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越南历史上的恩怨

A. 越南与中国的历史矛盾

越南曾受中国的直接统治达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稍后虽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建国，却仍与中国维持一定的藩属关系，直到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后才正式划清与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统治的期间，汉字被采用为正式的官方文字。稍后的藩属国期间民间发展出民族文字「字字喃」；十六世纪末也经由西欧传教士传入罗马字来书写越南语。虽然这二种文字很早就出现，汉字在当时仍被官方视为唯一正统的书面语。汉字的正统地位直到二十世纪才被打破；1945年以后由罗马字取而代之而成为当今越语唯一的书写系统。
所谓的「汉字文化圈」，[2]是指曾经或还在使用汉字的国家，诸如越南、韩国、日本、台湾和中国等。在这区域内，中国曾扮演主宰的角色，在政治、文化上对其他国家具支配的影响。

公元前111年，中国将越南纳入直接统治，直到十世纪越南才脱离中国而独立。公元前108年中国征服古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和「玄菟」四郡；直到四世纪，「高句丽」人攻占「乐浪」郡，朝鲜才脱离中国的统治。日本从先秦时代即有和中国接触的纪录，汉武帝更曾赐日本「汉委奴国王」金印；虽然日本未受中国直接统治，但是在汉朝和唐朝盛世的影响力下中国也变成日本学习模仿的对象。

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除了政治上受中国支配外，另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汉字」、引进「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他们在借用汉字后，均发觉汉字无法完整表达他们的语言；於是利用汉字做「训读」、「音读」或造新汉字来应付这个问题，甚至后来更慢慢发展出新的文字系统，譬如越南的「字字喃」(Chu Nom)、韩国的「谚文」(Hangul)、和日本的「假名」(Kana)。虽然他们的人民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然而这些新文字在国内(本土封建朝廷)和国外(中国皇帝)之双重压迫下，均无法和正统的汉字相对抗。原因是在大中国的政治文化架构下，各国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接受汉字和其四书、五经等古典并将之列入科举制度。久而久之，那些精通汉字、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僚为维持本身的既得利益，也就附和汉字的正统地位并利用封建朝廷的力量来压制国内的非汉字发展。譬如，韩国「李朝」的集贤殿副提学「崔万里」(Choe Mal-li)於1444年上疏李朝「世宗」，反对推行谚文。他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 一遵华制 今当同文同轨之时 创作谚文 有该观听 傥曰谚文 皆本古字非新字也 则字形虽仿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尽反於古 实无所据 若流中国 或有非议者 岂不有愧於事大慕华...自古九州之内 风土虽异 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 虽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 各有其字 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 传曰用忧变夷 未闻变於夷者也 历代中国皆以我国箕子遗风 文物礼栾 比拟中华 今别作谚文 舍中国自同於夷狄 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 岂非文明之大累哉... (Lee 1957:4)

就语言文字学习效率的角度来说，汉字不但复杂、难学，[3]而且那些用「文言文」书写的古典经书更是难懂；於是造成古典经书的「解释权」掌握在精通汉字的文人手里。相形之下，打赤脚的工农阶级平常忙於耕作、劳动的时间都不够了，那有时间“十年寒窗”苦读汉字和经典。於是汉字文化圈在长期使用汉字的情况下，逐渐形成“掌握汉字的文人统治阶级”和“不懂汉字的被统治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对立的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兴起后才开始有转变。

那些广大的劳动阶级为著纪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语言，而发展出「字字喃」、「谚文」和「假名」并在民间流传使用。这些文字虽然在大中国的政治、文化架构下不受重视，然而在二十世纪政治、文化、价值观改变后，用这些文字写的作品却得到后人的肯定。譬如，字字喃的「翘传」、谚文的「沈清传」及假名的「源氏物语」等。

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之后，他又继续出兵征伐「岭南」，[1]并於公元前214年兼并岭南地区。秦帝国於公元前207年崩溃后，前秦将领「赵陀」趁机占领岭南并於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并定都於「番禺」[2](张荣芳、黄淼章1995:56-68)。公元前111年中国汉朝的汉武帝出兵歼灭「南越国」，并在其地设「交趾部」，分为九郡。其中三郡「交趾」、「九真」和「日南」相当於现今「越南」之北部和中北部地区。从那时起越南第一次正式被纳入中国的版图；而在越南也将此历史称为第一次北属时期(陈重金1992:28)。[3]

公元939年，越南利用唐朝末年大乱之时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虽然是独立，但是越南仍必须定期向中国朝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藩属关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段法国侵略越南，才由法国取代中国的宗主国地位。(SarDesai 1992:19)

在越南独立、但称臣於中国的期间，越南也和中国一样建立起封建的社会制度。特别在李朝(公元1010-1225)和陈朝(1225-1428)时期，越南从中国引进各式政治、文物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来稳定朝代的封建基础。换一句话说，虽然越南不再受中国的直接统治，但是中国对越南仍有极大的影响。(SarDesai 1992:21)这也是为什麼越南已故近代的历史学者陈重金(Tran Trong Kim 1882-1953年)在他的名著《越南通史》[4]里感叹地说：

...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论为知之无用。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自己没有国文，终生只借助于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而学，什麼事情都受人家感化，而自身无任何特色，形成像俗语所说 “嫌里媚外” 的那种状况...(陈重金1992:1-2)

