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武关系

① 在古代中国官职可以世袭吗

世袭是古代爵位、官职的一种传承制度。先秦时代，中国实行世卿世禄的制专度，上属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种世袭的次数理论上是无限的，直到改朝换代或占据这个爵位或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为止。

汉朝开始，官职已经不能被世袭了。虽然现实中官职的授予多集中在现有的官僚家族成员中，也留有某些世袭的痕迹，但是在法律上的由某个家族世代担任特定职务的制度被废除了。

从魏晋时代开始，世袭被进一步区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的意思是世袭次数无限、而且承袭者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後者的意思是世袭次数有限、而且每承袭一次，承袭者只能承袭较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低一级的爵位。

从宋朝开始，出现了不能世袭的现象，类似于英国的终身贵族。

世袭的意思是一个职位或权力世代沿用

② 中国历史发展简史

把顺序排好
十句话说尽中国历史
1、 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
2、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3、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
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4、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5、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6、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7、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8、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
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靠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地同化。
9、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
10、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烟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

③ 为什么说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

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来看，唐宋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是第一次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唐宋时期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起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表现在，⑴使土地资源的配置趋向市场化，从而使土地越来越具有纯粹的经济意义；⑵使土地所有权自上而向下移动。从古代到近现代，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国家下移至地主再下移至农民的过程。唐宋则处于这个下移过程的中间阶段。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应该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进步。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一称谓确实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豪民”、“兼并之徒”，顾名思义，是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主要是巧取豪夺，并非合法，而“田主”强调的则是田地的主人，即承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同时，这段话还反映出，汉唐时期土地的配置主要依靠政治强权，即要豪取、强夺和兼并，而宋代则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土地私有产权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还表现在人们对地租的认识上。“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②汉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将“租”与“税”混在一起，无法明确地区别开来。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产权还不太明晰，还没有完全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到了唐宋，人们不只是在字面意思上对这二者作不同的表述，而且从性质上对“租”与“税”进行界定。根据上引顾炎武话中所引陆贽之言，“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租”是土地租佃者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到了宋代，人们对此作了更为精练的概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①谁占有土地，谁就应该向国家缴税，谁租佃土地，谁就应该向土地所有者缴租。无论是“税”还是“租”，都要以对土地明确的所有关系为前提。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是士子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它自隋开皇年间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在不同阶段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早期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采用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使科举制度成为反对社会改革，抵制进步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八股文虽然内容空洞、形式僵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用八股文取士也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总之，我们对科举选官和八股取士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明其得失。

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汉代的“贤良方正”到唐朝的“诗赋取士”，其实质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代替了推举选拔制度，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无疑是进步的。
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皇权扩张的工具。均田制崩溃之后,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阶层。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被帝国采纳,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仅提议通过科举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了方向！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西晋边地民族的举事。是因为政府措置失当；北宋则另有难题，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养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时，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镇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边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执迷不悟地信任杂胡出身的安禄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盾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恩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禄优厚，在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丁孙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姓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促成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大唐文明是开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则显得内在而含蓄。有唐的开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内在，其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因果。
唐宋之际社会的变革及经济文化的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力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间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荣的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④ 阐述中国古代史君臣关系的演变

在汉朝以前，大臣们是皇帝请来帮自己治理国家的，所以大臣们的地位极高，皇专帝见了都要向其行礼的。
到了汉朝属随着儒学的发展，君臣之别开始慢慢显示威力。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举行宴会，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跪于两厢，迎接皇帝。
到了唐朝，大臣们也会对皇帝行“再拜稽首”之礼，也就跪拜两次。
宋朝开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极力的加强君权，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势力；另一方面，对于文官的也是采用制衡之术。
到了清朝以后，君权加强，君臣关系被完全颠覆。尊卑思想更加严重，等级制度更加明显，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皇帝对大臣行礼了。

⑤ 亨廷顿的文武关系理论

文武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是由塞缪尔·亨廷顿开创的，其开创性主要体现在1957年出版的《军人与国家：文武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中。然而，随着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提出、实际文武关系的变动、军事革命新波次的不断出现，一些学者认为经典文武关系理论所设想的理论前提正在消失，或从根本上是不符合现实的。实际的文武关系远比经典理论所提出的文武分治原则要复杂，因为目标和手段是相对的。因此，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典文武关系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提供比亨廷顿的模式更具有解释力的观点，构建能挑战经典范式的新文武关系理论。

政治社会系统中的文武均衡

有鉴于对亨廷顿和简诺维兹关于军人对政治态度立场上的不同看法，以及两人的军事专业主义和文武关系理论都难以完全解释越战后美国的文武关系，萨姆·萨克斯安（Sam C. Sarkesian）在《超越战场——新军事专业主义》一书中，尝试建构一种替代模型，称为“均衡模型”。此一模型基于一种强调“平衡”、“平行”和“友善对抗”的“均衡”。主张军队和社会并非分离的两个团体，而是同一个“政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整合部分。他认为，文武关系是由军队和社会之间所形成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出现，是由军人专业者和重要的政治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模式，以及作为政治行为者的军事机构之行使权力所促成。

