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活着》并罗列涉及的历史事件
《活着》涉及历史事件。分别是解放、饥荒时期、文革。
1、中国解放:福贵在中国解放后回到家,小说和电影中都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锅饭。与电影不同的是,小说还涉及到土地改革。小说中福贵家是在南方的一个村庄并且一直是种地的,福贵家除了房产还有一百多亩地,因为赌博全输给了龙二,所以龙二就在“土改”中就做了福贵的替罪羊被枪毙了。
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镇,福贵家没有种地,以送水维持生活,因此和土地改革没什么关系。在电影中龙二也被枪毙了,但不是因为土改,是因为他“反革命破坏”。在小说中由于成立了人民公社,福贵家的东西——锅、羊全部充公了,种地也成了挣工分,福贵干活偷偷懒也没有关系。后来食堂散伙了,大家都没吃的了。但是在电影中福贵家从来都没有缺过吃的。
2、饥荒时期:福贵领着儿子有庆去卖羊换米;家珍拖着有病的身子去娘家讨米吃;凤霞和王四争地瓜等等。电影中只有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的场景,没有任何饥饿的现象,也没有提到到食堂散伙和饥荒。
3、文革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文革的恐惧。“电影是通过凤霞住院时红卫兵当权,王教授挨饿,春生夜访福贵侧面反映了文革的情况。整体上来看,有意淡化了文革的具体情况。”
《活着》里面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有平白而简单的叙述,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听完福贵生活经历的点点滴滴,包括给母亲买药,自己却被抓去服兵役,虽然背景是在解放战争,但是并没有说解放战争的爆发,并没有说福贵去战场奋勇杀敌。而是通过一件小事把后面的事情引出来,以简单的生活状态。比如 村民到山上挖野菜, 刨树根;
王四为了添饱肚子不顾人格, 和凤霞抢地瓜; 村长领人到福贵家搜大米……小说中没有对某个事件进行特别的描写,而是简单的叙述,轻描淡写的还原当时的生活与历史状态。
可以说,这些生活的状态也好,还原当时的历史也好,福贵不是跟随历史前进的,而是历史跟随福贵前进的。而这种真实的生活状态,更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小人物生活的无奈与悲哀。
对于很多作家的新实小说,为了还原历史,他们更愿意用上层阶级,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体现,比如商人,将军,官员等等,以小人物反衬大人物。
这种方式确实适合反映当时的历史事件,但是不能全面性的反映生活状态,而余华的《活着》从小人物福贵出发,让他叙述生活的点滴,哪怕琐事,从而反映生活的状态,他这种不追求历史本质,不从重大的事件中揭示历史本质,而是在世俗生活中展现历史本色,何等的妙啊。
Ⅱ 选《活着》者:根据主人公的经历,提炼现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背景
根据主人公的经历,体现了中国从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过程
Ⅲ 用历史的角度分析余华的《活着》
读过余华小说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平凡的故事正在讲述,说不定哪就会出现血腥、出现死亡、出现你绝对意想不到的悲惨情节。如果说在他的短篇作品中出现这样的冷酷笔调,人们还能勉强接受,那么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当故事进行到了最后,主人公离奇死亡,哪怕是顺理成章,读者似乎也是再怎么勉强也难以接受的。比如《兄弟》这部长篇小说。宋刚的惨死无疑是一个悲剧,这是每个读者都能理解的,而李光头的飞黄腾达呢?这,无疑也是一出悲剧。兄弟二人性格迥异,导致了日后生活上的绝对反差,善良者为生活所迫,最终惨死,邪恶者偷奸取巧,竟成亿万富翁。这样的结局安排其实是很老套的,翻开明清小说,大凡以“反抗专制”为主题的悲剧作品,多以“良善者受欺、邪恶者发达”为终点,目的很简单:强化作品的悲剧色彩,加大作品的批判力度。余华的《兄弟》总体上走得也是这一套路,所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达,掺入了更多、更复杂的关系,倘若单以“批评”二字来加以概括,那么也未免太小看余华了。无数的创作表明,真正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绝不会是“就事论事”“有一说一”的。如果《红楼梦》单是讲儿女私情、家常里短,那么它是断无传世之可能的。
余华作品看似平淡,但却内含深刻,奉之以“微言大义”,似乎也未尝不可。以往对余华作品主题的评论多喜欢用“人性”的说法来加以诠释生发,这自然有其道理,但一种固定的说法显然不足以涵盖所有。而且在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中,也挺反感那种故弄玄系的概念。“人性”到底该作何解,其实是很难说清的。私下里摒弃了“人性”方面的开掘,我以为余华作品更多的是在述说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在这种种关系的作用下,偶尔也会出现“个人的胜利”,然而这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幸福瞬间”,随着时事的变迁,情节的推进,个人的存在终会屈服于残酷的外部世界,从而完成一出出“现实的悲剧”。
余华的文字向以冷酷著称,平凡中蕴藏着离奇,淡漠中内含着火热。这样的创作特点几乎是他每部作品都有所体现的,而尤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为代表。小说《活着》被张艺谋搬上了银幕,演员葛优也因在这部影片中的绝佳表现而荣膺戛纳影帝。作品的时间跨度几近四十年,所叙之事无非是一个人的时代命运。解放前的纨绔放荡,家道中落后的窘迫悲凉,特殊年代里的身不由己,特别是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死亡,更是让人动容。亲人的亡故,让福贵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打击,而在各种灾难来临之际,他又总是那唯一幸免的人。这种“幸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幸”。尤其是在晚年,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相继离他而去,而且那死亡的方式无不触目惊心。到最后,陪在福贵身边的只有一头也叫“福贵”的老黄牛。此刻,他和老黄牛真正地融为了一体,命运的捉弄使这出“人间悲剧”完全升华了。电影《活着》在很大程度上对原著作了修改,最后的结局还是给观众留下了希望。相比较而言,原作的震撼程度是无法以电影的形式加以展现的。
平淡的叙述、平淡的语言,余华用自己的方式将一块普普通通的豆腐翻炒出了人生的百味。火热的年代、激烈的冲突,在通过个人经历得以展现的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余华那深藏着的热烈与挚爱!
