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骑兵记载

Ⅰ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比较有名的骑兵队伍

中国不产优质马匹，因此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有名的骑兵队伍。人们耳熟能详的“关宁铁骑”据说是明末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很多、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部队，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满清的八旗军正面交锋。

Ⅱ 中国历史上十支最强大的骑兵都有谁

战国：赵武来灵王胡服源骑射，建立了了一支让秦军都不敢小觑的燕赵铁骑
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马踏匈奴，汉军铁骑使我胭脂山无颜色！
三国曹魏：虎豹骑，以百人将为小卒，克马超，破乌桓 天下第一强兵
南北朝:南梁陈庆之，七千白袍47战克魏32城，大破北魏30万大军！毛泽东读《陈庆之传》评价：“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唐朝太宗：玄甲军“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皁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
南宋岳飞：背嵬军朱仙镇500背嵬精兵大破十余万金军。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蒙古骑兵：上帝之鞭，威震欧亚
明初骑兵：明初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骑兵将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蓝玉 马上皇帝朱棣，明初骑兵军团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骑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强骑兵
关宁铁骑：明末最重要的军事集团，满洲八旗最畏惧的骑兵军团，开创了近代骑兵作战了先河，建立世界上第一支骑跑部队（将火器 大炮用于骑兵作战）
八旗铁骑：满清立国之初，是当时东亚大陆最强骑兵之一，最后入主中原

Ⅲ 骑兵在中国历史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种主要兵种的

战国时期。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

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

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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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是陆军中乘马执行任务的部队、分队。既能乘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通常担负正面突击、迂回包围、追击、奔袭等任务。其行动轻捷，受地形、气象影响较小。历史上骑兵曾经是陆军的主要作战兵种。

在外国，17世纪30年代战争时，参战国军队中一般都有40%一50%的人员是骑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法、俄国均编有骑兵集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曾有17个骑兵军，八十多个骑兵师。

中国历史上骑兵的极盛时期是元朝，骑兵部队主要装备有弓箭、马刀、标枪、战斧等。中华民国时期，骑兵最多时达二十多个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自1928年4月建立第一支骑兵分队起到解放战争后期，全军发展至12个骑兵师，只在边防部队中保留少量骑兵分队。

