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历史

1. 中国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

汉族古代“诗歌”是不分的，即文学和音乐是紧密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篇当时都是配有曲调，为人民大众口头传唱的。

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发展较慢，在“正史”中地位不高，没有能留下更多的书面资料。但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详见“六艺”），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重要地位；民间则更是充满了多彩的旋律。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的音乐家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传唱，有的是用国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词。在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家更是同仇敌忾，写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流行歌曲除革命歌曲之后，又加入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流行歌曲。各地开始建立交响曲团，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作曲家的新作。

东欧的乐团曾多次到中国表演，中国乐团也参加了许多国际表演会。中国音乐家也尝试用西方的乐器方法写作具有中国风味的音乐，比较成功的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采纳了越剧的部分旋律。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首先从香港及台湾地区进入中国，尤其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和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大陆中国大受欢迎。

(1)中国艺术歌曲历史扩展阅读

人类社会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无法考察。但是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

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古代音、乐有别。后浑称“音乐”，指用有组织的乐音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

2. 中国艺术歌曲有哪些

——由中国地下摇滚乐队的发源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经过三届的发展，已成为现代音乐最响亮的品牌之一。

关键词：摇滚，电子，民谣，说唱

“摩登天空音乐节”

3. 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共同特点

所谓艺术歌曲，源于美声唱法发源地的意大利，原文为“Art Song”，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概念，原指根据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而创作的歌曲，在词作上讲究技巧性与艺术性，与民歌相对；在音乐上强调伴奏的艺术处理。后来，又将一些歌剧选曲和一般的创作歌曲等，统称为艺术歌曲，以与民歌相对应。
我国声乐艺术起步相对较晚，早期的艺术歌曲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最早出现的艺术歌曲，其中主要是以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歌词而创作的歌曲。
具体而言，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审美特征，可以从以下三大层面予以解读。

一、时代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既以时代精神为支撑，又反映时代的思想与主题。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正是以充分彰显弘扬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为重要的审美特征的。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以科学、民主为号召、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唤起民众觉醒，走上民族振兴之路。
而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时代主旨、时代思想。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创作于1920―1921年间，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问》，就紧扣“五四”的时代脉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充满了对当时社会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愤懑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创作于1920年，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艺术歌曲《睡狮》，则把中国比喻为“睡狮”，面对帝国主义“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的现实，发出“睡狮醒”的呼唤与“奋斗心须壮，复仇志要坚”的号召。创作于1924年，赵国钧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五四运动的艺术歌曲，弘扬了爱国主义的时代大主题和“五四”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时代性审美特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二、人民性
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意愿、心声、思想、感情。其实，人民性与时代性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也以人民性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歌曲《可怜的秋香》，就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描写了牧羊女秋香孤苦悲惨的一生，表达出对中国劳动人民悲苦生活与悲剧命运的同情。而创作于1922年，发表于1928年，刘大白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卖布谣》，则“以质朴的歌谣体，叙说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劳悲苦，从一个侧面勾画了当时洋货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创作于1926年，发表于1928年，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曾到处传唱，走红一时，就因为歌曲讴歌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对纯洁爱情的执著精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人民性审美特征也是光彩无限、辉煌无比的。

三、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艺术的生命和灵魂。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对民族性审美特征的追求，应当说是有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萧友梅就提出：“要在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作风，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民族性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词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词五言、七言句式。例如《睡狮》：“睡狮睡了几千年，蛇虫狐鼠乱纠缠；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就采用了七言、五言交错的句式。而《卖布谣》中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采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四言体”，古味更浓烈，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而在自由体的歌词中，同样具有民族风格与民族意蕴，例如《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都是民族性的成功之作。
其二是曲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充分运用民族音乐语汇、民族音乐手法写成。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郭沫若作词、陈啸空作曲的艺术歌曲《湘累》，则巧妙地运用了京剧青衣唱腔的悲切、幽婉的旋律；再如徐志摩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海韵》，虽以西洋乐器钢琴伴奏，但是无论是旋律还是风格，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民族化的审美特征，也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三大审美特征，是在美学上的提升与突破，这些成功的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学习、借鉴的。

