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⑴ 柯文的学术研究

柯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年》（1966 年）、《内在传统与现代性容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纪中国之改革》（1976年与石约翰合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 等。下面主要通过柯文的几部著作的介绍，了解他史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认识的发展历程。

⑵ 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籍有哪些速度速度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葛兆光《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史学九章》汪荣祖《叫魂》内[美] 孔飞容力《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何伟亚《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列文森《中国史研究入门》山根幸夫《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美] 柯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清史史料学》冯尔康《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苏同炳《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 孔飞力《晚晴七十年》 唐德刚《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夏晓虹《百年嬗蜕:近代中国的士与社会》杨国强

⑶ 柯文的学术评价

美国汉学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是在1947年。此时，费正清在哈佛全面实施其地区研究规划，开创新汉学，或称“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显的政策性和现实性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汉学研究”（Sinology)。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而随着90年代费正清的逝世，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哈佛时代”结束。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其前辈的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美国汉学研究进入反思期。柯文教授就是这一新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就对以往美国汉学研究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结，并提出“中国中心观”这一新的理论方法。此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强烈的对策性色彩逐渐消退，一轮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壁垒开始打破。
可以说，从那时起，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界，柯文就一直自觉地扮演着一个内部批评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对自己及同行们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学术批评与总结。
中国学者对柯文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也是始于柯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这一观点后。今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几乎己成为历史学或海外汉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从这本书的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确实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历史学史家的研究。
柯文的恩师史华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赞柯文。他说“柯文确切地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也始终注意关心一些总的问题，并很注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观察问题立意很高。他的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于其著作，并且也将继续见诸于其未来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师。” 柯文的学术历程验证了史华兹给予他的评价。

⑷ 关于中国近代史

学习中近史要多看一些专著，这里推荐几本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桑兵
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上下两册）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3卷本）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四卷),中华书局1991年。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
戚其章:《国际法规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张开滦、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米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
黄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
军事科学院:《抗日战争史》(三卷),解放军出版社19981--1984年。
钱实甫:《北洋军阀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下卷),中华书局1984年。
徐涤新、吴成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3年。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你把这些书看完，你的近代史就到家了，可以达到研究生水平了

