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腐败治理得最好的

A. 谁知道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是那一个最强大的王朝是哪一个

晋最腐败
历史上的晋朝石崇与王恺争豪竞奢的故事想必人人知道。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王恺回拿武帝答赏赐的二尺高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石崇却用铁如意击碎了。王恺又惋惜，又愤恨，而石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这是《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晋朝王公大臣比赛奢华的场面，《晋书》中还有更多这样的记载。你说他们奢侈不奢侈？奢侈的资本哪来的？腐败所制。

元最强大
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大的时候是在元朝，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元朝西征军是横扫欧亚大陆，所以元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最强大

B.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官员

"最"清的没来听过这种说法,倒是有源十大清官：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C. 历史上治理贪腐最强硬的朱元璋，为什么效果没有雍正的好

历史上治理贪腐最强硬的就属朱元璋，对于贪污腐败的惩处力度极大，收受贿赂只要达到60两就会被判处死刑。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来自于年幼时的经历，年幼之时，一场旱灾来袭，饿殍遍野，而朝廷拨下来的赈灾钱粮被贪官污吏搜刮的所剩无几，朱元璋的父母和哥哥正是在这场灾难中死去。

朱元璋这段年幼时的记忆使得他深知贪污对于普通百姓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所以他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贪污的法令，15万人因贪污被判死刑。

然而这种严苛的法令并没有阻挡住明朝官员贪污的脚步，实在是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太低，甚至经常迟迟不发。所以最终大明朝还是亡于贪官污吏之手。

而雍正在对于贪污的治理上更为高明，他深刻认识到，只杀人是达不到治贪效果的。唯有改制，才能真正杜绝贪腐。雍正皇帝先后推出三条政策，火耗归公，钦差巡查制度和连坐制度。正是这三条制度，既合理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和福利，也从制度上将官员升迁合理化，增强监督力度，同时贪污从一人之罪变成一家之罪，使得敢贪污的人越来越少。

虽然刑法严厉，满朝文武天天战战兢兢，但是却并没有止住贪官贪腐的步伐，为啥呢?因为明朝公务员的薪水实在是太低了，有时候还常常发不下工资，如果不贪点，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因此朱元璋严刑治贪的效果并不好，最后大明王朝还是亡于贪腐。

相比于朱元璋，清朝的雍正皇帝治贪手段就高明的多，他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要想从源头上治理贪腐问题，只靠杀人是行不通的，必须堵住制度上的漏洞。所以他实行了三项政策，最终使清王朝的国库由三百万两变成了五千万两，为乾隆盛世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三项措施是什么呢?第一项就是火耗归公，火耗指的是地方官在收取钱粮的时候，会以押运过程中的耗损为由，多征钱粮，而多征的这一部分自然就进了自己的腰包，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开始推行火耗归公，将所有附加税全部取消，推行法定税，并制定了养廉银制度，这样一来，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还增加了官员的福利，基本工资高了，官员自然不会在那仨瓜俩枣上动歪心思了。

雍正即位的第五年，两广官员李滨和福建官员陶范，因为“吞食”了朝廷税银，还犯下贪污之罪，畏罪自杀。本以为死后，就可以逃离处罚。可他们万万没想到，雍正放过死者，并不放过生者。他下令抄他们三族的家，并让这些人进行奴役偿还亏空的税银。真是一人之过，三族受灾。活人也会被死人连累致死。

雍正期间，科举考试时，山西科场考试出现舞弊案被查。雍正派出钦差大臣揪出元凶，在行刑当日，当地官员都要到场观看行刑，贪官污吏被腰斩于市。受刑场面非常血腥，让人不栗而寒。

雍正之后的乾隆时期，贪腐成风，并出现了一个巨贪和?。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带头随意挪用国库，贪腐之风盛行。不知，他们有没有受到先帝雍正治腐之心的影响？

D. 历史上最强悍的反腐，为什么最终归于失败

历史上著名的反腐案例1、北宋的高薪养廉，宋真宗赵恒，史上称之为“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