连续光谱中的动态文武关系

戴维·奥尔布来特（David E. Albright）依据16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认为需要从不同于经典理论二分法的角度来思考军队和文官权威机构。他采用的是一种能包括文武关系多样性的连续性谱系的路径。从这一角度看，军队的文官权威机构不同程度的差异，可以看做从不存在到完全一体两端之间变化。在一个给定时刻，每个国家都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然而，其准确位置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因为影响它的环境是变化的。也就是说，决定一个国家文武关系在冲突与合作连续性谱系中所处位置的因素，包括政府上台的环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最高层统治精英的职能专业化程度；统治精英内部派别斗争的程度；政治官僚化的程度；国家的军事学说；国内秩序状况；历史上形成的对军队在政治生活中角色的态度；社会的制度结构；军队团体利益被忽视的程度；等等。由于这些因素及其不同程度与不同组合，使每个国家文武关系变化的影响处于上述连续性谱系上的不同位置，同时，所处的点是随着时间转变的，并与这个国家相关的条件变迁相一致。

国家体制基础上文武共担责任

道格拉斯·布兰德（Douglas L. Bland）认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通过文官领导与军官共同承担控制责任来实现和维持的。具体来说就是，文官机构对控制的某些方面负有责任和义务，而军方领导则对其他方面负有责任和义务。尽管有些控制责任有时相结合，但并不是融合的。责任关系与安排是以全国性的由“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与文武关系有关的行动者围聚在它们周围）构成的体制为条件的。尽管体制可以是长期稳定的，但也可能随着诸如价值观、问题、利益、个性以及威胁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更替可以解释文武关系动态性，而规范和原则的更替可以解释文武关系中的冲突。
共担责任理论认为文武关系的国家体制塑造着文官如何实施对军队的控制，从而把文武关系理论从不确定的“专业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它放到一个可检验的框架内。它解释了文武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适用于所有政治体系，阐明了文武关系中的动力，指出了理解各种条件下文武双方领导相互影响的方法。共担责任理论克服了其他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根基，它能囊括所有由两个不同实体组成的体系，能反映具体国家文武关系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根源，从而为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吸纳民主和管理精髓

安德鲁·科特蒂（Andrew Cottey）等人把经典文武关系称为第一代文武关系理论，并在研究中东欧原共产主义国家转型后文武关系转型的基础上，对经典理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中东欧国家面临的不断挑战不是以英美文武关系为模板完成文武关系的转型，而是建立有效的国防决策结构，以及国会对国防和安全部门的监督，必须动员更广大的市民社会参与国防和安全讨论。应对这些挑战一般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换言之，需要从国防和安全部门民主治理的角度，重新用概念方式认识关于民主与文武关系之间关系的讨论。这样一种概念化把焦点从控制国内军队转移到更广泛的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民主管理和实施上来。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概念化理解为从第一代问题，即为实现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改革核心制度，转移到第二代问题上来，即转移到为国防和安全部门的民主治理而建立有效的结构上来。正如布赖恩·泰勒（Brian D. Taylor）所说，“如果说第一代文武关系理论追求的是获得适当的文武关系制度，而第二代改革则是要把民主和管理精髓吸纳进这些制度，这样其重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能力问题有关”。

补充拓展原有理论

综上所述，在文武关系领域，确实存在着“经典文武关系理论”和“新文武关系理论”之间的区分。它们有共同关注的主题，但后者对前者进行多方面的批判与反思，并努力构建新的文武关系理论，把文武关系研究的重心从规范研究转移到实证经验研究上来，即从文武双方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转移到文武双方实际上是如何相互作用上来。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文武关系理论要代替或从根本上批判已存在的理论模式，成为新的理论，就应该有一套非常不同的概念表述”。以此来观察衡量新文武关系理论建构的努力与结果，笔者并不认为所谓新文武关系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完整的范式来替代经典的文武关系理论，而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相反，“新”文武关系理论不过是对“旧”文武关系理论在研究方法、议题上的补充和拓展。其中心议题仍然摆脱不了“文武关系”，只是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以及文武关系变迁的实际，对文武关系本身的宽窄及其涉及范围大小作了说明与延伸，而自身并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独特的主张。更为致命的是，新理论并没有完全克服它所指出的旧理论存在的不足，仍然把焦点放在文武双方上，忽视了其他行动者和行动层面，从而限制了它的解释力。

⑥ 中国的历史到底是不是真的

中国5000年的历史是有相当多的依据的，而且至今考古学家仍在不断的发掘更多的遗留下来的文物，来确定5000年前的文化。所以，5000年的历史这个长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就算有问题，也没什么大碍吧。。。埃及还7000多年的文明呢，今天不一样很贫穷。。。历史不是让我们拿来炫耀的。

此外，4大文明古国我认为是有些水分，毕竟这里面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真正可能有造假的是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每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由后人依照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记载来编写的，本身出处就可能有问题，另外如果有些历史事件找不到依据，难免编写历史的人会加入自己的想法。所以，历史不能太主观的去看待。

另外，近代史本来也是我们中国的屈辱史，这当中有不真实的记载也是难免，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敏感的话题，我们的执政者都将它们掩盖住了，包括你说的台湾问题。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的，只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事实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看到另外一种版本的时候会感到很大的偏差。实际上，关系到国家政府的很多信息，都是要加密处理的，这一点，即使是最自由的美国居民也不可能都知道白宫里发生的一切。

发生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的，可能只有全部的1/10，然后你能够从一切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大概就是那其中的1/100。

