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近代中国现代化趋势的含义

『壹』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的，发展历程极其艰难、曲折和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中世纪向近代化再向现代化转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交替。其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落后的反动的政治思潮，有的甚至叫嚣一时，但历史发展前进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然而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反复，都比较的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是一个波浪似的，螺旋形的前进上升运动。如果把思想发展看作是直线化是不科学的，同时只看到历史进程的曲折反复，甚至暂时的倒退的现象，而看不到历史前进的总趋势，也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用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去认真学习研究，才能真正从中获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明智效果。

爱国主义、救国救民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首要主题。

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近代历史时期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先进思想家们面对的现实和抉择是严酷、复杂和矛盾的。学习西方又要反帝；反封建又要不失中国传统；要工业化又要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特殊的出路，这势必形成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纷云繁杂，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局面。

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从19世纪60年代的“夷务”，到70年代的“洋务”和90年代的“新学”、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思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过程大体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上的中国人，对此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具有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的不同特点，但其认识又是相互衔接的，有这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化的明显特征。分开来说，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五四前的80年，先进中国人对反帝救国这一主题的探索，仅仅是纵向的深入，其结果表现为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灭。

19世纪40至50年代，中国封闭的大门刚被打开。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奇技淫巧”面前，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和农民阶级思想家，各自提出了他们不同的主张。魏源力主“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引进西方的“火轮机、火炮车、自来火、自传磨、千斤顶”之类的“利器”以强国；洪秀全则从西方引进“上帝”动员农民，以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但是，在民族资本发展还十分微弱的条件下，他们的理想自然不能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洋务运动开拓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视野。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的“自救”运动，但在实践上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从选派到西方的留学生中，又出现了早期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样，在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上就由过去仅仅注意技艺，进而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但是，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未脱离封建本体的束缚，他们的主张也只能达到“以中国之本有之学，还与中国”，“变器不变道”的水平。早期改良主义之所以还未能形成思潮，是因为还不具备其形成的社会条件。

90年代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在洋务破产、甲午战败之后。《马关条约》造成的割地、赔款的局面，使中国思想界为之震撼。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开始出现政治主张的分野，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派、民主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牌。尽管三派的主张不同，但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否定皇权的绝对性，背离封建国体的趋向。他们的世界观也由“天不变、道亦不变”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如果说立宪派仍然是在封建的传统范围内寻求政治改良的话，那么民主共和派则完全以法国革命为楷模，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政府随着民主共和派而起，鼓吹一种更为激进的绝对自由平等说，否定一切国家权力。

同地主阶级改良派相比，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他们调转了以往思想家们用东方本位体观念看西方的角度，而用西方的政治思想来观察中国。这一立场的转变无疑加深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无论康有为怎样借用空子，托古改制，他使用的武器其实是进化论。20世纪初民主革命派的宣传家陈天华、邹容等，无不以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主共和为蓝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使用一些传统语言，以证明其思想古已有之，但其理论体系却完全是西方的政治思想。攻击封建专制政体，否定皇权，宣传民主政治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论题。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更加促使知识分子与“大一统”的传统观念相决裂。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正是在这种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这场爱国主义主义思潮以维新变法为起点，中间经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达到高潮。然而，辛亥革命只是把皇帝拉下了马，中华民国只是一块徒有虚名的空招牌。辛亥革命夭折的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现实逼迫人们继续思考探索，而辛亥革命毕竟给这一探索留下了新的基础和丰厚的思想养料。

二，五四后30年探索的特点是深层次的横向比较，其结果是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救国的武器。

五四运动进一步冲击了封建思想的闸门，五光十色的西方思想纷至沓来，涌入中国。

首先，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将中国思想界的注意力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即不仅注意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移植，更加注意中国社会土壤的改造，着眼点是人的思想解放。从五四到30年代，无论是东方文化派和科学方法派，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尽管他们各执一端，但这种论争推动了人的思想解放。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论争中开拓了自己的阵地，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崭新的政治文化。

其次，由人的思想解放进而深入对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探讨，从而基本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的论战，重点是涉及了社会问题要不要根本解决，而30年代的社会性质、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才真正探讨了中国国情。这一认识的深入，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起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在30至4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科学处理等等；各种思潮经过比较和论争、扬弃和选择；各派代表人物，经过分化和重新组合，到40年代基本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建国主张。