辉煌成绩：

1、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2、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描绘了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

3、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

结果

北宋的官员成了与秦、汉、唐、元、明、清的官员相比是最幸福的人。宋官是最好做的。北宋的皇帝是只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讲军事实力的。大臣没有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传统。讲的是吃喝玩乐，带头骄奢淫逸，广置田产楼阁，多纳歌妾舞姬。北宋皇帝讲的是高薪养廉、从优待官。北宋因为贪腐丢官的人很少，因贪腐而遭杀头和灭族的官员几乎没有。北宋的政治生态不仅使北宋王朝毫无政治理想，反而为蒙古人奴役汉人，建立欧亚大帝国打下了一个优良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基础。

2、反腐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辉煌成绩：

1、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2、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3、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结果

李世民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反腐，而且权力高度集中，就造成了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个人的反复无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为界限，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遏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僚随着官职的升迁和权势的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有人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变，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的变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的衰败。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不可收拾。

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上了淫奢之路，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3、大明王朝的严刑酷法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惩贪手段最严厉的朝代。明朝的官场是人类最高危的行业。明朝的官员是一帮最没有人格、尊严、隐私和安全保障的群体。明朝吸取了宋亡的教训，在国家政治管理中强调：“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明朝对官吏的监管程度比对囚犯还严。手段包括：设置耳目、跟踪侦监、下属举报、随时抄查、亲邻连坐、朝堂棍打、刑讯逼供、诛杀九族、剥皮悬尸。也就是说，明朝是中国历朝在反腐问题上杀官最多最狠的朝代。然而明朝却是历代贪腐问题最严重的朝代。

在历史上，是朱元璋时代，反腐的“铁腕”甚至是“铁血”远超其他历史时期。《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权、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因此，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因此本来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在这个时期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

结果：朱元璋反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与历史其他时期比较，朱元璋时代是贪腐现象较少的时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标准，他的反腐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员队伍的治理整顿成效并不显著：“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我们看朱元璋从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虽然反腐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终于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民众监督也很快破产了。民众可以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标准不提，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短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从长期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是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情绪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处刑不当、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就是没有反思自己建立的低薪制。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合理的基本制度为基础，再强悍的政策措施，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4、雍正反腐：对贪污官员抄没家产，实行“养廉银”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显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

结果

雍正离奇暴亡，乾隆接过权杖后，便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转为平和放任的风格。尤其乾隆晚期，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钱财。乾隆帝规定，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不尽职责，可向皇帝交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交纳的银两，收归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宠臣和?，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庆时被责令自杀，抄没家产。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清朝当时岁入十年以上。与官僚们骄奢淫逸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的风气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

E.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大贪官，都是以什么方式贪污受贿的

10、清朝和珅：家产超过朝廷十年收入。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首屈一指，他的确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嘉庆下谕，定了和珅20条大罪，其中讲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

F. 盘点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给力的皇帝是哪四位

雍正也是大力治理贪官的皇帝，可谓嫉贪如仇，只是治贪不算成功。

G. 我国最腐败的朝廷是在哪个朝代

越是靠近现代的朝廷，就越容易腐败。
越靠近现代，生产力越发达，社回会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答事物和可供享乐的商品就越多。在没有足够的社会监督的朝代，人们都难免被物欲所侵蚀。有钱人依靠金钱来享受。有权力的人就借助权力来获得各种物质享受。
基于上述说法，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朝代。
元朝和清朝属于外族政权。为了维护统治，清朝的皇帝和官员还算是勤政，至少要努力营造一份百姓安居乐业的氛围。元朝朝野上下都穷奢极欲，所以不到一百年，就被朱元璋赶到了漠北荒原。
明朝算是古代腐败朝廷集大成者。明朝将近300年历史，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皇帝不上朝。因此可以想见明朝的朝政有多么荒废。皇帝都不理朝政，那下面的官员能好到哪里？
整个明朝一代，只有一个海瑞算是所谓的清官。他还冷血地逼死了自己5岁的女儿。

