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谁知道人要行孝道的典故或相关的一切
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5]（P82）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P70）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孝经》受到重视。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 《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治国必先齐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们行孝的对象直接指向为君主。《礼记·祭义》则说 “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 当然，统治者要推行孝道，还需以身作则，广敬博爱，规范天下。“所谓平天下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5]（P14）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做出了许多诸如上述一些宣扬孝道孝行的姿态。 除了用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统治者还运用了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那就是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刑律中，制订了对“不孝”作出惩罚的法律条文。秦代便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其统治。但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观的民间影响 历代儒学之士在理论上的大力阐发，封建帝王在行动上的推崇，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稳定统治的需要，历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经过几代儒学之士的阐发，孝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在一般民众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扬这一观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众接受。 《二十四孝》所选孝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时间上说，包括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孝子；从社会地位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年龄上说，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还有老人；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等典型事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二十四孝》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树立了孝行榜样。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传具有双重性，它既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总之，孝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美德，也是儒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的宣传和统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内核。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必然杂有不正确的成份，也即后人所说的“愚忠”和“愚孝”。正确地看待孝悌观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引起注意和重视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埋儿奉母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哭竹生笋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弃官寻母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涤亲溺器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百善孝为先
『贰』 中国从魏晋以来，历朝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析统治者这样做的原因
中国从魏晋以来，历朝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析统治内者这样做的原因：容
1.孝敬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代表，独尊儒术后自然要提倡。
2.封建时代孝可以作为维系统治的一个有力武器，封建王朝的法律不是常起作用，而是靠家族“规矩”治理的，大的族长有大过地方官的权力，如果有人犯错了按照族规甚至可以直接处死不必报官，我族老辈就讲有人触犯族规被族人拿锄头活活敲死的。而这种维系族长权威的制度是需要对长辈的尊重方可实施的，孝敬当然要提倡。这样只要管理几个族长就等于管理了几千几万人的团体，它用这个武器把大家都捆绑在一起自然有利于他的统治。
『叁』 在中国古代哪个朝代最看重人们的孝到达什么程度
汉代，来我们学过。汉朝实行自察举制，孝廉成为当官的主要途径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肆』 什么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
西汉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那时开始的.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系统治（“家国同构”，混淆群己权界，公私互犯）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罪恶糟粕极具争议和威力的混合体。需要明辨的是，理论上及现实中的儒家孝道体系是中国特色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非人类的“普世伦理”或客观的普遍真理。