公元1858年，法国利用传教士受迫害做藉口而向越南出兵。越南末代朝廷「阮朝」不敌法军，而於1862年割让南部「嘉定」、「边和」、和「定祥」三省给法国以求和。当然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稍后并陆续侵占其他各省，终於於1885年完全征服越南。越南遭受法国袭击之时亦曾向中国求援，然当时之中国已病入膏肓，所派遣前来应战之军队并无法有力遏止法军之侵略。最后中法双方於1885年签定协议停战的「天津条约」。在条约中，中国正式放弃对越南之宗主国地位并承认越南改由法国保护(陈重金1992:406)。从此越南受法国的直接统治，直到1945年胡志明利用二次大战刚结束之国际局势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情势才开始改变。

在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之后，法国及各国政府并未马上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合法性，法国甚至起兵镇压独立运动者。为求建国，越南人民也兴起10年的抗法独立战争，直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才确立越南独立的合法性；然而在欧、美、苏联及中国的介入下，越南随即被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南越」和「北越」。南北分裂之局面持续到1975年，当美军从越南撤退且南越首都「西贡」沦陷於越共手里，才由越南共产党一统南北。南北越於1976年正式合并，改国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於「河内」；此统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现今仍不变。
越南的传统书写系统是以汉字书写的文言文为正统地位。之后民间虽有「字字喃」(Chu Nom)出现，但均未能成功挑战并取代汉字的地位。

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约开始於赵佗的「南越国」时期(Nguyen 1999:2)。在中国直接统治的时期也一直延用汉字为书写系统。即使在十世纪越南独立后，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广「儒学」[1](Nho hoc)与建立「科举制度」，[2]使得汉字的正统地位在二十世纪前牢不可破。汉字在越南也叫做「字儒」(Chu Nho)，[3]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字。一般来说，汉字用於行政、教育(科举)、学术著述、和古典文学之创作。(Nguyen 1999:3-4)

越南在借用汉字后，发觉汉字无法完整表达越南的日常用语，於是民间慢慢发展出具越南特色的字字喃。所谓的「字字喃」是指南方(相对於中国)的文字的意思；因为缺乏标准化，它也可以写作「字宁喃」或「字字 字南」等。据推测，字字喃大概是从十世纪越南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后才开始发展出来。(DeFrancis 1977:21)早期的字字喃主要做为汉字的辅助工具，用在记录地名、人名及地方特产等。(Nguyen 1999:2)在累积数百年使用的经验后，在十三世纪才有一些字字喃的文学作品出现，[4]而於十六至十八世纪达到高潮。[5]字字喃的使用者大致为平民、落魄文人、僧侣、及少数具强烈民族意识的精英。概括来说，字字喃主要用在纪录民间口传文学、创作纯越语文学、翻译佛经、及替汉字作注解。(Nguyen 1999)

字字喃的发展就如同台湾「歌仔册」里头台语汉字的发展是一样的，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汉字基础上作调整。基本上，字字喃的发展在早期是以汉字借音为主，后期则模仿汉字的「形声」造字原则来造字字喃。[6]譬如汉语里头的「孩子」在越语里讲做/kon/；/kon/在早期的字字喃(譬如在「黎朝」时期)写做「昆」(「汉越音」读作/kon/)，后来(「阮朝」时期)又写做「子昆」，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来构成。由於字字喃没有得到当权的汉字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没有经由完整规划、而是随个人所好而恣意创造出来的，再加上汉字本身做为文字基础的缺点，[7]致使它呈现相当混乱的文字使用现象。这现象就如同当前台湾的台语文书写一样，文字的使用并未达成相当的标准化。

虽然字字喃在越南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又是越南人自造的“土产”，然而它却没有办法取代汉字或与汉字并驾齐驱，这主要的原因为：

第一，受中国价值观之影响。因为汉字在中国被视为唯一的正统文字，而越南又把中国奉为宗主国，致使越南各朝代均把汉字奉为圭臬、不敢对之不敬。唯一少数欲推行字字喃的例子为Ho Quy Li (胡季犛1400-1407)及Quang Trung (光中1788-1792)等，然而他们在位期间甚短，致使对字字喃的发展影响有限。其中Ho Quy Li因大力推行字字喃，因而在中国明朝入侵越南时被押回囚禁在北京。

第二，受科举制度之束缚。由於各朝代均将汉字列为正统、并列在科举考试之内，致使想当官的文人不得不学汉字、背诵四书五经等。一但这些人考试入取、功成名就后，当然就继续拥护汉字的正统地位，因为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那些没入取、略懂汉字的文人因生活周遭与劳苦大众接触，为了反应实际需要，就倾向於使用字字喃。

第三，字字喃受先天文字限制。字字喃主要是按形声方式，结合二个汉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来造成一个新字。由於汉字本身有很多缺点，字字喃当然也一一继承了，甚至衍生出比汉字更多的问题。譬如，汉语的「字」 在字字喃里写做 「字字」，「年轻」写成「 」。「 」一字在越语里发音/tre/；「 」里头的「 」(汉越音/le/)用来“暗示” 的发音，「小」用来隐喻年轻的意思。由此可知字字喃其实是比汉字更复杂、难学的。一般来说，要懂字字喃，必须要先会读汉字才行。由於字字喃的复杂及未标准化，使得字字喃在推行上困难重重。