H. 中国历史上著名贪官污吏的故事

1、赵高

原籍赵国，是赵国王族远支族属。后来赵高之父犯了罪，被判处宫刑，赵高弟兄数人也一律处以宫刑，在秦国王宫做了奴隶。秦始皇听说赵高能力强，精通刑狱法令，便提拔他担任了中东府令，兼行符玺令，成了掌管皇车马和能自由出宫的官吏。

赵高利用手中的职权，一方面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经济事务横加干涉，侵夺民田，操纵赋税，控制国库。几年的时间，赵高就成了财富难以计数的富翁，其爪牙也大发横财，国家的财力却日趋薄弱。

赵高入秦宫20多年，依靠弄虚作假，弄权不止，贪欲不足，终得报应。他通过发动两次宫廷政变，陷害了无数无辜，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5、陈自强

陈自强，南宋宁宗时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曾经做过实权人物韩侂胄启蒙老师的资历，贪赃枉法，什么事都干。凡是求官的人，他都派人谈好价钱，一切办妥后再 “光明正大”地授官。

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城，封函上一定要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凡是没写的，就根本不打开。后来，韩侂胄北伐失败失去了权势，陈自强失去了靠山，又因谎报军情被朝廷罢免，最终死于流放地。

I. 中国历史上十大贪官

和珅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原名善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住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清史稿》等书载称，和珅“少贫无籍”，即贫穷低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差太远。
和珅的先祖，居住在英额峪，与同一姓氏的清开国元勋私毅公额亦都同居一地。英额峪离清太祖努尔哈赤居住的赫图阿拉不远，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和珅的九世祖噶哈察鸾及其子达古山巴颜等弟兄子侄，皆投归太祖，此后不少人担任文官武将。和珅的五世祖即高祖父尼雅哈纳，行伍出身，在太宗时从征，“过北京，征山东，梯攻河间府，首先登城，克之，赐巴图鲁号，授三等轻车都尉”。轻车都尉是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封爵之下的世职，相当于官阶正三品。尼雅哈纳之孙阿哈硕色袭祖世职后，又兼任佐领，并于和通泊征准阵亡，被追赠一云骑尉（官阶正五品）。尼雅哈纳的曾孙也就是噶哈察鸾的九世孙常保（和珅的父亲），袭曾祖父的三等轻车都尉和阿哈硕色的一云骑尉世职，并在八旗军内任职，当上了副都统。副都统，官阶正二品，是军界高级将领，每年俸银155两、米155石，还有养廉银500两。父亲常保袭职后，由于常保堂叔啊哈顿色在跟随康熙皇帝征准噶尔时英勇阵亡，追叙军功，常保受赠一等去骑尉。至乾隆时兼任福建都统。从和珅的高祖父尼雅哈纳起，到父亲常保，皆是有世职的官宦之家，尤其是其父是二品大员副都统，怎能说他是出身低微，“家贫无籍”！
常保中正平和，为官清廉，在京待的极少，多征战 戍边在外，为国而少顾家，因此家里没有什么产业，乾隆二十五年常保病逝于福建，和珅家境陷于窘迫中。
和珅有弟和琳，小和珅三岁，与和珅是一母同胞，生下不久母亲病逝。和珅兄弟如寒泽孤雁，披风淋雨甚是凄苦。但二人向来和睦、相依为命，更有家人刘多方奔走照应，兄弟二人虽若荒山竹笋，饱受风吹雨打，但却更见茁壮成长。
和珅十多岁后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读书，“少小闻诗达礼”。由于与继母的关系不好，少年时期他的经济条件比较差，但是，他18岁与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孙女结婚，20岁时又袭了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处境就显著地好了。因为，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白银160两，还有80石米，比巡抚、布政使的俸银还多一点。和珅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世职给和珅带来政治上的更大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捷径，使他于乾隆三十七年，即22岁时，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并随即充任粘杆处侍卫。粘杆处，即尚虞备用处。清朝制度，“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獧（juàn）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粘杆处三等侍卫经常随侍皇帝出巡，就有了与皇帝回奏、回答的机会，从而为和珅的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条件。史籍载称，乾隆四十年的一天，和珅随驾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sì）出于柙’之语”，扈从校尉不知此系何意，和珅却立即对答说：“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乾隆听后很高兴，问和珅：“读过《论语》？”和珅说，读过。“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乾隆“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矫捷异常”，十分赞赏，“自是恩礼日隆”。和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善于临机应变，博得了皇上的欢心，青云直上，立即于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升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都统。此后，他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要职，为皇上宠信之极，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清朝罕有。他还是皇上的亲家翁，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
