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族群关系历史与形成

① 我国跨界民族的最初成因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政治范畴中的“边界或国界”。“边界或国界”一方面包含了作为社会文化层面的民族的地理居住地，这种居住地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为政治领域的民族的领土分界，这种分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为此，有学者将跨界民族定义为“那些原发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而在地域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见，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模式而言，“有的是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更多的国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发展(如外国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强迫手段)”。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所谓民族国家，即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它暗示了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什么是认同(Identity)?这是一个困扰学术界很久的难题，西方学者将它认为是无所不在同时又含义模糊的重要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很难对其下一个科学和准确的定义，但是大家却一直都在高频率地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学术界围绕对认同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退。总结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但还是有这样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俞正梁则认为认同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基础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身份与形象，以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有两个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内生的认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认同，二是社会建构的认同，即自我与他者通过互动所造就的认同。”
由此可见，可以这样来对认同进行理论界定：(1)认同的发生首先是基于自我和他者的比较，在某种条件下上升为一种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差异或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并且这种差异或差别也获得他者的体认；(2)认同涉及的内容有形象、身份、符号、记忆、文化、传说和历史，并且表现为一种社会心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认同是一种心理意识，其表现形态取决于自我和他者对具体情势的认知、比照和判断，这种心理意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传承性；(4)认同并非是单一形态，通常是以复合形态出现在各种问题领域中的，且复合形态下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以上的界定为我们探讨跨界民族的认同提供基本的理论分析路径。我们以跨界民族认同的内容为标准，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等类型，显然，深入探讨这些认同的属性对深入理解和解决跨界民族问题提供必需的理论基础，是大有裨益的。

1 民族认同
民族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认同在民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构成民族的六大要素之一。顾名思义，跨界民族首先是以民族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民族认同即是民族成员在对民族整体的认同心理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度自觉的民族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凝结和升华的，最后形成一种为所有成员共同认同的复合体，比如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 [

由于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跨界民族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并非完全叠合的表现形式。换言之，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中的民族和作为利益政治中的国家不一致而直接导致的。但是，从其产生的渊源、发展的过程、共有的风俗习惯、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心理认同等标准来看，只不过是同一族群或种族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政治边界且连成一片居住状态而已。所以，适用于社会层面的民族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国际关系层面的跨界民族的认同。这是因为民族的认同具有多层次性，就像中华民族的56个兄弟民族的认同也是如此，有对作为国族(na－tion)的集体认同，也有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其中一分子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对此，费孝通概括得最为全面。他说，中华民族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高层次认同，对本民族的认同是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行不悖。
需要指出的是，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当今世界上的国家90％以上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作用，这些多民族国家有相当一大部分又存在着跨界民族，如何理性认识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鉴于民族认同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民族国家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回避，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艺术，在冷战后民族分裂主义盛行的今天确实是考验民族国家的一大难题。事实一再表明，如果多民族国家能够妥善处理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和最低层次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意愿，尊重主流，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是不会成为民族和谐、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负担的，相反倒是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贯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证。

2 政治认同
对于民族来说，政治诉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关切。相对于其他社会历史现象，对权力和利益的关注是民族行事的最初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民族国家中的国族意义层面上的民族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那样：“在难以界定和把握的‘民族’之后，拥有一个共同目标，该目标直接地植根于政治事务领域……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民族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个可以凭借自己方式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共同体，并且一个民族常常倾向于自己最初发源的国家的共同体。”简单地说，民族天生具有政治的本能。这种政治本能在认同方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效忠对象而且其效忠对象相对是稳定的，这个效忠对象就是国家；再一方面就是效忠对象即国家需要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提供必须的生存空间、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必备的制度保证。
然而，对于跨界民族而言，政治认同就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惑和犯难的大问题。跨界民族首先是民族，同时又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这是因为自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通常意义上的民族都是在一定政治实体之内即国家所属范围进行效忠的，然而跨界民族是“一种特殊民族共同体”，其分布跨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疆域，所以他们在效忠对象的选择就显得异常困难和引人注目，其可能性有：(1)对最初自己所发源的国家的效忠；(2)对现在自己所居住的国家效忠；(3)对两个国家都效忠； (4)对两个国家都不效忠，寻求新的的效忠对象，如另外建立自己的国家等。
可是，在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中，跨界民族的以上选择却是异常的艰难。对于第一种情况，许多存在跨界民族阿国家主要是在战后反帝反殖反霸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一些民族在权力政治的作用下变成了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本身在发展方面又存在着不平衡性，其中分布在边界两端的他们要实现对原来发源的国家效忠的时候，总有居住于两国之内的一方变得几乎不可能，形成了“合法性危机”。对于第三种情况，要求跨界民族对所分布的两个国家都要效忠，这种动机一开始就遭到国家的反对，尤其是在那些历史上存在恩怨、隔阂和误解而在现实中又没有走出历史阴影的两个国家更是如此。对于跨界民族自身来说，他们也不愿意那样，因为处理不好，他们在现实中有可能被当成“第五纵队”，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不正常时往往遭到无端的怀疑、排挤、压制或惩罚，所以这样的想法通常被认为极为不明智和不理性之举。对于第四种情况，战后以来的国际关系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现行国家边界和疆域相对稳定，跨界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往往受到国际关系的制约，特别是跨界民族本身所居住的相邻国家更是一致的反对和制止，比如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这种想法的可操作性无疑会遭到大多数人的质疑。无奈之下，跨界民族最后只有选择和接受第二种方案了，这种做法也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问题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跨界民族采取不公正、不合理的政策和待遇，跨界民族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最后就形成了棘手的跨界民族问题，比如中亚地区的俄罗斯人问题、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巴斯克人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诸族问题、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一泰米尔问题等。

