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请问谁知道张艺谋的《霸王别姬》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的吧？
陈凯歌完全按照时代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来表述一对戏子(现在的叫法是京剧演员或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几个不同历史年代里的遭遇。
一·腐败末落的清朝末期
小石头(霸王)和小豆子(虞姬)在望徒成龙的师傅的严格(酷)调教下，苦练本领，企望有朝一日成名角挂头牌。
小豆子惨遭封建势力的代表太监张公公的蹂躏。
二·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占领了北京。
鬼子中有一个自称是酷爱中国戏曲艺术的头目将拒绝为其演堂会的段小楼(成名后的小石头)抓了起来，程蝶衣(成名后的小豆子)为了救出师兄，不得不到鬼子窝，为他们唱了一曲《西厢记》。鬼子当夜把段小楼放了。
三·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军队来了
不由分说，把给鬼子唱过戏的程蝶衣抓起，说他是汉奸，还在国民政府的法庭审判他。最后，还算运气不坏，有旧友相救，逃过了劫难。
四·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结束了内战，解放了全中国。
程蝶衣捡回来并收养的孩子小四是个不折不扣的混帐东西，充当了当权者的马前卒。他看不惯传统的《霸王别姬》，说应该破旧立新，把内容改成广大劳动人民都能理解的革命的内容，不仅唱腔唱词要改，做派行头也要改。(说不定革命样板戏的编者就有他一个！)
他不仅要革戏的命，还要革唱戏人的命，甚至是养育他的人！
他逼程蝶衣揭发段小楼的老婆菊仙在旧社会当过妓女，又逼菊仙说出程蝶衣是同性恋者。
最终，菊仙悬梁自尽，蝶衣含愤自刎，就像他演了一辈子的虞姬一样；留下了一个孤零零的西楚霸王，独自面对一片彤红的大好江山，在内心里无数次地悲叹：
人心不古啊——国将不国！！！
② 找一描写古代人物服装的书
入门的话黄能馥《中国服装史》
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著者发行出版，一九八九年十月修订版。
王宇清，《中国服饰图录》，台北：世界地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初版。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初版。
王 岩，《万历帝后的衣橱－明定陵丝织集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王辅世，《中国民族服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 冰，《中华服饰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版。
安 旭，《藏族服饰艺术》，天津：南开大学，一九八八年。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台初版。
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中国戏曲服装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林淑心，《衣锦行：中国服饰史相关之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九五年六月。
高春明，《中国古代平民服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四川：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一版二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台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服饰五千年》，台北：美工图书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八年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台北：南天书局，一九八八年七月台一版一刷。
周 锋，《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袁杰英，《中国历史服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一版二刷。
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纺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华 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二刷。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湖北：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张惠兰、叶丽云，《中国服饰的传统、现在与未来》，新竹：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一九九三年版。
赵 超，《华夏衣冠五千年》，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骆 新，《衣冠沧桑：中国服装的文化观》，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四月初版。
戴 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魏采萍，《吴地服饰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龙田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龙田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 谁有中国传统服饰作文啊
入门的话黄能馥《中国服装史》可以选择 这里的我貌似也下载过几个关於古代服饰的，楼主可以一页一页查查，或者直接用网页的右上角搜索一下 恩……就这两个地方……已经让我文件夹里挤了不少关於古代服饰研究的书了，虽然我很少看……=。= ********************** 然后……放上《明代社会生活史类目初稿》服饰衣冠类 【服饰衣冠】 〖专书〗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织染美术系，《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著者发行出版，一九八九年十月修订版。 王宇清，《中国服饰图录》，台北：世界地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初版。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初版。 王 岩，《万历帝后的衣橱－明定陵丝织集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王辅世，《中国民族服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 冰，《中华服饰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版。 安 旭，《藏族服饰艺术》，天津：南开大学，一九八八年。