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范式

㈠ 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史学常识。

举凡人类社会发来展史和世界各国、源各民族的历史，从远古到现代都可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研究。概述史学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史学概论，研究史学本身之发展的史学史，研究史料及其运用方法的史料学等等，均可包括在史学范围之内。
史学包括解释学史学、史学理论、泛史学、国别史、结构史、专题史、新史学、微观史、史学史、口述史学。
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很古已出现。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

㈡ 如何理解史学研究中的“范式转换”

究竟什么是“范式”（paradigm，或译规范、典范）？其实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库恩也从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从他对“范式”在 科学 革命中的作用的阐释，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 研究 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 理论 、 方法 ，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库恩认为，范式为科学共同体（科学工作者按同一规范组成的集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 发展 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库恩有关“范式”的理论，虽然主要是对 自然 科学发展 规律 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 社会 科学（包括 历史 研究在内）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外，似乎也同样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之上的研究“范式”。如有的研究者认为， 政治 史、文化史、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几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也有的研究者提出，近 现代 史研究中所谓“革命”模式、“现代化”模式、“国家—社会”模式等 分析 框架，就相当于库恩所说的“范式”。 论文网 http://www.lw54.com

尽管有的研究者主观上并不认可，但在史学研究中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某种范式或受到某种范式的制约，这乃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任何带有概括性质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要受某些理论的暗中制约，总是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思维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决定了“范式”总是客观存在的。 问题 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的转换？究竟存不存在范式的转换？范式转换对史学研究究竟有何实在的意义？应该说，这些才是史学从业者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敝友杨念群教授在评论德里克关于 中国 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史学取代革命史学的“范式转换”时，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转换奇观呢”？他还进一步认为，“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1]。我想追问的是，如果真的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那么“范式”概念的运用对历史学究竟还有何实在的意义？库恩所强调的似乎恰恰是“范式转换”在科学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范式本身。他认为，“一种规范（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2]。虽然“自然科学”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所区别，后者较之前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主观色彩，但这似乎并不能否定“社会科学”的范式之间仍存在 哲学 意义上的否定或扬弃基础上的“范式转换”，而这种范式转换是否也恰是社会科学认识不断走向进步的机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作为“新史学”出现的新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3]。这里明显地发生了范式的转换。同理，我们似乎也可以认同德里克的假设，认为“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的转变也就是库恩似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史学认识的突破和升华，尽管它无法在史学中构成一个惟一或主导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否定先前的“革命”范式。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很难有如此彻底的完全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固然是对牛顿经典物 理学 的否定或扬弃，但这并不意味着牛顿的古典理论已毫无价值，在一定的层次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它仍有自身的解释意义~

㈢ 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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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㈣ 科学研究和知识发现有哪4个范式

科学哲学家复库恩的制"范式"观,诠释了教育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并在哲学的基础上,把复杂多样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分为四大类,它们分别是
1、思辨研究范式
2、批判研究范式
3、行动研究范式
4、实证研究范式

㈤ 高考历史中涉及到哪些历史学史观

高考历史中涉及六大史观
一、全球史观(整体史观) 基本概念：全球史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 一个整体 来看待的，又称为整体史观。正如西方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 全球 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 整个人类 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它是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来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 分散向整体 发展转变的过程。
二、文明史观 基本概念：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又一种理论模式。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 人类文明 演进的历史。认为人类创造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认为人类文明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三、现代化史观 概念内涵：现代化也称近代化。它是指世界各国由 传统社会 向 现代社会 变迁的过程(即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现代化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 工业化 和政治的 民主化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首先从西欧 开始，随之通过殖民扩张弥散到 亚、非、美 广大地区，因此现代化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
四、社会史观 基本内涵：社会史观主要指从 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 的角度观察历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所有问题。社会史观认为研究历史不仅要“眼光向上”，关注“大人物”和“大事件”，还要“眼光向下 ”，关注“小人物 ”，关注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
五、革命史观 基本含义：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 革命者 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 该史观认为阶级社会中 阶级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 阶级斗争 是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六、唯物史观 主要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亦称唯物史观，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它是一种 科学 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是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 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具有辩证的观点。