儒家所主张的依靠暴力实行的“慈-孝”（倒设前提）（无条件的奴隶主义：所谓“亲憎我，孝方贤”，舜就是以此起家的政治阴谋家，开了扭曲人性、高压伦治、孝廉腐败的恶例。此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世有无数“以〔特定关系〕人为神主圣王”的儒家邪教造成的社格人格畸变良知理智沦丧的案例。附: 参考资料2）、“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等，制度倒挂设计的孝道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契约伦理与责任伦理、生物界的“责任伦理”和自然法的“道德金律”的。
儒家礼教——孝道推行的实质包含着不平等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伦理特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位霸权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参见：自我中心 内圣外王 权力意志）没有平等——公平正义，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真理和人权、人类尊严的尊重，也就没有真爱和博爱。
封建孝道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儒家传统认为包括身体发肤在内的整个人格的主权属于父母，通过国家暴力和群氓暴力维护这种贿赂人心、婆媳循环、轮流坐庄、一盘散沙的反动统治秩序，却从不愿正视并防止父母侵害其法定被代理人的身体发肤等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获得救助权、表达权、参与权、发展权、婚姻自由权、不作伪证权……以至年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妨害社会进步，只能养儿防老——现在有的人都不需要“养儿防老”了，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与孝道之本质）。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社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淫情暴孝，从小训练；有礼有众，无法无天。）问题形势依然严峻。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孟子的成长过程都没有正常的父爱（包括教育）和家庭结构。
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这样看待“礼教圣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儒家孝道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才能最终根除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
『伍』 中国古代推行孝道的帝王
在汉朝的时候推行孝道，选官制度为察举制，以“孝，廉”即品行为主要标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的标准分别是门第声望和考试成绩
『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孝文化指的是什么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版终也。权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
我们的身体毛发皮肤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珍惜它，爱护它，因为健康的身心是做人做事的最基本条件，所以珍惜它，爱护它就是行孝尽孝的开始。让自己健康成长按正确的原则做人、做事，让自己的名字为后人所景仰，就会让后世知道自己的父母教导有方，培养出了一个优秀儿女，这是人行孝尽孝的结束。总的讲，行孝尽孝的开始就是要孝顺父母，长大成人就要忠于国家和君主，最终就是要对他人和社会有所贡献，能实现自己应有的人生价值。因此，《诗》的《大雅》中讲：‘不要忘记你的祖宗和父母，这是人生最需要修养的道德。
能做到这些，就很孝很孝了，还有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柒』 形成文字文化的孝是从哪个朝代开始
看此文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
『捌』 什么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 并实施了一些举措
汉朝。抄
汉朝所有皇帝，在其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如“汉文帝”为“孝文帝”，汉景帝为汉孝景帝，汉武帝为汉孝武帝等等 .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玖』 什么是孝道
一
传统孝道荡漾着二重性的色彩。正是这一色彩
使得传统孝道历经各个朝代、各种意识形态而不衰,
使得对它的批判继承发掘成为可能。它既表现了人
民大众敬老养老的优良道德传统, 又被统治阶级所
利用, 作为欺骗、愚弄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
首先, 从道德范畴上看, 孝具有二重性。
在阶级社会里, 任何一种道德范畴或道德行为
准则的提出, 都有它的阶级利益基础。正如恩格斯说
的:“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
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
的, 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1]当然我们在强调
道德的阶级性时, 并不否定道德具有全民性的成分
和因素。道德不可能只具有阶级性而无全民性; 或相
反, 只具有全民性而无阶级性。这是由道德的最深层
本质决定的。一切阶级社会的道德都是具体的阶级
意义与一般意义的统一, 孝亦不例外。
从阶级意义上看孝。例如孟懿子问孝, 子曰:“无
违。”[2]即所谓孝, 就是不要违背“周礼”。这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 完全压抑了子女的进取精神与创造
能力, 是对子女自我意识和人身价值的根本否定。如
果今天再提倡“无违”, 显然不合时宜。又如子曰:“父