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台初版。 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中国戏曲服装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林淑心，《衣锦行：中国服饰史相关之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九五年六月。 高春明，《中国古代平民服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四川：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一版二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台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服饰五千年》，台北：美工图书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八年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台北：南天书局，一九八八年七月台一版一刷。 周 锋，《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袁杰英，《中国历史服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一版二刷。 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纺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华 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二刷。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湖北：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张惠兰、叶丽云，《中国服饰的传统、现在与未来》，新竹：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一九九三年版。 赵 超，《华夏衣冠五千年》，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骆 新，《衣冠沧桑：中国服装的文化观》，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四月初版。 戴 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魏采萍，《吴地服饰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龙田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龙田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学位论文〗 何兆华，《中国传统丝织品上龙纹之设计与象徵意义研究初探》，台北．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四年。 金 成，《试论中韩古代服饰文化之关系：以冠帽的形制演变为例，兼谈两地出土之纺轮》，台北．台湾大学考古人类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二年。 高辅霖，《明代百官服饰制度及其僭越与滥赏研究》，台北．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五年。 〖一般论文〗 王宇清，〈中国历代妇女服装之演变〉，《中央月刊》，八卷四期，一九七六年二月。 王宇清，〈弁服与深衣〉，《华冈博物馆馆刊》，四期，一九七七年三月。 王宇清，〈儒家学术思想对中国传统服饰制度的重大影响〉，《美育》，四五期，一九九四年三月。 王宇清，〈龙袍的历史渊源及其衍变〉，《东方杂志》，九卷一二期，一九七六年六月。 中 仙，〈中国服装探源〉，《文物杂志》，二期，一九九二年八月。 玉 仙，〈绚烂多姿的苗族服饰〉，《文物杂志》，九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江 冰，〈垂衣裳而天下治—帝王服饰的确立与演变〉，《九州学刊》，七卷一期，一九九六年一月。 沈从文，〈中国服装图案〉，《艺术家》，七九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林淑心，〈从天水冰山录看明代染织业的发展〉，《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二卷十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林淑心，〈综论满族服饰特色〉，《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五卷一期，一九九五年四月。 林维民，〈论中华服饰的重带传统〉，《中国文化》，八期，一九九三年六月。 周绍泉，〈明代服饰探源〉，《史学月刊》，六期，一九九○年。 庄 申，〈女饰的装扮与服饰〉，《雄狮美术》，一三四期，一九八二年四月。 庄吉发，〈百官服饰〉，《故宫文物月刊》，三卷四期，一九八五年七月。 洪光明，〈刺绣精妙、色彩瑰丽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典藏艺术》，一三期，一九九三年一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一）：蒙古族〉，《今日生活》，一八八期，一九八二年五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二）：藏族〉，《今日生活》，一八九期，一九八二年六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三）：东干族〉，《今日生活》，一九○期，一九八二年七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四）：苗族、傜族、畲族〉，《今日生活》，一九一期，一九八二年八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五）：摆夷族、仲家族、黎族〉，《今日生活》，一九三期，一九八二年十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六）：僮族、洞族、仡老族〉，《今日生活》，一九六期，一九八三年五一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七）：满族、锡伯族、达呼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今日生活》，二○○期，一九八三年五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八）：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柯尔克孜族〉，《今日生活》，一九七期，一九八三年二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九）：维吾尔族〉，《今日生活》，一九○期，一九八九年九月。 唐叔芬，〈客家传统服饰初探〉，《史联杂志》，一八期，一九九一年六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一）〉，《畅流》，四三卷二期，一九七一年三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二）〉，《畅流》，四三卷四期，一九七一年四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三）〉，《畅流》，四三卷五期，一九七一年四月。 