为什么和珅会受到乾隆帝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是因为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诸葛孔明再生吗？不是。不错，和珅确实精明能干，敏捷异常，善于临机应变，文化水平也相当高，记忆力特别好，还精通满文汉文，会蒙文和藏文，有处理政务的一定能力，但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相距甚远。论才学，和珅仅系一个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谈不上才华横溢，一代才子。谈治政，不管是破除旧的陈规积弊，建立新的重要制度，还是除大奸，荐大贤，他都没有大的建树。讲武略，他的水平更是低下。和珅与阿桂奉旨统军征剿甘肃苏四十三起义，阿桂正在督办河工，和珅先到军前，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建立殊功，分兵四路进击，却失败了，勇将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不仅没有奏报自己指挥不当以致失利的过错，还隐瞒了图钦保捐躯之事，并颠倒是非，弹劾勇将海兰察、额森特的先战取胜是导致清军受挫的原因，遭乾隆帝严厉斥责，将其降三级留任。阿桂赶到军营后，问失利之因，和珅诿过于“将帅傲慢”，不听调度。阿桂“令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阿桂“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huì）愤”。阿桂“问和云，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耶”。和珅“战栗无人色”。阿桂即命和珅离开军营，回到京师。
和珅既在文治方面无甚建树，也无武功，资历又浅，还不是科举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在大学士、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论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尤其是阿桂，文武双全，军功政绩皆有，是当时众所公认的超出任何大臣的名帅名相，乾隆四十一年起任军机大臣，四十二年任大学士，在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年去世之前，连任16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可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比得上和珅。出现这种特殊局面，完完全全是因为乾隆中了和珅的圈套，错爱了和珅。
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皇上欢心。这在乾隆四十六年废除“名粮”，增补绿营兵额，给武职养廉银上，表现得非常清楚。这时，乾隆乾隆八十大寿时以国库充盈，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与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乾隆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阿桂奏称，费银太多，不应增补。乾隆不听其言，下谕说，现在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300万两，绰绰有余。著大学士会同九卿科道详议。和珅深知皇上必欲实行此法，故极力赞成。乾隆遂下谕批准大学士九卿等的复议，每年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正因为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的惟一心腹和代理人。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珅身兼多职，位极人臣，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大权，他便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珅纳银献宝，不是和珅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局面。以乾隆最关心的河工而言，就败坏得不像个样子。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
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当首屈一指，他的确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关于和珅究竟有多少财产，确实数目是难以知晓了，但从他被嘉庆帝亲政后勒令自尽和抄没家产入官，可以知道大概情形。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逝世，初八日嘉庆帝下谕宣布，革和珅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正月十一日，嘉庆下谕，定了和珅20条大罪，其中讲道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另外，档案记载，和珅还有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至于私人的笔记和野史，更把抄没和珅的家产说得多得不得了。有的说，抄没清单所列106号中的25号，即折算成银2

J. 中国历史上最能反腐的是哪个皇帝

应该是明太祖朱元璋，具体看这篇文章
黄袍加身之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没有忘记他的苦出身。十七岁时，还被人叫着朱重八的他便失去了父母和兄长，过着乞讨为生的叫花子生活。正是这样“接地气”的经历，使他对贫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朱元璋深知，曾经叱咤天下的前朝大元，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因此，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廉政建设。