㈥ 求历史的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常识

楼主你好：
主要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法总结
一．主要史学范式（史观）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1．文明史范式（通史顺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例：请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共同发展。”？
2．全球史范式（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例：请分析16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是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并以此分析其对欧洲及世界发展的影响。
3．近（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例：请从现代化范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的历史，以此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4．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例：请从革命史范式出发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历史（提示：分析社会主要矛盾）
二．史料的分类
一般可分为：
1，实物史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物件
如：遗迹，遗址，遗物，出土文物等
2，文献（文字）史料：一切以文字形式记录的资料
如：官私史书，文书档案，地方史志，传记谱牒，文集日记，野史笔记，报刊，杂志，信件等
3，口述史料：神话，传说，故事，史诗，俗谚，遗训，回忆录，对话录，采访记，座谈录音等
4，图片、影像史料：
如：新闻图片，照片，纪录片，影视资料等
另一种分法：
1，第一手史料：实物史料，原始的图片、影像史料，真实的口述史料，部分文献史料
2，第二手史料：文献史料，口述史料，部分图片、影像史料
三．获取史料的途径
1．去图书馆或相关机构查阅档案、文字史料、图片史料
2．参访当事人或目击者获得口述史料
3．观看纪录片的影视资料
4．到当事人活动过的地方探访遗迹或获取实物资料
5．现场考古（或考古现场的实迹复原）
四．影响史学观点和史料运用的几个主要因素
1．研究者的立场不同；2．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3．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4．时代的局限性等。
五．运用史料时，要保持结论的客观性，在史料选择上应坚持的方法或原则
1．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选取第一手（原始）史料
2．坚持正确的史学观点
3．选取客观、公正、正确的史料
4．对史料要合理利用，做到史论结合
5．搜集更多的史料，对多种史料进行甄选、辨别
六．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理论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来合理的生产关系也会逐渐落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时，生产关系就必须作出调整或变革（表现为统治者的改革或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
（2）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科技的进步）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工具（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例1：铁犁牛耕——私田出现、井田制瓦解——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导致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
例2：第一次工业革命——自由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垄断组织间的自由竞争加剧生产力与生产关间矛盾——罗斯福新政。
例3：斯大林模式的前期和后期
例4：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工业进步；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
2．阶级斗争理论
（1）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的相应的对立阶级。
（2）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任何阶级的措施、观点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注意选择题中的“根本目的”）
例：分封制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百家争鸣中的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法家——新兴地主阶级；孔子、道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墨家——小生产者、社会下层；孟子荀子——地主阶级
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例1：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
例2：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出现壮大——市民文学、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思想出现。
例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七：主观题的几种重要的题型。
1．历史事件或现象的纵向发展（考查历史事件脉络与发展规律）：
如：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由秦、汉、唐、宋元到明清的演变
2．考查一个历史的横断面（考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
如：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铁犁牛耕）、政治（分封制瓦解、诸侯兼并、中央集权趋势在各诸侯国中出现）、思想（百家争鸣）、文化（诗经、楚辞）科技（司南）等
3．小切口、深挖掘，考查一个重点知识（全面认识、阐释一个历史问题的能力）。
如：对晋商和徽商现象的认识
4．不同考点中联系紧密或相似知识点的归纳（比较、联系）（调动和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知识迁移、归纳、联系分析的能力）
如：民生问题：孟子仁政思想、秦朝暴政危害民生、重农抑商、三大思想家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思想、孙中山民生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引发自然灾害威胁民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
5．中外历史的比较（或世界历史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问题）
如：17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中国的思想活跃局面

㈦ 历史史观有哪几种，都是怎样区分的

有阶级史观、文明史观、唯物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英雄史观。

区分方法是：研究世界的视角和角度不同，因此各种不同的史观拥有对世界不同的解读。

1、阶级史观(革命史观)

又称阶级斗争史观，从阶级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各个历史阶层中不同主导的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发展状况对所在历史时期的影响。

主要观点是各个阶级为了适应自身发展对原有统治阶级开展了革命，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

2、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文明史观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

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从现实追溯历史，从历史联系现实，说明人类历史是如何传承的，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以文明类型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承认文明的多元性。

3、唯物史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综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

当上层建筑及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人类社会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

4、全球史观（整体史观）

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整个人类历史看做一个整体来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欧洲，也包括广大亚非拉地区。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名著《全球通史》中对全球史观做了如下描述：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欧洲人或是非欧洲人。

此外，全球史并不等于国别史或地区史的简单相加，而是重在揭示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5、英雄史观

强调个人英雄对历史的突出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过往往会犯（课本上的）唯心主义错误，片面的强调个人对历史的绝对性作用。

㈧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目前改革有何借鉴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就已是“热门”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还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开辟了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而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优秀学人迅速涌现，创新成果大批诞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提出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此后不久，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等为首，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题目下发起了关于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这是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最令人瞩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机。其实，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并不是单纯学术发展的表现，而是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我们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入手，寻找答案。

80年代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它包括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制度、方针、政策和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的评价与分析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包括研究重心的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己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

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带来了精神潜能的释放，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作了准备，也成为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荣局面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繁荣是与思想解放带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跃密不可分的。