Ⅳ 中国历史上十支最强大的骑兵是骑兵！

蒙古骑兵 蒙古汗国和元代军戎服饰以精巧著名。蒙古高原毡帐诸部未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曾用过鲛鱼皮甲胄、翎根甲，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 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在描自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黑鞑事略》："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 关于蒙古骑兵的精良的军器装备，在有关历史文献中以及有关元代出土文物均有明确记载。据普兰诺.加宾尼记述，蒙古骑兵装备有：2至3张弓、3个装满了箭的巨大箭袋、一把斧，还要带拖兵器的绳子。领兵者要挎一种其尖端尖锐但只有一面有刃的弯刀，将其装在精美的刀鞘里。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有些兵士的马也有护身甲。 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在马的两侧 各有一片甲，一直盖到马头；另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和两侧的甲片系结起来，这片甲片上留一个洞，以便马尾从洞里伸出来；另一片甲在马的胸部。在马额上他们放一块铁板，把它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 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他们每一条手臂上也有一片甲，从肩覆盖到手腕，在每一条腿上面覆盖着另一片甲。所有这几片甲都用扣环连接在一起。 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但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 根据普兰诺·加宾尼介绍，蒙古骑兵的甲胄，制法极为精巧，就拿柳叶甲为例，他们先制成宽一指长一掌的若干铁片，在每一个铁片上钻8个小洞。他们放置3根坚固而狭窄的皮带作为基础，然后把这些铁片一一放在另一块铁片上面，因此这些铁片就重叠起来，他们用细皮线穿过上述小洞，把这些铁片捆在3根皮带上。在上端他们再系上一根皮线，因此这些铁片就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就这样，他们用这些铁片制成一根铁片带，然后把这些铁片带连接在一起，制成铁甲的各个部分。他们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制成保护人身和马匹的铁甲。他们将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至能够在铁片上 映出人影。 据《中国古代服饰史》记述，元代有一种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还有象蹄掌甲。蒙古骑兵多为带盔。另有一种胄作帽形而无遮眉，但在鼻部作一个极大的护鼻器，其状颇怪。 蒙古民族的军队之所以能称霸于欧、亚二洲者，实全恃其精良的骑兵。
拜占庭重骑兵 拜占庭重骑兴盛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在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的指挥下，他们曾取得过辉煌的胜利。重骑兵的骑手们，身上披着铠甲，使用长矛和弓箭。实行这样一个突变，很明显，是想使每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同时兼有机动的“射击力”和“冲击力”。西方军史学者将这种骑兵称为“双重功效骑兵”，即指那些能够在远距离杀伤敌人，也可以在近距离发起突击的骑兵。在拜占庭重骑之后，只有17世纪的重装火枪骑兵具有这种功能（包括以后的胸甲骑兵）。最能体现这种骑兵优势的我认为是553年的卡西林纳姆会战。此次会战的对手是法兰克人，基本都是步兵，装备头盔、椴木大盾、长剑、标枪和战斧，其中标枪和战斧都可以用于投掷（就是《帝2》里的掷斧兵）。法兰克步兵有种战法是当标枪插在敌人盾牌上时，冲上去踩这枪柄把敌人的盾牌拽下来，再把敌人解决。这些法兰克人都是些富于攻击性的老练战士。拜占庭方面，有步兵、下马重骑、重骑兵和轻骑兵（主要是匈奴骑射手）组成，指挥是纳尔塞斯。交战时，骑兵埋伏在两翼，正面为步兵集群，其中后几排为下马重骑。法兰克人首先突破了前几排拜占庭步兵，但随着下马重骑加入战斗，法兰克人的进攻受阻。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纳尔塞斯的战术安排：让法兰克人胶着于正面战场，好为拜占庭重骑兵从两翼包围争取时间。当法兰克人发现时他们已经被拜占庭重骑兵包围，但这些老练的步兵立即摆出密集防御阵形，准备抵抗拜占庭重骑兵的冲锋。但是拜占庭重骑兵并没有发起冲击，而是用弓箭狂射。本来，如果法兰克人疏散阵形，是可以减少被弓箭杀伤的，可他们害怕自己队伍一旦分散，拜占庭重骑兵就会提起长枪冲锋。结果在这样的犹豫中，法兰克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最后败退。 11世纪前，拜占庭重骑兵一直是近东最强大的军队，他们的防御力可能是中世纪骑兵中最强的。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都经过严格训练，并且有其他兵种的配合。拜占庭重视骑射，除了重骑兵会骑射术外，还有不少轻装骑射手，如早期的匈奴骑兵。