戴着枷锁的王朝

明初的官场，充分贯彻了“治乱世，用重刑”这个基本原则。对于犯下贪污罪行的官员，朱元璋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特别将有关赃罪条文单独列出，并且明确规定，官员受赃数目达到八十贯(一贯相当于银一两)，就要处以绞刑。他还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开列了一些从重惩治贪污官员的典型案例，让大小官员以此为戒。

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监察体制对约束官吏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中央，有都察院负责纠劾“坏官纪者”，还有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以稽查百官之失。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使司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又派出巡按御史考察府州县官。此外，国家还赋予地方士民直接进京陈事或将危害地方的贪官污吏拿送至京师的权利，并规定地方不许阻拦。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朝在开国年间吏治较为整肃廉明。然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步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人们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开始追求现实的享乐，并向往奢侈安逸的生活，整个社会攀比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与此相应，官场中的风气也每况愈下。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送礼行贿，公然进行。在平时，官员特别是京官，盛行将叶子金夹在书册中贿送，美其名曰“书帖”、“书帕”，往往于相见揖让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人称“世风日偷，如江河日下，不可止矣”。另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官员的俸禄标准较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禄只有1044石，正七品知县的年俸禄只有90石，为官员贪婪腐化提供了借口。

渐渐地，朱元璋悲哀地发现，他一向推崇的酷吏重刑法宝不再有效，血雨腥风中，十五万颗贪官的人头落地，却依然挡不住他的官员“前腐后继”。杀到后来，京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下班回家，庆幸又多活了一天。最盛时，官员戴枷坐堂，面刺金印，堂外剥皮楦草，前任贪官的皮囊在风中摇曳。

这样戴着枷锁的王朝岂能长久？郁闷的朱元璋，瓦刀脸上挂满了问号。

出淤泥而不染

到了明中后期，官场已彻底成为贪污的渊薮，腐败的巢穴。此外，由于法网日弛、监察失效、考课舞弊等原因，使得明初严密的监察体系逐渐失去了效果，贪污腐化的趋势愈发不可逆转。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富有朝气、蓬勃向上的壮年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保持着一身清廉之气，希望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拯大厦之将倾。

路迎就是这样一位清官。路迎是山东汶上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他在湖广襄阳知府任上，严格约束衙门中的胥吏，并坚决打击地方上对小民作威作福的豪强，治绩为当时人所称道。后来，路迎又先后出任松江知府和淮安知府。淮安地处南北要冲，南北往来官员的接待费用以及运输北上物资所需的各项杂费，都向当地的民众摊派，而这些款项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衙门书役以及驿站官员的腰包。小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路迎裁革各项浮费，节省了许多有名无实的开支，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淮安人民感恩功德，专门建立祠堂为他祈福。

由于治绩突出，路迎被升为浙江按察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路迎到嘉兴府视察，知府照例向他馈送银两。路迎不但将馈赠原封不动地退回，还在嘉兴知府的礼单后写道：“此物奚从来，奈何污我？”该知府随后也因为考绩为“不谨”而被罢免。同年，路迎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边境重镇宣府。当地军士骄横，往往虚列名籍，冒领、侵吞边镇钱粮。路迎仔细核对军士名单，严厉打击将领克扣士兵钱粮以及冒领、贪污军饷的行为，不到两年的时间，边政肃清。

最有名的清官

要论明代的清官，最有名的当然是海瑞。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他幼年生活困苦，深悉民间疾苦。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海瑞只吃粗米，且命老仆在官署空地自种蔬菜以供日常食用，为母亲过寿，他特意买了两斤肉，以至成为传遍街头巷尾的“重大新闻”。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特意派巡按御史查察当时赋闲在家的海瑞，御史只见粗茶淡饭，居舍萧然，不由得叹息而去。