越南的书写文字一直到十七世纪，纪录「音素」(phoneme)的罗马字的出现才有重大的转折。虽然罗马字在那时已出现，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才有力量完全取代汉字的地位。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候，欧洲传教士逐渐到越南来传教。传教士们为了容易学好越语并与当地越南人沟通，於是利用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字来替越南语设计一套新的书写系统。[1]和多数的文字发展历史一样，[2]越南罗马字的发展并不是由一人於一天之内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由一群人共同累积经验而“约定俗成”起来的。[3]在经历各传教士的努力下，第一本越南罗马字的词典「越南、葡萄牙、拉丁语三语对照词典」[4]於1651年由法籍传教士「得路」[5]出版。(Do 1972)「得路」和其「越葡拉」辞典对越南罗马字的贡献就如同「麦都思」[6]和他於1837年所出版之「福建方言字典」[7]对台湾教会「白话字」[8]的奠基性贡献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扮演集大成、并将付诸出版的第一人。「得路」的罗马字拼字系统在历经不同时期的稍微修改后，成为当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国语字」。

在十九世纪后半段之前，越南罗马字主要只在教会之中流传。随著法国殖民者的到来，罗马字才逐渐提升地位与普遍被使用。(Vien Van Hoc 1961:21-22)譬如，法国殖民者将罗马字列入学校课程，[9]而且於1865年在越南南部由当时的官方发行第一份罗马字报纸「Gia Dinh Bao」(嘉定报)；越南罗马字也从这时起叫做「Chu Quoc Ngu」(国语字)。(Vien Van Hoc 1961:22)「嘉定报」就如同台湾1885年出版的第一份罗马字报纸「Tai-oan-hu-sia Kau-hoe-po」[10]一样，具带头普遍罗马字之贡献。另一个例子是，南部总督於1882年签定一份规定所有越南语的公文必须用罗马字的议定(Vien Van Hoc 1961:22-23)。

法国之所以推动越南罗马字，主要有以下之原因：

第一，法国殖民者认定汉字是法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障碍。由於越南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国、并透过汉字学习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如果让越南人继续使用汉字无疑是让越南保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为让越南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改为亲近法国，势必要用罗马字取代汉字。[11]

第二，罗马字是让越南人从越语过渡到法语的重要媒介。法国殖民者认为当越南人掌握著越南罗马字后就容易进一步学习法语、最后并完全转换到使用法语。所以推行罗马字是推行法语的重要手段之一。(DeFrancis 1977:131-134)

总之，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罗马字成功取代汉字这一事件上扮演著「催化」的角色。虽然殖民者的初衷是要利用罗马字来推行法语，却无形中营造越南罗马字初期成长的空间。

虽然在法国殖民者的推动下，越南罗马字在十九世纪后期有比以前较普遍，然而它的推行成效仍然相当有限。(DeFrancis 1977:69)罗马字的推行要在二十世纪初透过越南本土的民族主义者的鼓吹后才有显著的进展。(DeFrancis 1977:159)原因是：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气氛下，使用外来的罗马字被视为是趋附外来殖民政权的行为。然而当越南民族主义者感受到罗马字简单、好学、是教育民众的好工具时，他们已把罗马字本土化成为对抗外来统治的利器。

鼓吹罗马字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性团体首推「东京义塾」的成员。[12]「东京义塾」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二十年代台湾的「文化协会」一样；两者的差别在「文化协会」并不注重罗马字、只倡导汉字白话文。这差别也注定了罗马字在台湾和越南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

「东京义塾」的成员主要是一些留学日本的越南知识份子。他们於1907年在「河内」设立「东京义塾」学校，用来传授西方思想与科学新知等。他们认为要达成启发民智的目的，非得透过越南罗马字不可。所以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普及罗马字；透过罗马字来教育民众、让大众有知识，以对抗法国殖民统治。「东京义塾」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一年，旋即被法国殖民者强制关闭，然而他们的主张在知识份子中却广为受到认同与支持。之后，「推广罗马字」逐渐成为越南民族主义者中的普遍主张与推动要点，并兴起一股兴学、办罗马字报的风潮。(Vuong & Vu 1980:20-32)据估计，至1930年，全越南共有75种罗马字报纸。(Hannas 1997:86)

虽然罗马字在民族主义者的推行下有显著的成就，然而并不代表罗马字已完全取代汉字和法文。罗马字的地位在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后才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唯一正式书写文字的地位。胡志明於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於9月8日又随即公布政府全面推行罗马字教育。他於该年十月份又发表一份呼吁全国同胞共同扫除文盲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说：

咱越南的头家啊！

以前法国外来统治者统治我们的时候，他们实行愚民政策、限制我们办学校、不让我们识字，以剥削我们。

我们不识字的人口占全国95%，可以说差不多全国都是青瞑牛(文盲)，我们如何能进步呢？

咱现在已获得独立的胜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是咱目前要紧的工作之一。咱政府已经颁布全国人民要在一年内学会国语字(罗马字)的政策。咱已经成立平民教育署，协助人民学习。

咱越南的头家啊！

我们要把独立的根基立稳。咱要追求国富民强。我们必须让每一个越南头家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新的知识才有办法参与建设祖国的事业，而这也是为什麼要先学会国语字的原因...(Ho 1994:64-65)

据估计，1945年全国识字人数大约为20%；在全面推行罗马字后，在1953年已提升到70%。(DeFrancis 1977:240) 综观越南从汉字与字字喃成功转换成罗马字，可以归因於「外在」与「内在」二大因素：

