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历史方面的读后感
原来历史可以这么理解的
――读《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
愈来愈发现自己书读的太少，尤其是中国历史的东西，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仅限于中学所学的那些历史事件串联体。前期有幸拜读了黄仁宇大师的《万历十五年》，深为其新颖的历史思维所吸引，故到图书馆抱回一堆黄老的著者或者有关黄老的书籍。其中《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一书首入俺的贼眼，究其故应该是想先大体了解黄老的历史观，等之后阅读他著作时能起到预告的效果吧。
折腾了差不多个月终于啃完，却愕然发现，自己又囫囵吞枣的读完了，真没救了。不过，“吞枣”过程中还是尝到丁点“味道”的，且还蛮合味的，故又重读此书关键部分。废话少说，读后感一句话：原来历史可以这么理解的！
此书首先分析黄老对中国历史的思维。一般来说，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分析思维含较多的政治因素，视野我们都较为清楚。而黄老的思维是把中国历史当一个大历史动态分析，虽有那么些囫囵吞枣的迹象，但有不失其条理性。黄老从影响中国历史的几个关键因素着手，分析各个时期的情况，并进一步划分中历史阶段。关键因素：地理条件、文化凝集力、均田制、官僚主义。在此思路引导下，以后读国史就有条理也。
黄老对历史的态度，同样让俺感悟到一些东西。
新生的政府都在不断使政府组织和运作符合现实，但这不是能一步到位的，是需要更多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符合的目标。对于当今政府，作为一个建立50多年的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大历史实在不算得了什么，应该还算是新生朝代的前期，还有太多东西需要改变才能符合现实。一味谩骂无法解决问题，而应努力去改变。
而对于现况，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呢？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事件，有些在今天看来很愚昧或者难于理解或者根本就是错误。但历史就是这样，对于当时的历史现况来说，当时所发生的或许就是最适合的呢。故对于现况，我们应该分析其优劣后，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有更为合适的即可改变，如无，则即使有其不合理的性也都必须接受或者执行，而非是一味的批驳和否定。
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性是上层阶层（统治者）和下层阶层（农民）缺乏中间阶层，因此历史中的政府管理国家无法在数字上精确管理和控制，只能用大一统的道德管理。即道德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性吧。而我们现在的国家要转变这样的状况，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将需要多少时间呢？要知道这样的思维都持续了几千年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老师推荐，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理科生出身，对中国历史总是模模糊糊一知半解。开始看，觉得比较晦涩，由于基础薄弱，很多地方看不懂。《中国大历史》属于历史散文集。加之，该书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因此我这样的历史半文盲读起来很不顺利。毕竟，这不是通俗小说，可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读完。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两晋南北朝 华丽血时代——最混乱血腥的中国历史
⑵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一篇读后感，八百字左右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共享文档
2015-10-22 2页 5.0分
用App查看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中国大历史》,其实早在三年前,父亲就推荐我阅读这本书,但因当时我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匮乏,看问题也比较浅显,于是一直拖到现在。
《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之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他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黄仁宇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脉动。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所在。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
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多的借鉴。
《中国大历史》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它不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黄仁宇一直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历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
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黄仁宇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获取文档后可享受
文库App随时阅读 电脑端便捷下载 下载到本地
VIP免券获取
分享收藏下载
下载文库客户端，离线文档随时查看
相关推荐文档
查看
网络文库熊掌号
网络文库优质内容精选
⑶ 谁读过《中国大历史》，大家可以讨论读后感
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有所感而写成的文章就是读后感。
1.今天,我读了专...一文使我深属受感触
2.翻开书,...几个字印入的的眼帘,不禁让我想起...
3.或者引用名言开头,在引出内容
结尾一般是：1.这片文章是我深受启发...
⑷ 读后感历史之谜
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大历史》有一些史实错误，比如黄仁宇一直对中国文明的独立进程持怀疑态度，就是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致的，而这样的东西在与其同一代的中国本土学者身上就不会有。比如几乎所有以西学治史的人都有疑古心态，干脆宣布很多古籍都是伪书不值得信赖，但后来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些人的看法，从而证明中国古人治史的真实性——西方人从其造假的习惯出发猜度中国人亦是如此，比如那篇所谓的诛功臣心理分析文章就是这样的东西。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有可取性的。当然，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⑸ 求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 分章节 读后感 每章100字以上
哇,啥作业啊.感觉作者是个很闷骚的人,严谨的做着历史学问,但是讲的好搞笑啊.把历史还原成宫廷秘史类的八卦.看的不要太欢乐哦.