⑸ 柯文的延伸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基督教运动与《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在东亚历史学习中，由于受到语言条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因为毕竟有许多传教士们留下的英文传教资料可资参考。1957年，柯文在《中国论文》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不同传教方式进行了比较。1962年，柯文又在《中国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较为全面地汇集了清末以来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资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情绪的增长》这本完成于1957-1958著作，该著是柯文的博士论文。关于这本著作的撰写原因，柯文说，首先是便于利用资料来研究中国。因为传教士的资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国，利用这样的研究机会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这是柯文自己对早年研究经历的解说。在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这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在被选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及其影响》，则更为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起源、历史和发展情况。
在《中国与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着“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和“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运动”这一思路，来论述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他特别强调了传教过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绅士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冲突，认为“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看，人们对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譬如：当时中国许多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张”所以，他们面对传教事业的扩展，为了维护旧有的思想传统就拼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总之，在柯文看来，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传教士与代表“中国的”、“旧的”、“传统文化”的绅士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是一个远为巨大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在“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相互误解上。柯文观察问题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就提出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其他。包括从另一方面，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他说，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这是柯文在他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这一想法实际上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治学道路。柯文说，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他酝酿研究西方冲击——东方回应问题。王韬研究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始的。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从1964年着手写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历时十年。这是一部关于王韬与晚清社会改革的评传，书中，柯文主要讨论与王韬有关的几个变革问题，诸如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时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区别、以内部的变迁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立、 世纪19与20 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书一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偏颇，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柯文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而过去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是一种非常僵化机械的认识，它排除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化的侵蚀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学家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因为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并不是正好符合这两个范畴的东西。就王韬来说，尽管他对受“西方”影响的各种变革十分赞同，并成为19世纪70年代制度变革的最早倡议者，但他思想深处的认同仍是“传统”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归结于‘西方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书中被转化为沿海对内地的挑战。在书的最后一章，柯文对王韬一代知识分子作了整体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
柯文在是著中所阐述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学术转化时期的中国史观。柯文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传统”的假设，在著书的十年中受到了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使他对以前的研究模式产生了怀疑，开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国史观。
此书对“从中国发现历史”虽然有所强调，但根据后来柯文自己的反思，当时的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问题上，还是比较多地重视西方影响的因素。尽管如此 ，柯文自己没有忽略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说 ，70 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 ，已经“标志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
发现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柯文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刚出版不久就着手于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撰写工作，力图通过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史著的整理，解决久已积压在内心的思想矛盾和理论问题。该著在全面批判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从史学家的任务与写作前提入手，结合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群体派别，介绍了本书是探讨了美国史界研究中国的情况与演绎了一位史学家内心演变过程中某一时刻的状态两方面的相关写作主题情况，同时也以早期的著作为线索简单地阐述了写作此书的背景经历心理思想变化，特别强调指出了写作时所持的批评公正性态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柯文在序言中点明了写作本书的主题，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译者代序第7页）即对普遍影响美国史的三种模式前提假设进行界说、分析与批判，分析了产生的原因，说明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侧入角的探讨的问题，概括介绍了这些问题的相关背景以及研究方向的趋势，并逐一阐述了自己对三种模式进行批判的思路、理解与创新性的见解。