Ⅳ 历史上最早的骑兵是什么

在近代的军事武器出现以前，骑兵无疑是军事上最灵活最具战斗力的兵种。在我国，骑兵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看法是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才有了“我国的第一支骑兵”。有些学者对此稍作修正，认为骑兵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但无论怎样，均认为“我国春秋时期尚无骑兵”。本文认为：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畴骑”，就是中国史上最早的骑兵。这在时间上，不仅远远早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且也比春秋战国之交要早一个半世纪左右。兹不揣浅陋，大胆阐述如下，深盼方家赐教。 一、“畴骑”见之于《韩非子·十过》，其云： 公子（重耳）自曹如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诸侯莫弗闻。献公不幸离群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则非与人交之道。吾欲辅重耳而入之晋，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 此处“畴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韩非子》注云：“旧注：畴，等也。言马齐等皆精妙也。”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校注》则干脆注为：“畴骑，同一规格的马。”查《韩非子》的其他各种版本，亦大都如此。这类解释，初看似乎可以，其实大不然。首先，联系前后文看：“革车”，指蒙上兽皮的车，是一种行军时可装载辎重，宿营时可供卧息、可当军垒，作战时可为屯宋、可以横阵的用途很广的战车。“步卒”指的是步兵。“革车”、“畴骑”、“步卒”三者并举，独释“畴骑”为“同一规格的马”显然勉强；况当时晋国内乱，晋怀公已经即位，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强夺晋国君位，何苦用“同样规格的马”二千呢？第二，从春秋时所行礼制来看，尽管当时已开始“礼坏乐崩”，但仍盛行周礼。重耳尚未即位为晋君，秦穆公即或以诸侯之礼厚待之，也用不着以二千匹“同样规格的马”来表示隆重。查有关先秦史籍，更是从无此等记载。第三，在先秦时代，车马相连，有车必有马，有马必有车，一般是一车四马。因此，在先秦、秦汉古籍中，凡言“乘”或“辆”，均包括了车本身和相应的马数。如：《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逸周书·克殷解》“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左传》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孟子·尽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战国策·赵策》“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等等，均不再另外列出有多少马匹。因此，这里既已言明“革车五百乘“，则“畴骑二千”不指驾车之马，当很清楚，显然是另有所指。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释“畴骑”为“同一规格的马”是不妥当的。 《史记·历书》裴 集解释“畴人”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汉书·律历志》注所引同，师古曰：“如说是也。”清人钱大昕说：“如氏家业世世相传之解，最为精当。畴之言传也，《西都赋》‘农服先畴之畎亩’，畴之义本于农，而凡世世相传之业，皆可当畴人之目也。”又，《史记·龟策列传》说：“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初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此处“父子畴官，世世相传”与如淳所云相合。可见，“畴”可解释为“家业世世相传”。因此，新版《辞源》释“畴官”为：“世代做同样的官”。基于同样的根据，我认为“畴骑”应释为“世世传习骑术者。”古多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及。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它之为“世世相传之业”乃是很自然的。从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一次就派“畴骑”二千来看，“畴骑”所指当不是单个的骑马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后世汉律有“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习射御、骑驰、战阵”的规定，“汉承秦制”，《通考》说：“秦制，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畴官。”由此，亦可以想见早先骑兵的大概情形了。 第一，骑马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诗·大雅·帛秦》云：“古公禀父，来朝走马。”顾炎武说：“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程大昌《雍录》也说：“古皆乘车，今曰走马，此时或已变乘为骑。”可见他们都认为殷代已有了骑马之术。殷墟考古的发现更是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卜辞有：“癸亥卜， 贞：……五日丁卯，王兽（狩）敝，永兄车马驭，永兄 （坠）才（在）车， （毕）马亦 （坠）？”石璋如先生认为：“从这文辞看，似乎祝坐的是车，毕骑的是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殷墟第三十次发掘中，在小屯还发现了一人一马一犬合葬于一坑中，死者随葬有戈、刀、弓矢及御马之“策”；马的头部尚留存有原系在辔上的玉、石、蚌饰，还有一件“U”形玉马御，可见当时已有了比较原始的马具。沈从文先生认为：这种“人马共同殉葬，近于战骑或坐骑。”胡厚宣先生也指出：“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象是用以驾车，很象是供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殷墟的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但用实物明确地证明了商代已有了骑马之术，而且告诉我们，这种骑马术很可能已被运用于军事，在当时的战场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武装的骑手。