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对近现代历史的阐述

⑴ 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体会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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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
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
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
”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
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
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
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
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
，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
？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
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
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
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
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
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
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
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
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
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
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
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
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
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
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
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
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
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
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
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
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
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
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
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
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
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
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
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
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
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
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
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
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
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
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
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
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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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目前改革有何借鉴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就已是“热门”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还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开辟了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而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优秀学人迅速涌现，创新成果大批诞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提出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此后不久，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等为首，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题目下发起了关于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这是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最令人瞩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机。其实，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并不是单纯学术发展的表现，而是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我们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入手，寻找答案。

80年代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它包括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制度、方针、政策和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的评价与分析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包括研究重心的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己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

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带来了精神潜能的释放，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作了准备，也成为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荣局面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繁荣是与思想解放带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跃密不可分的。

诞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基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判断，初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进一步将阶级斗争的线索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用“革命史体系”叙述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由于这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的初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阐释功能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时代精神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要的社会运动从原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转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来。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其实，上述两种“范式”之所以产生争论，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孰轻孰重的判断有紧密联系。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孰轻孰重的判断并非产生于主观性的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源于客观的时代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会变迁，无不与“革命历程”密切相关，革命进程、革命事业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基本趋势的根本因素，是规定社会本质内容的基本因素。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予以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合理的。只有抓住了这一基本线索，才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居于“革命历程”之外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北洋军阀、资产阶级等历史真相。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不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也是十分注意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后，重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即重视“现代化历程”的必要性，则成为时代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命题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抓住这个中心主题进行分析，带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探索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相，全面把握历史过程中的复杂线索。

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在理论架构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实际上，正如胡绳先生指出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很有意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只是在战争年代，人们还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所以就没有可能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的理论架构。但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为参照，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重新给予历史定位,从新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显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的讨论虽然曾经十分活跃，但没有发生以前出现过的“一扬一抑”或“非此即彼”的结果，因为两种“范式”都没有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追求近现代化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是，至少从目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看，还不能完全取代以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革命里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个近代史。反之亦然。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和不同“范式”的争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提醒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避免偏颇或误差。不同学术流派的讨论只是发现了自身的缺陷和纠正了对方的偏颇和不足。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多元并存的状态，是思想活跃的直接结果，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所以需要将“范式”的讨论加以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与思想活跃相反的结果。譬如，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而以“现代化范式”阐述社会变革的过程也需要十分注意，因为现代化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是被引进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中被磨练得相对纯熟的理论。如果照搬这一理论，把中国仅仅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特殊范例，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走到“告别革命”的道路上去。连西方的理论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都有所警觉，他们对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与宣扬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和美国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这些动向对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的深入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与中外历史学界的对话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还特别体现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开始中外历史学界对话的新时期。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两个角度。从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稍后开始了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而改革开放则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从理论上说，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确立以世界为背景思考中国的视角，摒弃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引进海外中国学的优秀成果，进而促进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相结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学者能否在研究中国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主体意识，对国外历史学界的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发挥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要任务。

而另一方面，关注跨学科研究和并不缺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外国学者则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确实也得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对“东方睡狮”的好奇，20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窥探冷战中被封锁的中国的内幕，那么，国际历史学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关注，则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断升温。国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给中国学者以启示，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有的外国学者在吸收中心地学说、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等级——规模学说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的模式。还有些外国学者从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近代的条约外交体系的矛盾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乃至东亚的近代史进行考察，从地域与时间的差别的角度看东亚受到外来压力的情况，强调东亚史的内在性和构造、基础的连续性，注重思考东亚各国在国际秩序重新组合过程中包括政府层面及知识分子与民众层面的相互影响，认为来自亚洲的冲击应比西洋的冲击更受重视。

上述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其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建立理论框架的意义和意识到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口”。为什么外国学者针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能够大胆提出某些理论或模式，而且并没有太多的顾虑，而中国学者提出理论或模式则比较谨慎呢？在一些学者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引进这种从世界看中国的理论包括模式作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工具。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注重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建立社会发展研究的区域体系理论，并注重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应当说与这一影响不无关系。这就是80年代的中国敞开国门，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面向国际历史学界与国外学者切磋交流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西方史学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促进了80年代的理论热，对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理论挑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契机。