外在因素是指越南在长期受中国及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试图利用越南罗马字做为文化独立的基础、以进一步保障民族政治之独立。在二次大战当中，越南面对法国、日本、英国、美国及中国等之既斗争又联合的局势，[13]不得不思考为民族独立铺路之方法。在四十年代，日军为侵略中国而进军越南，打算以越南做为攻击中国西南地区的根据地。对中国来说，遣军进入越南以扫除日军根据地是有需要的。然而当时仍控制越南的法国当局却对中国怀有疑虑，深怕中国军队一入越南将使越南重回中国之手里。对越南的领导人来说，如何利用各国的矛盾让越南获得独立乃是当务之急。胡志明对中国当然相当了解，他也怕中国利用扫荡日军做藉口而占领越南。於是他的策略是力阻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蒋永敬1971:107)并策动反中国之运动。(蒋永敬1971:228-240)「罗马字」在这时也成为确保政治、文化独立之最好选择。

内在因素是指反封建、反知识垄断的广大需求。就如同胡志明在扫除文盲的公开信中所提及的，如何让那广大的未受教育的群众拥有新知识以求国富民强是当务之急。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越南封建社会中，唯一外来的主要威胁为中国；在那情形之下，采用汉字虽然会造成多数的劳苦阶级成为文盲，却可以消除中国的侵略欲并满足越南封建朝廷的既得利益。然而，到二十世纪后，越南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中国，而是接连而来的西欧及日本帝国主义。字字喃虽然具越南民族特色，可是却复杂难学。相形之下，简单、易学的罗马字也就成了启发民智、对抗外来统治的最好选择。越南民族主义领导者在体悟到时代的变迁后，毅然决定采用罗马字。在掌握到“大多数民众为文盲、仅相对少数既得利益者识汉字”的情况下，顷全国之力去推行罗马字，当然很快就收到成效。
从越南这个例子可以印证Gelb (1952:196)所说的「只有在传统文字发源地以外之边外人才敢於做革命性的文字改革并获得极大成就」。越南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因为有强烈的越南民族国家意识，加上反封建、反知识垄断的潮流鼓动下，因而能破釜沉舟的对汉字进行改革、最后并用罗马字将之取代。

基本上，政治和文化是“共生”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文化，文化也可以决定政治。以越南为例，越南在受中国的政治、文化二千年的影响后，能独立成功成为一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越南传统的政治、文化架构在十九世纪法国势力进入后才逐渐动摇。法国以武力建立殖民的政治架构后，又废除越南的科举制度、进行文化的解构和再建构，以增加殖民体制的稳定度。对越南人来讲，若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就得抛弃传统的中国式架构、并摆脱新来的法国殖民体制；法国的介入刚好协助越南拆掉中国架构，接下来该做的就剩如何建立越南自己的政治、文化架构。二十世纪初，越南人既然在军事、政治上暂时无法得到胜利，就应从文化方面下手，透过文化和政治是共生的关系来累积力量。越南的改革派知识份子透过推动越南语文和罗马字来普及知识、加强民族意识、累积政治反抗的资源；当1945年宣布独立、建立本土政治架构后，马上宣布越南语文和罗马字的国家地位，用政治力来做文化独立的后盾；透过建造和中国、法国不同的文化架构来确保政治体制的稳定，达成政治、文化的完全独立。

B. 问什么越南如此怨恨中国：中越恩怨史

中越战争。中国叫做自卫反击战。你想想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恨日本人不就很好理解？何况那场战争也不是很久。

C. 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关系

中国的附属国

D. 中国和越南历史上有那些恩怨

越南自西汉至北宋都是我国的一个郡，叫交趾郡，后南宋时期，因为金兵南下，宋朝国力衰微，交趾郡守宣布自立，建立越南国，此后一直到清代，越南都是我国的附庸国，年年纳贡，双方虽然有过摩擦，但大部分时间相安无事。

直到19世纪法国入侵越南，清政府却决定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割让越南给法国。1954年，我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共抗击法国侵略战争。

期间我国曾经援助越南大量武器装备、粮食物资等等，越南团以上军官全部在中国军校深造，越军全部武器几乎都是由我国提供。

1975年越南统一后，由于胡志明逝世，接替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开始倒向苏联，企图建立“印支联邦”，越南在海上和陆地上也开始挑衅中国，并在1979年逼中国出兵教训越南。

(4)中国和越南历史上的恩怨扩展阅读：

在晚清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一直汉语都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其风俗习惯，跟广西差不太多。这样复杂而纠结的关系，使得中越两国有着非常复杂而纠结的遗产。

中国是个大国，越南是个小国，而且中国革命先于越南民族独立而成功，所以，在后来越南共产党抗法和抗美斗争中，中国的援助，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无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蜜月期，还是在后来的分裂期，中越的国家关系，都不大像正常的国家关系，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扭结。

E. 中国与越南恩怨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越南的宗主国，在越南拥有军队，直到清代中法战争就专是从越南属打起来的，后来，元月抗法，援越抗美。。。中国都是在自己吃不上饭的困境中支持越南的。。。。。后来，这个家伙恩将仇报。1979中越战争，从路上到海上冲突，相信你知道两山轮战吧。，，，现在，越南又不听话了，中越关系已经糟糕了。。。