3 文化认同
文化被认为是民族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以复合体的形式存在和出现的。认同则是民族对固有的习俗和传统而产生的归属感，其主要动机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作出的区别。所以文化认同被理解成民族对其本身的传统而生发的一种内在情结(complex)。对民族而言，“文化作为价值和意义体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但它不能与衍生的结构现象分离开来”，所以文化被视为限定一个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
显然，这种理论认识就很难适用于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的讨论。因为“人们普遍承认，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西方建构”。而跨界民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衍生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非、拉广大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本身就存在了许多恩恩怨怨，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就面临许多困惑，比如跨界民族究竟以哪一个文化主体作为其认同的对象：是最初的母体文化还是现在所居住国家的主体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情结，按理应该是对最初母体文化的认同，但问题是母体文化如果在现在国家不是作为主体文化而存在而是作为该国的文化支系而存在，或者该母体文化在内力或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或者逐渐衰落了，那么对面居住的同根同族同文同血脉的族群将怎么实现自己的文化认同呢?
当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90％以上都是异质民族国家，尽管这些异质民族国家也公开承认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随着交流的增多，融合始终是大趋势，一体化则是最后归宿。所以，最后的结局极有可能是“只要民族国家以为它可以通过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把这些东西置于樊篱之中，它们就会被视作为某种更充分的一体化迈进的道路上的一些加油站”。跨界民族由于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作为这些国家民族构成的一分子，其文化的异质性的生存处境越来越艰难了，主要是这些国家一方面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但对文化同质性的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却变得更加强烈。换言之，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变得更加模糊化。与此同时，围绕文化认同而引发的跨界民族问题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

4 社会认同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总是同一定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同时，社会运行状况和社会属性也会体现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从而形成民族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是对于‘我们’区别于‘他们’特质的认识，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的集中体现，它包含了群体中的个体对于所属群体及其文化的归属感和内心的承诺。”对于跨界民族而言，社会认同除了具有作为民族所具有的归属感和自我体认以外，还包括他们在所居住的国家同其他族群的族际关系究竟如何。简言之，就是跨界民族的社会适应性和民族融合程度同其发展状况是否协调。历史证明，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常常受居住国的社会秩序、社会状况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总的来看，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有4种类型：(1)和而不同，一些多民族国家实行平等或宽松的民族政策，推行多元主义，作为其国民构成之一的、在数量上属于非主体的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关系和谐。在文化上，各族群之间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良好的发展；在社会融入程度方面，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已经相互适应，社会联系紧密，社会心理成熟，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互相关照，形成休戚与共，良性互动，呈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局面，比如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京族(越族)、苗族(赫蒙)和仡佬族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情形。(2)由和而同，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里，尽管政治边界把同一个族群分布在两个国度里，跨界民族在与主体民族的族际关系总的来说是和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跨界民族在文化上已经相互适应；在社会观念上，跨界民族经由了“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转型，最后融入了该国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和老挝之间的瑶族就是最好的例证。(3)因同而和，跨界民族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在文化上，跨界民族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所居住国的文化的一个支系，同时与其他文化支系之间在经历过碰撞和交锋之后，已经相互借鉴，互相认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跨界民族的适应性相对较高，实现了完全融入的状态，比如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56个兄弟民族之一的朝鲜族就是典型。(4)不和不同，在许多存在跨界民族问题的地区，跨界民族与居住国之间的族际关系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显得不是很正常，文化上相对封闭，心理上互相防范，社会融入度相对较差，社会适应性明显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跨界民族和居住国的主体民族相互不认同，或者主体民族采取的强制措施和高压政策不为跨界民族接受与认可，族际关系通常显得紧张，尤其是在对面同一民族的支持与鼓动下，跨界民族的要求摆脱现状，追求如自治等政治目标，离心倾向较大，从而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冷战之后，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科索沃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问题、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等跨界民族问题，就是由于跨界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不和不同”的历史因素同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共同引发的紧张局势。

三、结论

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指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跨界民族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衍生物，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一些地区还引发了十分棘手的跨界民族问题，其中就涉及到认同这个十分重要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跨界民族在认同上具有多重认同，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而且这些认同问题往往又具有多层次性、敏感性、特殊性和模糊性。历史经验证明，在对待跨界民族的认同时，尊重民族认同，清晰政治认同，照顾文化认同，以及优化社会认同，这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