诞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基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判断，初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进一步将阶级斗争的线索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用“革命史体系”叙述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由于这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的初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阐释功能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时代精神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要的社会运动从原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转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来。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其实，上述两种“范式”之所以产生争论，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孰轻孰重的判断有紧密联系。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孰轻孰重的判断并非产生于主观性的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源于客观的时代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会变迁，无不与“革命历程”密切相关，革命进程、革命事业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基本趋势的根本因素，是规定社会本质内容的基本因素。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予以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合理的。只有抓住了这一基本线索，才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居于“革命历程”之外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北洋军阀、资产阶级等历史真相。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不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也是十分注意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后，重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即重视“现代化历程”的必要性，则成为时代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命题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抓住这个中心主题进行分析，带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探索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相，全面把握历史过程中的复杂线索。

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在理论架构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实际上，正如胡绳先生指出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很有意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只是在战争年代，人们还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所以就没有可能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的理论架构。但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为参照，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重新给予历史定位,从新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显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的讨论虽然曾经十分活跃，但没有发生以前出现过的“一扬一抑”或“非此即彼”的结果，因为两种“范式”都没有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追求近现代化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是，至少从目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看，还不能完全取代以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革命里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个近代史。反之亦然。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和不同“范式”的争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提醒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避免偏颇或误差。不同学术流派的讨论只是发现了自身的缺陷和纠正了对方的偏颇和不足。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多元并存的状态，是思想活跃的直接结果，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所以需要将“范式”的讨论加以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与思想活跃相反的结果。譬如，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而以“现代化范式”阐述社会变革的过程也需要十分注意，因为现代化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是被引进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中被磨练得相对纯熟的理论。如果照搬这一理论，把中国仅仅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特殊范例，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走到“告别革命”的道路上去。连西方的理论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都有所警觉，他们对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与宣扬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和美国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这些动向对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的深入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与中外历史学界的对话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还特别体现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开始中外历史学界对话的新时期。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两个角度。从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稍后开始了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而改革开放则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从理论上说，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确立以世界为背景思考中国的视角，摒弃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引进海外中国学的优秀成果，进而促进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相结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学者能否在研究中国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主体意识，对国外历史学界的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发挥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要任务。

而另一方面，关注跨学科研究和并不缺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外国学者则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确实也得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对“东方睡狮”的好奇，20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窥探冷战中被封锁的中国的内幕，那么，国际历史学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关注，则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断升温。国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给中国学者以启示，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有的外国学者在吸收中心地学说、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等级——规模学说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的模式。还有些外国学者从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近代的条约外交体系的矛盾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乃至东亚的近代史进行考察，从地域与时间的差别的角度看东亚受到外来压力的情况，强调东亚史的内在性和构造、基础的连续性，注重思考东亚各国在国际秩序重新组合过程中包括政府层面及知识分子与民众层面的相互影响，认为来自亚洲的冲击应比西洋的冲击更受重视。

上述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其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建立理论框架的意义和意识到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口”。为什么外国学者针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能够大胆提出某些理论或模式，而且并没有太多的顾虑，而中国学者提出理论或模式则比较谨慎呢？在一些学者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引进这种从世界看中国的理论包括模式作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工具。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注重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建立社会发展研究的区域体系理论，并注重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应当说与这一影响不无关系。这就是80年代的中国敞开国门，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面向国际历史学界与国外学者切磋交流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西方史学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促进了80年代的理论热，对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理论挑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契机。

在经历了90年代相对扎实的实证性研究阶段后，国内学者发现，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其实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其实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对其结论进行修正；有的理论在提出的时候有史料运用不当和数据统计误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使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或具体事例进行研究之后才能够发现。外国学者由于对中国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的数量与条件有限，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所以主要是将其模式或理论建立在较繁琐的理论推衍或逻辑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层面，其理论来源及该模式或理论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质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是有偏差的。而在使用历史资料或文献方面，中国学者当然比外国学者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的讨论。在经历了80年代对西方的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社会越来越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则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功能。

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对话十分活跃，学者层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日趋频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共同研究已经远远超出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外来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层面，也不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的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外学者都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国的历史视角，建立面向未来和更宽视界的历史认识。在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在保持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我们相信，新一轮的中外历史学者的对话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

㈨ 史学范式是什么

库恩复(人名）对科学发展持历史制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PARADIGM）。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于古代科学，托勒密天文学之于中世纪科学，伽利略的动力学之于近代科学的初级阶段，微粒光学之于近代科学的发达时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当代科学。
所以史学相当于这里的科学吧

㈩ 什么是革命史范式啊求名词解释！！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1．文明史范式（通史顺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2．全球史范式（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3．近（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4．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