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2]在经济横向发展的今日
社会, 不可能父母在不远游。现在的人都已是社会的
人, 而不只是家庭的人。他们不仅要对父母尽责, 更
要对国家尽责。再如封建社会某些孝子典型的树立,
包含着许多愚昧残忍的东西, 背离了人的正常心理,
在社会上培植起一股愚孝的风气, 带有浓厚的宗法
性、阶级性。诸如此类, 均属孝概念的特殊意义, 具有
明显的局限性、等级性, 成为压抑青年人之独立性、
创造性的工具, 是传统孝道发展的异化状态。
首先从一般意义上看孝。传统孝道中包含着一些
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即其不仅仅适用于一个社会、
一个阶级或一个时代。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
敬亲思想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时代都需要。孙中山先
生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中
最文明的国家, 讲到孝字, 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
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毛泽东同志在1959
年回故乡韶山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人是唯物
主义者, 不信神鬼。但生我者父母, 这还是要讲的”。又
如“陆绩怀橘以孝母”、“李密陈情报母”等折射其对父
母恭敬有加, 眷爱情深。再如木兰代父戍边等, 则反映
了奋不顾身救父辈于危难的孝行, 千百年来为人们所
颂扬。如此等等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裨益,
我们要创造性地加以继承发扬。
其次, 从孝的功能与作用上看, 亦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 封建孝道体现了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关
系的地主阶级道德原则, 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自西汉始, 统治阶级就把孝道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以孝治天下, 形成系统的孝道。不仅认为“君子之事
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即所谓移孝作忠, 忠孝合一,
而且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归
纲”。在宋明时期有所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天下
无不是底君主”。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完全是一种统
治与服从的关系, 毫无原初平等、民主意味。这是封
建等级制度强化在伦理道德关系上的反映, 把忠君、
孝亲引向愚忠愚孝的歧路。传统孝道成为统治阶级
捍卫本阶级利益的道德武器, 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的
精神鸦片。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 孝作为一种家庭或社会
伦理规范, 其功能与作用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家庭是
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只有家庭稳定才会社会安定, 而
孝道在维系、稳定家庭方面具有任何其它道德不可
替代的作用。它植根于亲子间的血缘亲情, 不仅调节
父子关系, 也调节兄弟关系, 成为维系家庭的凝聚
力。传统孝道还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
人的社会之爱, 提倡关心和爱护全社会的老人。这对
于培养人民大众的群体意识、责任意识, 稳定社会秩
序, 治理国家等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我们要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传
统孝道做出正确评价, 并使之古为今用。
二
孝敬父母, 是人类相生相养的自然情感。从以上
传统孝道的二重性分析可知, 传统孝道既有糟粕, 又
有予以保留并且发扬光大的价值。我们既不能沿袭
传统孝道来进行现代家庭美德建设, 也不能割断家
庭伦理发展的历史凭空去创造什么新规范, 而要既
深入批判、坚决破除封建宗法制、等级制的内容, 又
继承发扬、充分利用中华民族尊老敬长等优良传统,
使传统孝道创造性地转换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孝道。
具体说来:
第一、批判继承传统孝道养亲的合理内核, 让赡
养父母成为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起码要求
养亲是传统孝道的基本内容之一, 是子女对父
母的物质赡养。赡养父母, 早在西周就是孝的主要因
素。《尚书·酒诰》中周公说:“姝土嗣尔股肱, 纯其艺
黍稷, 奔走事厥长上。肇牵车牛远服贾用, 孝养厥父
母。”指出为养父母, 应尽力农事、商务活动。孔子把
养亲作为庶人的重要孝道, 指出:“用人之道, 分地之
利, 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此庶人之孝也。”[3]而且要求
“事父母, 能竭其力”[2],“养则致其乐, 病则致其忧”[3]。
孟子也把物质上侍奉父母作为孝的重要内容。在他
看来,“惰其四肢, 不顾父母之养, 一不孝也; 博奕好
饮酒, 不顾父母之养, 二不孝也; 好货财, 私妻子, 不
顾父母之养, 三不孝也”[4]。扬弃古之养亲其维护宗法
制度的目的, 养亲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根据
时代需要赋予其新内涵,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家庭美
德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一些家庭中, 有的成年子女以
反对封建为借口, 虐待父母, 遗弃父母, 这是极端错
误的。封建社会曾把赡养父母涂上一些神秘色彩, 现
在我们要做的是剥去“孝”字上的虚伪的外衣, 发扬
亲子间真诚的爱。谢觉哉同志在《爱父母》一文中曾
尖锐地指出:“必须严厉地斥责那些把反封建反资产
阶级思想做不养父母借口的人是无良心和无耻。要
告诉青年们: 侍奉父母不是封建, 不是资产阶级思
想, 而是人类的美德。”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父母有