② 本届政府能给华国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吗

摘 要：文化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促成民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与凝聚的核心力量。以百年共和为时间轴，以海外华人国族认同①为主题，通过分析其过去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及将来的挑战，不妨将人权、民主、自由等“普适性”价值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价值融于一体，即以“尊重”和“平等”作为华人社会价值支点与导向，藉此求得“礼”文化的浴火重生及一个“知好礼”家园的实现。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6008398.htm
关键词：海外华人；国族认同；文化兴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51-06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是“共和”制度在我们这个具有泱泱帝制传统“老大帝国”现身暨运转一百周年。对中华国族而言，这一百年的多数时间充满了辛酸与磨难。期间，身心游弋于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海外华人对于己身国族认同也是几经沧桑。反观海华祖籍国，在辛亥百周年时，中共中央已制定了“文化兴国”战略目标，并就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管理做出批示。同时，中国经济建设已经实现GDP总值居世界第二，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如何为海华群体树立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价值支点成为中国政府需要审慎思考处理的一项利害攸关事宜。
本文旨在百年共和的历史背景之下探讨海外华人的国族认同，即在国内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时期，在新时代中华文化价值培植树立过程中，思忖如何做到既能够有效汲取源自西方的人权、民主与自由等普适性价值理念，又能够及时反哺己身自有的礼乐文化营养。对内，适当融入国际元素，让国内社会具有更开放、更多自由（例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②）等人性化良性特质；对外，在国际社会上，融传统于现代，以传统为基石，以现代为楼宇，为（广义）“大外宣”融入更多的价值内涵与道德意义③，从而为海外华人营建一个和谐且“知好礼”的精神家园。
二、海华在国族认同方面的成绩
（一）1840-1949：国运多舛，魂牵梦萦中国心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中华国族即陷入悲戚苦痛之境，内忧外患不断，乃至几度深陷于存亡绝续之关口。其中原因既有内政因素（如满清王朝的腐败愚钝与颟顸治国等），也有外族入侵主因。在此期间，国民流离失所不知其数，而远渡南洋及欧美诸国是当时国人谋生或逃避战乱的一个不得已选择，也因而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海外潮。据丘立本估算，从鸦片战争到二战前夕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国际迁移每年有10万人之多，总人数多达1000万[1]（pp.23）。期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移民形式主要为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到了20世纪前后，除了华工形式移民，出于救亡图存考量，不少知识分子也纷纷南下或东渡，甚至远赴欧美寻求救国治国之道，不少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而滞留他国成为华侨。巴格内（Bagne，1969）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模型可以对此类迁移有所诠释[2]（pp.1222）。
纵观这一艰辛时期，虽说国运多舛，但海外华人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中华国族有着高度认同，自觉自动视自己为中华国族“内群体”（Ingroup）[3]（p.33）成员，为各个时期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海外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参与和支持为例，革命前后，南洋华侨建立起众多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传播中华文化，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南洋一度成为中国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在海外进行革命鼓动的一大基地。此后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无不闪现着海外华人勇赴国难的身影。
简言之，在这一时期，虽说国运跌宕，但海外华人对中华国族一直抱以眷恋之情且毫不动摇地认定自己为中华国族当然的“我群”组成份子，始终怀有一颗魂牵梦萦的中国心，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可谓毁家纾难而在所不惜，义功缨冠却无请赏之意。
（二）1949-1978：叩问乡关，飘零的中国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囿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制约（例如东西方“冷战”开始）及新中国自身在国内外政策操作方面的特殊性，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中国与众多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除了与所谓的几个同道国家之外。结果导致，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一方面，中国大陆向海外移民基本终止，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也基本隔断了联系，海外华人一度再次面临沦为“天朝弃民”之嫌，兼及海外华人居住国（尤其是南洋诸国）陆续针对（华人）移民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此前从中国大陆移民出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向居住国宣誓效忠，并相继取得了相应居住国国籍，即在政治认同方面与居住国基本保持了一致[4]（p.1）。但在文化认同方面，那个时期的海外华人大都对中国依旧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因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不一定是对立矛盾[5]（pp.1619）。不同的是，对于这些海外华人而言，起初的“光耀门楣”与“叶落归根”之心也不得已转变为“坠茵落溷”与“落地生根”之实了。
（三）1978-2012：改革开放，回归的中国心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由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影响效应，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一方面，海外华人返乡省亲成为一股热潮，其中一部分人还积极参与国内经济社会与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建设。除却一小部分纯公益性（“寻根”或“报恩”类桑梓之情）投入之外，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例如，从1979年到1997年这18年间，流入中国的外资总量中有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海外华裔。而在刚过去的十多年内，则有大约60%的外国直接投资是经由华裔引进，且现有在华外国企业中，海外华人持有的公司占70%左右[6]（p.6）。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海外华人对华投资并不只是纯经济行为，其总体特征实际为“‘利’主‘情’辅”，是一个“寻利”和“觅情”相交织的过程[7]（p.49）。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大陆也重现向国外移民趋势，不过此番多为技术移民、以及（公派与自费）留学、投资等移民方式（也有部分属于务工形式移出）。不同此前多迁往南洋地区“蓝领”或“华工”输出模式，新一波移民潮人员以迁往欧美及澳洲居多，不少人员属于“白领”，乃至“金领”。以留学人员为例，按照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数字显示，从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公费与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62.07万人，然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49.74万人，大概只占到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31%[8]（p.110）。如今，那些自改革开放后由大陆出去的新移民中有不少人已经学有所成或业有所成，陆续留在各住在国，成为新时期海外华人构成主体之一。
三、海华在国族认同方面的问题