⑦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统一指的是那几位帝王统一的

第一种说法:
第一位: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49年) 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在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注意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开创了繁华的唐朝盛世。

第二位: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统一了六国，统一了度量衡，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一生功绩卓著。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暴君，实行暴政，秦仅二世而亡，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位: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 西汉王朝的第六代皇帝。他在位五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雄才大略，颇有建树，他当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之一。人们往往把汉武帝的功业和秦始皇相比，史称“秦皇汉武”。

第四位: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年-1722年）在位近6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精明神武，用兵西藏，新疆、蒙古、沙俄，奠定和捍卫了中国的版图。同时崇尚节俭。开创了康乾盛世。除敖拜,平三藩,攻台湾,亲征葛尔丹康熙帝的胆识、远见、气魄，甚至不计“万乘之尊”与将士同甘苦，以及勇于实践的精神，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

第五位:武则天(624～705) 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期间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顺应了时代潮流,延续了唐朝盛世。

第六位:前秦世祖苻坚(公元338～385年) 抑制豪强，整饬军政,强化王权,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地区的人采用怀柔政策。在思想意识上以汉化融合各族,提倡儒学,广兴学校，令公卿以下子孙入学，还亲临太学考试学生优劣。关中为前秦的根本所在，因多年混战,生产废弛,他“劝课农桑、赈恤穷困”，行区种法，兴修水利，遂使关陇地区经济发展，国力充实。370年苻坚攻灭前燕，次年灭仇池氐族杨氏,373年取东晋梁、益两州，376年灭前凉和代,统一北方。382年派吕光进军西域。前秦成为十六国中最强大的政权，其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他在位期间致力于修明政治，统一中国北方，政绩显著，是十六国时期许多封建帝王中最杰出君王。

第七位: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公元1162-1227年) 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1206年，被蒙古贵族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为后代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国家而奠定了基础。

第八位: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 宋朝开国君主，公元960年。在“陈桥兵变” 中被拥立为帝，后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中国的策略，先后攻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契丹的防御，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

第九位: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 明太祖是历史上少有的由平民得天下的皇帝，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北的同时，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着手稳固新建王朝的统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元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并奠定了明朝200多年的统治基础 。但他将中集权君主专制发展到空前程度，以及由此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

第十位: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 汉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他所开创的“光武中兴”是中国封建史上著名的四大治世之一。

第二种说法:
（1）周武王姬发：西周建立者，号称“宗周”，庙号“武王”。
（2）秦始皇赢政：（前259-前210），秦朝建立者，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始称皇帝。
（3）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西汉皇帝，在位期间是汉朝的鼎盛时期。谥武帝。
（4）汉光武帝刘秀：（前6-后57），东汉的建立者，死后实际薄葬。
（5）魏孝文帝元宏：北魏较有作为的皇帝（467-499），即位时年仅5岁。
（6）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朝皇帝，唐高祖李渊次子，大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能接受直谏，庙号“太宗”。
（7）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北宋开国皇帝，大权集中，生性孝友节俭。
（8）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元朝立国皇帝，成吉思汗之孙。灭亡南宋，统一了天下。
（9）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王朝建立者，出身贫寒，曾投身皇觉寺为僧，后克元，统一中国。死后谥高皇帝，庙号太祖。
（10）清圣祖玄烨：（1654-1722），清代皇帝，姓爱新觉罗，清世祖福临第三子，在位61年，庙号清圣祖。
说法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⑧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武帝，几个文帝

武帝的一共 10 个
文帝的一共 7 个

武帝：

汉武帝（刘彻）
魏武帝（曹操）
晋武帝（司马炎）
成武帝（李雄）
赵武帝（石虎）
宋武帝（刘裕）
南齐武帝（萧赜）
南梁武帝（萧衍)
陈武帝(陈霸先)
北周武帝(宇文邕)

文帝：

汉文帝（刘恒）
魏文帝（曹丕）

宋文帝（刘义隆）（南北朝的宋）

陈文帝（陈蒨）（南北朝陈朝）

隋文帝（杨坚）
唐代（李世民）（太宗文皇帝）
明文帝（朱棣）

文帝、武帝是古代皇帝的谥号，根据周公《谥法》而定的，是对皇帝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

根据谥法
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刚彊直理曰武。刚无欲，强不屈。怀忠恕，正曲直。威彊敌德曰武。与有德者敌。克定祸乱曰武。以兵征，故能定。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夸志多穷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穷极。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从上面可以看出，谥武的皇帝大多武功出众，开国皇帝往往需要平定天下，克定祸乱，谥武也不为奇。而文帝则常常是守城之主。

这“文”和“武”都是帝王的谥号。谥号是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请大臣们根据死者生前的品德和行为，按照谥法规定给予的一种称号。
谥号本来是有褒善贬恶的意思。按照谥法规定，谥号可分为表扬、批评和同情三大类。属于表扬的如:“经纬天地日文”。意思是，善于治理天下的可谥为“文”。象汉文帝刘恒，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都是以善于治理天下著称的，所以都被谥为“文”称“文帝”再如，“威强睿德曰武”，意思是说，声威强盛而又明智的可谥为“武”。象周武王姬发，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都是以声威强盛著称的，所以他们的谥号都是“武”称“武帝”。
谥号并不能真正说明人的才德，它有很大的虚伪性。到了宋代以后，每个君主的谥号就只有褒扬而无贬恶。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文帝”和“武帝”。如周朝有武王姬发，文王姬昌；汉朝有武帝刘彻，文帝刘恒；三国魏有武帝曹操，文帝曹丕等。只有很少的朝代如宋、 辽、金等没有“文武二帝”。还有的朝代如明代有武宗没有文宗，清代有文宗而没有 武宗。