当然，由于这种武装骑手刚刚出现，数量很少，对战争影响不大，所以还不能说在商代已经有了军事史上所说的那种骑兵。 西周建立后，骑马之风似乎有了演进。《易·屯·大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这是“卦辞中记载骑马谈恋爱”的记录。《诗经》中也有这类骑马的记述。《周颂·有客》就记载，殷后徽子就是骑着白马来周拜见租庙的。《小雅·白驹》也讲周宣王时，因为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在其他有关东周的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骑马的记述。 这种骑马之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秦穆公所处的公元前七世纪，似乎更为流行起来。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7年，晋败秦师于崤，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晋襄公听从文赢的话，释放三将，后又从先轸之谏，派阳处父追回。阳追至河边，见三人已下船，便将自己驾车的一匹马解下，声称奉晋襄公之命向孟明视赠马，以引诱他们上岸。为什么只“赠送”一马？就是因为当时已流行骑马之风，一马可以单骑。又《诗·陈风·株林》，其本事说的是陈灵公及其佞臣孔宁、仪行父常到陈国大夫夏御叔的采邑去与夏姬鬼混。为了避人耳目，他先乘车到株野，然后再骑马至株林吃早餐。陈灵公是诸侯，以一国之尊尚能如此熟练的骑马，可见单骑之盛矣。正是在这一时期，首先出现了秦国的“畴骑”，嗣后，晋国可能也有了自己的骑兵。《吕览·不荀篇》言：“晋文公伐邺，还将行赏，（赵）哀曰，‘君将赏其末，则骑乘者存’。”可知，晋文公伐邺就使用了骑兵。 从殷代开始出现单骑，一直到秦穆公的“畴骑”，在经历漫漫的岁月以后，终于迎来了骑大众汽车介绍兵出现的年代。可以说，正是由于骑马的这种悠久的历史，为公元前七世纪骑兵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方面的条件。 第二，秦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非常发达。 秦人在襄公建国前，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秦人养马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其杰出的祖先中，有很多表现出与马有密切的关系。柏翳是后世公认的赢秦人的第一个祖先，他之所以被赐姓赢氏，就是因为他帮助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柏翳之后，据《史记·秦本纪》所载，有为商汤驾御的费昌、为太帝戊驾御的孟戏中衍等等。《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说：费昌能“足走千里”，或许也是得助于马吧。一直到公元前九百年左右，秦人的祖先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养马为其突出特长。由于养马技术的进步，其时秦人的首领非子被周孝王召至“ 渭之间（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主持马政，结果“”马大蕃息”。非子因此得以分地封邑，以为附庸。襄公建国后，农业经济取代了畜牧经济的地位，但是“畜牧”仍然是它区别于中原各国的一个特点。养马，作为一种传统，历久而不衰。一些善相马的名家，大多出自秦国，如有名的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秦穆公之臣”；还有一个叫九方皋的相马名家，也是秦国穆公时人。 养马业的这种发达，为秦国先于列国组建骑兵，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 第三，秦国军队没有东方诸国那样浓烈那样固化的等级性。 周室东迁后，随着西周的灭亡，秦人终于告别了自己的氏族制时代，步入了奴隶社会的大门。但是，其时东方诸国已经开始了向封建制度过度的时中泰对抗赛视频代，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业已在东方汹涌澎湃。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刚刚产生的秦国奴隶社会就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1）、在土地所有制上，他推行的不是井田制，而是具有军事屯田制度性质的爰田制：“三年爰土易居。”这与西周的井田制不同，井田制下的奴隶不能参加军队打仗，爰田制下则每人皆出军赋并有权参加军队。林剑鸣先生指出，这种爰田与晋国的爰田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因秦国不实行分封，而缺乏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其次，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使秦国的土地关系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2）、由于秦国没有井田制，所以政治上也就没有实行分封制，秦国王室权力集中。（3）秦国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度。秦国宗族同姓很少被重用，而曾当过奴隶的百里奚却可以因为“贤”而位尊名显，授之以国政。 由于秦国奴隶社会的这三个特点，又使得秦国的军队没有表现出如东方诸国那样浓烈那样固化的等级性。可以这样设想，秦国军队兵车上的甲士可以“下”而为骑兵，秦国兵车下的卒可以“上”而为骑兵。这样，就从政治上和兵源上为秦国骑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四，戎狄用骑的可能影响。 刘向云：“战国有骑，无骑射。骑射，胡兵也。”杜牧之注《孙子》云：“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夏车徒，制戎狄骑士，出于戎狄。”《通考·兵考》云：“战骑出匈奴，所谓控弦引弓。《管子》载骑寇始服，专指北狄。”“战国无骑射”，显然有错；“黄帝以中夏车徒制戎狄骑士”，事属可疑；单骑之兵是否出于戎狄，还可再作探讨。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大致在齐桓公时（与秦穆公基本同时），戎狄已在战争中使用骑兵，以致被称为“骑寇”。秦人长期生活在西戎地区，自建国以后，又长期与戎狄交往（战争或和平），在这种交往中，秦人至少能感受到骑兵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作用，而这，对于秦国首先组建骑兵，是可能起了作用的。 总之，在公元前七世纪，秦国有各种可能和条件首先组建骑兵。当秦国“畴骑”的马蹄在秦晋古道上的的作响，可以说，军事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骑兵时代，已经拉开了它的序幕。