新时期，海华群体对中华国族认同大致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国际宏观环境影响，如“20世纪后半叶跨国移民运动在许多国家已经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增强与新族群的生成”[9]（p.212），在当今时代，作为国际移民普遍现象的人口跨国流动日益成为一种常态，这种跨国活动在促进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有可能淡化对既有民族国家的认同。另一个为内部因素，即存在于中国海外华人内部，尤其是新老移民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尽管新老海外华人在文化上基本上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但是时移俗易，随着各种情形的演变，也由于新老移民在社会人口特质、乡土族群及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性，海外群体对中华国族认同也衍生出一些问题。例如，与老移民相比，“华人新移民”中投资移民在资金方面基础扎实，也较容易从事相关实业。一些老移民对于这些“初来乍到者”在财富方面的富足可能多少有些失落，认为己辈辛辛苦苦几代人在异乡他国拼搏也不过差强人意，而这些“新人”只是因为赶上祖籍国发展好时机便迅速致富，继而可能会认为祖籍国对待老一辈海外华人有所亏欠，重现“天朝弃民”之憾。再如，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方面，老移民一般都能恪守，但新移民由于接触外界新观念较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一般不如老移民那般虔诚恭敬。
纵观这类问题，对于新老海华群体而言，在新时代，中华文化价值的支点到底在哪里，这应当是困扰全球华人心灵的一个重大问题，毕竟文化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更好唤起海外华人社会对中华国族的认可，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载体的中国应当孕育培植出怎样的文化价值观也因此变得格外重要。如今已经到了需要转变观念、拓展眼界的重要关头了。
四、海华在国族认同方面的挑战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与超然存在的时代，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认同与族裔分离的冲突大漩涡”[10]（p.1）。“在日渐增多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由于当代迁移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民族认同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日程”[11]（p.454）。全球化浪潮造就了国家间新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也带动了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模式、流向、性质的深刻变化[12]（p.29）。这种浪潮势必对海外华人的国族认同造成一定的冲击。同时，受限于国际秩序格局以及己身工业化发展阶段等诸种因素的制约，可以估测，作为国际移民与华人移民运动的产物，海外华人群体总量还将继续增长。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虽说“华人的国族认同以及在相对情况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华人人口分布和从事的行业、各国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演变和现状及华人的反应密切相关”[13]（p.17），但是作为足以影响治乱兴衰的民族认同观也与母国自身社会文化价值更新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而文化上拥有共同的语言，风俗和习惯的民族，其价值核心之一就在于作为民族集体认同核心的“想象共同体”而运作[14]（p.182）。韦伯也曾指出，民族的内涵在于它是“某种特殊的激昂之情（Pathos），此种情感交织于借着语言、信仰、习俗或命运共同体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所建立起来的权力组织之中（无论其为固有的或想往的）”[15]（p.483）。从社会学角度审视，作为同宗同源同文命运共同体的民族意识，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集体意识（族格、群格、国格等）的体现，基于这种意识之上的自然主义民族观，其作用在于促进该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16]（pp.181183）。帕森斯认为，“民族-国家”是“集体性”得以很好显现的社会系统。“集体性”是由单位行动（Unit Act）构建的相互交叉和关联的社会角色丛中，行动者的行动能够实现其角色定位，即行动者的自我分析与其在社会领域系统中的位置是基本一致的，在这其中，“共同的价值整合”（Common Value Integration）是必不可少的[17]（pp.129132）。
五、路在何方：探寻“文化兴国”时代的华人文化价值支点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探寻新时代华人文化价值支点
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兴国”战略目标，但吊诡的是，欲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首先要实现的却是“文化中国”，因为，对于一个缺失文化价值感召力而唯GDP至上的国家而言，其前景充其量也只是实现经济兴国。因此，要有文化在先，要有能与世界思潮接轨对话的文化，要有能与现代化顺利实现进行接轨的文化，这个文化既要有传统的“源头活水”，又要有进行现代转化的国际视野。因而，在这个为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世界，一个有前瞻性与向心力的中国文化应是融传统（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为一体的价值体系。华夏振兴离不开其文化价值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国族认同离不开母国自身文化价值体系更新，首要的是文化价值支点的树立。关于这一点，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类分野，一类是对普适性的人权、民主、自由观的倡导，另一类是对回归传统礼乐文化教化的呼吁。以笔者之陋见，这两类取向不一定对立冲突，而是可以调和与相互交融。笔者认为，传统礼乐文化的恢复重建离不开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基石的奠定，尽管中华传统文化有许多值得发掘的优质内容，但中华文化传统在历史与现实践行中也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缺憾④，一是尊重的价值取向，对不同己者的宽容，对他者的尊重；二为平等的价值取向，对公正（正义）⑤的诉求。借助这两个支点，中国“礼”文化有望实现其凤凰涅磐般的重生，如“礼”文化中的“敬”接近于这里的“尊重”；而“礼”文化中的“仁”接近于这里的“平等”。 1尊重的价值要义。审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尊重大都为对“尊长”的尊重，缺失现代社会中对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的强调。实际上，尊重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善待，是实现人际间、群己间以及群体间以礼相待的通用语（Common Ianguage）[18]（p.71），包括尊重他人的观点、时间与空间，以及包容（Inclusive）、宽容（Tolerance）、体谅（Consideration）、同情（Compassion）和换位思考（Empathy）等品质，这些都可以纳入尊重的范畴[19]（p.36）。而相互尊重是现代社会“公民性”（Civility）最基本特质之一，也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黄金守则”（Golden Rule）[20]（pp.12791298]，它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对于各自权利义务均可以恪守“边界”（Boundary）原则[21]（p.65），对不同己者的观点、思想、信仰和行为等能够予以宽容认可，而不是强制对方接受或者放弃。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情形之下，每一名行动者均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与自由处置的权利，其他人（机构）不得干涉侵害其选择权。意见、分歧、误解、争论在利益分化与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解决应基于讨论或对话，以善意的回应与合理的合作方式，而不是以人身攻击或其他粗鲁易引起冲突的方式去处置。
2平等的价值要义。透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发现，等级性是其一大特色，“秩序”性很强（如纲常伦理及内外“华夷之辨”等亚种论说），在维护稳定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平等性明显不足。不妨与西方做一比照，“通过对西方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以及当今正在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历程考察，可以见到，强烈的文化认同无外乎对自由的认同，或者是对平等的认同”。一般而言，平等这个概念通常是作为一项公正原则来使用[22]（p.19）。因而，公正指称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并且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予以突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提及的“正义”就是“作为公正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其间提及的两个主要原则（“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突出的也是在自由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平等。其正义论大抵在于对平等的强调，体现为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平等即意味着社会公正[23]（pp.3178）。反之亦然，公正也离不开平等。进而言之，一个基于公平的合作机制，其运转离不开一个秩序井然社会中自由平等公民的参与[24]（p.5）。