F. 中国和越南为何反目

越南抗美救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统一，中国政府的援助已不如从前重要，露骨的排华行动初现端倪，1979年中越交战后，越南的华侨华人政策也随之急转直下，对曾经与越南人民并肩抗敌的华人开始打击迫害。
（一）中越国家利益冲突，两国关系恶化
1975年至1986年是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转向兵戎相见，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至上的嬗变时期。1969年（胡志明逝世）之前，中越两国关系主流是意识形态主导，这一时期中越两党两国大力弘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两党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同志加兄弟。这一时期越南面临统一南北和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中国对越共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越共政府也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越共政府采取了较为友好的华侨政策，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对华侨入籍问题完全听其自愿，并给予所有华人与越南人同等的权利。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的分歧不断发展，甚至带有国家利益尖锐冲突的性质，特别是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两党两国关系开始转恶，到1979年中越交战，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到顶点。这一时期，越南抗美救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统一，中国政府的援助已不如从前重要，露骨的排华行动初现端倪，1979年中越交战后，越南的华侨华人政策也随之急转直下，对曾经与越南人民并肩抗敌的华人开始打击迫害。
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演变为兵戎相见，其根本原因是两国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因素逐渐上升，且两国国家利益相冲突。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梦想与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格格不入；中苏交恶，而越南倒向苏联并加入其反华大合唱；同时黎笋集团利用领土领海等问题挑起事端；等等，这些矛盾和分歧具有国家利益冲突的性质。在中越关系恶化时期，当时的越南领导集团正是出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而排斥和打击华人华侨的，企图政治上压制华人、经济上铲除华人影响，通过阻挠华人生计而抑制其经济发展，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华侨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排华作为反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排华运动达到打击作为其谋取地区霸权障碍的中国的目的。
（二）国际上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变局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越南是国际冲突的热点，国内形势受国际形势影响大于他国。[3]”1975年—1986年发生于越南国内的排华运动，是不可能脱离国际形势的影响的，特别是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苏之间出现分歧，之后中苏争论日趋激烈、分歧日益扩大，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顶峰，其后续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在中苏交恶的过程中，越南的角色起着关键作用，越南的取向影响着整个东南亚世界。苏联在中苏交恶过程中，极力拉拢越南以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中国也费力讨好越南以避免其倒向苏联。应该说越南在中苏交恶的最初是站在中国的一边，之后在中苏之间走钢丝，努力保持中立，到1969年胡志明逝世黎笋上台后，越南逐渐倒向苏联。1975年，越南刚完成统一，国内百废待兴，也不愿意马上与中国公开分裂，在中越维持表面关系的同时，苏越关系却取得了重要进展。1975年10月，黎笋在访苏是与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苏越宣言，确立了两党两国“全面联系”、“密切协作”的基本方针，使越苏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之后，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梦与苏联希望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一拍即合，终于，1978年6月，越共政治局经过一个月激烈争论的会议后决定，明确倒向苏联一边[2]，加入苏联反华大合唱。

越南南北统一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而中国成为当时越南的地区大国梦与苏联以越南为桥头堡进入东南亚的图谋的共同障碍。而越南通过排华，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促进其实现“印度支那联邦”梦，另一方面又可以以此为砝码向苏联索取更多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国际上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变局是越南排华的一股推动力。
（三）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
这一时期是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时期，华人政策也往往成为政府实现其总目标的具体政策之一环。越南南北统一之前，越南总体上处于战争威胁之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首要任务是捍卫民族独立和实现全国统一，为此需要调动国内外所有有利资源和因素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国内方面，华人华侨经济上较有优势又一贯支持和参与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华人华侨是越南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方面，越南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尽可能争取外来援助。而作为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亲密友邦的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承担起支援越南抗法的责任，并在之后一直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国[4]。在国内外的双重需要下，这一时期，越共政权非常重视华侨工作，赋予华侨同越南公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华侨政策总体上比较友好。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为恢复和进行社会建设，为此，对越南南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国家和民族意识成为需要。而华侨华人在越南多为从商，且自我文化认同意识强，符合改造对象的标准。而这一时期中越矛盾分歧也愈演愈烈且夹杂着国家利益的冲突，使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摇身一变为排斥华侨华人运动的危险，只要越南当局稍微利用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华人华侨的影响力铲除，将其作为一颗资本主义的毒瘤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越南剔除。同时，越南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政策的失误，急于求成，从而引发了越南南方的政治混乱与经济衰退，而牟利的市场法则也可能使华侨华人在南方货物与服务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也可以成为打击和排斥华侨华人的理由。因此，可以说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为越南排华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成为此次排华的重要推动力。
（四）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是理解越南排华运动的一把重要钥匙，但也有学者提出越南当局通过煽动民族情绪激起民族仇恨方面往往难以奏效，因为中越“人同种，书同文”，两国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十分接近，关系密切，越人和华人之间的隔阂主要来自于职业，而非种族和文化。此外，越南南部特别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繁荣离不开华人的艰苦开拓，“华人在越南之所以被知晓，不仅是因其商业上的敏锐，而且还因为他们在17世纪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开发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1]”这样，越南华人尤其是南部华人就少了许多“外来民族”的色彩，加之中国对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长期无私援助在人们心中印象深刻，这就使得越南当局在煽动民族情绪，激起民众对华仇恨方面往往难以奏效。