广州罗曼园婚庆策划公司
⑹ 跪求一篇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的读后感
用了20天才草草看完这本历史书，其间因工作以及学习上的问题，未能连续阅读，故而思考之连续性也难保证。但一直以来感觉到自己阅读之首要问题在于广度不够，目前要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尽量广泛涉猎。至此，我用了两个半月，在看注会的书之外，共看了《经济社会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赋税论》以及本书，所掌握者恐不及凤毛麟角，但正如看前面三本书一般，我还是从黄仁宇先生的书中获得很多东西。
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中国大历史》这样一部号称优秀的历史学著作，我读起来却磕磕绊绊，困难重重，总没有一种顺畅淋漓的感觉，很多的观点论述也没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不仅是我，网上也有人评论其作品“阅读起来就好像一个想要极速行走的人总要留心脚下的石头”；不仅是这本书，其他在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同学也感觉到了类似的问题。
总结起来，三联版《中国大历史》中存在三大阅读障碍：
* 对象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上讲课的讲义，各种比较论证的依据都很好的针对美国大学生编排设置。这样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固然能使他的美国学生受益非浅，但反过来说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却构成了不小的障碍。
比如，书中但凡提到长度、面积、重量、货币等概念时，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都是西方习惯的英尺、英亩、英镑、美元，这些单位完全不在对中国读者的生活中出现，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头雾水，很难在脑海中对它的实际情况做出准确估量。在“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中，黄仁宇先生提到“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P25），我初读到此时一愣，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但仔细看完描述后发现，这就是高中文综复习是被反复强调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才将此处论述与自己的知识储备结合起来。
另外，虽然无法准确评断当年美国大学生的文化水平，但从《中国大历史》中可以看出，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长期的文科知识积累，是绝对听不懂黄先生讲课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P2），纵论古今横贯东西，不时提及“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法理学家”（P17）、“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P18）、“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alism）”（P27）等深奥概念；或者“今日俯视阿斯旺水坝的努比亚大神像”（P39）、“波提切利的《爱神诞生》”（P87）等文化符号……与其说是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如说是又多了一重难题。
* 半文半白
黄仁宇先生行文中使用的很多语词，有的现在已经被别的更加白话的词语所替代，有了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一概念；有的已经几乎被淘汰出现代汉语的行列，再不出现在普通读者的阅读视线内，其中更有一些完全无法在电脑输入法中找到；这样的情况既多，又如何让读者理解黄先生的深意呢？又有很多句子结构近乎文言，我阅读时如果不用铅笔断句就几乎进行不下去。这种情况的例子举不胜举。
* 翻译问题
《中国大历史》原本是用英文写作的。书中英文单词高频率出现在括号里，这当然是一种使著作严谨的方法，但即便是在英语如此普及的今天，普通读者看到恐怕也会感到不愉快。另外本书也陷入了现在翻译作品不好读、读不通的“翻译腔”里，严重影响读者的阅读。
例子：英语中 “submarine sandwich”，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那种用长条形面包做成，分量超大的三明治（区别于一般糕点店或西餐馆中供应的三角形三明治）。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一个理论——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成“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组织，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对于“submarine sandwich structure”，三联版中出现的翻译用词是“潜水艇夹肉面包结构”（P297），不解释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莫名其妙的“潜水艇”，却用生硬的“夹肉面包”代替已经成为通行的泊来词、连幼儿园孩子都知道的“三明治”，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译者的用意。
虽然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以上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不好理解的词句不断纠缠读者的思维，让我们疲于解读，连基本的句子都没有看懂，更遑论从篇章上把握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和思路，离从全书大局上把握他的历史观点更是千里之遥。
造成阅读阻碍并不是作者的错，黄仁宇先生写作本书时间较早，他的语文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很深，原著又是英文。也有很多读者的水平远高于我，恐怕没有感觉到我在此斤斤计较的阅读障碍问题，而早就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思考。但我必须大胆的代表所有文化水平有限，非历史专业而又希望学习历史的普通读者说说我们的心声：我们非常愿意阅读学者的经典著作，无奈就是读不懂，太抽象了。
历史学要是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学问，就失去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本意。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抽象深奥的学术，而是说不要让所有的历史都成为抽象深奥的学术。历史学需要《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也需要《易中天品三国》。我个人最推崇的，则是《全球新闻传播史》（李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这样“居中”的历史书。
如何才能让历史著作甚至历史教材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认为“普及版”是一种方便易行的方法，请人将类似于《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等等，改写成立足中国，用语浅显，语气生动的“普及版”，应该能吸引到更多原来不读历史的读者，也能让原来读不懂历史的读者有更进一步的提高。“普及版”历史书应该具有传播和市场双方面的巨大价值，当然，这需要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
⑺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⑻ 求中国大历史读后感，六百字，非常感谢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
提起中国历史，
对我而言只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
自己所知的仅仅是一些历
史朝代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照着课本背一些事件的历史意义。
就算
是在讨论历史时也只是局限于历史的一件事。
更多时候是在接受别人的历史见解，
零零碎
碎。而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才系统的了解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与必然性。这些
都使我获益匪浅。
以往看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大都是以历史朝代为时间顺序，以史料堆砌为著
作目的。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感受到的是作者思维的跨越与论述的总体性。总
体而言《中国大历史》不在一人一事、一朝一代上做考证与论述，而是着眼于历史大局，
着眼于中国，从宏观角度阐释中国历史。
《中国大历史》中对中国历史有着高度的概括。
通过将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对比，
论述了中国社会缘何没有走上资本主义；
中国历史
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自身的独特性。读《中国大历史》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历史
中所蕴含的价值。更然我们明白了
“
古为今用
”
的道理。
读《中国大历史》解开了自己心中的一些疑问，在经济上，
《中国大历史》阐述了中
国经济体制的变化，
从古至今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
果。经济体制的变化往往对应着社会制度的改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在历史的作用
下中国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
在政治上，
中国历史走过了古代的专制和中
央集权体制到了今天的一党专政与多党合作制度。
总结历史经验，
以史为鉴才能维持祖国
的繁荣与统一。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往往注重道德的约束而忽视法治的效力。
而今我们倡导
法治社会才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文化上，
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
就在今天儒家文化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儒家文化在道德上给予我们一定的约束。
我们应
该继承并发扬历史遗留下来的灿烂文化来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近代中国经历了人类历
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
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
不得不让我们感
叹中国历史之大。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还有，黄土地区的气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细细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多的体现。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孟子的观念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的,等级是要有的。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种思想的结合体。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分之一，《论语》《孟子》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中国大历史》从感性与理性方面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知识。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大历史观，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我们创造着历史，更要总结历史。这样我们才更加明白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请尽快采纳我的答案，谢谢了