为何很多朝代都有“文帝、武帝”（或“文宗、武宗”）？这是否与他们的“文治”、“武功”有关系？
“文帝”、“武帝”这一帝号其谥号有关。谥号是皇帝或某个重要人物死后，后人根据死者生前的品行及谥法的规定，给予的一种称号。后人则直呼他们的这种称号，成为理想化的形象，有的恰如其分，有的大差不差，有的则明显带有美化、粉饰或扩大，对 于历史上那些恶性累累的皇帝，还有的是“恶谥”，像周厉王、隋炀帝等，就是直言不 讳地指责和抨击了。

谥号来自于谥法。按照谥法规定，谥号可以分为表扬、批评和同情三大类。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这里说的“文”和“武”基本上是表扬。“经纬天地曰 文”，“刑民克服曰武”，意思是善于治理天下的可谥为“文”，威强敌德或夸志多穷 者曰武。像汉文帝刘桓、隋文帝杨坚，都是以善于治理天下而著称的皇帝，所以被谥为“文”，称为“文帝”。像魏武帝曹操、南朝宋武帝刘裕等，他们一生南征北战，荡 平群雄，武功显赫，所以被谥为“武帝”。谥“文”和“武”者，基本上都名副其 实。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不缺少文治武功的比较突出的皇帝，所以很多朝代都有“文帝、武帝”。

回首看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出产了500多位皇帝，他们的尊姓大名绝大部分 都被后人忘记了，可是凡是帝号是“文”和“武”的，基本上不是无名之辈，有着不 错的口碑。

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凡是被后世称为“文帝“者，几乎都是好皇帝，在他们统治期间，百姓大都安居乐业。比如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在位期间继续执行汉 初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策。两次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尤其是他废除肉刑，是中国法制史上重要改革。他与儿子景帝开创 了盛世文景之冶。是汉王朝一位关键人物。还有，名副其实的“文”帝魏文帝曹丕。 在所有的文帝中，他的文化修养最高，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有《魏文帝集》传世，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文”帝。

在被后世称为“武帝“者，多在军事上有所建树，还有不少是靠军事政变当上皇帝。知名度较高的如魏武帝曹操（155 -220)，是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一生亲 自参加并指挥了近50次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整理了孙武的《孙子兵法》，写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曹操武艺高强、博学多才、擅长书法、围棋、通晓音乐歌舞 和工程技术。在文学上，以四言诗见长，散文简洁明快，是建安文学的领袖。曹操一心 想做周文王，以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但后人偏偏谥之为魏武帝，这很出地下曹操的意外。此外，武帝也有个别情况，如明代武宗皇帝朱厚照，淫乐嬉游，身无寸功，厚着脸 皮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可谓夸志多穷，也被谥为“武宗”，像朱厚照这样的“武 宗”，历史上打着灯笼难找，是个颇有争议的武宗。

⑨ 中国历史各朝代的军事特色 越详细越好,允许粘贴

唐朝 初期恢复府兵制，较隋朝更为完备。府兵为基本的常备军，平时隶属於皇帝的12卫和皇太子的东宫6率。每卫设大将军1人、将军2人，每率设率1人、副率2 人。平时负责管理府兵轮番宿卫诸事，战时经皇帝任命，率领从各府调集的府兵出征。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於府，将归於朝。”(《新唐书□兵志》)重要军机大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商决。尚书省的兵部，主要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军队的编制、简点和轮番，以及图籍、厩牧、甲仗的管理等。

太宗时整顿府兵制度，12卫各领40～60府。鹰扬府恢复骠骑府、车骑府的旧名，不久又改为折冲府，“因地立称”，分别冠以所在地名。府分上、中、下：上府为1200人，中府为1000人，下府为 800人。全国最多时共设a府，府兵约60万人，主要分布於政治中心地区的关内、河东、河南及邻近诸道，旨在“居重驭轻”(《陆宣公奏议》卷八)，“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玉海□兵制》)。

折冲府为府兵的基本组织单位。每府置折冲都尉 1人，左右果毅都尉各1人，长史、兵曹、别将各1人，下辖4～6团。每团200人，设校尉，辖2旅。每旅设旅帅，辖2队。每队设队正，分为5火。每火10人，有火长。每队、每火的装备，如马、马具和锸、斧、钳、锯等，均有定数。府兵自用的武器、装具和征途所需粮食皆自备。马匹不足，由官府供给。平时训练在冬季进行，由折冲都尉率领本府兵马习战。

府兵的调遣、指挥权属於朝廷。凡发兵10人以上，除紧急情况外，都要有尚书省、门下省颁发的皇帝“敕书”和铜鱼符，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勘契乃发。府兵每年需轮流到京师宿卫，称上番。由兵部依各府离京师远近，确定上番的次数，每次1月，平均每年在役可达3月左右。部分府兵被派遣到冲要地区戍守，一般为1年一次。