4. 黄自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历史贡献 最好是的相关论文内容 谢谢啦

作为一种歌唱的音乐形式，艺术歌曲是绽放在19世纪欧州所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之中的一棵奇葩。以舒伯特、舒曼为代表的德奥作曲家们最先赋予了这一音乐形式以崭新的艺术特征和风貌，后经过欧洲众多作曲家的不断繁衍，使得艺术歌曲以其严肃、深刻的作品主题，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丰富、完美的结构与技巧，成为涵盖欧洲一百多年浪漫主义时期乃至今天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受西方音乐艺术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也相继出现了艺术歌曲这一音乐形式。他一方面积极吸收了德奥艺术歌曲的优秀成就，同时，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给予了具有建设性的发展，进而使其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出现的具有东、西音乐文化交融和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是中国艺术歌曲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黄自，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34个春秋的短暂一生，尤其是在回国后仅约十年的音乐活动中，为我国专业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自先生的作品主要是声乐，他的抒情歌曲是他全部创作中特别有艺术价值的部分。正如钱仁康先生在《黄自的生活与创作》一文中称道：“他在我国初垦的音乐园地里辛勤耕耘，催发出一朵朵艺术歌曲的鲜花……”。黄自先生善于用精练的音乐语言表现诗的境界，音乐语言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和诗歌结合得非常妥帖，《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都是他艺术歌曲的代表作。黄自既受到过正规西方音乐教育，也接受过中国传统音乐的熏陶，留学归国后更是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发展。这使他的艺术歌曲的创作既具有欧洲艺术歌曲的技巧高度，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黄自先生的艺术歌曲，不仅在我们今天的音乐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艺术歌曲今后的发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是对黄自艺术歌曲的音乐本体研究和对其艺术特征及演唱风格的分析。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影响黄自艺术歌曲创作的因素。本章主要通过对黄自生平、黄自美学思想的介绍，以找到黄自进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依据。第二章，黄自艺术歌曲分析，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所在，拟将黄自的艺术歌曲从内容上的角度划分为抒情性艺术歌曲、古诗词艺术歌曲和现实性艺术歌曲三个基本类型，并进行曲式结构、调式调性、词曲结合、美学特征、演唱技巧等方面的分析。第三章，黄自艺术歌曲的写作特点。黄自自幼就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于1924年赴美学习，在国外系统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回国后带回了西方音乐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并将其有机地运用到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实践之中。因此，在本章中，将对黄自艺术歌曲的写作特点作以下梳理分析：欧洲艺术歌曲作者的写作技法对黄自艺术歌曲写作的影响；黄自艺术歌曲创作在中国音乐民族化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努力；与同时期艺术歌曲作曲家(如青主、赵元任)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第四章，黄自艺术歌曲演唱风格的研究。结合笔者的研究方向——声乐演唱与教学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演唱中二度创作的审美原则、演唱风格的把握、演唱中的要求等几个方面诠释黄自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

5. 中国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考古发现，中国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

中国音乐曾经对中国周边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从孔子传六艺到唐代的胡琴再到近代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又在吸收外来音乐要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发展。

中国素号“礼乐之邦”，古代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学习步骤。

(5)中国艺术歌曲历史扩展阅读：

中国音乐从很早已经掌握七声音阶，但一直偏好比较和谐的五声音阶，重点在五声中发展音乐，同时将中心放在追求旋律、节奏变化，轻视和声的作用。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从古希腊的五声音阶，逐渐发展到七声音阶，直到十二平均律。

从单声部发展到运用和声。所以西方音乐如果说像一堵厚重的墙壁，上面轮廓如同旋律，砖石如同墙体，即使轮廓平直只要有和声也是墙，正像亨德尔的某些作品。

中国音乐则不同，好像用线条画出的中国画，如果没有轮廓（旋律）则不成其为音乐，但和声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从未接触中国音乐的西方人听中国音乐“如同飘在空中的线”，而从未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则觉得西方音乐如同“混杂的噪声”。

6. 20世纪中国歌曲艺术的发展史为什么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流行的歌声，每个年代的歌声都在它特定回的岁月里，烙印答下时代的痕迹。我们怀念一首歌，也许是怀念一段过往，借此怀念一个时代。
80年代——谭张争霸
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了两位殿堂级巨星——谭咏麟和张国荣，香港乐坛至此进入全盛时期，后人再也难以超越。
90年代——四大天王，台湾音乐崛起
随着谭张争霸的告捷，以张学友、刘德华等人为代表四大天王，任贤齐、林志颖等新人开始在歌坛展露头角~娱乐圈初步形成一套成熟的包装机制和发达的娱乐传媒体系。