⑼ 求一篇《中国大历史》的读书笔记字数5000以上。分数可以加。。。。
真正的自由不是针对他人的言说，而是指向自我的实践，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公开的对抗，而是拒绝权力穿过的规避或对权力视而不见的沉默。——题记
尽管“大写的历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为标识的宏大历史叙事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导致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格或精神气质的断裂或转折。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学术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狂飙激进的时代”与“理智渐进的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时代”与“关注本土的保守时代”、“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的时代”。
但是，就知识的增长而言，这样的转折也许仅仅意味着知识旨趣的平面扩展或转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地的叠加或累积。只有当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知识成果成为被重新思考或审视的对象时，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知识时代的开启。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场域中迅速弥散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学术的时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评价，其目的仅仅是对邓正来先生在《国家与社会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所建构并予以反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性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表明不同立场或态度的知识行为，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历险，它要求探险者对所面临的种种艰险进行周详细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辩驳和体现洞识的判断。因此，我的策略是先进入作者的内在理路，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态度的转化，以及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揭示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鉴于作者既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一理论的深刻反思者，这样一种检讨无论是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还是对于健全的学术批评都有可能获得某种一般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入了邓正来先生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7篇研究论文。其中，“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下简称“建构”）一文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或出发点，“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以文虽然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作的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实践上是对“建构”所作的初步的、整体性的自我“反思获批判”，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1一文是对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推进。当然，邓正来先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反思获批判并没有就此止步。不过，就本文而言，我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从“构建”到“研究”再到“评述”这一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理论问题。2我们当然希望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进一步反思能够多我们的智识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
1、市民社会：从“社会实体”转向“解释模式”
无疑，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建构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由于市民社会论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目前有两种市民社会的理论，一种是针对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所提出来的“公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领域”（《国家与社会》，页142，注释35，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即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它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这种追求政治民主的极端形式就是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这也就是台湾学者将civil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的原因（页121）。另一种是针对西方理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而提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道德价值，即追求一种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civilsociety译为“文明社会”。
邓正来先生所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显然是以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从关于市民社会的经典理论出发建构一个宏大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详细地阐发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4尽管如此，他依然采用了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同样的建构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构或再解释（如“市民社会与国家枣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以下简称“架构”）一文），这种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由于其在解释学上的有效性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中发现了市民社会理论在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这使得他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采取了一个类似的策略，即强调“中国的市民社会”，强调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性：中国是一个“迟一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这也是为何将civil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原因），以此显示出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的不同。但是，这一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即让“舞台后导演的现实关怀”不是隐含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而是直接在理论建构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构”一文中，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什么”这样的学理推论，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我们将如何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类的行动纲领：“提出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正是为了促使国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投入到市民社会的建构中，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基础，进而减少盲目性、情绪性和非理性。”（页20）
我们暂且不管“建构”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袭了80年代的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方案。不过这一点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清理，这一清理不光体现在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的重大转变，更主要的是将“建构”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严格加以区分，即将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一文努力对“建构”一文的“政治纲领性”因素进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构”一文中关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页4）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页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两个阶段论”（页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为一种用“关系或互动”角度取代“动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页126?28）。当然，我们在分析这种转化时，必须要考虑“建构”与“研究”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后者是要从侧面反思这一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正是因为作者既作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insider），又作为市民社会的反思者（outsider），这一双重角色更使我们容易看到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的说来，这一转化就在于从学理上抛弃掉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而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5。