第一、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张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所谓“三民主义”为指导，在国民党以党专政下“建设三位合一（文化、经济和国防）的新国家”。蒋介石认为：“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都“违反中国固有文化精神”，“不合国计民生”，故一律排斥。他提出从用所谓“符合大同原则”的法西斯蒂政治理论，建立封建法西斯政体，并且付诸实施。

第二、30年代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他们要求民主、团结、抗战和进步。但其基本的政治主张是要求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近百年各种政治主张论争、比较、选择、综合的结果。这一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从而也找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在中国，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深刻总结。

『贰』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政治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政治变迁过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政治体系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起点，更有变动的现实背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因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决定着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特殊性。因此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如下：

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并未走上一条循序渐进的改良道路，而是通过革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政治发展走上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奠定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基础。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相继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从经济方面看，近代的中国经济一直难以自主控制，主权旁落，大量权益外流。当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得到扶持与推动的时候，国家却贫弱不堪，综合控制能力弱小，任由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因此，如何增强国家的控制能力，就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而从微观经济层面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它在“重农抑商”的儒家思想包装下，成功地阻止了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建国以后经济领域的集体化运动，其实践的趋向，既违背了组织者“发展经济”的初衷，又人为地扩大了与商品经济的距离。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经济行为。换言之，传统经济结构对我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

党的方针政策注重的是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应注重各个层次各方利益的表达，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将以系统的法制化建设为起点，以制约少数人的权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社会传统因素，是一种价值观的约束。有鉴于此，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途径，最主要的就是要通过法制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法制教育在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

『叁』 中国近代史演变趋势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3)历史中近代中国现代化趋势的含义扩展阅读：

历史主题

反侵略、反帝是中华民族和外来侵略者的民族矛盾，这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社会”。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反侵略发展成为反帝。

反封建、求民主是中国人民（包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革命阶级）和封建主义或势力（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的阶级矛盾，这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半封建社会”。

本质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也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开启了现代化之门。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

『肆』 简述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含义和历史过程,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结果如何

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制与世界法制的接轨。在《中国法制史》的各个版本中，都能见到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法制现代化也已迈上轨道。通过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研究，能对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诸多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我查阅资料时，着重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概念
概念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内涵。对法律近代化的定义，学者众说纷纭。范忠信在其《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法律近代化是指中国法律走出中华法系的固有格局而与西方工业社会法律接轨的过程。而王永进在《清末法制改革与法制近代化》一书中则认为，中国法制近代化是指中国法律走出中华法系的固有格局而与西方工业社会法制接近的过程。张晋藩教授则认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也可以说是西方化，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多决定的。
二、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
对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研究。肖传林在《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一书中认为，清末新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是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开端，它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而叶玉琴在《试论中国近代法制转变的起点与特点》中认为，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道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清末的“预备立宪”、修律和司法改革等，形成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阶段。汤毅平在《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一文中提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经历了自洋务运动至整个民国时期这一相对漫长的过程，且最终是否完成可这一过程还有待商榷。费村在《略论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特点》一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确立，肇始于清末法制改革，完成于辛亥革命之后。
三、中国法律近代化产生的历史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法律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必然会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张晋藩教授在其《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一文中认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只有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改变性的变革，即从传统社会相近代社会转型之时，才是可能的。就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类社会法制发展所经历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动因。随着中西方交往的不断加深，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型。“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多，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 。”商品经济的深层次发展，就表现为民事纠纷与诉讼的增多，其法律所作出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
杨一凡在《新编中国法制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法制之所以在20世纪出现如此急剧重大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影响；二是外来压力的促动；三是社会相关因素的影响。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的法制变革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陶舒亚在《中国法制史》一书中认为，清末修律的出现，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动机：一是缓解国内各方压力；二是收回治外法权；三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法律近代化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因而就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对其特点的研究探讨，能对我国的法律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周巨林在《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历史发展的特点》一文中认为，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认同、继承与批判，与地主阶级法律思想的斗争，思想流派的多元表现和思想内容的集中性质，在革新与保守的矛盾中推动法律思想传统的转换，这些都是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特点。
汤毅平在《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一文中提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转型，有其系统性，在对近代西方法律加以模仿的过程中实现了立法由传统向近代的初步转型。清末法律的近代化是在以自上而下为主导，自下而上为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实现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二律背反性等四个特点。
也由学者认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开始的，因此它就不可避免的带有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形态特点。这种法律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就是西方法律与中国本土法律之间既融合又相互斗争的过程。而翻开近代中国的法律立法，也莫不是如此。由于中国法律近代化受到了西方法律的强烈冲击，是在西方法律的互补渗透、影响下进行的。因而近代中国法律无论在世界观，还是在框架结构体系、基本制度、主要原则和重要概念术语方面，都广泛地、大量地吸收、借鉴了西方的法律成果。
同时也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任何实践总是需要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近代化也是如此。这场在法律领域的巨大变革，始终伴随着危机、屈辱、奋斗、进取的血与火的斗争而不断前进，它表现出的不仅是法律制度的转换，而且也是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不曾遇到过的法律改革，就必须有充分的理论来为其提供指导，从而实现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在这期间，思想家们接触到了西法资产阶级政治法律理论，他们开始摆脱传统的保守自大的文化心态，在中西文化，特别是法文化的冲突中，他们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观，来促进中华民族法律观念的更新与转变。
王永进在《《清末法制改革与法制近代化》一书中则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特点做了如下归纳：一是有关法典与法律著作的翻译、法学术语、司法原则的引进；二是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分科别类，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三是新的法律原则与新的立法精神形成；四是立法机关的筹建设，司法机构的近代化。
五、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启示
中国的法律近代化，经历了百年曲折。纵观这百年历史，虽然时起时落，冲突不断，但却最大限度地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其价值所在。因此，法律近代化的演进，将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宋亚平在《关于中国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仍然面临着制度建设和文化冲突的尖锐矛盾。在法律及其制度的建设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借鉴和移植，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因而，研究探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必能对我国的现代法制事业提供十分有益的参考。
张晋藩教授在《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一文中认为，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探寻这一不可逆转的法制发展历程中的规律之时，以下几点是值得借鉴的：一是中国法制近代化只能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二是中国法制近代化与政治体制的近代化紧密相关；三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外来法律和本土法律之间的关系。
费村在《略论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特点》一文中也认为，由其特点所决定，中国法律近代化变革的结果，即开辟了中国近代法制的新纪元，同时也留下了新兴法制与社会条件长期脱节的后遗症。今天我们常说的“执法滞后”的现象，实质上就是先进立法与相对落后的社会条件相冲突的表现。
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重要部分，它加速了中华法系的终结和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使中国开始走上法制文明的道路。在其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充斥着中国法与西方法、传统法与现代法等诸多矛盾和冲突，体现了中西法律交流、融合的过程。其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更是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创造了积极条件，我国今天的法制建设已迈入法律现代化的道路当中，回顾近百年的近代化历程，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完善，依赖于我们保持开放的政治形态和法律文化心理，积极研究和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使其转化为我们自有的法律意识。而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发展空前活跃、民主政治建设呼声高涨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反映。

