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① 中国古代史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有哪些

■秦代的赋税制度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TAN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恒帝、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曹魏的赋税制度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的赋税制度是：“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曹魏的赋税制度，与汉代比较有两个特点：（1）汉代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收获量分成征收，如“什伍税一”、“三十税一”等。而曹魏的土地税则是按亩计算，亩收四升。（2）汉代的户口税是按人口征收钱币的，而曹魏的户口税是按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也就是将征收钱币改为征收实物。

■西晋的“户调法”

西晋在灭吴统一中国后，实行课田“户调法”。也就是在占田制的基础上，规定赋税的数额。“赋”是户调，税是田租。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田租：丁男之户，收租粟二斛，比丁男之户减半。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的减半，即输绢一匹半、绵一斤半。户调法的特点是：（1）以户为单位，计征田租和调赋，也就是把土地税和户口税合而为一，寓田赋于户税之中，不问田多田少，皆出一户之税。（2）户调所征收的绢绵等实物，只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实际上当会按照各地实际出产情况，折合通过标准物计征，不会只限于绢和绵。（3）西晋征收的田租和户调，较曹魏时征收田租提高了一倍，户调提高了半倍。

作者：hantians2006-7-14 13:18 回复此发言

--------------------------------------------------------------------------------

2 【历史相关】历代赋税制度

■南朝的赋税制度

南朝宋齐的赋税制度，大体上沿袭东晋的成例，采用“户调法”，即按户征收赋税，民户缴纳调粟和调布。由于南朝产麻多，桑蚕少，民间织布多，织绢少，所以改征调布。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
南朝梁陈的户调法与宋齐不同，宋齐是按民户资产定租调，而梁陈则是按人丁定租调。
南朝除了正常的户调田租两税以外，还有许多杂税和杂调。

■北朝的赋税制度

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以前，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把农民的一户与有大批依附农民的地主的一户，等量齐观，作为负担租调的单位，这对农民是很不利的。当时的租调定额很高，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实行均田制后的户调制度，以一夫一妇为课征单位。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由此可见，北魏的赋税制度，在推行均田制后基本上采取按口征税的办法。
北齐的赋税制度，大致与北魏相同。在河清三年（564）重新颁行均田制后，同税实行“租调法”。据《隋书·食货志》记载：“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这里所说的“一床”，即以一夫一妇两口为一征收单位，仍是人口税为主。
北周的赋税制度，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艰凶扎，则不征其赋。”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