2、市民社会理论：“外部紧张”与“内部紧张”
当我们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我们依然发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由于与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指导，而是对现实的解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现出某种紧张。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作辩护的，这种理论似乎仅仅由于它与本土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相关性而获得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理论建构，反对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对的“方法论帝国主义”，尽管历史或经验现实又恰恰是理论所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资源又是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无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策略而存在，它必须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因此，他反复强调建构理论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对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际，因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而产生的旧问题也会随之不存。这样，经验对象和它的理论建构之间，理论建构和它所“再现”的经验对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这恰恰构成了他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标识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隐含于其后的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位的局限性。6
对于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外部紧张”，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即“研究的研究”）来取代实质性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中，除了“建构”和“架构”属于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阐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评述”一文都属于“研究的研究”。这种方法论的反思固然与他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而且在中国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实质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的相对分工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这种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实质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对的“方法论瘟疫”（韦伯语）之中，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后依然见不到关于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范本7。
不过，正是在这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克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外部紧张的同时，实际上逐步放弃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并将此转化为一个抽象分析模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建构”一文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后来的“研究”一文中虽然保留了“良性互动”的说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没能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页133，着重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们“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页135-6，着重为原文所加）。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化：具有特定内涵的“良性互动”为一般性的“真实（或具体）互动关系”所取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为“国家与社会”所取代。前一种转化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紧张（这与前面所分析的从“政治纲领”向“理论建构”的转化密切相关），我在下面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后一种转化而言，尽管这一对概念经常互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良性互动”的关心使得他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市场之私域”与“非官方之共域”（页8），其核心主体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页6-7），这样就将广大的“非现代化导向”的乡村社会排除在外（页10）。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显然无法分析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状况。由此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在紧张”，即既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导向”，又要将它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这一紧张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放弃“中国市民社会”的特有内容，将其转化为抽象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在“评论”一文中，“国家与社会”框架所针对的恰恰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学科传统而言，这一框架与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思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学人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与家族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8相比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坚持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将这些不同的学科传统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邓正来先生最终放弃掉“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而将它改造为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翻译和研究哈耶克著称的邓正来先生并没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论来论证市民社会分离于国家的正当性，尽管哈耶克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域”和“自生自发之秩序”的捍卫与市民社会理论有种种暗合之处。9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哈耶克的研究将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政治哲学的哈耶克理论建构为一套社会理论，其中，并没有强调哈耶克关于“私域自主”之类的政治哲学的论述。10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忽略”与上述作者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有关。一方面，正是基于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使他放弃了对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的建构；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对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的发掘，使得他放弃了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方向上建构市民社会理论的努力，而将此改造为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不过，对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阐述或学理上的说明，因此，我的批评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使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不自觉遗忘变为一种自觉的反思。
中国大历史
.从大历史里面看中国的改革
大历史里面制度、社会大的变革都需要动乱，这样才能够调整利益集团。如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经历了元朝。（名词解释，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指明清，较唐宋内敛）
大历史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础建立在孙蒋毛的革命基础上，蒋建立上层框架，毛建立下层框架。文革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国改革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经革命而如此巨变，实为少有。
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看国家如何走。
a. 一个企业的改革，改革到现在，继续下去，特权官僚的存在影响了市场公平。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但诞生了官僚阶层这个特权阶级。改革如何建立一个为市场经济配套服务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能否继续不经过变乱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人莫大的政治勇气以及执行力。