本书的写作特色是先“破”后“立”。作者以四章篇幅从正反面阐述 “中国中心观”这一主题，前三章分别批判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第四章正面阐述“中国中心观”的涵义。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主要阐述了“冲击—回映”模式；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模式依据的前提假设，举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等，这些著作都把研究视角注意力过多集中局限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很容易使读者和史学家陷入认识与理解上的错误境地。作者以晚清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如叛逆运动、改革运动、抗外运动）入手反驳该模式。他提出了从事件本身着手进行研究的观点。
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该章通过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国及在近代命运》，费正清等《东亚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等论点，提出“传统—近代”模式并得出相关联的论点：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发现这一强激；这一震击过程已经开始，其结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接着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问题的症结：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象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任何中间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认为在一定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变的；它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最后通过重新界说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对立对传统的“传统与近代”提出挑战。
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主要阐述了帝国主义模式；开头简单介绍了帝国主义这一词语的相关来历与含义，从而指出帝国主义取向与反对派（赞成帝国主义在政治领域曾起过某种限度的作用）两种派别。接着分别从帝国主义的新版：世界经济论、大象和跳蚤；壮志未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问题的存在等方面进行逐一分析，旁征博引，指出其优点与缺点。同时认为此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实质上都同属“西方中心模式”，仍是强调西方的影响。
总之，这三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确实促进了当时美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但它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就是“柯文认为前三种模式实质上同属于－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译者代序第8页）
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该章是作者观点的集中体现。作者重申三种模式的弊端及共性：认为都是认识论的问题。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并例举了70年代以来，美国思潮的转变，及一些代表作，并对这些代表作进行全面评价。认为只要从中国内部来观察 19 世纪、20世纪的历史，才会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图景。
柯文把“中国中心观”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⑴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⑵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开展区域与地方史研究； ⑶把中国社会再“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⑷运用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柯文对于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化”是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的执著追求。
该书首先是一部学术史的回顾，作为方法论上的反思，是一部规范性的学术研究，该书不厚，便学理脉络非常清楚。其次，该书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及趋向，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学学者125 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让我们有幸在一本书中结识了100多位学者及思想代表作，并倾听他们的对话。同时每章附有详细注释，共319条，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条件。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运动》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个案的研究，就“历史学家究竟干什么?怎样干?”这一史学界千百年来的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讨论了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各种经历：思想、感受和行动等，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考察了后人是如何围绕事件的本身，而产生各种神话化了的历史。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
柯文在书中，旨在借义和团这一“典型”事件来说明一个历史认知方式。他指出：“‘我’并不是对历史任何方面都感兴趣，而只对直接影响了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观念感兴趣。”这就暗示了《历史三调》关注的重点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
所谓的“历史三调”，实际上就是关于历史学的三个认知层面。第一个认知层面是“事件”，它是由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以叙事为主，描述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发展序列的义和团运动，有明确的起始点和终结点。第二个认知层面是“经历”，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参与。在义和团运动中，参与者包括外国传教士、清朝官员、华北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等各种不同的人。他们留下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日记、书信、笔记、口述史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亢奋、不安、恐惧等个人感受的义和团运动。第三个认知层面是“神话”，是由神话制造者，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识精英根据现实需要而构筑的历史，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三个层面的认知主体各有其特点。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都知道事件的结果，因而他们具有历史参与者所不具备的广阔视野。但是，历史学家旨在发掘所谓的“历史真实”，着重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则是为了寻找思想资源，常常会用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特点、特性和模式，把他们当作历史的本质。因此，这两者在处理史料时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相对后者更加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参与者无法超越时空局限，在对历史过程进行认知时不够全面，但历史参与者却拥有前两者所不具备的体验和感受，他们所留下的资料为历史注入丰富的内容。
柯文认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不同的方式来唤醒过去，都是建立在历史史料的不同体验上。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新描绘”，目的“就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经历”（experience）是指“各个不同层面的人们迅速加入的思想、感觉和行动。例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过，并促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的长时期旱灾、外国妖魔的壮大、地方军事化运动的扩展，以及人们对魔法、谣言、狂热、早死或暴死轻信，都是一种“经历”。柯文认为“经历”作为已经过去了的事实不可能在现实生活空间中再现，它们“总是独一无二的”，“那些掺杂在义和团运动的经历，就象任何经历过过去各个阶段的经历一样是唯一的和不会重复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的形式，这样的神话便成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三调》为我们展示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⑹ 关于文化革命、辛亥革命、详细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的书籍