府兵的来源，主要是从自耕农和地主中挑选，后来则渐以贫苦农民充役。按照规定，“三年一简”，即3年徵一次兵。凡20岁以上的健壮丁男，都是简点对象。简点标准，以资财、材力、丁口三者为据，“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擅兴》)。一般21岁入役，61岁出军，实为终身服役。后来，征战益多，勋赏不兑现，社会地位下降，地主也渐渐厌恶当兵，特别是“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逐步废坏，军资无所依靠，府兵乃纷纷“亡匿”、“耗散”。玄宗时，下令将服役期减少至15年，自25岁起服役，40岁乃止；又将“三年一简”改为“六年一简”(《新唐书□兵志》)，但都未实现，以致折冲府无兵上番。天宝八年(749)，被迫停止上番，折冲府从此名存实亡。

由於府兵制日趋败坏，唐初即存在的募兵制便逐渐兴盛。从开元十年(722)起，大规模召募壮士充宿卫。开元十二年，更名为 骑。次年， 骑达12万人，分隶於12卫，每卫1万人，又分为6番，轮流上番服役。平时近营为堋，教阅弓弩，免除赋役，资粮由官府供给。 骑多是被强迫入募和已逃亡再来应募的折冲府卫士，实际上是摊派兵役，其重要变化是由尽义务变为受雇佣。 骑自始就很衰弱，其召募亦无定制，前后只维持20余年。

唐初，驻防京城和宫廷的部队统称禁兵或“天子禁军”。从12卫府轮番调来宿卫京城的府兵，称南衙禁兵。单独组建、驻防宫城北门的禁兵，称北衙禁兵。他们最初是从跟随李渊起事的军人中简选3万人组成，称为“元从禁军”(《新唐书□兵志》)，系父子相代，专事宫城宿卫。以后，太宗又从中选善骑者百人，供戍卫、田猎之用，号“百骑”。另置北衙 7营，选骁壮者，於玄武门左右屯营，号“飞骑”。高宗时，置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改“千骑”为“万骑”，分左、右营；玄宗时，增左、右龙武军；肃宗后，也多有更易。禁兵一般是召募来的，历来骄惰怯弱，后受宦官控制，更加腐败。但是，唐朝后期主要靠禁兵维持残局。

唐初，驻防边境的军事机构称镇、戍。镇与戍均有上、中、下之分。上镇 500人、中镇300人、下镇300人以下，每镇设镇将、镇副各 1人。上戍50人、中戍30人、下戍30人以下，每戍设戍主、戍副各 1人。此外，在少数地方，大者设军，小者设守捉，各设使和副使统领，有的由州刺史兼任使职。地方兵中多为各地轮番到边境戍守的戍卒，称“防人”，3年一代，自备资粮；另有少数召募来的兵，称“防丁”或“丁防”。玄宗时，在戍卒中召募能更住 3年者，官给赐物；后又召募长期从军的健儿，称“长征健儿”，资粮等均由官给，称为“官健”，是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人。后期，地方藩镇的军人主要是这类“官健”。从武则天时期起，北边部分州还建立一些民众武装，称团结兵，其他地区也有土镇、土团、团练等。团结兵一般是“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唐六典□尚书兵部》)。官府给予身粮、酱菜，免其徵赋。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防卫边疆。他们由州刺史或节度使统辖。

唐朝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军事法律，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宫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对军人的职守、赏罚等有较详细的规定，凡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依“律”、“格”给予惩处。

唐末，各节度使控制地方政权，凭藉其拥有的土地、人丁、财赋，豢养大批军队，与朝廷抗衡，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态势。安史之乱以后，割据日甚，以致“方镇相望於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皆分裂於方镇矣”(《新唐书□兵志》)。

宋朝
毛泽东在读《宋史·太宗本纪》时，对于宋太宗在征服北汉，乘平定中原之势，北伐契丹，
结果因兵马长期作战，疲惫不堪，在高深河被辽军击败，宋太宗负箭伤而归，在此处内容天
头上的批注是〖HTH〗“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
之的办法
，宋人终不省。”〖HT〗(《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
页)在
毛泽东眼里，宋太宗即“不知兵”，政治上也是平庸之辈。元代史家在编修《宋史》时，对
宋太宗大加称赞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认为宋太宗〖HTH〗“帝沉谋英断，慨然
有削平天下之志。……帝以慈俭为宝，服瀚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
。绝远物，抑符瑞，悯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HT〗对此，毛泽东在该处无头上的批语是“但无能”。

一个朝代，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名将，流传下来的是靠一个批寡妇救朝廷（不是看不起杨门女将），说明此朝无功可建，无章可表呀！