概而言之，笔者不揣浅薄地理解，在新转型时代，作为华人文化价值支点的“尊重”和“平等”观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现代公民精神的彰显，可以用作新时期华人社会凝聚向心的价值指南。在这其中，又有两个亟待处理的事宜，即涉及信仰的宗教观与涉及团结的民族（实为族群）观，前者宜更好待之以尊重，后者宜更好待之以平等，因为在国际舞台上，这两方面均涉及中国“软实力”打造，也常为异己敌视势力所攻讦谤讪，以至于分化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认知与评判。而这一切莫不受制于国内社会治理方面的进步，因为“厚内”而非“薄内”方可以引致“归心”，毕竟“有凤来仪”的前提是“箫韶之乐作之九成也”。
（二）一个实例：新价值支点之下的族群团结
总体而言，各个族群都有自己悠久的文明发展史，并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根据国内外有关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的文献，涉及族群关系平等的影响因素大致有14种之多，其中，就“文化因素”而言，主要指各族群在文化、语言、宗教、习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异性[25]（p.2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境内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尽管中国政府在财力、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给予的优惠政策也不少（如高考、生育等方面照顾），但这些基于前苏联民族政策模式的准“团体的多元主义”（Corporate Pluralism）操作所带来的弊端也不少，例如过于强调“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26]（p.508）。同时，对于汉族和其他族群而言，由于个体与族群层面上的“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在操作上具有波动性及模糊性，往往导致双方均不满意[26]（pp.534535）。而在“心力”（文化抱负）方面，官方对于一些少数族群的宗教信仰、习俗习惯与观念价值重视不够，却自诩对少数族群的付出是在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文明化）以脱离不文明的落后生活。对于这种情结，政府方面往往自我评价良好，而忽略了少数族群作为行动者主体的需要不单是物品意义上的，也是基于对历史性“善的社会意义”理解之上[27]（p.32）。麦金泰尔（1996）即曾指出，传统是多元的，每一种传统都有自己的历史与合理性[28]（p.19）。这就要求政府要继续增强有关国内少数族群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宣传和普及。需要谨记的是，一个族群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这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6]（p.498）。
再放眼世界，近几年，受国内外环境波动影响，西藏和新疆时常处于多事之境。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可着手的处理角度有不少，但是文化传统对于影响改变其民心的作用万不可再怠慢忽视，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对少数族群文化传统的深入发掘与体察，对其文化传统（包括它们的信仰问题，如藏传佛教，以及其特定的族群情感及族群价值等）要能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尊重，并要能够以宽容、包涵、和平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给予少数族群体内部的亲情感以必要的理解和尊重，正视其位置，并承认其重要性[29]（p.12），进而在对话与相互尊重的平台上协调好族群间的团结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政府与少数族群在其文化传统方面如果长期存在错位，势必将长期影响中国内部的安定团结，乃至领土的完整性。一个事实是，在国际舞台上经常与中国唱反调的就包括一些从国内藏疆等地“流亡”出去的异议者及其组织（如“藏青会”、“世维会”等），这些势力经常拿中国政府破坏他们文化传统事例作为靶子对中国进行攻击，个中虽有政府不足之处，但这些组织所作所为大抵为“掺沙子、甩泥巴”，其负面性不容小觑，这也势必影响到海外华人对于祖籍国的评定判断。看来，在我国族群关系平等方面，由基于结果平等的“团体多元主义”操作适度向基于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操作已经成为必要[26]（p.510）。而机会平等的要义在于其中的“前”与“后”的差别，即（为社会资源）竞争开始前，机会条件必须予以均等化，如果必要，可以经由社会干预来实现这一点，但是，一旦跨越“起跑门”（Starting Gate）之后，竞争者就只能凭据自己的力量了。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以上关于境内族群关系的文化分析不是对近年来颇为热门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研究的呼应，而是对19世纪20年代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思想的回归。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演变情形，笔者认为，国内不宜跟风西方自20世纪晚期以来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论调，因为已经执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策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形与中国的差别很大，当然这类主张也是基于“寓多于一”（Manyinone）胜过“合众为一”（From Many To One）认识的缘故[5]（p.69）。基于有限的阅读，笔者不揣浅薄地认为，就族群关系而言，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其实可以理解为接近于中国礼乐文化中“乐”（和谐）思想在这一方面的一种展示，其要义在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并在此和谐平等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共同文化”（如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认可，即对同一国家的高度忠诚。也可以说，族群层面的“文化多元主义”理念在中国语境的运用接近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30]（p.4）。即在文化生成上，以境内多族群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为体，其他各族群文化形态为“元”，即中华文化为“多元（源）一体”，虽然汉族开创了中华文化源头，但是中华文化的范畴远大于汉文化，包含满族、藏族、蒙古族、维族、壮族等不同族群的文化在内。相关考古发现也表明，自新石器文化时代以来，中国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即较为频繁，这推动了“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的形成。至今为止，这种交流与渗透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切均推动了文化方面形成中华各族群之间各种形式上或潜在的共性，并构成了“一体”格局的深厚文化基础[30]（p.9）。在族群融合上，中华民族成为“一体”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族群融合的历史，其先是有各地区的“初级的统一体”，又形成北牧、南农两大统一体，最后以汉族为核心汇成一个“大一统”的格局，“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最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30]（p.18），即中华民族。
六、结语
百年共和里程探求的不仅仅是实体意义上的家园重建，也是价值意义上的家园复兴，而“共和”（Republic）的原意之一就是在价值上确立共和体成员间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权利义务的一致性[31]（p.107）。在这百年里，群雄递嬗，不变的是海外华人社会的脉动从未离开过祖籍国，而中华文化则是连接两地的桥梁，薪火相传，跨越时空。今日的中国是一个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所面临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化，也有文化价值方面的转化。有鉴于此，基于尊重和平等的价值导向，建立一个文化中国和一个既有“礼”（有序）又有“乐”（和谐）社会，一个可以很好彰显道德权威的良性社会，可以成为对广大海外华人更有向心力的精神家园，进而赢得他们对祖籍国的真正尊敬，巩固其对中华国族身份的认同。同时，这样一种基于现代平等与尊重意识上的礼乐文化的复兴也有助于中华国族在21世纪全球化大框架下顺利地实现将昔日“‘万邦来朝’的自我中心盛世情怀转换为一种‘万国归心’价值认同的天下主义”[29]（p.18），实现“文化兴国与立世”。