叶立诚，〈中国传统服饰装饰图案之探讨〉，《实践学报》，二三期，一九九二年六月。 陈景林，〈光彩熠熠、千姿百态：西南归来谈苗族妇女服饰工艺〉，《今日生活》，二八○期，一九九○年一月。 陈景林，〈苗族服饰考察记〉，《现代美术》，四七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陈景林，〈贵州苗族服饰分析〉，《艺术家》，三三卷二期，一九九一年八月。 冯尔康，〈中国古代衣冠制度与习俗〉，《历史月刊》，七四期，一九九四年。 张知新，〈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初探〉，《家政教育》，九卷五期，一九八五年一月。 张柏如，〈侗族服饰艺术探秘—服饰篇〉，《汉声》，七○期，一九九二年一月。 谢彬如，〈贵州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民俗曲艺》，一○四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苏莹辉，〈见於莫高、榆林二窟的少数民族服饰简介〉，《美育》，五五期，一九九五年一月
④ 有关茶的知识，推荐一些书吧
《茶文化学概论》抄 价格便宜 内容丰富 提高茶文化修养
《茶叶鉴赏》（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版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作者： 王同和编著 详细介绍各类茶叶 很符合你的要求
书名： 茶书网：《中国人最爱喝的100种茶（中国人鉴赏网络） 版别： 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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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茶书网上查阅
⑤ 在网上找了一张楞严咒的图片，想打印出来，挂到墙上，能随便挂吗听说还能戴在身上，怎样戴听说还要请
淘宝网搜索【楞严咒横幅】（请认准店铺名称：正法船流通处）
会有成观大法师加持的楞严咒横幅结缘，成观阿阇梨亲自加持并书写梵字。
比你自己打印要好多了。
要贴的地方一定要清净，不能是卧室，厕所等，可以贴在自己家大门内侧的门梁或门框上
若有佛堂则可贴在佛堂更佳。
成观法师简介
成观法师，台北市人，1947 年生，1988年于纽约庄严寺依天台宗第45代传人上显下明老和尚座下披剃出家，同年于台湾基隆海会寺受三坛大戒。
1972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
1977考取五所研究所（台大、师大、辅仁大、淡江大、文化大），后入台大外文研究所攻读
1979申请到美国三大学之奖学金，后入德州TCU英研所为全额奖学金研究员 (Fellowship)
【佛学屡历】
美国德州闭关三年、俄亥俄州闭关半年
汉传东密（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传灯·高野山真言宗第53世传法灌顶阿阇梨(1996-)
高原法系·贤首宗(华严宗)兼慈恩宗(唯识宗)第四十二世法脉传人 (2010-)
楞严座主
法华译主（英文版）
华严译主（英文版）
【现任】
台北大毘卢寺 住持
美国密西根遍照寺 住持
毘卢出版社发行人
【著作】
《楞伽经义贯》（大乘精舍，一九九O初版；佛陀教育基金会，一九九四、初版二刷；高雄文殊讲堂，一九九五、第二版）
《禅之甘露》（英汉合刊，毗卢，一九九五第二版，二OO二年、第三修订版）
《心经系列》（毗卢出版社，一九九七初版；一九九八、初版二刷）
《北美开示录一、北美开示录二》（原名北美化痕）（毗卢出版社，二OO一）
《佛性三参》(英文版，毗卢出版社，二OO二）
《入不思议处》（英文版，毗卢，二OO二）
《大乘百法明门论今注》（毗卢出版社，二OO二）
《佛教逻辑学－－因明入正理论义贯》（毗卢出版社，二OO二）
《唯识三十论颂义贯》（2007年8月初版）
《观所缘缘论义贯》（2007年8月初版）
《八识规矩颂义贯》（2008年7月初版）
《六离合释法式义贯 》（2008年7月初版）
《地藏法门系列》（2009年9月初版）
《华严法门集要》（2010年7月初版）
【英文著作】
佛典英译 :
The Sutra of Forty-two Chapters 佛说四十二章经
The Diamond Prajna-Paramita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 金刚经、心经
The Dharmic Treasure Altar-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六祖法宝坛经
The Sutra of Consummate Enlightenment 圆觉经
The Sutra of Terra-Treasure 地藏经
The Lotus Sutra of Wondrous Dharma 法华经 等等
专题述著 :
The Sweet Dews of Chan禅之甘露
Three Contemplations Toward Buddha Nature佛性三参
Tapping the Inconceivable 入不思议处 等等。
⑥ 我想请大家推荐几本写关于中国古代服装的书籍
http://www.ming-yiguan.com/forumdisplay.php?fid=40
除了沈的还有很多……楼主要看要谨慎阅读……有的专家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高春明的书看时候要格外留意）
大明衣冠的观书坊里面有很多很多提供下载的古代服饰的书籍 以及书讯，楼主可以去看看（学术书都价格不菲啊= =||，对於我这样的学生来说……通常都是采用下载电子书的方式）
入门的话黄能馥《中国服装史》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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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放上《明代社会生活史类目初稿》服饰衣冠类
【服饰衣冠】
〖专书〗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织染美术系，《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著者发行出版，一九八九年十月修订版。
王宇清，《中国服饰图录》，台北：世界地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初版。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初版。
王 岩，《万历帝后的衣橱－明定陵丝织集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王辅世，《中国民族服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 冰，《中华服饰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版。
安 旭，《藏族服饰艺术》，天津：南开大学，一九八八年。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台初版。
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中国戏曲服装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林淑心，《衣锦行：中国服饰史相关之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九五年六月。