海瑞驭下甚严。他严令下属不许以任何形式贪污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就曾立下规矩，如果有人用钱物到衙门打点关节，无论数额多少，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被处以枷号两个月的处罚。超标招待过境的官员和使节是当时危害甚大的一种行贿方式，海瑞则力图整治这一风气。还在他担任淳安知县时，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出巡，此人表面上要求地方一切从简，其实所到之地，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即将经过淳安时，海瑞特地上一禀帖说：“传闻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懋卿见到禀帖，一笑置之，最终绕道而过。

他还将嘉靖朝以后官场贪污盛行、民生凋敝归因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为此他上疏恳请万历皇帝恢复太祖时枉法八十贯论绞的祖制，甚至认为应该对贪赃枉法之徒重新使用剥皮楦草(明初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的酷刑。

海瑞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贪污、奢侈盛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为忌惮海瑞的威严，当地有贪腐劣迹的属吏大多自行辞职离开。在当地监督织造的中官甚至因为海瑞的到来而减少了自己出行时的仆从，平时生活讲究排场奢华的豪强将朱红大门临时涂成黑色。

最为人称道的是海瑞卒于官署后，遗物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靠朋友们凑钱才为他入殓发丧。目睹这一切的时人朱良感慨道：“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明史·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传颂的地方官代表，他就是句容县知县徐九思。

徐知县是江西贵溪人，虽官位不高，但刚正廉洁，爱民如子。在徐九思刚出任应天府句容县知县时，有一个狡猾的县吏，拿一份空白文书来偷盖县印，徐九思发现后，要依法对其予以重惩，衙门里的众官员为其求情，但他秉公执法，不为所动。从此，句容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徐九思到句容不久，同僚及当地百姓就逐渐了解到他的“爱民三字经”，即“勤、俭、忍”。“勤”，就是勤于公务，为避免县吏在征税催赋、佥派徭役时营私舞弊，徐九思先是了解乡民的贫富状况，然后再依据实情分配徭役，平衡赋税的轻重，查实豪强隐占的赋额，不再转嫁到贫困户头上。

“俭”，就是节俭裕民。徐九思要求自己“不嗜肉，惟啖菜，佐脱粟”，他在县衙的园圃里种上蔬菜瓜果，饲养了家禽，还把园中的水池改建为鱼池。园中的收获不仅改善了县吏的生活，而且节省了县衙的招待费。目睹当时贪腐盛行、奢靡成风的情形，食不甘味的他苦思冥想，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创意——命人在县署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居中题词：“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两边配上一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以此自勉也警示他人。这块被称作“菜铭碑”的石屏与立于衙署大堂前的戒石碑，赫然成为句容县衙独特的风景线。

“忍”，就是忍让不争。徐九思告诫自己安于清贫，不争名利，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忍是有原则的，他对自身的名利可以“忍而不争”，对于百姓的利益，则丝毫不忍不让。句容曾遭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按照旧例，应当将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缴。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受难的灾民早已无钱，平价之粮对于他们犹如市价，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却乘机抢购囤积。为此他向上官据理力争，并根据实际情形进行改革，将拨下的救济粮，一小部分以市价出售，以归还官仓；其余大部分粮食，他亲自监督，在县衙前施粥，救助饥民，使有钱者无空子可钻，无钱者却能真正受惠。

荣膺“三字经知县”称号的徐九思，在句容知县任上整整九年。离任时，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前来与他道别，致使其行程延迟了一个多月。全县民众自发为他建立生祠，将他当作神灵来供奉崇祀。“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这幅对联也流传至今，成为清正廉洁的格言。

大明历经276年，不乏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受时代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其时政治腐化、吏治败坏的大局，然而，他们与腐化风气相抗衡的铮铮傲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警醒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法令制度发挥效用的空间相比于今天要大大压缩，而且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受制于皇帝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这样，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就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的好坏。因此，清官们在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为百姓谋利方面功不可没，仅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来评价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清官绝不仅仅意味着不贪污、不爱钱，这只能称为廉吏。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谋求百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是官员的基本职责。那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在自身奉公守法、安贫乐道的同时，更为人看重的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