②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秦朝赋税制度
如果隐瞒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部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就以“匿田”论处。此外，秦王朝还征收“户赋”和“口赋”（即人头税）。
汉朝赋税制度
基本制度
汉王朝建立后，承袭秦制，“既收田租，又出口赋”（《汉书·食货志》）。汉律要求农民按田亩如实向国家报告应缴租额，报告不实或家长不亲自报告，要罚铜二斤，还要把未报的农作物及贾钱没入县官。
与秦差异
汉与秦所不同的是，汉初鉴于秦亡的教训，被迫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汉高祖（公元前202～前195在位）时规定十五税一；
景帝（前157～前141在位）时改为三十税一，但这并不能说明汉代人民的负担轻，因为早期封建王朝对人民的征敛中，往往按丁口征收，即重征人头税,汉王朝除征田赋外，还征“算赋”、“口钱”和“更赋”。算赋、口钱是人头税。
汉高祖四年始为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算”，贾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
惠帝六年（前189）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出五算；
文帝（前180～前157在位）时减轻算赋三分之一，民赋四十钱。口钱是未成丁的人口税；
武帝（前140～前87在位）用兵，国用匮乏，“民三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
魏晋南北朝赋税制度
计亩而税、计户而征
魏武帝初兴，实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赋税法令：每亩粟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
《占田令》
晋武帝（265～290在位）统一后，于280年颁布《占田令》，规定：丁男（十六至六十岁）按五十亩缴田租，丁女按二十亩缴田租。如户主为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按二十五亩缴租，为次丁女的不缴租。五十亩，收租税四斛，即每亩八升。除田租外，还要缴纳户调，丁男作户主的，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女的或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晋武帝死后,内乱即起，这个《占田令》并没有得到长久实施。南朝赋税苛重混乱。
均田制
北魏实行均田制。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授种植谷物的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男子每人授种植树木的桑田二十亩，产麻地方男子授麻田十亩,妇人五亩。次年,颁布征收租调的法令,规定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并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责三长清查户籍、征收租调和徭役。
唐朝赋税制度
唐初颁布的均田令规定：丁男(二十一岁为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受田丁男，承担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武德七年(624)颁布“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交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不产绵的地方，即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二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租庸调法还规定依照灾情轻重，减免租庸调的具体办法唐中叶，面临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统治者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唐会要》卷85），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不再适用。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税制,故宋、元、明、清皆兼采之。
宋朝赋税制度
宋朝王安石变法。其中，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有方田均税法、募役法。
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明朝赋税制度
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清朝赋税制度
清廷入关后，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但由于军需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一条鞭法虽然把徭役银挪向地亩征派，但丁银从未被废除。
康熙(1662～1722)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至八、九两。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以至形成丁额无定，丁银难收。
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作“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雍正(1722～1735)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两、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摊丁入亩的做法：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清代咸丰(1851～1861)以前的税法，大抵因袭明代;较明代所增加者有契税、当税和牙税等项。
顺治四年(1647)规定：民间卖买土地房屋者，由卖主依卖价每一两纳税银三分，官于其契尾钤盖官印以为证。
雍正七年又将契税每两加征一分，以充科场费用。
乾隆十四年又定契税之法，严格契约的印制、填写及保存，无“契尾”者，照漏税律例论罪，并提高税率，买契为9％，典契为4.5％。
“牙税”系征自牙行的一种特别营业税。雍正年间规定，“牙帖”（经营牙行的执照）由户部颁给，每五年发给新帖一次，依牙行之资本、卖买成绩等，令纳税五十两至一千两不等，每年还要征收一定的牙税。“当税”系当铺的营业税。顺治九年制定典铺税例,规定各当铺每年纳税五两,康熙五年又规定当铺征税制，依等级每年征银五两、四两、三两、二两五钱，其后成为当税的标准。雍正六年制定当帖规则，令纳帖费，其额各地不同。以后产生种种附加 税，当税亦渐增高，每年五两者，至光绪(1875～1908)年间增至五十两。

③ 中国古代史有哪些赋税制度

管仲相齐，实行“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质量等级和年景的好坏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

鲁国实行“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按私人占有土地面积计亩征收税、军赋、田赋等；

编户是指西汉的统治者对全国的人口进行登记，户口簿上写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土地，财产等；

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魏晋至唐前期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赋税制度，至唐时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租庸调制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中后期，均田制遭破坏，大量失去土地以及没有获得足额授田的农民无力承担租庸调制下的赋役义务，国家财政大幅下降。为解决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主持制定两税法。按土地、财产多少分别征收地税和户税两项。两税法按土地及财产征税的作法，有利于税收的均衡负担，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措施。使朝廷的税收有明显增加，对稳定唐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但是宋朝的赋税对农民负担很重。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非常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到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