扶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
父母的义务。”时至今日, 养亲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社
会的家庭美德, 更是每个公民应尽义务。
第二, 尊亲敬亲, 让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
传统美德强调必养且敬, 认为作为子女, 不仅要
给父母以衣食供奉的物质之爱, 更要给之以尊重、关
怀使其心情愉快的精神之爱。“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2]赡养父母和
尊重父母是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 二者缺一不可。对
待父母, 只敬不养不为敬, 只养不敬伤其心。孔子认
为要以敬的态度赡养父母, 关心父母的健康, 以敬爱
的心情和和颜悦色的态度对待父母。其学生曾参进
一步发挥老师敬亲的观点, 指出“孝有三, 大孝尊亲,
其次弗辱, 其下能养。”[5]
敬亲是子女对父母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 体
现了人的文明和教养程度, 是孝道中比养要求更高
的一种孝行, 随着当前我国现代家庭格局的核心化、
小型化发展趋势, 以及空巢家庭的日益增多, 养老敬
老问题更加突出。敬亲并非顺亲。敬和顺看似一字之
差, 却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道德观念。虽然传统孝
道也并非不辨是非而被动地一味依从, 主张父子有
争君臣有争,“事父母, 几谏”, 然而“见志不从”, 也只
能“又敬而不违”,“劳而无怨”而已。父为子隐、子为
父隐, 子女无条件地顺从父母意志仍成为父母与子
女之间不可动摇的法则, 违背之即为不敬不孝。这应
该说是中国道德传统中的糟粕。现代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父( 母) 子( 女) 关系亦不例外。我
们今天讲尊亲敬亲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相互尊重, 彼
此信任。作为晚辈, 不是绝对服从长辈意志, 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 尊重他们的感情。一位83 岁老人在
手记中这样写道:“晚辈和长辈之间, 真正的赠予机
会似乎不多, 却每天都有。这种赠予可能只是一句和
善的话语, 或者是一封问候的信函。但最重要的是将
自己的真诚融汇进去。”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倡的正是
这种注重情感性的新型孝道, 与偏重角色性、权威性
的传统孝道有着根本差异。为人子者不仅要在物质
上自愿地赡养父母, 更应注意精神上的赡养, 给予父
母更多的关心和敬重, 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
满足。
『拾』 如何看待汉朝史上流行的孝道
在中国各个朝代中，汉朝最讲究孝道。原因很多，关键原因是朝廷官员的选拔制度。无论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还是在之后，孝道都是朝廷大力宣扬的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到了东汉时期，更是明确把察举制作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查什么又举什么呢?考察士人的言行，然后向朝廷推荐两个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孝廉。秀才主要是对于儒家的经典有一定造诣者。在东汉中后期，以秀才出仕的人很少。一个是因为风气使然，大家都过于看重孝道。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秀才需要博学，并且调查可以比较简单直接的看到结果。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也当上秀才，实在是说不过去。而孝廉就不一样了，主要就是对父母的孝顺。可是孝顺父母就能当官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才学，没有什么能力的也都可以参与选拔。简单来说，孝廉的考察门槛比较低。这可能是东汉中后期孝廉盛行，而秀才式微的一个原因。
于是，关于孝顺，在汉代的民间和官场就留下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有的让人吃惊，有的让人赞叹，有的让人疑惑，有的让人愤慨。形形色色的孝，形形色色的人。
在《后汉书》中关于孝子的记述很多，比较有名的像赵咨，强盗来家里抢劫，赵咨为了不打扰生病的八十老母，主动请盗贼吃饭，并且表示，除了给老娘留下一点衣服和口粮之外，其他的妻子儿女钱财物品，盗贼随便挑，自己绝不阻拦。搞的盗贼一愣一愣的。后来盗贼不敢下手，觉得赵咨好的过头，转身撒腿就跑，可是赵咨却拿着钱财追赶出去。遥想赵咨边追边喊：“盗贼兄，给你钱……”。在传记中对赵咨的评价是很高的，世人也很敬仰赵咨。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许多观念也跟着变化。如果现代有这么一个人，对盗贼如是做，估计大家就只会笑话赵咨傻帽了，而女性朋友们也必然高喊口号，呼吁赵咨的老婆一脚把没有良心的老公给踹掉。
可是，汉朝确实就是那样一个朝代，父母如天地，妻子儿女不过如衣服物品，对妻儿看得越淡，越显得有德行。于是像高官京兆尹张敞，给老婆画了个眉毛，补了个妆，也会被中央纪检部门狠批——实在太丢士大夫的脸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一个官员的评价标准和对一个士(君子)的标准有不同。我们现在说，一个官员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就是好官。在古代呢，能够以德行教化治理百姓，虽然谈不上给百姓富裕，但是能够保持安定，不骚扰百姓，那也就算是好官。也就是说，现代评价官员，多看重能，而古代评价官员多看重德。至于对于士，能够出将入相，报效国家，让人敬仰;但是一生布衣，隐居山林，志趣高洁，也是士林楷模。
但是，历代真正能够做到孝顺，做到志趣高洁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还是打着各种旗号，谋求名利之实的伪君子。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作伪，假孝子做一辈子，那也就是真孝子了。可让人遗憾的是，朝廷的审核制度也好，民间的舆论也好，更多的还是讲究实际。一个人贫穷但是孝顺，远不如一个人富裕但是忤逆让人羡慕。世道延续至今，就更是笑贫不笑娼了。你现在要讲什么清高节义，非让人以为是脑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