③ 中国据说是56个民族、民族的定义是怎么来的、各产生在什么时期、民族之间怎样区分开。

“什么是民族”的问题，首先遇到的是语言学问题。

民族(nation)一词实际上也是个舶来品，非汉语所固有，约在世纪末2 0世纪初从日语中借来，此后被不断认识和接受。然而民族是什么?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 问题，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解决。

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我国民族学界对这一定义大体认可。斯大林在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反对沙皇统治的当时有此界定。但今天用这个定义来说明历史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群体和当前我国的民族情况是不充分的。从古代以氏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到今天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结构的社会，不同出发点的观察会有不同的描述。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有所区分。认同有所差异的群体。古代的民族不等于今天的民族。今天的民族可以是古代不同族群结合的产物。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曾击败殷商的东夷联盟，逐渐形成黄河和长江流域一个人数最多的民族群体———汉族。
有的民族曾是古代一个部落联盟的构成部分，这个联盟瓦解后独立为民族，如14世纪以后蒙古部落的联盟逐渐成为今天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不同民族（蒙古、达斡尔、东乡等民族）。我国的西北地区曾经有过强大的匈奴部落的联盟。横跨欧亚的匈奴帝国瓦解后，它的一部分在我国的西北和中亚地区形成新的突厥部落联盟。突厥联盟也没有维系下来，唐代之后形成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不同的民族。
有的国家认为本国只有一个民族。我们认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区分不同时期的民族形态和民族关系是有意义的。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由于共同的利益关系，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融合可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实际上今天中国的民族关系主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民族的定义是民族学的基本定义，又与实行民族政策相关。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区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不同组成部份。

④ 论述中国各民族的分布特点及形成原因

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充分表现出我国边疆的形式，我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分布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和汉民族杂居在一起，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原因有利于各民族相互交往，团结合作。

大杂居小聚居是指的我国各民族居住的状况。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汉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其余五十五个都是少数民族。从各民族居住地看，各民族分散在各省区市，混合居住，因此叫“大杂居”。

但从各省区市看，少数民族聚居在一乡、一县，又是“小聚居”的形式，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区域内又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区内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我国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有利于各民族相互交往，团结合作。

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繁荣。这样的民族椭凝聚力、向心力。只有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4)中国族群关系历史与形成扩展阅读

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的好处

我国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有利于各民族相互交往，团结合作，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繁荣。只有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民族大杂居，有利于各民族间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发展，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融；民族小聚居有利于发展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流传和延续。

全国没有一个民族单独居住在一个地方，全国各省市和70%以上的县都有少数民族居住，这种分布特点，使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

一个民族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形成了民族合作的条件。这种状况，是我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客观条件。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大杂居小聚居