④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历代变革

三国时期，曹魏行屯田制，屯田客向国家交纳很重的屯租。除屯田外，一般编户则交纳田租、户调，田租每亩四升，户调每户绢二匹、绵二斤。至于役，则豪族拥有佃客，国家无从向之征调；反之，平民被强征兵役和其他服役，无一定制度可言。
西晋实行占田制和户调制，平民一户男女丁二人可占田百亩，其中70亩为课田，据以课税。贵族的占田，则第一品可达50顷，递降至九品可占10顷。事实上平民的占田额没有保证，贵族的占田额却难以限制，平民苦于无一定法度的徭役，贵族则除本身免役外，还可荫庇若干客户。
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田租、户调甚为混乱，兵役杂役尤极苛重。为制止户口大量逃亡，南方实行“土断”，限定流民于所在地区落籍；北方实行“括户”，从大户荫庇之下夺回一部分编户。但都不能改变民户因重役而逃亡的严重危机。 清初战乱，兵差繁重，地方经费困难，仰给于按户等摊派的老办法，编审户等之弊同于前代。康熙初年，江南赋重的苏松地区开始实行均田均役：将一县各项差役全由雇役充当，所需雇役经费，通过合邑田亩均摊，实即一条鞭法的继续实施。但当时各省正致力于战后荒地的垦复，均役办法未能推广。以后经过较长期稳定统治之后，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2462万余丁）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依据，把各省丁银329万余两固定下来，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银的固定，为摊丁入地创造了过渡条件。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广东省首先实行摊丁入地，以该省的丁银摊入该省地赋之中，不再按丁抽税。自雍正元年至七年（1723～1729），各省先后推行，完成了明代一条鞭法所未完成的改革。州县地方差役的工银、饭食，则由地赋中存留给地方的部分支用，并可从耗羡归公中提一部分补给。这样，原来役的开支有了新的保证。
赋役的演变及实质综观历代制度，赋是王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人民最感痛苦的则是重役的征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的演进自应以减轻役和加重赋为主流，然其间亦经常出现反复。汉代口赋、算赋和更役、正卒、戍卒的征调，是一种人头税与重役并征的典型。以后西晋的户调以占田为依据，唐代的租庸调以授田为条件，至两税法而赋役集中于对户资、田亩的财产征课，只是额外的役无法制止。宋代两税专以田亩为征课对象，比唐代两税又进了一步；当时各种徭役虽极繁重，然以家资列户等为派役根据，实亦向财产税转化。至明代实行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地，这一历时长久、艰难曲折的赋役改革才得以完成。 ⑴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⑵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贞观政要·论务农》） 租庸调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自然受到封建国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从阶级局限看，封建国家兴革赋税制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对劳动者的更多榨取。因而，轻徭薄赋是有限度的，每当经济转机，生产发展之后，统治者的剥削也随之加重，结果阻碍了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从历史局限性看，它不可能超出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并要受封建土地管理体制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租调制这一赋役制度就失去了历史作用和存在价值。
唐中叶产生的两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土地（均田制）关系变化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丁口转移、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新情况。 ⑴课税对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两税法将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扩大征税面，保证财政收入，这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
⑵征课内容：包括户税和地税。唐代征赋名目繁多，除租庸调外，后又有地税、户税、青苗钱等各种杂税。两税法则“置两税以总之”，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以一其名”，并规定，若有“此外敛者，以枉法论”。⑶课税标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以丁为计算单位，贫富负担不均。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⑷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
⑸征课形式：“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租庸调制是“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缮纩布麻”。还有各种杂税杂役。两税法则先“定税计钱”，交纳时再“折钱纳物”，即所谓“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样，相对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国家计算征收。
⑹征课原则：“量出以制入。”量出为入是中国赋税史上仅有的创见。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即国家根据财政支出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中国预算原则之先。 ⑴两税法将唐代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这样既简化了征课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确定。从制度上避免官吏乱摊派的可能。
⑵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较为公平。
⑶两税法以货币计算和交纳赋税，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⑷两税法扩大了征税面，保证了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 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直隶、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条鞭法，也称“条鞭法”，其目的是化繁为简、平均赋役，其具体内容有：
⑴赋役合并，并部分“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之中，把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以丁为主，有的地方以田为主，有的地方丁田各半，还有的地方全部摊入田亩中，但丁役摊入田亩的倾向是一致的。故称“一条鞭法”。
⑵赋役征银，由地方官征收。田赋中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仍收“本色”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一律折收银两。差役把正德以来的力差、银差统一规定为以银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充当。赋役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管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
⑶以州县为单位，把一切赋税、役法项合编起来，确定征收的总数。
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松弛了对农民的控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赋税统一征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税收额，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因为以丁之多少为课税标准，会逼跑贫户，隐匿人口，岁收并不能确定；而丁银定额，就相对减轻了贫民的负担。这既减少了贫户逃亡，保证国家岁收，又给日后的“地丁合一”创造了条件。
在明以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一直以土地和人丁为双重标准征税。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土地买卖的加速，人口数量的激增及流民反抗的加剧，封建国家越来越难以束缚农民于固定的土地之上，直接向农民征收人口税（丁役银）更加困难，旧的标准很难维持下去。在康熙五十一年永不加赋，停止征收新增人头税的基础上，雍正初年实行地丁合一，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正式废除了人丁税。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丁随地起，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所摊数额，一般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有助于封建国家税收的稳定，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惟一标准，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从而调整了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⑤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1、春秋初税亩：从春秋末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 、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