元朝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和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而以其人名曰：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兀卫（《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41）。因此，属于宿卫系统的军队是由切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切薛是蒙古语(kesig)的音译，由突厥语kezik演变而成，轮流值宿守卫的意思，指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元朝建立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切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至元十六年，诏立后亲卫军都指挥司，设使副签事，统选兵万人。这样元朝宿卫系统则有左、右、前、后、中诸卫，设亲军都指挥使统领五卫。元世祖时，四位切薛长安童、月赤察尔、忽都答尔、玉昔帖木尔，在朝廷内曾担任过最重要的官职，如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等要职。
元朝的大都和皇城的一般军事防务改由五卫亲军担负，受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到元朝末年，先后置30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人被编入侍卫亲军。
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军，其布局是：称作腹里的河北、山东、山西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探马赤军是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出来的士兵，组成精税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被征服地区。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的蒙古、探马赤军戍守。南方以蒙古军、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廷在华北签发的军队)、新附军(南宋降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某一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行省统辖，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兵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数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忽必烈即位之后，其制度渐趋完备。a
军卒的来源，在汉地江南是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军民分户的制度早在蒙哥汗二年(1252年)大规模籍户时已有明确区分，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如辽东的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和福建的畲军等，则皆不也戍他方，盖乡兵也（《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41）。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
元代漠北草原和漠南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征，平时便屯聚牧养。蒙古民户按千户、百户、十户(也称牌甲)的十进制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居住，由各级那颜(官人)管辖，上下级有严格的领属关系。千户、百户、十户是岭北行省境内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单位。1217年，成吉思汗命木华黎攻金，从漠南的兀鲁兀、忙兀、札剌亦尔、弘吉剌、伊奇烈思五个部落的千户、百户中，挑选矫捷有力的士兵组成五投下探马赤军。这支部队充当先锋，颇立战功，驻屯中原。窝阔台汗时，命搠思蛮(又译绰儿马罕)出征波斯，作探马赤军留在该地镇戍。也速失尔征高丽，留驻高丽作探马赤军镇守。在元一代，始终保持着探马赤军的建制。在发动战争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元史》卷98《兵志》一）。战士的装备一律自备，没有固定的军饷。蒙古军和蒙古探马赤军一般不设达鲁花赤，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调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阵亡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调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缠等军需。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未设奥鲁。其他各族军队除特殊情况外，在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都设达鲁花赤以监军务，品秩与元帅、万户、千户相同。万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三等。万户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首为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以上是元代军队编制、军队管理和军队任职的简单情况[附图：元军甲胄〕
元朝军事防卫除上述宿卫系统和镇戍系统的两大系统外，还有不出戍其他地方的乡兵，如上述的寸白军、畲军、契丹军等。应募而集的军队名曰答剌罕军此种军队不给军饷，不编入军籍，是散兵游勇，助声势虏掠以为利者也
(苏天爵《元文类·军制》)。还有以兵士所掌握的技术而命名的军队，如曰炮军、弩军、水手军等

明朝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 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此制在维护明朝 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军队的统辖与卫所制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纳刘 基建议,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 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 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置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 官。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含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一般卫由卫指挥使率领,辖5个千户所，共 5600人；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 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 旗,共50人；小旗10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 司、卫所，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0余万人。

以下是明朝的军事领导制度。

以中央军事领导机关来说，起义时期，朱元璋以都元帅身份自主行枢密院事，亲自指挥全盘军事，以后，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一人，名义上是“节制中外诸军事”，其实，一切大小军政，包括军官任免、军队调遣、战役指挥、战略考虑等，都由都元帅决定，大都督府不过是主持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考绩、马政等日常事务。大都督当然也要统军作战，但只能奉命进止，不许擅作主张。当时，朱元璋在行中书省内设户、礼、刑、工四部，独不设吏、兵二部，正说明人事和军事大权不容假借于人。即使如此，到吴元年（公元1364年）还是对此作了部分的调整，虽然仍保留大都督府，但裁免去大都督一职不设，改设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若干人，均为大都督府的长官。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众设多官而分其事权。

明王朝建立后，在中书省下的六部已有兵部，这对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来说，是实不可少的。明初，将原来由大部督府掌管的武官任免、考绩、荫袭、军队的训练、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等军事行政工作划归兵部掌管，大都督府仅保留统率全国军队的职权。

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680年），在撤废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也宣布彻底改组大都督府，将大都督府分设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同时大变动，是当时明王朝中央军政制度大改组的两翼，其重要意义实不相上下。当时还规定，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应该分别与兵部直接联系工作，而统一奏请皇帝裁定。每一个都督府内又都设有一小群都督，计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副都督等，俱为负责官员，由朝廷指定各都督府分别统率全国各都司、卫、所，不得随便变动。至仇，统军的部门便一分而为五，领导人更是由一个增加到好几十个。任何统军的都督都绝不可能率本部军兵与朝廷对抗了。

其实，任何一个都督府及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督，连率领本部军兵的权力也是没有的。因为明王朝还规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而分调其他各都司、卫、所的兵丁归其指挥。军事行动结束，将帅即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这种体制显然是为了防范军权旁落，是为了对将帅们的职权有意掣时，其必然结果是，要付出大大削弱自己军事威力的代价。

明代军队的建制

明代设在地方统率军队的部门分为都指挥使司、卫、所三级。

都指挥使司又叫都司，是负责一个地区统率军队的领导性机关，辖有若干个卫和所。都指挥使司是省一级“三司”之一，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还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僚佐胥吏。全国各个都指挥使司分别辖属五军都督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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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中国清朝(1644-1911)是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并走向衰败的时期。它经历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和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个历史阶段。其军事制度既因袭历代王朝的旧制和本民族的传统，也受到西方的影响。至清末，许多近代军事制度已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清朝前、中期，兵权主要控制在皇帝手中。雍正时设军机处，以亲信充任军机大臣，“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清史稿?职官》)，凡用兵大事皆由其承皇帝旨意办理。中央设兵部，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实则”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历代职官表》卷十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兵部改为陆军部，始有统率全国军队的权力，后又增设海军部，但军机处的权力仍重。到宣统三年(1911)，改责任内阁，另设军咨府，以秉承诏命，襄赞军谋，军机处遂废。