⑤ 中国人种基因图谱的华夏族的起源与形成

黄河下流域先民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及其龙山文化，广泛分布在在山东、豫东、冀东、辽东半岛和淮海地区。自从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扩张，使得仰韶彩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以来，中原地区在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开始出现灰陶黑陶，但不是真正意义的龙山文化，被命名为当地二期、三期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以山东龙山文化为典型代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本面貌清晰地显示出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含有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趋向于东方化。
黄河下流域先民以鸟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东夷人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龙山骨刻文(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中原华夏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古羌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说明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卜辞是现能确认的既是最早的汉语书面语，又是商人的书面语。而先商又是东夷的一个主体部分，汉语也确是源于东夷语。羌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羌语与文化习俗的传承均依靠口口相传。羌语应该是周人古羌语的活化石，可以作为考究对象。羌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羌语的语法结构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类型的，和现代汉语差别非常大。汉语是孤立语或分析语，有丰富的声调系统，确实源于东夷语言结构。如果影响周人语言的是东夷商语，那么商族人的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与现代汉语相似的语法结构，这些种种现代汉语的特征肯定不是从古羌语继承过来，那么只有从商语继承过来汉语是周人语言和商人语言的综合体，汉语从周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大量的古老的词汇和同源词，但是从商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特殊的语言结构。
根据历史传说，太昊是著名的东夷集团首领，伏羲风姓氏后裔分支属于太昊集团西迁的一支。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东夷故里后建立的方国。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曲阜发展为太昊集团，西迁一支在淮阳发展为伏羲风姓部族),分为山东与淮阳和两大系统，均以东夷语言为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直属后裔，蚩尤出自于东夷少昊氏。太昊集团崇拜龙图腾，少昊蚩尤集团以鸟为图腾崇拜。神农氏炎帝部落起源于陕西姜水流域，东迁到今豫东一带地区，与少昊蚩尤集团交错分布，有时发生矛盾和冲突。神农氏炎帝部落被迫回迁姜水故乡与黄帝集团结盟。
嬴姓始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夷，是东方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
华夏雏形开始产生于商周时代。商代赢姓诸侯国，传说嬴姓祖先是来自东夷首领少昊氏，形成了华族集团。周代分封了姬姓诸侯国，统称夏族集团。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并称华夏。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拜祭蚩尤为战神。汉朝确立前后历400余年，随着经济、文化及国家的大一统，泛称华夏的中原黄河流域居民，兼并了南方苗蛮百越集团，统称为汉人，汉族的正式形成就是从汉朝开始的。
东夷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新泰乌珠台人(距今5—2万年左右)，后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和诸历史时期文化。其主干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间跨度近4000年。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在山东、豫东、冀东、辽东半岛和淮海地区都有广泛分布，留下了东夷先民的活动遗迹。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普遍采用大汶口文化发明的快轮制陶技术和占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东夷人创造的典型父系社会文化。分子人类学证实龙山文化人骨Y-DNA均为O3-M122，含有部分O3e，没有其它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人。无论五胡乱华和蒙元满清入侵中原，都改变不了汉族以03-M122为主体的永久性格局。夏商周的起源与龙山文化有紧密联系。
龙山文化先民对华夏民族的诞生与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奠定了五千年汉族父系基因以03-M122为主体的稳固基础。
东夷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同中原文明一同构成了整个华夏文明的系统体系，是黄河文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主体和渊源之一。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商朝以玄鸟为图腾，与东夷有血缘同源关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商朝分封了东方赢姓诸国，建立广泛联盟关系，九夷之师作为商朝最精锐的部队，是居住在山东的东夷部落组成的部队，一直支持商朝远征西羌，但商纣王腐败荒淫，不停地向赢姓诸国强征财物，频繁征伐西边羌方，东方赢姓诸国已经厌倦了商纣无休止的穷兵黩武，拒绝了商朝让他们参战的要求。东方诸族纷纷叛离商纣王，商朝不得不从西边调兵，去征伐东方赢姓诸国。周武王坐收渔人之利，入主中原夺权。从西周初期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秦人原为东夷集团的一支，被周王室调到在西陲，长期与羌戎作战，建立秦国。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证实秦人最早的先人，是从山东迁来的。秦人出自于少昊赢姓后裔，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拜祭蚩尤为战神，为汉族大一统做出决定性的历史贡献。汉朝继秦的统一之后，开创了大一统的局 面，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
考古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东方地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表现为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较多东方文化因素，考古学界一致认为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中的很多文字直接继承了骨刻文的特点和风格，但二里头文化遗址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
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含有较多的南亚人种成分，在人种类型上与他们前身的仰韶文化居民非常接近，但和黄河下流域文化居民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中原文化与东方地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二里头文化四期是在前三期基础上与东方文化交流融合，二里头文化居民在人种类型上发生了变化，更加接近东亚人种特征，可以说明该地区已经出现大量的人群交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告表明：山东龙山文化（诸城呈子II期）的人骨研究显示了与大汶口文化的一致性同时与现代华北人也较接近，因此认为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乃至近代，人种类型上是连续的而不是取代的关系。
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mtDNA分析显示M系单倍群占85%，二里头文化母系M占64.3%（与以前相比，N系稍有增加），可以说明古中原母系无疑是M系高频为特征。山东长岛7000年前人骨mtDNA分析显示N系单倍群占70%，淄博地区距今 2500 和 2000 年前的人骨mtDNA均为N系，N系含有少量中亚-欧洲基因。可见新石器时代东部西部母系mtDNA差别巨大。西安现代组mtDNA：N系占37%，M占63%,；河南现代组mtDNA：N系占47%，M占53%；青岛现代组N系占40%，M占60%（在山东地区属于例外，可能是因为青岛是开放城市，外地移民较多）；山东淄博现代组N系占57%，M占43%，但泰安、荣成地区N系高达60~67%，整个山东平均值N系占51%，M占49%。由此看出，在黄河流域，母系mtDNA-N的含量及分布，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从父系基因来看，根据龙山文化古人骨DNA的研究表明，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并且只含有O3和子类型O3e，没有其他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文化先民，也就是龙山人。O3-M122是汉族的绝对主体，根据2004年文波的数据，山东汉族为59.5%、河南52%、陕西汉族56.7%，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可见黄河下流域O3-M122比例居于北方首位，母系mtDNA-N比例也是在北方最高的。
研究父系基因，同时也要关注母系基因。老亚洲CD原来对应的是母系M，均属亚洲旧石器人类。北方汉族母系基因M占绝多数，N非常低频。山东母系M和N各占一半，和北方其他地区明显不一样。早期父系O3原来对应的是母系N。新亚洲人O单倍群是3～5万年前起源于南亚的，分为O1、O2、O3。在旧石器时代1-2万年前，O1、O2先北上扩散，考古证实红山文化人骨Y-DNA含有O1O2，最可能和日韩O2b有紧密联系。虽然O3比O1O2起步晚，但北上爆发扩张取代了O1O2。古中原母系基因全是M，和藏缅族群相同，但当时古东夷母系N高频。随着龙山文化大规模扩张，mtDNA-N扩散到中原。胶辽官话Y染色体O3占66.70%，在全国各方言区居于首位。冀鲁官话Y染色体O3占64.90%，居于次位，并且母系mtDNA-N是在北方中最高的。龙山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O3大爆发扩张，彻底取代北亚通古斯C和羌藏D，获得母系M，并且把百越O1和苗瑶O2a赶退至长江流域。O2b被迫北上逃到东北蛮荒地区，然后通过朝鲜半岛，扩散到日本。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终于形成了北方汉族父系O3配偶母系N、M的格局现状。
黄河上游藏缅族群及其西北汉族特有的O3e-M134高发频率，O3-M122比例低。而黄河下游以O3-M122为最，O3e-M134不多见。O3-M122是O3e-M134的祖型，O3-M122最早进入黄河中下领域成为东方主人，迫使O3e向西迁徒，与羌藏D系共处融合，形成了藏缅族群。有O3e-M134的地方一般都有O3-M122，但有O3-M122的地方不一定有O3e-M134。从黄河流域的整个趋势来看，O3e-M134是西部比东部高，越往东越低。在黄河下流域，O3-M122的含量显超过O3e-M134，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在O3-M122的细分谱系中，O3*-M122、O3a4-002611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流域，显然是东夷集团的主体类型，因为这个单倍群在藏缅语人群中很稀少，但是在汉族里的比例却能占较大的比例。东夷人以O3-M122为最，几乎没有羌藏D系，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东夷O3-M122与夏周O3e-M134均属汉族父系祖先的两大来源。