在经历了90年代相对扎实的实证性研究阶段后，国内学者发现，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其实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其实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对其结论进行修正；有的理论在提出的时候有史料运用不当和数据统计误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使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或具体事例进行研究之后才能够发现。外国学者由于对中国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的数量与条件有限，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所以主要是将其模式或理论建立在较繁琐的理论推衍或逻辑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层面，其理论来源及该模式或理论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质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是有偏差的。而在使用历史资料或文献方面，中国学者当然比外国学者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的讨论。在经历了80年代对西方的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社会越来越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则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功能。

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对话十分活跃，学者层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日趋频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共同研究已经远远超出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外来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层面，也不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的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外学者都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国的历史视角，建立面向未来和更宽视界的历史认识。在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在保持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我们相信，新一轮的中外历史学者的对话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

⑶ 中国近现代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历史学家

中国近现代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历史学家 有 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钱穆 。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

⑷ 《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对中国近代历史阐述得怎么样

中国近代史是一连串的惨败。它们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失败者总是难以释怀，那种怨恨与悲愤，仍在时时浮现。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本书还指出了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即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即保守势力的抬头。例如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洋人终将退让。这种建立在对实力的错误估计之上的盲目乐观，是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历史书过于强调单个事件分水岭意义的写法，时常让人们误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近代”。第一次使朝野上下产生变革的强烈危机感的事件，并非外部发生的鸦片战争，而是内部爆发的、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危机早已积重难返，最终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发生中断的现代化或迟或早都要重新起步。因此慈禧太后在破灭戊戌变法不到两年后，就不得不重行推动改革。这也是危机深重年代的一个惯有的讽刺性现象：即只有一个立场顽固的极右派才能推动改革。这就像只有极端反共的尼克松才能排除阻力访华，因为无人能够指责他亲共卖国。只是不幸，晚清的保守势力太晚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而维新派又不足以主导变革。 近代中国充满了混乱与失败，变化是这一时期的主导特征。幸而公平的是：混乱世界往往也是孕育创造力的温床，在极端的条件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中国历史上大混乱的另两个时期：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也同样是思想最自由开放的时期，无论在文化、制度、政治等层面都开创和奠定了此后秦汉、隋唐辉煌的基础。《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虽然强调近代史是中国人的主动奋斗，但对这种创造力本身的总结性阐述仍略显薄弱，不能不说是其缺憾。

⑸ 求国内外伟人、政治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典论述！急求！

------具体的论述一时也收复集不齐，但对中制国近现代有经典论述的著名人物是有迹可遁的。你可按所提供的人物自己网上查一下。
一、清末：地主阶级代表人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李鸿章 、张之洞；
农民阶级代表人物：洪秀全、洪仁玕、
资产阶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谭嗣同、严复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 孙中山、章太炎
三、无产阶级革命者代表人物：李大钊、毛泽东

⑹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史国情。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了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

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⑺ 中国近现代史给我们当代中国人提供了哪些历史启示，结合史实论述之

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便是
一定要学会跟上世界主流
否则只有挨打
挨骂
如果我们善于吸取别人的常处
我们就能变强
加油
中国

⑻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传记及其评价

1、《孙中山传》以丰富的史料为事础，记录了孙中山的一生活：“贫困的农家子”、在黑暗中探索、从“医人”到“医国”、创建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和宋庆龄的结合等。孙中山结束了一个时代。孙中山开创了一个时代。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

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周恩来传》是2011年7月1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英）迪克·威尔逊。该书是由外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周恩来传记，是周恩来传记中最全面、生动和畅销的版本之一。

该书作者自1960年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后，便开始收集该书的写作材料，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同事们的广泛回忆及国内外可供查寻的文献资料。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3、《曾国藩 》是 唐浩明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结合史实，深刻形象地描述了曾国藩毁誉参半的人生历程，发人深思。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4、《李大钊传》是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朱成甲。本书主要阐述李大钊在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人生历程。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5、《蒋介石传》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者布赖恩·克罗泽撰写的。抛开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客观、审慎、敏锐地考察了蒋介石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在西方出版以来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第一部真正尊重历史与当事人的权威的蒋介石传记。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长久以来，人们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呈现多极趋势，中外史学界也热衷于研究、挖掘蒋介石的生平、性格及思想。

(8)中国历史学家对近现代历史的阐述扩展阅读：

人物传记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人物传记是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要使传记真实可信，首先必须全面搜集、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使传记所反映的人物生平事迹准确无误，完整无缺。这些资料一般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的内容：