b.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科技发展、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台湾、东南亚国家也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然后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面发展不足，经济后续潜力不大。按照十七大报告，国家将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几年，之所以未能够推行下去，而继续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扩大生产低层次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官员政绩与经济发展挂钩；土地、环境等要素价值低估。政府现在的一条思路是发展创业板，通过创投来带动。如何解决现有经济迷局，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2. 从大历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论、思想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世界，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构建世界。另外也是对我们的束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投资的话来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封建社会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报国，忠君是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所以更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有很多做法我们现在比较驳斥的其实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统治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问题。从当时大臣的角度来看，远远比边境军事冲突、内地发生洪涝灾害重要。
我们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百姓的民生问题、国防问题，儒家精英们根本没有想或者关注很少。固然有我们从历史后面看他们的原因，但儒家精英们的理论束缚了他们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国家，各自按照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的理想社会（或者说期望）更多考虑道德而很少考虑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期望值都会受到时代影响，不可能超脱时代太多。
所以中国历代朝廷，不论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跳出治乱交替、历史循环的怪圈。君权最削弱的明朝，君权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权最削弱，儒家精英参与统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无力应对内外挑战的朝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精英更注重对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党争）。汉人的朝廷一般党争很厉害，汉朝是党锢之争，宋朝是新党和旧党，明朝是东林党。这种情况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讲求形式，从道德上治理国家。
异族建立的政权反而更能够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清朝对救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清朝军事体制改革的活力也远超历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绿营，绿营不行了就团练。所以清朝统治者反而内政外交上远胜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图面积也是中国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这些版图的扩大，西藏、新疆纳入版图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康熙、乾隆朝发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绿营组成，国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儒家制度。
从大历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临三个任务：军事上抵御异族入侵；经济上发展；维持自身的统治。现实中每个朝代的最终选择是维持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希望能够延续下去，而忽视了前两个任务。
对于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们是过去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很多方面有大历史的观点，用大视野来观察、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终要能够指导实践，实践永远是对的，不要被思想束缚。我很相信一句话：一个做过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是做投资的，谈一下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理论，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认知。盲目相信某种投资理论或者排斥某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积极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华。但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投资经验与思考。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证券市场只有两种人能够赚钱，一种人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与理念；另外一种人是彻底没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钱托付给第一种人。独立思考的人相当大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理论或者死守着自己过去的某种理论不放。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对的，以专业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金钱得失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
用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思考中国股市、经济发展史，也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会对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从大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从封建小农社会转型为现代经济国家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经过了曾国藩、孙蒋毛等伟人的努力，黄仁宇认为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想当初百日维新的时候，精英希望能够很快使得国家转型。通过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对应的商业社会组织框架，很难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转变不仅需要上层的改变，也需要下层对应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同样如此。
人的显形意识相当于国家的上层组织，下面还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当我们接受某种观念，希望推动自己转变时，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最起码推动自己习惯、对待事物的情绪反应方面转变以后才能说转变进行中。
继续回到投资。价值投资对很多人很难，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对股价波动的脱敏，脱离股价的束缚。很多人股价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幸福感，这样是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另外一个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理念系统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进。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很重要，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资理念与系统的建立需要一步步来，能够对一个月的局势变幻有心理准备，那么就能够对三个月，接下来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士一定要经历两轮牛熊转换，通过实践来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中国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绅是不当差，不纳粮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础上的。大量兼并只会导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负加重，从而社会动乱，进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照样发生了天平天国运动。
公平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是机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结果的公平。科举制度提供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没有出现出现灾荒后，官员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居然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这种情况。但结果的不公平照样导致社会不稳定，朝代更替。所以整个社会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也要做点结果公平的事情。
5. 国家制度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国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国好吗？五代十国分裂的时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样缴纳岁币。
欧洲国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满了创新，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欧洲人口从来没有中国多）发展出来的文明征服了世界。
所以大国对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国是联邦制。中国94年分税制，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权利，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当多成了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
6. 一个假设
假设宋朝没有被元朝灭亡，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应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否会产生革命，从而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当时的中国缺乏配套的信用等体系，可以在后续发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们很难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迹象。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稳定家庭，积极促进事业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