高春明，《中国古代平民服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四川：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一版二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台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服饰五千年》，台北：美工图书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八年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台北：南天书局，一九八八年七月台一版一刷。
周 锋，《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袁杰英，《中国历史服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一版二刷。
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纺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华 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二刷。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湖北：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张惠兰、叶丽云，《中国服饰的传统、现在与未来》，新竹：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一九九三年版。
赵 超，《华夏衣冠五千年》，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骆 新，《衣冠沧桑：中国服装的文化观》，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四月初版。
戴 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魏采萍，《吴地服饰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龙田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龙田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学位论文〗
何兆华，《中国传统丝织品上龙纹之设计与象徵意义研究初探》，台北．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四年。
金 成，《试论中韩古代服饰文化之关系：以冠帽的形制演变为例，兼谈两地出土之纺轮》，台北．台湾大学考古人类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二年。
高辅霖，《明代百官服饰制度及其僭越与滥赏研究》，台北．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五年。
〖一般论文〗
王宇清，〈中国历代妇女服装之演变〉，《中央月刊》，八卷四期，一九七六年二月。
王宇清，〈弁服与深衣〉，《华冈博物馆馆刊》，四期，一九七七年三月。
王宇清，〈儒家学术思想对中国传统服饰制度的重大影响〉，《美育》，四五期，一九九四年三月。
王宇清，〈龙袍的历史渊源及其衍变〉，《东方杂志》，九卷一二期，一九七六年六月。
中 仙，〈中国服装探源〉，《文物杂志》，二期，一九九二年八月。
玉 仙，〈绚烂多姿的苗族服饰〉，《文物杂志》，九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江 冰，〈垂衣裳而天下治—帝王服饰的确立与演变〉，《九州学刊》，七卷一期，一九九六年一月。
沈从文，〈中国服装图案〉，《艺术家》，七九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林淑心，〈从天水冰山录看明代染织业的发展〉，《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二卷十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林淑心，〈综论满族服饰特色〉，《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五卷一期，一九九五年四月。
林维民，〈论中华服饰的重带传统〉，《中国文化》，八期，一九九三年六月。
周绍泉，〈明代服饰探源〉，《史学月刊》，六期，一九九○年。
庄 申，〈女饰的装扮与服饰〉，《雄狮美术》，一三四期，一九八二年四月。
庄吉发，〈百官服饰〉，《故宫文物月刊》，三卷四期，一九八五年七月。
洪光明，〈刺绣精妙、色彩瑰丽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典藏艺术》，一三期，一九九三年一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一）：蒙古族〉，《今日生活》，一八八期，一九八二年五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二）：藏族〉，《今日生活》，一八九期，一九八二年六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三）：东干族〉，《今日生活》，一九○期，一九八二年七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四）：苗族、傜族、畲族〉，《今日生活》，一九一期，一九八二年八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五）：摆夷族、仲家族、黎族〉，《今日生活》，一九三期，一九八二年十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六）：僮族、洞族、仡老族〉，《今日生活》，一九六期，一九八三年五一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七）：满族、锡伯族、达呼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今日生活》，二○○期，一九八三年五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八）：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柯尔克孜族〉，《今日生活》，一九七期，一九八三年二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九）：维吾尔族〉，《今日生活》，一九○期，一九八九年九月。
唐叔芬，〈客家传统服饰初探〉，《史联杂志》，一八期，一九九一年六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一）〉，《畅流》，四三卷二期，一九七一年三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二）〉，《畅流》，四三卷四期，一九七一年四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三）〉，《畅流》，四三卷五期，一九七一年四月。
叶立诚，〈中国传统服饰装饰图案之探讨〉，《实践学报》，二三期，一九九二年六月。
陈景林，〈光彩熠熠、千姿百态：西南归来谈苗族妇女服饰工艺〉，《今日生活》，二八○期，一九九○年一月。