[美]费维恺（Feuerwerker Albert）《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195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196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196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K. E. 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19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197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美]R.J.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197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199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英]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滔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附：[美]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⑺ 寻一篇有关中国城市化的论文字数大概在4千到6千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网络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⑻ 在中国发现历史怎么样

没有中心的中国中心观——关于近代史研究立场、模式与方式的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柯文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美国出版，此书......

⑼ 京派的相关论文

周泉根《礼失而求诸野——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A]，《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C]，200601。
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京派”诸贤“礼失而求诸野”地在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背景上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过渡转型期社会。梁启超在其《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曾详瞻论述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之过渡时代也。”[1](p5)这次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从动态指向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为从古典农耕社会范型向现代工业社会范型转变；从静态的社会性质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现代化发生类型上看，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源于西方的刺激和示范作用，属于后发外生型的日德模式，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的英法模式。这次深刻转型带来的直接社会现实，便是“政治的权威与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数症并发，使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2](p8)
而与社会外在秩序的混乱互为因果的是社会内在价值的紧张。在那段纲纪崩摧、规矩淆乱的历史中，笼罩在战争心理阴影里的社会到处弥漫着斗争文化的理念，杂说纷呈、异质共生。价值紧张就是内涵于诸种杂说异质之中，具体体现在认同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哲学上有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对立、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政治上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三角关系；文化上形成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宗教上有佛(以及建立儒教的尝试)与基督教的抗衡。”[3](p13)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潮，彼此杂糅纽结，又形成了三对难以兼融调和的转型期社会出路的二难选项。它们是：一是进行反封建的现代性个体意识的文化启蒙呢，还是进行反帝国的民族性集体生存的政治救亡；二是在现有秩序里进行逐个形而下的问题的渐进改良呢，还是在某种形而上的主义的动员组织下，作出某种邈远的终极理想的承诺，进行毁弃现有秩序的暴力革命；三是用人文理性勾起的充满忧伤怀古的挽歌情怀去进行保守的文化续弦呢，还是用历史理性所强力支撑出的自信来进行激进的新旧置换。可以说，启蒙与救亡、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构成的历史环境，是现代文学最基本的发生及生存环境，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京派”文学最宽厚的历史天幕。?
“文变染乎世情，而废兴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京派”文学运动也是随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起落沉浮而发生、展开或休止。整个“京派”文学活动的展开过程正是被置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图景之上的。这也意味着“京派”文学运动的开展同时还必然伴随着一个工业文明对农耕社会、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点滴侵蚀的过程。“京派”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创作形态及文学观念形态正是对这样的外部环境在文学上所做出的应答。从社会学、文化学等的角度审视“京派”文学创作，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京派文学家“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中对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挽歌式寻租的创作模式。
打开“京派”文学的作品世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到冯文炳的鄂东故里，从汪曾祺的苏北乡镇到芦焚的豫东“果园城”，还有萧乾的皇城根下的城郊世界，作者们无一不以乡村为背景构造自己的艺术天地。而且从“边城”、“桃园”、“竹林”、“凌荡”的故事里，我们又无一不能读出作者们对质朴、和谐的人情人性美、山水风光美的赞咏。比较一下以鲁迅的“鲁镇世界”为榜样、为核心的“人生派”、“革命派”的乡土文学，如彭家煌的“湘人活鬼”、王鲁彦的“浙地冥婚”、萧红的“呼兰河畔”、萧军的“八月乡村”及叶紫、茅盾、叶圣陶笔下丰收成灾的农村社会，他们都是致力于揭露丑陋、野蛮、愚昧的封建农村和小农经济破产后萌生阶级斗争意识的农村。我们不妨借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作感性的比较：前者象是在对“少年闰土”身上所表现出的勇敢天真人性的赞美，而后者则象是在揭示“中年闰土”的麻木不仁和冥顽奴性。?
针对唯美的乡土派与批判的乡土派分畛异域的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胡适的观点。胡适在其名文《易卜生主义》一文开篇借易卜生一生最后之作《我们死人再生时》中的一段话，区分了两种小说形态：即，“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似的理想派文学和“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似的写实派文学。[4](p44)如果我们借用他的分类法，对“京派”的乡土文学与“人生派”、“革命派”的乡土文学做一下理性的区分，那么前者就是乡土文学中的“理想派”，后者则是乡土文学中的“写实派”。理想是人对完美的一种期望。按照理想形式进行创作时，作者往往是依“应该如此”的建设性的思维，虚构出一些“不知有秦、无论魏晋”的桃花园之类的世界，从而赞美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沈从文就曾坦言，他写小说是“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5](p242)他还说，他“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5](p245)然而现实往往是残缺的，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它几乎总以罪恶的形式否定着人们的理想。所以按照现实形式进行创作时，作者往往依“不该这样”的批判性思维，赤裸裸的揭示民族精神创伤、暴露社会千形万象的丑恶，从而批判、反抗扭曲变态的社会现实。
比照历史现实叙事，“京派”那种人文理想叙事则染上有极为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常用散文化的手法所写出的牧歌也因“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强烈反差而变成一曲曲怀旧挽歌。所以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 [6](p100)可谓“京派”性状的现身说法。而两者的截然的分畛异域乃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的原因。