笔者也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同时，笔者认为，越南排华中的民族主义更多的不是民族仇恨，而是民族畏惧和疑虑。历史上，越南就有过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立国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民族主义的培育，并形成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19世纪中期以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达80年之久，之后又遭到日本、美国的入侵，直到1975年才实现南北统一，走向了独立。而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经历在越南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这种民族意识和情绪是在外敌入侵中形成并强化的，独立后，终于实现了越南人渴望已久的独立与和平。一般来说，越小的国家，自尊心越强，沃马克的不对称理论也认为，较弱的国家“倾向于恐惧和多疑”，期望自主权得到认同，作为小国弱国的越南，这种小国小民族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越南殖民统治“真空”的情况下，容易幻想出新的入侵者，而这个新的入侵者，越南人认为最有可能是中国。中越两国关系中，中国一直是处于较强力量的一方，加上越共政权的建立离不开中共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因此，越南不得不接受一定意义上中国对越南国内的政治的“干涉”，但越南骨子里一直渴望独立自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统一了南北，而中越矛盾和分歧愈演愈烈，国家利益冲突也出现了，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邻居，不免让越南有一种危机感。加上华侨华人在越南社会经济和精神上的优越性，使不少越南人对华人社会存在误解，甚至指责华人剥削越南人民。同时长期以来华人社会基于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相对独立的管理结构、本质上的客居观念，而形成的独立封闭性，也让越南政府感到疑惧[4]。因此，随着越南国家统一的完成和中越关系的恶化，在越南民族主义以及当政者排外情绪的作用下，零星的排华行为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排华浪潮。
（五）中国国内“文革”等政治因素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局往往会造成海外华人社会政治的分合。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对越南排华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文化大革命及文革时期错误的外交政策和华侨政策等。
6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我划线的做法，使我国外交工作严重失衡，并一度陷入险恶的国际环境，如同时与美苏对抗，并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分歧等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间，林彪、“四人帮”推行一套“左”倾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从遵循“和平共处”原则转而为战斗性的“革命”和“人民战争”[5]。当时为适应“反对美帝国主义”，“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中国的观点。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和反感，而越南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越南工作的重心是统一南北，不仅需要中国的帮助，也需要苏联的支持，同时也需要争取国内资产阶级的团结以反对外敌，因此对中国的“反帝反修”感到不满和反感，但迫于仍需中国的援助，又不敢公开反对，只能将怨恨和不满暂埋心底，等到时机成熟，这种不满和怨恨就会浮现出来。
文革时期的华侨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干扰和破坏，不仅否定“文革”前的华侨政策，而且冲击中侨委并迫害中侨委领导人，甚至支持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参加“革命运动”，向华侨输出革命热情，鼓动华侨在政治上追随中国，突出海外华侨的“反对美苏及其走狗”的意识，各种极“左”言论充斥报端，这无疑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形象。当时越南虽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对中国输出文革，对外输出革命的做法非常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动全民造反，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则完全格格不入。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6]”
1970年以后，为了适应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外交调整，中国政府逐步恢复了文革前的华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学习当地国语言文化，提倡通婚；政治上不要使侨居国政府害怕华侨而做不利于他们的事情，但“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输出文革及文革时期的外交和侨务政策为越南1975-1986年的排华运动埋下了隐患，也为其排华找到了借口。中越关系恶化后，之前越南与中国之间的暗流及越南之前暂时掩埋的不满和反感开始活跃，最后就演化成排斥和歧视旅居越南的华人华侨。此外，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将“海外关系”说成是“反动的政治关系”，将华侨当作资产阶级，甚至反动分子和特务，把华侨看成是敌人，这种认识和定位伤害了华侨的爱国之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涨了越南排华的气焰。

三、小结
1975年—1986年发生在越南的排华运动，是越南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酿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中越国家利益冲突，进而造成两国关系恶化。国家关系不正常，必然反映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上，特别是反映在侨民与侨居国人民的关系上。而国际上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变局及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是此次排华的两股重要推动力，这一时期，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婚姻”，如图1所示，这种三角关系与越南地区大国梦和苏联进入东南亚的图谋结合，推动了越南排华。而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也为排华提供了种种便利和可能。此外，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国内“文革”等政治因素也助涨了此次排华运动。

G. 越南为什么恨中国 越南与中国存在哪些恩怨史

因为在越南独立之前中国对越南大力援助但却最终反目成仇，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殊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越之间根深蒂固的是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纠缠着上千年的历史恩怨；
在上千年里，中国长时期统治越南，后来又使越南成为藩属，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从民族性上来说，越南实际上对中国是又怕又恨。北方的威胁，一直是越南人的心头大患。从地缘政治上说，中越两国国力相差悬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压在越南背上，卧榻之畔，如何安心！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南对于“北方邻居”的警惕依然没有放松过。
其次，中国共产党和越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友，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纠缠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的特殊矛盾；
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越关系又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并在中越最终翻脸中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
中苏关系对于中越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苏联在1965年以后开始积极援越，纠集东欧仆从国向越南运去大量军事物资。当时北越的防空任务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部队担任，苏联随即也派出了地空导弹部队入越。北越则两头都要，在中苏之间搞平衡。但苏联毕竟财大气粗，技术力量更强，武器也远比中国精良，后来在援越力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苏联与越南相隔万里，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恩怨和沉重压力，让北越感到更加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理解越南最后为何弃中投苏的切入点。
另一方面文格期间中国一再施加压力要求北越服从自己既反帝又反修的外交路线，反而令正极力争取苏联加大援助力度的北越更加反感，加重了其对中国的离心倾向。苏联还着手分化离间中越关系，加紧影响越共高层，拉拢北越疏远中国并对中国边境进行骚扰和苏联一南一北钳制中国，直到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达到谷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通过部队轮战来恢复解放军的战斗力，苏联解体后才恢复和平关系。