八旗兵和绿营兵

八旗兵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等八种旗帜为标志。“旗”本为满族“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有掌管军事、政治、生产三个方面的职能。凡旗人男丁皆可为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八旗各有旗主，皆为世袭，旗兵为其私有。太祖努尔哈赤初定旗兵编制，每300人为1牛录，领兵官称牛录额真；5牛录为1甲喇，领兵官称甲喇额真；5甲喇为1固山，领兵官称固山额真；共领7500人，是为1旗。以后牛录数量增加，旗数未变。太宗时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至此共有24旗。入关以后，清廷虽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制度，但八旗兵已成为完全不事生产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分为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直属於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牛录、甲喇、固山各领兵官也都依次使用佐领、参领、都统等汉语称谓。京营八旗亦称禁旅八旗，分为郎卫和兵卫。郎卫是从正黄、正白、镶黄等所谓上三旗的满、蒙族人中挑选组成的亲军营，负责侍卫皇帝和宫廷，归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兵卫负责拱卫京师，主力有骁骑、前锋、护军、步军等营，还有选自各营、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的健锐营、火器营、虎枪营、神机营等。除骁骑营归八旗都统直辖外，其余分置总统和统领统率。驻防八旗，由镶白、正红、正蓝、镶蓝、镶红等所谓下五旗担任，分驻全国冲要城镇，以畿辅、东北、内蒙古为最多，作为镇慑地方的武力，分由各地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

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有马兵(亦称骑兵)、步兵、守兵之分。马兵、步兵亦称战兵。沿江、海设有水师。绿营兵籍，皆注於册，由兵部管理。“骑兵拔於步战兵，步战兵拔於守兵，守兵拔於余丁，无余丁乃募於民”(《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十七)。将官归兵部选任，“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列名具疏请补，参将以下，按月升选”(同上书卷六十)。绿营仅有极少数驻京师，称巡捕营，隶属八旗步军营统领。其余分屯各省，依所辖地域之大小、远近、险要和人口的多少确定兵额，列汛分营，“以慎巡守，备徵调”。绿营兵以“镇”为基本单位，作为全国各大镇戍区的基础，设总兵1员，为镇的主将。在总兵之上设有提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各镇总兵；又有巡抚，其兼提督者有权节制各镇。在巡抚提督之上，又设总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巡抚、提督和总兵，为该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各镇绿营兵按协、标、营、汛编制。总督、巡抚、提督和总兵，都各有直属亲兵，统称本标，分称总督标、巡抚标、提督标、总兵标。标辖2-5营，分称中、左、右、前、后营，居中镇守，以备徵调。凡副将所属之兵称协，是协守要地的部队，按防守地的重要程度编配数十至千余人规模不等的营，以守备地名命名，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次要地区设汛。每汛数人至数十人不等，由千总、把总统带。自提督以下，仅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其军令寄於总督和巡抚，兵权归於中央。遇有征伐，皇帝另简经略、参赞大臣统兵，调集各地绿营出战，事毕即解大臣兵柄。

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或月发一定的银饷和米粮。武器装备主要有弓箭、刀矛等冷兵器，炮、鸟枪、铳枪、抬枪及火箭(见中国古代火箭)、火球、火罐、喷筒等火器，此外还有云梯、藤牌、鹿角等。八旗兵的薪饷和武器装备均优於绿营兵。

勇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八旗兵与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用。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曾国藩在湖南募团丁为官勇，订营哨之制，粮饷取自公家，称湘勇或湘军，是乡团改勇营之始。继之，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的淮军和各省勇营。及战事既毕，除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和其他一部分勇营遣散外，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称为防军。防军之外，又有练军。它从绿营选练而来，其营制饷章也全仿湘军，任务与防军同。这样，自同治至光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防军与练军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它们的营制皆源自湘军。湘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500人为营，营辖4哨，哨辖8队，分由营官、哨官、什长率领，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兵必自召，将必自选，训练、指挥自主，粮秣薪饷自筹。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每军只服从统将一人，营、军彼此独立，互不统属，都只服从曾国藩，兵部无权管辖。湘军制度之盛行，成为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从此，“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於将帅。这个时期，清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廷在一部分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轮船铁舰，雇用外籍教习和顾问，举办武备学堂，开始采用西式武器和操典训练军队，并建起了近代海军。但是，这种变化既是初步的，又是畸形的。旧有的大刀、长矛并未废除，集兵方式没有改变，军队建制仍维持勇营制和其他旧的组织形式。军队的主要新式武器和教习都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反映了清军的近代化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

新军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湘军、淮军、防军、练军又相继腐败不堪用，於是又有“新建陆军”、 “自强军”代之而起。因其武器装备全用洋枪洋炮，编制和训练尽仿西方军队，故称新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决定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在中央设练兵处，在各省设督练公所，并计画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以北洋新军作为中央军(亦称国军)，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将原有的防军、练军和其他旧军(旗兵除外)汰弱留强，一律改为巡防营。新军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由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设统制率领。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根据情况，或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 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数学习军事的留学生。集兵方式采用募兵制，在体格、嗜好及文化程度上有严格规定。新军的品德教育以“忠义要旨”为中心，技术训练“以实用易学为主”。清政府本想通过军事制度改革收回全国兵权，但召募、发饷等操於将帅手中，武器装备有赖於外国，军队的私属性质毫无变更。至宣统末年，新军只练成13镇(另说14镇)，由於辛亥革命爆发，便随清亡而终。