（1）人物的姓名、性别、籍贯、民族。

（2）人物的生卒年月。

（3）人物的学历、简历、党派、职务。

（4）人物的贡献功绩、科技成果、著作。

（5）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

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要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一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这样，才能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正确了。因此编写传记时，一定要占有丰富、翔实、真实可靠的资料后，方能动笔。

梅林为了写作《马克思传》，用了几乎二十年时间，搜集并深入钻研有关马克思的资料。司马迁写《史记》，经历了十年，如果加上他搜集史料，调查研究所花去的时间，可以说一部《史记》倾注了他的毕生精力。

⑼ 中国近现代史学分为哪些史学流派并就其中一个进行描述及阐述起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内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容学。

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其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国维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王国维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

他由文字声韵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又进一步从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其中尤以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⑽ 论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和历史主题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近现代历史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及其评价。

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并发动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在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争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严重经济危机，导致国际格局重大变化。中国和世界各反法西斯力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进300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100多年来遭受侵略的苦难史。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它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迁有着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但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本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结构调整地难度和遭遇外部冲击的风险，对中国的建设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

21世纪初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继续向多极化发展，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平稳的外部环境。

2、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还是无功，有理还是无理？论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选择。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总的来说是无功的，无理的。当然并不能完全的说帝国主义侵华是完全无作用的，如鸦片战争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觉醒，他加速了封建主义的毁灭速度。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宣扬的“侵华有功”是截然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作用是在客观上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只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帝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障碍。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从各方面控制和操纵了中国，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列强践踏了中国神圣的主权，在中国割占领土，攫取了中国的海关主权、司法主权和外交权等许多特权；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和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航运、进出口贸易等经济特权，牢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吸引留学生等文化侵略政策，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培养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买办文人；另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侵略的过程中，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和精神伤害。

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开始总结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经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民，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回答该题应分别叙述帝国主义侵略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等方面加以说明，以增强论点的说服力，同时揭露侵略者鼓吹“侵华有功”的颠倒黑白的丑恶嘴脸。）

3、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客观实际论述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进步性。

必要性：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使它必须进行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富强，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中国的封建实力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不经过巨大的革命风暴无法将它摧毁；再次，改良本身的弱点及改良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因此中国近代的革命，不是革命者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要残酷压迫下，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不革命，中国将无法取得进步，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近代各种改良的失败即说明了这一点。

进步性：进现代中国革命经历了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给人民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等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五四运动打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枪，五四运动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具备的特点，它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的群众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展现了新的面貌。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开始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革命斗争，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在经过曲折艰苦的斗争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4、从中国人民自新求强的历史艰辛及最后胜利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到1949年成立新中国，我们国家先后经历了反帝国主义侵略，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系列的困难及挫折，但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打倒，而是凭着一种力量走到了今天，这种力量就是——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我们要透过历史看到这种精神并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之一是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抗日救国的过程中“不当亡国奴”“誓死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精神感召着举国上下亿万民众，各阶级各党派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显示着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种精神支持着我们走到最后的胜利。

团结合作精神：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号召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共同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抗联将士活跃在白山黑土，回民支队让日闻风丧胆，全国各界成立了救国联合会捐钱捐物，台湾同胞更是以65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台湾的光复。团结合作让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还是八年抗战，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艰苦奋斗的史诗，就拿抗日战争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军民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同日军展开白刃战，取得平型关大捷；38年3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摧毁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十两个师团……这种精神指引我们走向更多的辉煌。

总之，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我们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生动体现。当然，这种传统精深要与时代精深融会，才能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比拼，经济实力技术实力是物质基础，但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支撑。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从那段悲壮史中汲取力量，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发奋图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注：答题思路，回顾历史，看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并加以论述，联系实际展望未来）

5、论述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三大选择”的必然性与进步性。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求先进理论。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所以这种全新的社会力量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是必然的。

正确性：（1）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社会科学主义

（2）当时经济文化落后，军阀混战，帝国列强侵略下的中国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放之路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它联合了工人农民和士兵等，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其理论也成为共产党党内的指导理论。

历史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它解决了其他党派、团体所解决不了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采取了其他党派、团体所没有采取过的依靠群众的革命办法。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

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不为中国人民所欢迎.也是是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所不允许的。总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让位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进步性：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消灭了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6、 论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和历史主题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斗争的历史，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

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主线共有四条：（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扩大国际参与、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进程（二）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求强求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四）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选择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的历史进程

历史证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通过四条历史主线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