2、战国秦汉时期：商鞅变法，地主土地私有制确立，相继出现了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和商人地主。

2、王田制(王莽时期)，把全国的土地更名为“王田”，归国家所有，禁止自由买卖。

3、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使以大地主庄园经济为特征的士族门阀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

4、屯田制(曹魏时期)，国家用强制手段要求士兵或农民垦种荒地、生产军粮或征收田租的土地制度。

5、隋唐五代时期。门阀士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向以纯粹租佃关系为特征的庶民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转型。

6、均田制(北魏至唐朝前期)均田制是在不触动原私有土地的基础上，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农民缴纳租税并服徭役和兵役的一种土地制度。

7、宋元明清时期。以纯粹租佃制为特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完全确立。

(5)高中历史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扩展阅读：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是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形式。井田制，兴于商朝，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

私田主人控制着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且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新的国家赋税制度和法律条文，促使土地逐步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cui）征”，属于这一情况。

战国时期，随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最终在各诸侯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三种主要土地制度形式。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

⑥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的情况是： （1）春秋：“初税亩”，这是中国田赋制度的开始。 （2）秦朝：农民要把收获物的2／3交给政府作赋税。 （3）西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田租为十五税一。文、景帝时，多次减免田租。奖励农桑，减轻自耕农的负担。昭帝和宣帝时期，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汉朝是中国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开始形成的时期。 （4）北魏、隋：租调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三长负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 （5）初唐：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调法。规定：受田男子每年向国家交纳谷物2石，叫做“租”；交纳绢2丈、帛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叫做“调”；壮年男子每年服役20天，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替，叫做“庸”。国家有事增加徭役，加役15天，免去调，30天租调全免。每年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30天，遇到灾害。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减免租、庸、调。 （6）中唐：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原来的均田制被破坏。唐政府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其内容是：①取消租庸调和杂税；②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现在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③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④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夏不过六月，秋不过十一月。两税法改变了税收的方式，由人丁税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两税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7）宋朝：王安石实行募役法(废除按户等轮差服役制度，由政府雇人服役，原来应该服役的民户要交免役钱，有不服役特权或因贫困孤苦不服役的也要出助役钱)、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青苗法(春季借钱给民户，夏秋随两税交还，加收利息两分)、保马法(令民间养马，愿者免除部分赋税)。 （8）金朝：金熙宗采取了鼓励农耕和减轻赋役等措施。 （9）明朝：工匠银制度规定，工匠有固定的服役时间，不服役时可以自行从事商品生产；后来又规定，工匠可以纳银代役，使工匠有了较多的自由。张居正改革后，重新丈量土地，清查豪强地主的隐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即将原来按户、丁摊派徭役的办法，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各种赋、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交纳。一条鞭法是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它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作用。 （10）清朝：康熙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度。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检举