古典社会形态的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转型期间，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的解构和重建，总体表现为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这种让渡迁移是京派所遭遇到的最根本的现实之变。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类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日德模式。这种模式造成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柯文先生(Pall.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分层现象。书中认为中国社会分三层：即，一、受西方直接冲击、已发展出了现代工商业、以通商口岸为代表的外层带；二、非直接西方冲击，但历经了近代多次政治文化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以各大省城为代表的中层带；三、基本上没受西方影响，保持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部象征(如，宗法关系、风俗习惯、底层骚乱、匪患不绝等)，以内地乡村为主的内层带。[7](p40-62)这种带状层次随着工业文明的一点一点入侵而呈现出由外向内的推进压缩趋势。从沈从文先生前后所构造的文本——“《边城》→《湘行散记》→《长河》”的顺序中，我们也可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推进过程。而且也恰恰是因工业文明侵蚀农耕社会所导致的农村本有的古朴风俗、纯良人性的丧失，促使了“京派”文学家们用散文、小说等艺术形式表达他们无尽的伤情和怀念(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深入阐述)。结果是：内地乡村的一切风物人事都成为他们所宝爱的文明的象征。
而与此相反，外中层带中的现代或准现代都市则成为他们想象中的“恶之华”。霓虹灯、夜总会、狐步舞、爵士乐、汽车、飞机、酒吧、报纸、电影、摩天大楼、百货商店、股票交易所等等人类“欲望结构”无一不成为“京派”作家以倍增其丑的手法渲染或漫画在他们的文本中的嘲讽对象。这种借城市之丑来反衬农村之美的创作手法和本质先于存在的嘲讽否定城市的创作心理，使他们对城市本真面目的认识产生一种幽闭效应。他们因此不仅没能象刘呐鸥、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那样体会都市文明自身的本末精粗、奸媸美丑，还对光怪陆离的现代派作品产生一种“子不语怪力乱神”似地排他情绪，看似清高实则隔阂。当然也更别指望他们认同或实践诸如“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 [8]之类的文学观念了。
“京派”作家大都依托农村的风俗生活、自然景物作怀旧挽歌背景。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这种城乡对立的观念其实存在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原因。它外在表现为舍城市取乡村、避现实矛盾就理想世界，在文本的整体风貌上呈现出与现代派相对立与“人生派”、“革命派”相分野的状态。而其内在的原因却是基于“京派”对乡土中国的全部情谊的文化怀恋。这种怀恋集中体现在对健康人性的呼唤。正如沈从文所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5](p242)他们所寻找的“供奉人性”的小庙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的乡土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邦无道则隐”的守护心性的后退路线。他们在进不能兼济天下时，或退于道，或逃于禅，都视山林田园为人的现世的最终家园。这种行止路线、取舍标准发生在文化层面的守护时，则体现为“礼失求诸野”的思维习惯。“京派”作家们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乡土之野进行他们的精神寻租活动。他们在庙堂颓圯、都市堕落之后，便到生活于乡土中国的无名人物身上去发现、挖掘健康质朴的人性。象林徽因笔下的挑夫、杨振声眼中的渔夫，生存于废名《凌荡》中的哑巴，以及沈从文的湘西人物群、凌叔华的“小哥儿俩”、萧乾《篱下》《矮檐》系列中坚忍的“妈妈”形象等，无一不葆有着自然健康的人性，且这种人性又能以优美的形式展开，作者对他们也都注入了“不可言说的温爱”。[5]
这种“礼失求诸野”的人性寻租活动之所以发生并合法，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乡土里确实生长、培育、承载着坚韧质朴、和谐光辉的人性。在工业文明未侵入之前，即在中国地域分层之前，这块“乡土”包括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整个中国。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用的“乡土本色”一概念几乎涵盖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古典形态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内的生活(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等)，可以说是古典中国社会的最大共相。西方社会，正如辜鸿铭先生所言“其礼教则以凶德为正” [10](p17)，他们从“性本恶”的角度出发，相信人有原罪，并因此历史的形成了一整套法理、法制。而在“乡土中国”，人们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相信“人人皆可为舜尧”，并因此历史的形成了一整套礼俗、礼制。前者善用刑名之术、讲究立法契约，而后者则主张修齐治平，重礼治教化。乡土中国就是靠着充满性善温情的“礼”，而不是冷漠无情的“法”，维系着整个社会。并且这种“礼”还逐渐积淀成为一种民族心理。所以当政治意识形态化后的“礼”成为名繁实寡的“教”时，千百年被性善观念濡养的下层人民却从良知直觉出发，反而完整的隐存了“礼”之原始的亲善形态。如，仁爱、克己、忠厚、笃实、通达、平和、诚正、守信等。冯友兰先生说：“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一种人生态度和由此而生的生活方式。” [11](p119)杜亚泉先生则在1916年10月的《东方杂志》上所刊的《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一文中具体的揭示了工业文化和农耕文化所代表的不同生活形态。他说：“‘动’是都市文明，虽生活丰裕却身心忙碌，这与‘静’的乡村文明之生活贫穷而身心安闲适成反比。”可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渡转型期，“乡土中国”的子民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随着农耕文化的衰落也一天天的改变。于是，正如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时所说的那样，“凡是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2](p497) “京派”作家们正是为农耕文化所化之人，他们目睹着这种文化的一天天失落，虽深感痛苦，却也只能无奈的化斯痛为文章，以此去传达、赞美、挽叹那些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曾经恒稳而美好的因素，去向往、追求、建设那些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的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它既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具有着原型的意味，又提供了他们作品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发挥了土壤的作用。面对“人性之常”与“现实之变”的矛盾，他们“礼失而求诸野”地在本就葆有的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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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Seeking integrity among Common People after the Corruption of Courtesy in Officialdom:On the Rent Seeking of Humanity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Jinpai
Abstract：When confron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stanc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drastically changing reality which is brought forth by the transference of China from the feudal civilization to in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graal eros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western culture, Jinpai writers turn to seek sustenance in common people and look for a cozy cottage for the shelter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they begin their elegiac literary creation in which they are seeking for the rent of the constancy and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rooted i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feudal society as its social background. Feudal society not only conceives the feudal temperament in the lives of Jinpai writers, but also carries all the good element of the humanity in feudal culture; not only forms deep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nse of archetype, but also provides fertile soil for the image syste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ir works.
Key word：Jingpai；Instrial Civilization；Feudal Society；Humanity；Pattern of Invention

