输网已发挥出巨大效益。它促进了国民经济运转需要的人、财、物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前进的步伐。"交通运输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关昌余说。
❻ 中国交通的变迁
说明：以下文稿是本人从历史书上总结的，希望符合楼主的需求。
一、铁路和公路
1、铁路交通：
(1)19世纪70年代，外国商人修筑吴淞口到上海的沪淞铁路；
⑵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修筑唐山—胥各庄铁路 ——中国铁路诞生的标志；
⑶辛亥革命前，奠定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
(4)民国以后，进展缓慢；
(5)新中国建立后
在“一五”期间建成了陕西宝鸡到四川成都的铁路。 “二五”期间又建成了甘肃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的铁路，我国人民可以乘坐火车由西北、西南到内地了。
到“九五”期末，京九铁路全线通车。中国的铁路营运总里程已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6）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彻底竣工并通车。
青藏铁路从西宁至拉萨全长一千九百五十六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原铁路。中国铁路建设者破解并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三大难题”的严峻挑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新精神。
（7)铁路事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铁路的延伸，而且还表现在火车机车和火车运行速度。火车机车的变化较大，我国现在基本告别了蒸汽机车，普遍使用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高速列车和磁悬浮列车已经崭露头角。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调图正式付诸实施，主要干线开始“时速200公里”的高速运行，中国铁路开启“追风时代”。
2、公路交通：
20世纪初，汽车在上海出现。
民国时期，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较快（公路网、公路大桥）
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批 “解放牌”载重汽车，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
2000年，中国汽车产量预计首次超过200万辆。中国终于跻身世界汽车十强之列。
二、水运和航空
1、水路交通：
（1）中国造船的历史虽然悠久，但16世纪以后，航海和造船的技术已渐渐落后于西方。清朝雍正年间（1723一1735）蓝鼎和《鹿洲初集》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
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最早）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首次打破列强的垄断局面。
（2）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较快；20世纪90年代，随着公路、铁路和航空业的发展，逐渐萎缩。有的转向高档旅游服务业。
2、航空运输：
（1） 1909年，冯如制成第一架飞机.
（2） 1920年，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北京至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拉开序幕。
（3）1949年有52条民航线。
（4）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民航大国。
交通事业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1、促使交通便利、快捷，运输量大
2、推动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
3、促进信息的传播
4、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5、加快了生活的节奏
三、通讯工具的变迁
1、电报在中国
（1）19世纪70年代，丹麦在上海建立一个电报机房
（2）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在台湾架设
（3）20世纪初，上海建立无线电报局。
2、电话在中国
时间 成就
1875 上海招商局架设电话线，开通第一部电话。
19世纪80年代 外国开始在上海设电话局。
20世纪初 清政府在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电话局。
新中国成立后 电讯事业快速发展，手机、电话、传真机、互联网已经被 人 们广泛的利用。
小结
交通通信工具的发展更新对人民、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越变越小了；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正是它们使得人们明天的生活更加美好！
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交通方式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交通线路总长度、各种运输工具数量都有很大增长，交通干回线不断向内地和边答疆伸展，运网不断扩大，运输能力逐步提高，客、货运输总量的增长相当迅速。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交通运输业仍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为突出的薄弱环节。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把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
交通大致可以分为陆运、海运和空运。
陆运
陆运是指以行走在地上交通工具的运输，如汽车、火车等。由于陆运成本较低，所以大部份地区的主要短距离运输均为陆运。
海运
海运是指以行走在海上的交通工具的运输，如轮船、双体船等。由于可作远洋航行，而且成本较空运低，可运送大宗物件，海运通常用作运送货物至另一个国家。
空运
空运是指以在空中的交通工具的运输，如飞机、直升机等。由于速度较快，所以通常用作洲际航行。
❽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对外交通发生了什么变化？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分）
（2）写出郑和远航最远到达的地点。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郑和远航的影响。（2分）
（3）材料三中“中国由海洋强国变为海洋弱国”的很重要的教训是清朝时期实行了怎样的对外政策？（1分）
（4）材料四所示的事件是什么？对欧洲的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2分）
（5）以史为鉴，你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上史实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1分）
答案
第（1）问，本题主要考查学生中国古代交通路线变化和原因的认识。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中国的对外交通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发出变化的原因有：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等。
第（2）问，主要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郑和下西洋的识记。依据所学知识可知，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远航，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关系。
第（3）问，主要考查学生对闭关锁国政策的识记。我国自汉唐始便是海洋强国，再到宋、元延续，直到明朝转折，清朝衰退，由海洋强国变为海洋弱国，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实行严厉限制海外贸易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
第（4）问，主要考查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对新航路开辟有关知识的识记。依据所学知识和材料四图片可以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迪亚士和达伽马的航行，加强了欧洲和亚洲、美洲的联系，使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新航路的开辟，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第（5）问，这是一道开放性的历史试题，主要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学习历史，就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比如汉朝和唐朝宋朝的兴盛，清朝的闭关锁国导致的落后，都值得我们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学习先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