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⑴ 公元1929发生的历史事件

1929年10月29日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弗莱明发现青霉素
张学良武力专接管中东铁路。属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2月,国民政府宣布实施关税自主
3月18～28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蒋桂战争爆发
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

⑵ 请问1942年，1915年，1840年中国各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1840鸦片战争

1915年，抄袁世凯政府在袭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并于5 月25日完成签字。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9月新文化运动开始，标志:《新青年》

1942·2月1日，中国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其后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5月，中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一年也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一年。
侵华日军意图“以战养战”，加紧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我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反“扫荡”、反“清乡”针锋相对，延安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⑶ 1928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以及灾难

年3月13日加利福尼亚水坝坍塌,400多人丧生
1928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
9·18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9·18事变的历史背景，它为什么会发生，可以使我们以历史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在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能和二十一条以前的蜜月时期相比，但也还算平稳。日本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而中日间的经济关系迅猛发展。到9·18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一)9·18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在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27年1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但日本和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因此日本人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

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1927年3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激进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1927年4月倒台。

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试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停止北伐。为了阻止革命军北伐，1927年日本以保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伐军进军，后来只好主动撤军。同样英国炮舰也曾炮击南京威胁北伐军，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此背景下，田中义一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

可是田中的计划却被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认为，只要暗杀了张作霖，就会使东北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一举占领东北。1928年张作霖的军队被北伐军击败，6月3日张作霖从北京逃回东北时，河本大佐等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但东北军的将领却采用了密不发丧的策略，粉碎了河本大佐的计谋。1928年12月，接替张作霖的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使田中在东北树立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不由地长叹道：“孺子不知父母心啊。”

田中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佐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作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

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佐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为的泛滥。这也播下了狂热日本军国主义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战争的萌芽。

接替田中的滨口首相属于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1929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的高潮，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早在1929年就爆发了。

1930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但这个象征性的让步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1931年5月，中国和朝鲜的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人的反华情绪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进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1931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开始策划9·18事变。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向沈阳的张学良军发动猛攻。张学良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主动撤离沈阳。

9·18事变发生后，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的驻朝鲜军团增援。但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如果林铣一郎听从政府和军部的命令，9·18事变就会夭折。但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成为可能。

关东军挑起9·18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的计划，因为这样露骨地违反日本和八大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

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931年12月11日，若榇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当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首相被杀后，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

(二) 9·18事变的思考

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而日本却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作代价从俄国人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放弃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对中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日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日两国的冲突。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升级的情况下，9·18事变的发生是毫不意外的。

一些人认为，9·18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灭亡中国计划的第一步，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日本的政府高层并没有策划过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发动9·18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是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日本的傀儡国和殖民地，并没有进一步染指中国大陆的计划。

9·18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石原认为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历史证明石原的确是一个有眼力的战略家，但狂热军人们却不再听从他的意见。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回家种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在9·18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9·18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9·18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军人和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使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违令行为。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本的社会舆论偏向狂热军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的腐败。当时日本政界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使人民对那些腐败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甚至有人打出：“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的口号。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爱国主义又要求保卫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种意义上，9·18事变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9·18事变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都与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着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狂潮有直接联系。日本侵华的背景，和英国、俄国等由政府高层冷静策划的对华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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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1929年到1945年发生了什么历史性的大事

1929年—1933年 资本来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源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地区
1932年4月 朝鲜抗日游击队诞生
1933年1月 德国希特勒上台
1933年3月 罗斯福就任总统，实行“新政”
1935年10月-1936年5月 埃塞俄比亚反意大利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1936年7月-1939年3月 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7年七月七日 中国全面抗日
1938年9月 英法德意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
1939年9月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年 法国投降
1940年9月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定
1941年6月22日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
1942年7月-1943年2月 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43年12月1日 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12月 苏英美德黑兰会议
1944年6月6日 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场开辟
1945年2月 苏英美雅尔塔会议
1945年5月8日 德国签定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7月-8日 苏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
1945年9月2日 日本签定无条件投降书