陈景林，〈苗族服饰考察记〉，《现代美术》，四七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陈景林，〈贵州苗族服饰分析〉，《艺术家》，三三卷二期，一九九一年八月。
冯尔康，〈中国古代衣冠制度与习俗〉，《历史月刊》，七四期，一九九四年。
张知新，〈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初探〉，《家政教育》，九卷五期，一九八五年一月。
张柏如，〈侗族服饰艺术探秘—服饰篇〉，《汉声》，七○期，一九九二年一月。
谢彬如，〈贵州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民俗曲艺》，一○四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苏莹辉，〈见於莫高、榆林二窟的少数民族服饰简介〉，《美育》，五五期，一九九五年一月。
⑦ 第几版哪个出版社的辞海最好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是今日中国人最常用的工具书，具有非常的权威性。对于人们的质疑问难，所起作用可谓大矣。《辞海》始编于民国初年，历二十一年（1936年）方出初版。一九五七年，毛泽东采纳旧《辞海》主编舒心城的建议，指示重新修订旧版《辞海》。一九六二年，出版了《辞海·实行本》十六分册；再作修订后，由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文革”开始后，修订工作限于停顿。“文革”结束后，修订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于一九七九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海》三卷本，在全国各地公开发行，一九八零年又印行了该版的缩印本，一九八三年出版了《辞海·增订本》。一九八四年，编委会开始对《辞海》进行了又一次修订，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新修订的《辞海》三卷本。《辞海》是工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工具书。而工具在政治上是中性的。镰刀，斧头，铁锤，匕首，木棍，长矛，本身没有阶级性，在那一种人手里，都可起工具的作用。作为工具书的辞书，也应给做到客观、公允，在评介人物事件时，尽可能地让事实本身来说话。《辞海》对“工具书”的解释是：“专供读者检索查考有关知识、资料和事实，按一定编排次序加以汇编的书籍。”“知识、资料或事实”，都具有客观性。工具书只有让读者检索查考到准确可信的“知识、资料或事实”时，才算真正进到了“工具”的职责，才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工具书与宣传品应有严格的区别。他是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在发言，而倘若提供的“知识、资料或事实”所有不准确不可信之处，那就对读者是很严重的误导，其不良影响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不过，编纂辞书，毕竟与制造镰刀、匕首等工具不是一回事。它很难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摆脱编纂知识的主流政治观念的左右。《辞海》一九七九年版前言中说到：“1971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把继续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1972年起，再次着手修订，并按学科分类先出分册，以供急需。然后在各分册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出版合订本，公开发行。但在修订过程中‘四人帮’横加干扰和破坏，妄图使《辞海》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四人帮”采用了那些具体的手段以影响《辞海》的修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见，他们无非是要把自己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贯彻到修订过程中。例如，在评介中国历史人物时，按照儒法两家来分类。对所谓儒家人物，在介绍的简略的同时，大加贬损；对所谓法家人物，在介绍的详细的同时，则大加赞颂。目的，无非是影射现实的政治斗争。辞书的编纂，基本问题也就是辞目的取舍、释文的详略和怎样评价等几个方面。“四人帮”要在《辞海》上做文章，也只能从这几个方面打主意。他们之所以对《辞海》感兴趣，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辞海》作为工具书所具有的权威性。他们要让《辞海》的工具性能发生变异，也即便成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权威工具”，就像把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变成杀人的凶器一样。可见，对辞书的工具性，“四人帮”这类怀有政治野心的人，有着另一种理解。我手头有一本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辞海》缩印本，版权页上说明“系《辞海》（1989年版）大16开新缩印本，对第一版在少量文字上作了修订”。在查阅这部《辞海》，或者说，使用这件工具的过程中，我不时有所感慨，也弄清了一些本该在“凡例”终于以说明但却未作说明的编纂原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时，在一九八四年开始的对一九七九年版《辞海》的修订过程中，当时的主流政治观念、是非标准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少地方，已明显与今天人们达成的共识不相吻合。作为读者，我感到，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已明显落后于时代了。按照国际惯例，大型辞书每十年应修订一次。也真巧，文章写到这里时，在《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2日）上读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人员朱志凌纪念该社建设四十周年的《在〈辞海〉的旗帜下……》一文，其中说：“1999年版全彩印的《辞海》，将是我们对新世纪的献礼。……让《辞海》始终代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成为世界工具书出版的专业大社，将是我们精诚所至。”即将出版的一九九九年版《辞海》，应该对一九八九年版有所修订。在新《辞海》即将问世之际，我写出对“代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十年之久的一九九八年版《辞海》的一点“用后感”。正如朱志凌文中说的：“一部《辞海》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历史的缩影。”将来的人们，或许仅就《辞海》出版史，便可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大书。而我这篇小文，也可算作是对一个曾影响中国的科学文化十年之久的版本的一点意见。但愿这篇文章，对新修订的《辞海》，没有针对性。先说插图。不知按国际惯例，辞书的插图有哪些功能。《辞书》对“插图”功能的解释是：“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欣赏的作用。”“艺术欣赏的作用”主要指文艺书刊的插图，工具书中的插图，就是为了对释文起补充说明的作用，以便读者在通过阅读释文了解某人某事之外，再通过图画对某人某事有感性的把握。