⑽ 新清史运动为什么会在美国兴起

对“新清史”这个概念，国内目前谈论得相当多。一般认为，它主要关注满人民族性、关注清朝内陆亚洲、探讨中国民族问题与历史关系。但这几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并不太明确。严格来讲，这是一个从美国汉学传统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个领域，虽然它研究的是中国问题，但它的目的并非搞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而是试图用西方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与中国问题对接、尝试把中国问题置入世界史。

关于“新清史”的产生，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一书的开头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述。这个流派有三个源头：地域分区学说、中亚问题的关注、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推进。

1980年代以前，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关注，主要仍集中在19世纪以后中国在外国的冲击下如何做出反应，亦即现代化（此处几乎等同于融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的问题。这种研究其实是很粗疏的、比较浅的，研究者很少深入问题的核心，大多将中国简单处理为落后、需要帮助的对象——对于一个落后的东方文明，自然没有什么必要去关心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样的。

而到1980年代中期，美国汉学界开始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并尝试较为深入的分析。关于这一转变，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中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分析。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层面，便是对中国“幅员辽阔”、“社会差异”、“文化多样”的现状，有了深层的认识。说得明白点，就是美国研究者终于知道：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巨大。以前他们总是把上海当成“中国”，又或是凭借陕西、甘肃的一些情况便说“中国”怎样怎样，这其实都不切合现实，因为中国太大了。这种对区域性差别的认识，催生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分区学说；中国问题被分解为多个大区域(Macroregion)内部的问题。从此美国汉学界终于搞清楚了一件事：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先明确研究的是哪一个区域。

随着研究的推进，美国学者逐渐将中国问题与中亚问题结合了起来。这对于美国这个中亚学大本营、历史研究者普遍重视亚洲语言学习的地方而言，当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1940年代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已注意到中国有着广袤的内陆亚洲(Inner Asia)部分，如新疆、蒙古、满洲等（参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那么，这些带有内陆亚洲的部分，和江南、华南等地区（即西方印象中的典型的“中国”）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拉铁摩尔认为，二者是在19世纪中国领土危机时才被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当然不符合实际。1980年代的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追溯了从汉匈战争到清准战争的历史，试图重新构建草原与长城以内农耕文明之间的联系。后来的新清史学者，利用一个美国汉学界已有的概念“中国本土”(China Proper) 来称呼巴菲尔德研究中的农耕文明部分，限定在长城以内。而长城以外，则是边疆部分，不属于一种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国”。这是“新清史”的滥觞。