⑦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说明什么问题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①齐国“相地而衰征”和鲁国“初税亩”: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实质上承认了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国家法律规定把公田交给耕者，“履亩而税”，即是承认了耕者对所耕土地的私有权。②编户制度:两汉对百姓的管理，实行编户制度。那些被正式编人政府户籍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资产多的，要多纳税。编户齐民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有田租、算赋或口赋(人口税)、徭役、兵役等。汉代的田租较轻，但人口税和更赋(代役税)很重。③租调制:西晋的占田法内容包括“户调制”，规定每户每年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绢、帛。北魏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粟2石、调帛或布1匹。丁男还要负担一定的徭役。④租庸调制:唐朝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叫作“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作“庸”。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租庸调制使农民的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⑤两税法: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由中央政府确定总的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户不分主客，以当时的居住地，编人户籍；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凋和一切杂役、杂税；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两税法的作用在于:一、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三、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⑥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推行。募役法规定，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按贫富等级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方田均税法规定，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核实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按照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就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⑦一条鞭法: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鉴于赋役沉重，农民铤而走险的历史教训，改革赋役制度，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这就大大增加了赋税中的货币比重。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役归于地”“量地计丁”，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货币地租的发展，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⑧摊丁入亩:171 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时又推行“摊丁人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的地丁银。这样，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人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⑧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有哪些演变

• 春秋时期

“初税亩”，这是中国田赋制度的开始。

• 秦朝

农民要把收获物的2／3交给政府作赋税。算赋是秦汉时政府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它始于商鞅变法，是作为军赋征收的人头税，在秦时或称作口赋。

• 汉朝

西汉初年，口赋征收额是每人20钱，起征的年龄是7岁。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公元前203年，刘邦下令，规定凡是年龄在15－56岁的人出赋钱，每人120钱为一算，这就是算赋（东汉时也称口算），从此成为定制。

西汉政府为了鼓励户口增殖，提倡早婚。公元前189年下令：女子年龄15以上至30未嫁五算，即算赋五倍于常人。

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

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

汉武帝时，口赋提前到3岁起征。

汉元帝时，贡禹上书，请求把起纳年龄再推迟到7岁，被采纳。

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

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桓帝、灵帝增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算赋是汉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个主要项目，归大农经营，目的是“为治库兵（兵器）车马”，故仍是军赋性质。

算赋一律用货币缴纳，除汉昭帝因谷价过贱伤农，有两次特诏暂用菽粟代钱外，几乎没有例外。算赋数额有因特殊情况而减轻或蠲免的，偶尔也有增加的。

一般来讲，算赋为每人一年一算，但也有特殊情况，如秦朝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汉律》还规定，贾人与奴婢倍算，即商人与奴婢的算赋一倍于常人。这显然是为了抑商和限制蓄奴。

口赋，是汉代政府向十四岁及其以下的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也称口钱、口贱钱。口赋很少减免，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统治黑暗，甚至婴儿一岁即令起纳。《零陵先贤传》说“汉末产子一岁则出口钱，民多不举产”。

汉代的算赋是政府的税收，归大农；口赋是帝室的税收；归少府。

算赋口赋征收的是货币，使农民不得不抛售大量农产品，从而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汉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人头税一直到清朝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才彻底的废除。

• 隋

北魏、隋，租调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三长负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

• 唐

初唐，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调法。规定：受田男子每年向国家交纳谷物2石，叫做“租”；交纳绢2丈、帛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叫做“调”；壮年男子每年服役20天，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替，叫做“庸”。国家有事增加徭役，加役15天，免去调，30天租调全免。每年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30天，遇到灾害。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减免租、庸、调。

中唐，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原来的均田制被破坏。唐政府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其内容是：①取消租庸调和杂税；②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现在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③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④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夏不过六月，秋不过十一月。两税法改变了税收的方式，由人丁税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两税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 宋朝

王安石实行募役法(废除按户等轮差服役制度，由政府雇人服役，原来应该服役的民户要交免役钱，有不服役特权或因贫困孤苦不服役的也要出助役钱)、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青苗法(春季借钱给民户，夏秋随两税交还，加收利息两分)、保马法(令民间养马，愿者免除部分赋税)。

• 明朝

工匠银制度规定，工匠有固定的服役时间，不服役时可以自行从事商品生产；后来又规定，工匠可以纳银代役，使工匠有了较多的自由。张居正改革后，重新丈量土地，清查豪强地主的隐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即将原来按户、丁摊派徭役的办法，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各种赋、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交纳。

一条鞭法是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它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作用。

• 清朝

康熙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度。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