H. 中越两国的主要历史恩怨列表

简单给你说，中国在汉朝时对越南东部，即靠海的那边，有实际管辖，设了交趾郡。后来中国南北混杂，越南独立。明朝前期，即朱棣的时候，武装政府越南，当时称安南。但是越南那总叛乱，中央政府管理劳民伤财。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末期，越南与中国保持番薯关系，向中国中央政府朝贡称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法国海军陆战队登录越南，与中国清朝陆军激战，最后法军占领越南，推翻了阮氏王朝，建立了殖民统治。二战后，越南独立。1955年—1975年美国等反共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对抗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又称越共）的一场战争。其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越南（主战场）、老挝、柬埔寨。当时中国和越南是盟友，这里当然指北越。北约统一越南后，曾和中国有一段友好时期，后来越南抢占中国南海岛屿和中国部分边界，中越爆发了战争。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之后还爆发了西沙自卫反击战，两国关系极度恶化。苏联解体之后，越南和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是现在来说，中国和越南的争端日趋明显，如果解决不好，日后必有一战。（纯手打，除了用了2次战争时间外，其他均手打！请采纳吧！）

I. 中越恩怨两千年 越南到底抢了多少中国领土

总体来看，其实越南是吃亏的，当然越南在历史上曾经全国都是中国一部分（宋朝以前），所以抢不抢这个话题其实挺无聊。
中越边界的变迁
越南从中国宋朝独立以来，边界曾经几度变动。
宋朝时期，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土酋侬智高叛乱，被宋朝平定，安南向中国提出了广源(今越南高平省)、两峒（广西那坡县附近）的领土要求，宋朝皇帝以广源(今越南高平省)偏远难守，将广源州赐予安南。
元末明初，越南乘中国内乱，越过边界二百余里，占领中国的禄州（今越南禄平县）和西平州（今越南谅山），将国界从现越南谅山西南的鬼门关推进到今天的镇南关（友谊关）附近。越南还占领中国广西思明府所属的六县（今越南脱浪县等沿现中越边界各县）。
明朝期间，越南趁中国从越南撤军，还占领中国云南的宁远州（今越南莱州及其莱州以北地区）。
明朝后期，越南发生内乱，内乱的一方安南王将广东的六峒地区（现在广西的北仑河以北一直到广西的江平）还给中国，在云南方向，将蝴蝶、普园（中国云南麻栗坡以北）归还中国。
清朝初期，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地区）内附，也就是明朝云南的宁远州回到中国。
清朝雍正年间，越南向云南推进边界，从大赌咒河（位于越南黄树皮县和河江以南）推进到小赌咒河（现云南马关城外小赌咒河），雍正皇帝以越南“累世恭顺”，将小赌咒河以外的中国领土赐予越南。
法国侵略越南时期，清朝出兵抵抗法军，在黑旗军的帮助下，占领了越南北方。但是法国也占领中国台湾的澎湖地区，切断了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并全歼了中国南洋水师。所以李鸿章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规定中越边界在现界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因为中越边界在历史上从没有全面勘定过，中国的勘界官员一边准备谈判，一边派出军队占领边界附近的有利地形和越南界内对我国非常重要的地区。 中国的勘界官员根据《中法新约》中规定中越边界在现界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原则，首先向法国提出了从谅山到高平一线全部划归中国的方案（这一方案可以收回从宋朝以来丢失的全部中国领土）。法国谈判官员没有同意；后中国的勘界官员又提出了将越南的文渊县等三县(现在越南的同登县等三县)划归中国的方案，法国谈判官员开始同意，但是后来又耍赖，最后条约中还是没有收回。因此中法（越）边界条约中国方面的得失是：
在广东方向（现在已经全部划归广西省）上，越南的飞地江平、黄竹、石角、句冬（现在广西钦州的江平、黄竹）划归中国。清史说：广东西南江平、黄竹一
带，从思勒拓展边界到海，南北计四十里，东西共六十里。
在十万大山中，有一块三不管地（即广东不要、广西不要、越南不要），条约规定这块地区划归中国，十万大山分茅岭、峒中（现广西峒中）都划归中国。嘉隆河八庄等各处越民，因恐惧法国人，而华人有同文同族，所以纷纷向中国官员提出不愿意受法人统治，纷纷改换清朝服装，当中法勘界官员现地勘查边界时，越民均指认边界在南，而把自己村庄划在中国。这种情况在边界沿线多次出现，使中国收回许多领土。清史上说：广东钦州界之西境分茅岭、嘉隆、八庄一带，拓展边界到嘉隆河，南北计四十余里，东西计三百余里。
在广西方向镇南关处，都是险要的高山，是边防重地。在清朝谈判官员的努力下，镇南关东西数十公里内，中国边界向越方推进了二十到五十里，使很多险要的地段划归中国。
清史说：镇南关东界原在米强山，现在拓展到派迁山，拓展领土五十里。西界各口拓展二十里。并划出斜线往西北方向和云南边界相接，斜线比历史边界拓展二十到五十里，凡是线内的村庄不管中方还是越方，全部归中国。
广西龙州西侧金龙洞为边防要地，历史上为中国管辖，但是当地土官借给越南高平下琅州抵债，该地位于丹桂山脉中，长60余里，是一个非常险要的隘口，该地包括九十个村庄。在谈判官员的努力下，该地和里板三村全部收归中国。
在云南方向上，中国收回了第二段的漫冲、董纽两寨（这两寨已经被安南侵夺四十余年，纵横三十里）；第三段定界于绿水河东，拓展边界四十余里；第四段，将田蓬、沙人寨等六个村庄划归中国，拓展边界三十多里。以上共拓展边界一百多里，中国没有丢失土地。
中国收回了麻栗坡的都龙、猛峒、南温河，从南丹山以北、西至越南狗头寨(位于小赌咒河)、东至越南清水河(现在老山下)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这段边界位于大小赌咒河之间，原来中国的南狼，孟康等地还是没有收回，收回面积约为600平方公里，没有收回的地区为400平方公里。（明朝大小赌咒河之间1000平方公里原属于中国，清初雍正皇帝赐予越南）
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地区）自乾隆年间内附以来，一直接受中国管辖。但是中国为了换取麻栗坡南面的都龙、猛峒、南温河地区，这段地区作出妥协，将六猛中的三猛（猛赖（越南莱州），猛梭（越南封土县）等）划归法国。清政府认为，麻栗坡南这块领土较为肥沃，不仅收回了领土，而且可收地利。而三猛土地，全为山地，不便于管辖，而且当时三猛的土酋在1840年时又向越南外附，并接收了越南的官职，同时也接收中国的官职，属于两国共管地。总之，三猛的丢失使中国损失土地面积总共1600平方公里。
所以，总的来看，云南方向上不包括中国老挝边界共损失1000平方公里。针对广东广西方向来说，这次划界是对中国有利的。
因此，清法越南划界对中国来说，得失的土地面积大体相当，但是中国得到的均为靠近海岸和盆地的肥沃土地，而越南得到的是不易管辖的山地（当地傣人既反对汉人又对越人反感）。而且，在划界时，由于边界沿线越人恐惧法国人的统治，纷纷易服，要求接受中国的管辖，所以沿原界许多越南村庄都在划界时划归中国。从中国的史书上看，清政府对这次划界是比较满意的，认为不包括勘界时法国作出的让步（实地勘查时，由于清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形且当地越民不愿意接受法国人统治，勘界时中国已经赚得部分土地），清朝收回的土地何止数百里。法国人的史书上说：我们在划界时给予了中国以广泛的领土优惠。实际是，得失土地大体相当，但中国得到的土地较优。
建国以后，越南认为这次划界对越南不公平，越南吃亏了。对中国提出了广泛的领土要求。而1979年，中国认为有争议的领土只有五平方公里。
经过1979年－1989年的中越战争，中国占领了大部分的边界骑线点，如广西与越南交界的庭毫山、法卡山；云南和越南交界的扣林山、罗家坪大山、老山、者阴山、这些制高点均为我军控制，边界上存在的争议地区，如与越南黄树皮交界的楠木坪等，总计新增争议地区200多平方公里，这些领土均是中国军人流血牺牲换来，且全部为我控制。
1999年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彻底解决了中越陆地边界问题。