插图有时是很重要的，例如在解释某种国旗时，千言万语不如一幅图画更能让人明白这国旗是什么模样。辞书中的插图不应具有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同时，是否配插图，也与某人某事本身的重要性并无必然的联系。有些词目，也许本身并不很重要，但必须有图才能让读者明白时，也应该配图。但一九八九年版《辞海》中的插图，在涉及到社会人文方面的词目时，却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哪些词目该配图，配何种规格（大小）的土，都颇有政治上的讲究，都意味着一种评价，与词目本身是否需要配图，也并无必然联系。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令我对《辞海》中的插图发生兴趣的。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到一九八九年版新缩印本（以下均指这种版本）的第七十八页，发现整整一页都是一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不免楞了一下。《辞海》包罗万象，涵盖古今中外。那么，究竟有多少事件享有这种以一整页的插图来“补充说明”的资格呢？我遍查全书，发现整页的插图，也就独此一幅。这也就意味着，这部辞海向读者传授这样的“知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如果把《辞海》中的插图按所占篇幅概略地分为特大型、大型、较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几种规格，那占整页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便是唯一的特大型。属于大型插图的，则有“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要图”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要图”等不多的几幅，约占一页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在为数也不多的几幅较大型的插图中，则有“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图”（也属长征图），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苏家埠战役示意图”，约占一页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丝绸之路主要路线图”只能算中型图，约占一页的十几分之一。至于“长城图”、“横贯欧亚地震带”示意图，属小型图，约占一页的几十分之一。“禹贡九州图”，说明“板块构造说”的“世界板块分布图”，则属微型图，还占不到一页的五十分之一。在研究了《辞海》社会人文方面插图（包括人物头像）后，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是否配图，是按照政治上的“是”与“非”，“好”与“坏”来决定的。社会人文方面所有配图的词目，都是编纂时的主流政治标准所认定的“好人好事”，而按其时的主流政治标准属不那么“好”或属“坏人坏事”的，则无论如何著名，如何重要，在历史上如何有影响，都不配图。这样，马恩列斯、毛刘周朱，自然配有头像，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蒋介石、汪精卫、林彪等则不配头像；洪秀全配有头像，曾国藩则不配头像。在涉及到现当代人物事件时，凡属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则多配图。例如，从早期开始的共产党人，稍稍知名些的，只要不曾被认为“变节”、“叛变”，都配有头像；而共产党的创始人，无论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有极重要地位的陈独秀，却不配头像。按我一个外行人的理解，作为工具书，以是否配图来现实政治上的褒贬，实无必要。工具书是介绍“知识、资料或事实”的。如果说读者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斯大林、毛泽东，那也同样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希特勒、蒋介石。由于是否配图是坚持政治标准，有时就显得很滑稽。例如，“陕甘宁边币”、“中华苏维埃银行兑换券”，都不但立有一个词目，而且配有插图，有“袁头”（俗称“袁大头”）则不配图，尽管“袁头”词目中也有“流通很广”的介绍。就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说，前两种与“袁头”不可同日而语。但“袁头”在政治上显然黯然失色，因此也不配让读者知道是何种面目。在词目的取舍和祥略上，《辞海》遵循的也是政治标准。近代以来，在国际方面，重“无产阶级”而轻“资产阶级”，属“无产阶级”方面的人和事，不但稍稍重要一点的都立有词目，也介绍的较为详细；属于“资产阶级”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的人和事，也不立词目。例如，在“国际歌”词目下，配有恋歌磁带乐谱的插图（配有连词带谱插图的歌曲，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就只有这四首歌曲享此殊荣），而我在“马部”却没有查到“马赛曲”。“马赛曲”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如果连词目都不立，实在难以思议。近代以来，在国内方面，《辞海》则对共产党方面的人和事，词目标准放得很宽，一些并不著名何不很重要的人和事都立有词目，并且介绍得很详细。而属国民党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和极为重要的人事都不立词目。即使立有词目者，也介绍得较简略。例如，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方面所进行的“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当然立有词目并且有较祥的说明，就是有些不很起眼的“战斗，也由词目介绍。在查“大部”时，我偶然注意到“大龙华战斗”这个词目，一看，原来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河北易县大龙华地区袭击日伪军的一次“战斗”，战果是“共歼日伪军四百多人”。但国民党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战役，要么介绍得很简略，要么根本就不立词目。例如，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长沙进行过第一、第二、第三次会战，规模都很大，双方每次共投入兵力都多达数十万，战役持续时间也都很长，中国军队每次战绩都颇可观。第一次歼灭日军三千六百多人，；第二次中方战报说毙伤日军四万余人，日军则承认伤亡七千人；第三次中方战报说毙伤日军五万六千余人，日军则承认伤亡五千五百人。对这三次战役，《辞海》只在“长沙会战”的词目下，做了极为笼统和简略的介绍，没有每次战役经过，也没有具体战果，总共只用了一百七十来字，所占篇幅，也就与八路军进行的一次"火龙华战斗"差不多。要想对三次"长沙会战"的"知识、资料和事实“有基本的了解，查《辞海》根本没用。再如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鄂北战役“（持续十多天、歼灭日军二千七百余人），”湘西战役“（持续一个半月，中日共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在《辞海》上根本就查不到。