⑥ 王明珂"民族边缘"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对解读族群关系有何意义

一、来民族是共同拥有荣耀的自历史记忆，也因此希望共享现在与未来的一群人。二、“中国人”是一个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的人类生态体系，次人类体系萌发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秦汉帝国是其最早的具体政治化身。三、华夏边缘是维持华夏内部民族认同的最重要的力量，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或华夏，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紧紧将所有木片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这便是为何在历史上，中国常不惜代价来维持此边缘。”四、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是和全球化、同时期欧洲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兴起、西方列强的入侵、新的学术知识体系的建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这一概念一方面凝聚了原来“华夏边缘”之外的少数民族进入统一的民族认同体系，另一方面，也将许多处在“华夏边缘”上的人排除在“华夏”这一认同体系之外。

⑦ 香港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特殊制度和高度自治的一回个地方行政区域。根据答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决定，该特别行政区自1997年7月1日起设立；其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实行高度自治。第三，直辖于中央。第四，彻底结束了殖民主义统治，由港人自己治港，日趋民主。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特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为：没有殖民主义，保留资本主义，直辖于中央，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方针将造就一个新的、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

⑧ 古代亚洲秩序与现代中国的崛起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从古文明到二战的几千年历史里，小到一个部落，大到一个帝国，都在积极探索未知的世界，而它们探索世界的原动力，无疑便源自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利益。

如果说代表现代文明的欧洲文明所秉持的“无限扩张主义”，那么，与之截然不同的亚洲，在构建疆域时，却秉持的是“有限扩张主义”，即我们所认知的——宗主-宗藩体系。

这一体系所形成的秩序，亦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

细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其何尝不是一种古代“中华亚洲秩序”在新时代之下的“重启”？

今时今日，我们所要走的这条“复兴之路”，在世界秩序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何尝不是古代“中华亚洲秩序”在新时代之下的“重启”。

尽管今日世界的“扩张”之路，早已不是以大规模战争征服领土，但“丛林秩序”并未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而已。

从西班牙帝国到大英帝国，再到“自由美利坚”，它们所构建的世界秩序，从野蛮扩张到“文明征服”，再到“共建民主”，虽随时代发展而所表现出来的内涵略有不同，但本质上仍与“丛林秩序”一脉相承。

地球文明想要走上一条更适宜自己发展的道路，显然不能继续在“丛林秩序”中打转，尽管文化、宗教、族群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但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之下，构建“和谐秩序”更适应时代的发展。

⑨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的影响：

1、传统文化基因和封建政治制度表现出了历史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而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当然，传统文化的自然经济基础、文化自身的政治保守性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压抑经济发展的活力，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

2、传统社会建立于血亲关系的基础上，相对于公共社会而言，它是一个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固定血缘和亲属关系的集合体，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传统社会注重人际脉络和家族归属，建构起“以孝为本”的家庭关系模式。

3、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以“德”为中心的个体价值取向。

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认知中，传统文化注重人的德性的形成和培养。但是，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阻滞了个体的自由选择，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

(9)中国族群关系历史与形成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1、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

现代化并非西化，也无固定模式，但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否则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传统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纽带。

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可以凝聚社会各领域的力量，激发各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认同意识和进取意识，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3、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可以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帮助。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标识，是华夏儿女保持族群认同和精神团结的文化符号。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我们既要保持民族文化底色，守住民族精神阵地，又要参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