J. 古代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越南在历史上对天朝而言，就是一个经常叛乱、天热毒瘴的附属国。
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之后，他又继续出兵征伐「岭南、百越」，并于公元前214年兼并岭南地区。秦帝国於公元前207年崩溃后，前秦将领「赵陀」趁机占领岭南并於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并定都於「番禺」。
公元前111年中国汉朝的汉武帝出兵歼灭「南越国」，并在其地设「交趾部」，分为九郡。其中三郡「交趾」、「九真」和「日南」相当於现今「越南」之北部和中北部地区。从那时起越南第一次正式被纳入中国的版图；而在越南也将此历史称为第一次北属时期（呵呵，北属北属，往北称奴属）。这拉开了我国对越南长达一千多年的兼并管辖时期。
直到公元939年，越南利用唐朝末年大乱之时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虽然是独立，但是越南仍必须定期向中国朝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藩属关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段法国侵略越南，才由法国取代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在越南独立、但称臣於中国的期间，越南也和中国一样建立起封建的社会制度。特别在李朝(公元1010-1225)和陈朝(1225-1428)时期，越南从中国引进各式政治、文物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来稳定朝代的封建基础。换一句话说，虽然越南不再受中国的直接统治，但是中国对越南仍有极大的影响。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陈重金在他的名著《越南通史》里感叹地说：“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论为知之无用。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自己没有国文，终生只借助于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而学，什麼事情都受人家感化，而自身无任何特色，形成像俗语所说 “嫌里媚外” 的那种状况...”
公元1858年，法国利用传教士受迫害做藉口而向越南出兵。越南末代朝廷「阮朝」不敌法军，而於1862年割让南部「嘉定」、「边和」、和「定祥」三省给法国以求和。当然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稍后并陆续侵占其他各省，终於於1885年完全征服越南。越南遭受法国袭击之时亦曾向中国求援，然当时之中国已病入膏肓，所派遣前来应战之军队并无法有力遏止法军之侵略。最后中法双方於1885年签定协议停战的「天津条约」。在条约中，中国正式放弃对越南之宗主国地位并承认越南改由法国保护。从此越南受法国的直接统治，直到1945年胡志明利用二次大战刚结束之国际局势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情势才开始改变。
在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之后，法国及各国政府并未马上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合法性，法国甚至起兵镇压独立运动者。为求建国，越南人民也兴起10年的抗法独立战争，直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才确立越南独立的合法性；然而在欧、美、苏联及中国的介入下，越南随即被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南越」和「北越」。南北分裂之局面持续到1975年，当美军从越南撤退且南越首都「西贡」沦陷於越共手里，才由越南共产党一统南北。南北越於1976年正式合并，改国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於「河内」；此统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现今仍不变。
南北一合并，养不熟的越南狼就开始向昔日的宗主国、抗美时期的后盾甚至是最强大后盾张开獠牙（越南抗美最关键的转折性战役-奠边府战役，是由陈赓及其班子一手指挥的），虽然死伤颇重，但是我军还是给了越南及其难忘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