在涉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人物时，《辞海》对政治人物词目标准放的很宽，较著名的政治人物都立有词目，通常也配有头像。对文化人物。词目标准控制的很严，介绍得也较简略，一般也不配头像。这方面的情形，可举同属“陈部”的“陈赓”与“陈寅恪”为例。“陈赓”词目有四百多字，并且配有头像；“陈寅恪”词目则只有一百七十来字，没有头像。陈赓乃一代名将。对其生平行状介绍的详细些，并且配上头像，以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他，当然有道理。但陈寅恪乃一代学术大师，对其生平业绩做较详的说明，并且配上头像，也十分应该。《辞海》如此厚此“陈”而薄彼“陈”，会让今日和以后的读者感到遗憾。仅此一点，也可见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确实过时了。说一九八九年版《辞海》已过时，并不意味着否定它曾起过的作用。自出版以来，这部作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出版物”的工具书，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不足，它对读者的某些方面的误导，也是受时代制约的。正因为大型辞书难免受时代制约，才有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国际惯例。在一九九九年版《辞海》即将问世时，我愿以严肃的姿态为一九八九年版《辞海》送行。
⑧ 又没有一本书是讲述关于：中国历史的要很全面的。
初级一点的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高级一点的就是《剑内桥中国史》容 再高一点的就是《纲鉴易知录》和《明鉴易知录》 更高一点的就是25史 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明实录》《清实录》
⑨ 介绍汉服的相关著作有哪些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织染美术系，《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著者发行出版，一九八九年十月修订版。
王宇清，《中国服饰图录》，台北：世界地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初版。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初版。
王 岩，《万历帝后的衣橱－明定陵丝织集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王辅世，《中国民族服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 冰，《中华服饰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版。
安 旭，《藏族服饰艺术》，天津：南开大学，一九八八年。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台初版。
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中国戏曲服装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林淑心，《衣锦行：中国服饰史相关之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九五年六月。
高春明，《中国古代平民服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四川：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一版二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台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服饰五千年》，台北：美工图书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八年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台北：南天书局，一九八八年七月台一版一刷。
周 锋，《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袁杰英，《中国历史服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一版二刷。
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纺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华 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二刷。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湖北：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张惠兰、叶丽云，《中国服饰的传统、现在与未来》，新竹：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一九九三年版。
赵 超，《华夏衣冠五千年》，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骆 新，《衣冠沧桑：中国服装的文化观》，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四月初版。
戴 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魏采萍，《吴地服饰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龙田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龙田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⑩ 近代小说知多少，读书 1998年第7期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ガ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
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
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人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樱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樱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趼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研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
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列载出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人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人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