Ⅳ 求电影《活着》的主要内容!
《活着》这部很有年代感的电影,可谓是大家云集啊,葛优、巩俐、郭涛等人很好的诠释了《活着》这本由余华写下的名著,虽然没有原著中那么的让人压抑,但也让观众体会到了当时时代的不易与命运的捉弄。
Ⅳ 根据《活着》主人公的经历,提炼现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背景、内容及影响,2000以上
根据《活着》主人公的经历,提炼现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背景、内容及影响,2000以上。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太了解,没有看过。
Ⅵ 余华的活着中如何体现简化历史背景
主人公经历的大事就是在中国不同历史背景下,以福贵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来反映简化的历史背景。
Ⅶ 电影《活着》中都讲到了哪些历史史实其中涉及了中国现代史的又有哪些
电影活着中都讲到了哪些历史事实,其中涉及到中国现代史的。
Ⅷ 活着影片中相对应的历史事件1945-1976
解放战争,建国,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
Ⅸ 《活着》如何展现个体与时代命运的关系
电影《活着》,张艺谋导演,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不同于张艺谋一贯的运用色彩营造独特的视觉效果,这部电影始终使用着一种朴实厚重的色调,但其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使得这部影片在平凡中显现出震撼人心的张力。张艺谋试图通过这些毫无修饰痕迹的画面向我们诉说生活的平庸和无奈。 正好对应余华在小说里的那句话:“活着就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 与原著的双重叙事不同的是,电影采用的是主观介入的叙事角度,并对原著的许多情节进行了删减修改。比起原著惨烈的故事、冷静且保持距离感的风格,电影显得更为亲切温情,并且结局充满希望。 故事分为两条线索,明线是时代背景,导演为影片分的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线型的结构形式,把人物融入时代背景当中刻画,让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中交替上演。 暗线则是皮影。皮影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不仅作为一个视觉符号,更是作为主人公命运的缩影,贯穿全片,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见证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象征着主人公是命运的玩偶。可以说它具有美学和表意上的双重作用。 故事发生在正处在历史洪流中的中国——建国、大跃进、文革……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福贵”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那个年代,个体的幸福被计划经济似的规定为人民的幸福,然后安排给了人民的事业。电影中多处体现这种“革命逻辑”。如镇长要拆福贵的皮影,用铁丝做炮弹,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便是“革命逻辑”。 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中,他用个体伦理来反《牛虻》的革命逻辑。说牛虻并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或痛苦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以此克服个体的欠然。”牛虻并不在乎革命的目的,他只是把无处宣泄的仇恨通过这种集体的疯狂的方式释放出来。“自由、民主、人民的苦难,都是为了抹去私人的痛苦借来用的口号!” 福贵亦然。他分不清自己的行为有何意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尊严,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活着比什么都强。”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其实就是时代的命运,《活着》中,有庆、凤霞、春生的个人悲剧其实是这个时代下的社会造成的。个人被历史裹狭着前进,漂泊无根,无力反抗,逐渐地被迫选择了革命的逻辑,跟随大流以寻找安全感。 这里,革命逻辑失败了,让位给“生活逻辑”。也就是福贵用一生的悲剧换来的哲理:为了活着而活着。忍耐命运给你的一切,好好地活着。 有如赖特米尔斯所说:“一个遥远的且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形塑我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每个人的‘个人传记’。” 个体被时代命运、社会历史环境改变着,鲜有人有向命运发问的意识和勇气。但到关键时刻,人性的本质会被激发,生活逻辑将战胜革命逻辑,个体将作出忠于内心的选择。 《活着》就像一部史诗,导演也正是用以小见大的民间叙事来反讽那个曾经史诗神话式的中国,反思人性的最终回归。透过个人生活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国家权力的实践以及意识形态的推广,解释执着于“活着”的普通人何以被发动起来投入到一场场政治仪式中,并改变人们的行动逻辑乃至重塑中国国民性的过程和原因。 而电影与原著最大的区别就是导演多次用黑色幽默巧妙地反讽时代的悲剧性,而不是像小说那样,用一个接一个的死亡的冰冷事实控诉社会的残酷。我想,作为观众,会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表达。当然,关于影片结局的更改,的确缺少悲剧的震撼人心。 类似的影片还有《霸王别姬》、《蓝风筝》等,它们都从小人物的故事着手探讨了个体与时代命运的关系。 活着,必然要接受死亡的洗礼、经历无数的悲欢离合,如果你无力与时代的命运抗衡,那么你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忍耐。福贵用他苦难的一生教会了我们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参考:①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华夏出版社
Ⅹ 《活着》中的时间线索以及相关历史事件
黄志忠视野主人公她的生活为线索的,以主人公的悲惨生活为开始,介绍他的悲惨的命运,这就是活着的时间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