由于美国学者意识到19世纪清代的诸多政治问题都发轫于更早的时期，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18世纪。这方面，孔飞力(Philip A. Kuhn) 和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 两位学者的研究，称得上是时代的先驱。他们在研究中都注意到了族群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割辫”恐慌、军机处中的满汉权力分配），也都注意到了满文奏折在清代中央政治中的特殊意义。对于西方研究者而言，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如何与汉人相处，乍看之下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在世界史上反复出现很多次的问题。这一脉络逐渐指向满人如何把握住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后来新清史被称为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这个Qing Imperial指的就是18世纪的清代（与近代对应）。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上述三种研究路数有合流的倾向。1987年，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发表了一篇探讨《满洲源流考》编纂过程的文章(JAS(1987) 46.4: 761-790)，将文化人类学方法与清史研究结合，提出“满人构建满洲起源神话作为政治话语”的观点。1990年，她的《孤军》(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书出版，是为“新清史”诞生前夜的重要作品。1991年罗友枝(Evelyn Rawski) 撰写亚洲研究综述时，（以很典型的反华论调）盛赞了这两项研究（JAS(1991) 50.1: 84-111）：
在处理族姓问题的案例中，有一点可能是最为震撼的：满人皇帝在统治中国时，淡化了他们非汉族的起源；直到19世纪晚期以前，他们都能令汉人士大夫相信，满人皇帝已经遵行汉人的规则模式。但是满人自身并未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在同蒙古人、回疆人和西藏人往来时，仍会强调自己的草原来历。
柯娇燕对晚清时期数代旗人家族的研究显示，当满人被称为国家的少数民族时，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达到了其顶峰；而“汉化”则尚未被用来描述满洲身份的历史演变。
1996-1998年，罗友枝与著名旅美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就这一问题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一般认为是“新清史”正式诞生的标志。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友枝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观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1996) 55.4: 829-850) 。这篇论文其实今天来看并无多大学术价值：对当时研究状况的综述、对自己观点的陈述（这些陈述多半是从罗友枝自己某本书里摘出来的），远多于一般意义上的论述。但它实在太尖锐了，几乎整个排除了汉民族在清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今天我们看到的汉译本，略去了它反华色彩最重的第三节。这一节竟然认为“汉化”是来自梁启超、孙中山等汉民族主义者的“诡辩”，并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概念，暗示它需要被去除；在文章的最后，更有如下令人不快的表述：
正如以前各政权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地镇压独立运动，并一再强调自己有决心维持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的统治。……尽管有很多“民族团结”的口号，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仍然注意到了持续存在的种族民族主义。一位学者将此现象归结为现代中国国家在建立构成中国的“想象的共同体”上的失败。

罗友枝在这篇文章开头含沙射影地损了一下何炳棣，批评了何炳棣近三十年以前写的一篇论文(JAS(1967) 26.2: 189-195)，把他当成“汉化”理论的靶子。何炳棣先生为人孤傲，性子较急，罗友枝带有非学术背景的攻击自然激怒了他。1998年何炳棣发表《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AS(1998) 57.1: 123-155)一文，以火气很大的语言指斥罗友枝。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也不够好，几乎把唐代以来北族政权的汉化历史整个回溯了一遍，很冗长也缺乏重点。两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争论，彼此不摸脉，也是情理之中。但这场争论一下子把罗友枝背后的话语公开化了。1990年代，柯娇燕、欧立德(Mark C.Elliott)、罗友枝、濮德培(Peter C. Per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清史”了。

故而事实上，“新清史”是美国汉学独立成长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和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并无多大关联；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仅是他们展现研究技能的实验室，就像研究非洲、中亚、西亚、太平洋上小岛等“封闭神秘的文化世界”一样。当然它承接了日本的亚洲研究的部分遗产，但是基本上还是独立的。在方法上，它有美国人文研究的一切特征，例如，对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极大青睐，重视语言符号的表意功能，重视突厥语和阿尔泰语，主张以族群的概念审视历史，等等。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东洋史”是新清史的一大源头。这一点经多方了解，应该算是一个误解。1997年森正夫、岸本美绪等人编写《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时，与“新清史”的对话尚不明显，可为一证。而且日本学者对族群问题非常不熟悉。诚然岸本美绪被很多人认为是“新清史”学者，但并不是说“不按中国权威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都是新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