⑸ 1929年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大神们帮帮忙

张学良武力接管中东铁路 1929年7月10日晨，张学良发兵，以武力接管了中东铁路全线，解除苏方铁路正副局长和各正副处长职务，封闭了全路的苏方职员工会、合作社等团体、 搜查、逮捕了苏方人员200余人，并将其中包括苏方局长、副局长在内的59名 高级职员遣送出境；此外，还封闭了苏联驻哈尔滨的一切外交机关和商务机构。事 件发生后，苏联外交部于7月13日以最后通牒形式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东铁路事端的三项办法：（1）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一切问题；（2）中 国政府立即取消对中东铁路的一切不合法行为；（3）从速释放所有被捕的苏方人 员，立即停止一切排挤和压迫苏方人员与机构的活动。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在3天 之内，对上述提议作出明确答复，否则，苏联政府将采用其他方法，保护苏联合法 之权利。7月16日，南京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认为此次中东路事端的发生”完全出于维护治安的必要，苏联政府遂于7月17日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召回中东铁路交通，命令中国驻苏外交人员迅速离境，并声明保留1924年的中苏协定之一切权利。 中东路事件，是对1929年发生的中苏冲突的称谓。 起源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1896年俄国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这条宽轨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实际上又纵贯整个东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命名为“东清铁路”。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又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俄国也得以方便地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该铁路和中国铁路路轨宽度不一样，不能同中国的铁路接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路段继续由中苏合办。基本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 1928年，东北军阀张学良将军宣布归附南京中央政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张学良愤怒声讨红白两大帝国主义（俄、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1929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同年7月18日，斯大林掌握实权后的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并命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

⑹ 1919—1929一战期间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全部包括具体时间

1919年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5年3月 孙中山逝世专
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4月 蒋介石发属动四一二政变
1927年4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
1928年4月 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⑺ 1919，1929，1939，1949年每年的历史大事件有哪些（只说一件）

1920年，一些人撰文批评工读互助等社会改良活动，认为“零零碎碎的救济”回“无补大局”，主张对社会进答行“根本改造”，走进工厂，深入工人群众。这表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增强。
（2012·新课标）1920年12月，“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表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看来暴力革命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必然选择。
（2018·荆州）1922年，美、英、日、中等九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此条约的最大受惠者是美国。

⑻ 中国在1921至1949年重大历史事件

1920～1929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春天，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对中国给予大力的帮助；1920年秋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转到浙江嘉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此，它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的召开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利益，1921～1922年，美、英、日等国在华盛顿开会。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样，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在列强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既各自扶植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军阀，争权夺利，又联合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使一战期间有所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迫。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战火弥漫大半个中国。这一切导致国内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共产党在二七罢工失败后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于是，积极倡导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也意识到以前单靠国民党一党领导，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方法，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旨在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北伐战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南昌起义 见前
八七会议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1939年
土地革命 1927年三大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除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压迫，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它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阶级上和经济上的保证。
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早就确立了侵略中国的方针。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第二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红军的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中南方革命根据地无法立足，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遵义会议 见教材108页
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行为，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它使学生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压力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的大局出发，经过多方努力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团结抗日的诚意。它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七七事变 1936年，德、日、意法西斯在共同反共产国际的幌子下，勾结起来，同英法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英法美对此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实施全面侵华的计划。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总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同时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0～1949年
中共七大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早已决定了内战的方针，但为欺骗国内舆论，并为发动内战做准备，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策略。1945年8月，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内和平问题。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它虽然不能制止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但为国内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三大战役 1948年秋，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⑼ 1929年发生了什么大事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蒋介石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蒋介石为了铲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后来，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蒋介石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蒋介石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蒋介石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复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蒋介石进攻晋系。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蒋介石，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蒋介石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一直要到蒋介石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蒋介石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脊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狡猾的蒋介石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蒋介石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

⑽ 1930-1939年间 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1、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回福建答汀州（即长汀）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2、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个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3、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4、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5、1934年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10日晚，红军开始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