『伍』 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发展趋势

向往鬓白后
我时时遭遇
涌起 野牝马在高高的莎草中
从地狱深处来临
大片猩红离去，弃她于苍白的静谧之中
黑暗中叹中颜的苦景哈哈

『陆』 近代化什么意思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它们源于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1.起步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前）这一阶段，主要是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

2.整体发展阶段（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了一大步。

3.曲折前进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6)历史中近代中国现代化趋势的含义扩展阅读：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柒』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化的含义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代史反回映的是英勇答的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牺牲奋斗反抗史。

中国近代化是一个模式化，是中国探索改良，富国强兵，走向独立自强的社会发展模式。近代化的开展极大的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和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

『捌』 中国近代化的含义

历程：①起步阶段来（1840～源1895）：主要是洋务运动。②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包括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③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国民政府统治前期，近代化有所发展；抗战时期，近代化进程被打断；解放战争时期，近代化被推入绝境。④近代化发展的新时期（1949年以后）。

启示：（1） 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都不能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2）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不会向帝国主义或外国侵略者低头。
（3）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玖』 中国现代化模式有什么含义

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官僚内垄断资本主义现容代化、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分为旧民主主义现代化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等三种模式，从这三种现代化模式的转换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书中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和分析了以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发生、发展及其交织和转换的过程，由此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趋势，阐明了近代中国最终走上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根由。《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最后部分还认真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1949年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过渡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具有明确的连续性的观点。《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将生产力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相结合而形成现代化模式概念，提出从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此实现了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

『拾』 中国近代化探索的趋势特点是什么

中国来近代化探索的趋势特点源

1. 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呈现出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

2. 各阶级都参与了探索：农民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3. 道路曲折：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先后都以失败告终.

4. 各阶级的探索都借鉴了外国成果

5. 近代化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武力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

6. 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领导的,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化启动时期扮演过微妙的角色,资产阶级则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化的领导权

7. 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从军需到民用,从国营到民营,从重工业到轻工业

8. 发展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