7. 求建国以来中国歌曲的发展变化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几代作曲家们的努力与探索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念与艺术特色。在充分肯定其艺术价值与发展进程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意识层面的重视不够、演唱曲目体系化欠缺、缺乏独特的演唱风格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发展空间还很广阔，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继承与发扬前人已取得的宝贵经验，在创作与演唱风格上不断探索改进，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1929年，青主出版的一首《大江东去》，揭开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的崭新篇章，由此产生了我国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本文以建国以来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与应用情况为研究对象，分别对20世纪50-60年代、80-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进行了回顾、分析与反思。
20世纪50-60年代，正值国家刚刚独立的特殊历史时期，创作题材多以革命群众歌曲为主，艺术歌曲的创作数量并不多。1958年，毛泽东诗词正式发表后，慢慢掀起一股依此为题材创作的古体诗词艺术歌曲的热潮，如李劫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生茂、唐诃的《沁园春・雪》等。而50-60年代唯一敢于大胆尝试根据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并具有影响的作曲家是罗忠，其代表作品有1962年根据唐代杜牧的绝句三首谱曲的《山行》《南陵道中》《寄扬州绰判官》等，在这些创作中，他大胆采用了欧洲现代技法的和声语言，开始了其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初步尝试，这些作品虽受到环境的影响，没有引起音乐界的足够重视，却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探索。
罗忠在古诗词艺术歌曲方面的现代派创作探索，正是继承了其师谭晓麟的创作手法，并在与民族化结合方面作了大胆的创新，这种利用五声性十二音序列进行创作的技法，后来被许多作曲家屡试不爽。这一写作技法的更新与尝试，对于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现代派技法创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另外，这一时期的古诗词艺术歌曲逐渐改变了以往作品中多以单乐段结构为主，为了体现原诗风格导致音域偏窄，旋律、节奏多为一字一音等问题，逐步注重歌曲中旋律音域的拓展，力度变化和发声法的要求更具体。
这一时期以来，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数量较少，并没有被作为一类歌曲形式重视起来，但对于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推广，最重要体现在其对于上半叶艺术歌曲的整理与保存方面；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歌曲进行保存与整理的重要性，许多作曲家们的艺术歌曲集被相继整理出版。例如《黄自独唱歌曲选》《贺绿汀歌曲集》《青主独唱作品集》。
文革结束后，艺术歌曲的创作开始引起专业作曲家们的重视，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是我国新时期艺术歌曲发展的重要时期。1980年罗忠发表的一首《涉江采芙蓉》，歌曲中极具特色的创作手法，充分发挥作曲者的想象力与创作力，达到了使旋律器乐化的效果，引起人们对于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的极大关注。1982年，作曲家黎英海先生为唐诗《春晓》（唐・孟浩然）、《枫桥夜泊》（唐・张继）、《登鹳雀楼》（唐・王之焕）谱曲的三首古诗词艺术歌曲，刊登于《中国音乐》，其中尤为出色的《枫桥夜泊》，成为新时期以来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经典之作，80年代以来，除以上作品外，优秀作品还包括罗忠创作的《鹧鸪天》（宋・晏几道）、《峨眉山月歌》（唐・李白）等，以及彭涛的《忆秦娥》（唐・李白），戴于吾的《清明》（唐・杜牧），及金湘的声乐套曲《子夜四十歌》（魏・乐府诗）、叶小纲的《送友人》（唐・李白）等。
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民族风格的探索在和声、旋律、结构、伴奏等方面均有了较为突出的体现。除了以罗忠为代表的现代派创作以外，以黎英海为代表的民族风格的探索与尝试，彰显此类歌曲的“中国化”特色，侧重于作品的旋律性，突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如《枫桥夜泊》中，在和弦结构方式上刻意回避了三度叠置，用非三度、附加音、五声纵合等手法取而代之，更有利于诠释古诗词艺术歌曲的风格特色。而《春晓》中，运用线条性的音乐思维，突出民族化的旋律风格，更好地运用旋律的发展与和声色彩表现出古曲的特色。这类创作风格的歌曲除了以上作品外，还包括黎英海的《登鹳雀楼》，彭涛的《忆秦娥》，戴于吾的《清明》《静夜思》等等。另外，这一时期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增加了演唱技巧与难度，明显提高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性，给演唱者更大的发挥空间。
80年代以来，随着声乐教育理念的提高，人们开始将部分经典古诗词艺术歌曲用于教学当中，古诗词艺术歌曲开始出现在专业的声乐教材中。如当时出版的高师声乐教材《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教材》及音乐院校的内部教材中，收录了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黄自的《点降唇》、刘雪庵的《红豆词》、应尚能的《渔夫》《我侬词》等作品。此后，大批的新作品开始在声乐教材中展现出来。
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与普及，文化部专门成立了“全国艺术歌曲推广委员会”，以促进中国风格艺术歌曲的发展。在作曲家们的努力探索下，各类新作层出不穷，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其中许树坚、刘小朋、戴于吾、吕守贵等当代作曲家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尤勤，如戴于吾的《声乐曲五十首》中，发表了《忆江南》（唐・白居易）等11首古诗词艺术歌曲；2000-2001年先后出版的由吕守贵作曲的《中国名诗词歌曲集》系列（CD）中收录了近百首为古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2002年，徐树坚、刘小鹏专门为12首古诗词谱曲，出版了《送月》（宋・辛弃疾）等，显示出新一代作曲家为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另外，这一时期，通过各类艺术歌曲大赛，也推出了许多优秀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作品，包括叶小纲的《山鬼》（战国・屈原诗）、张筠青的《夜思》（唐・李白）、王建民的《雨霖霖》（宋・柳永）等，这些作品均成为当代脍炙人口的作品。
21世纪以来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沿用前期创作手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在歌曲创作中音乐元素与曲式结构的变化，如叶小纲的《山鬼》，在保留古曲风格的同时，加入了多种戏曲元素、歌剧元素，曲式结构更加复杂多变，拓展了歌曲的艺术表现空间。另外，歌曲创作中注重演绎形式的多样化，如张筠青的《夜思》，在委婉优美的旋律中，加入原诗的吟诵与箫的合奏，这种独特的演绎形式，非常利于原诗意蕴的表达与古代文人气质的体现。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教育部对于高校、中小学学习古诗的倡导，古诗词艺术歌曲作为一类独特的传播形式，越来越受到关注。首先，随着各类声乐比赛与音乐会的举办，大量的优秀古诗词艺术歌曲作为中国艺术歌曲的代表，受到演唱者青睐，如《枫桥夜泊》《山鬼》《夜思》等；以古诗词艺术歌曲集形式出版的经典作品，成为演唱与教学的宝贵资料，如《罗忠音乐作品选》（艺术歌曲集）（2006）等；另外，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少年儿童中逐渐推广普及，如作曲家谷建芬把《春晓》《静夜思》等20余首古诗名篇谱成少儿歌曲，被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在全国的学校推广，因为曲调质朴优美，旋律简单易记，在中小学音乐课中盛行一时，为儿童歌曲的创作开拓了一片新天地，预示着古诗词艺术歌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象征，已经走出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演唱的局限，逐步受到大众喜爱。