⑩ 中国历史外交人物的故事,2个

1、唐雎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国，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啊！”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片的土地交换小的土地，很好。

即使如此，我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卫它，实在不敢交换啊！”秦王不高兴。于是安陵君派遣唐雎出使到秦国。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听我，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秦国已经灭了韩国亡了魏国，而安陵君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忠厚的长者，所以才不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于安陵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轻视我吗？”

唐雎回答说：“不，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并且保卫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仅仅是五百里呢？”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您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倒下的尸体有百万具，血流千里。”

，把头往地上撞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

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加上我就要成为四个人了。

如果有才能和胆识的人一定要发怒的话，就要使两具尸体倒下，血流五步远，天下百姓都是要穿孝服，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起身想要(与秦王)同归于尽。

秦王变了脸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怎么到这种（地步）！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然而安陵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生存下来的原因，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2、烛之武

晋文公、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并且在与晋国结盟的情况下又与楚国结盟。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南。

佚之狐对郑伯说：“郑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能派烛之武去见秦伯，一定能说服他们撤军。”郑伯听取了他的话。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没有能力办事情了。

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危急之中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烛之武就答应了。

夜晚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去见秦伯，烛之武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怎么敢用这件事劳烦您手下的人呢。

越过晋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境，您知道是困难的，您何必要灭掉郑国而增加邻邦晋国的土地呢？邻邦的国力雄厚了，您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

假如放弃灭郑的打算，而让郑国作为您秦国东方道路上（招待过客）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对您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害处。

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恩惠，他也曾答应把焦、瑕二邑割让给您。然而，他早上渡河归晋，晚上就筑城拒秦，这是您知道的。晋国有什么满足的呢？

既然它已把郑国当作东部的疆界，又想扩张西部的疆界。如果不侵损秦国，晋国从哪里取得它所企求的土地呢？

使秦国受损而使晋国受益，您好好掂量掂量吧（希望您能好好考虑‘阙秦以利晋’这件事）！”秦伯高兴了，就与郑国签订了盟约。并派杞子、逄孙、杨孙帮郑国守卫，就率军回国。

3、邓芝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于永安病逝。之前，孙权为修补夷陵之战给两国造成的裂缝，曾遣使请和，刘备亦派宋玮、费祎等到吴回应。

但如今刘备逝世，丞相诸葛亮忧虑孙权知道这消息后态度会有所改变，不知如何处理。此时邓芝面见诸葛亮说：“现今主上（刘禅）年幼，在位不久，应该派遣使臣重新与东吴结好。”

诸葛亮回答：“我想了很久，不知道任用谁，现在我找到了。”邓芝问是谁，诸葛亮说：“就是使君您了！”于是派邓芝出使吴国。

邓芝到来后，孙权果然感到疑惑，不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便自己上表求见孙权道：“臣这次来也是为了吴国，不只是为了蜀汉。”

孙权于是接见他，对邓芝说：“我原本诚心想与蜀汉和亲，但恐怕汉主年幼，国小而大势困顿，如果曹魏乘虚进攻，不能保全自己，所以我感到十分犹疑了。”

邓芝答道：“吴、蜀两国结合拥有四州的地方，大王您是有名于世的英杰，诸葛亮亦是当代特别杰出的人才。蜀有重险可固守，吴有三江可阻隔，结合这两个长处，成为唇齿之邦。

进可并力夺取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这是自然的常理。大王现在若想委身向魏，魏必定要大王您入朝朝拜，最少也要求太子前往为质子，若不遵从命令，就有理由讨伐。

我国必定见有利而顺流进发，如此，江南之地便不再是大王所有了。”孙权沉思甚久才说：“你所言甚是啊！”便与魏断绝关系，与汉连和，派大臣张温前往访问。

张温出使即将返回时，蜀汉再次派邓芝到吴国，孙权对邓芝说：“如果天下太平的时候，两个君主分别统治，不是很快乐吗。”邓芝却对他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

如果魏国灭亡之后，大王还未深识天命。那为君之人就各自去光大自己的仁德，为臣之人各自竭尽自己的忠诚，而为将之人则握棰擂鼓，争战才刚刚开始。”

孙权大笑说：“您确实很真诚。”孙权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说：“丁厷言辞铺张浮艳，阴化不能完尽；能和合两国的人，只有邓芝。”

4、班超

西域诸属国自王莽篡汉之后脱离中央王朝管辖，被北匈奴所控制。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河西诸郡，使得边地人民不堪其苦。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等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班超一到军旅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他率兵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与北匈奴交战，斩获甚多。窦固很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5、苏秦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奉阳君赵成已死，便游说赵肃侯，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主张。苏秦详细分析了赵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指出赵对韩魏的战略相依关系。

进而说明了自己的合纵主张：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并建议赵国组建六国联盟并力抗秦。

如此一来，六国一体，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赵国的霸主事业也就成功了。 赵肃侯采纳了苏秦的“合纵”主张，资助他去游说各诸侯国加盟，以订立合纵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