8. 艺术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艺术歌曲是音乐史上一种特定的体裁。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一种抒情歌曲的通称。其特点是歌词多采用著名诗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手段与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重要地位。许多艺术歌曲现已成为声乐教材或音乐会保留曲目。在德国，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等作曲家创作的歌曲被称为Lied；在法国，与之同类的歌曲被称为Melodie；流传到中国，我们将它译为“艺术歌曲”。它原本的意思是“这种微妙的艺术用不同于歌剧的方法，令人领会到歌词中戏剧性的内容”。还有与Lied一词相近的Kunstlied，它的意思则是“不同于民歌的歌曲”。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区别于歌剧和民歌的这种歌曲形式——艺术歌曲，具体说来是指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

艺术歌曲在我国一向被看成是严肃音乐(高雅音乐)。自30年代以来，我国乐坛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艺术歌曲，它们又是全国各大院校培养音乐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教材。其中，三、四十年代的一批作品尤为优秀，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而到了80年代，歌曲的诗化程度、音乐的艺术风格与技巧的运用都有了更明显的提高及突破。艺术歌曲是流动的诗篇，旋律充满了诗的韵味和美感，它的美学规律是我们需要认真完成和不断探讨的课题。在欧洲声乐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艺术歌曲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是巨大深远的，正确全面理解艺术歌曲的本质、风格及特征，并以此推动我国艺术歌曲的创冶。发展，使艺术歌曲风格更加多样化、民族化，更具艺术性和时代性。
中国音乐艺术即中国民族音乐，狭义地讲，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我们要认识中国音乐，不能仅仅会唱一些中国歌曲，听几段传统乐曲，还必须从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的角度去考察中国音乐，了解中国音乐，从而真正理解中国音乐的内涵，了解它在世界音乐体系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

9. 中国古典音乐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化，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约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
于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