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骑兵，哪个朝代的骑兵实力最强

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实长处在于有强的机动力能力和冲击能力。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

春秋时期，以有数千骑的作战记录，如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返国时，送以“畴骑二千”。

中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我国古代夏商至秦汉的战车，特别是春秋之后，其用的鄂萦系驾法，西方社会直到公元8世纪才会使用，之前的西欧北非中东社会所用的系驾法压迫挽马呼吸，马匹速度和威力受到很大限制。故而，西欧社会在公元前的战车无论威力还是速度均不如东方战车。出自《中国历代军事装备》一书】。到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强力兵种在战争舞台作用越来越大。

1、战国时代（含秦代）

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骁勇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华族传统宽袍大袖的士兵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为戎服，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和战斗力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多功能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项羽曾于彭城之战时用3万骑士大破刘邦与诸侯联军56万万，这次惨败使刘邦认识到了骑兵的战斗力，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起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后韩信在破赵之战（就是列背水阵那次）中也是用两千锐骑偷袭敌军大营。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长矛、铁戟、青铜或者炒钢剑，由于这时候都没有发明马镫，但作为严格训练的骑士，早在战国兵书六韬中就记载着骑士能跨越沟壑险阻二绝尘，可见这时候的中原骑兵并不是没有马镫就不能作战，从出土的墓葬和随身武器可知以及战国到汉代笔画可知，骑兵作战均有用到叉刺的长杆兵器。

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7、明清及以后时代

明清以后火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随着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炮兵的出现，骑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明以后很少有作为主要战略力量的骑兵存在，就不再多说了。

明代的骑兵主要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并配有火器。名将戚继光设立了车营就是一种步、车、骑配合作战的方式。明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中也对这种战术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还发展出了先以火器轰击继以骑兵冲击步兵跟进的战法。

Ⅶ 中国古代有重骑兵么

比起西方那种动辄4、50公斤铠甲，没有步战能力，上下马都需要专人扶持的重甲骑士，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骑兵。所谓的重骑兵都是相对而言的。中国有史记载的重骑兵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而且以北方政权为主。当时的铠甲重量不过20公斤左右，其中不包括马铠重量。
有人说三国时魏国的虎豹骑中的虎骑属于中国最早的重骑兵，但据考证，不过是人员着重甲，而马匹不覆甲的轻骑兵变种而已。
各国的重骑兵都是从轻骑兵发展起来的。轻骑兵在突出机动能力、机动灵活的同时，存在着防护力不足的缺陷，因而古人采取向人、马身上增加护具的办法解决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人装马铠”。逐渐演化成了重骑兵。
在没有坦克的时代，特别是火器出现以前。重骑兵就是军队中的坦克。凭借其优越的防护性，担负正面突破敌阵的任务。但是由于铠甲、马铠过重，对人、马体力消耗太大。因此重骑兵的冲锋距离一般不超过5公里，对使用条件限制很严（必须是干旱、平坦、障碍物极少的平地），而且击溃敌军后自己无法追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重骑兵太贵了。养活一个重骑兵的钱，可以养活5个轻骑兵。这一点也限制了重骑兵的大规模发展。马铠对于军队来说，绝对是奢侈品。三国志中关于官渡之战中提到：袁绍十万雄兵，战将千圆，马铠佰具，以之称雄河北（原话意思如此）。佰具马铠便可炫耀，可见马铠之珍贵。
重骑兵除了坚盔重甲之外，还配有长矛（亦称“槊”），剑、刀和弓箭。远用箭射、长槊冲荡、近用刀剑就是重骑兵的基本战术。西方长矛长达5米，中国的3米左右。

Ⅷ 中国古代十大骑兵

1， 李牧（战国）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的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2， 卫青（汉朝）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心态做祟。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正如今天具备现代战争观念与高科技战争思想的青年才俊能够取代那些观念陈腐的老将军一样，卫青的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惟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以莫大的耐心执行稳守反击的战略，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刻打出最迅猛的拳头，最终击溃了匈奴单于主力，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卫青稳中求胜的作战风格，是匈奴人胸膛里挥不去的痛。

3，霍去病（汉朝）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遗憾的是霍去病只活了24岁，民国历史学家蔡东藩因此幸灾乐祸的嘲笑说：“好杀之人，往往短命”。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不能不感慨老天的无眼。霍去病所进行的战争，其意义不并非仅仅是攻城掠地，更是为了救赎无数在铁蹄下呻吟的华夏子民，洗雪沉积似海的汉家国耻。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位史学家是一派胡言，以我最善良的愿望：天道是长存不灭的。

4． 陈庆之（南北朝，粱）

多年以前，联想电脑集团有句广告语：“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如果一个叫陈庆之的南北朝将军能够活到今天，他最有资格做联想集团这句广告语的代言人。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没人能够想到的事，以至于一代伟人毛主席在读到他的传记时，慨然批示道：“千载之下，心向往之。”

5． 李靖（唐朝）

在李唐开国以前，汉家军队在胡掳铁骑的冲锋面前输了太多次。在李唐开国以后，中国北方在突厥的马蹄声下也呻吟了太久。而李靖注定是为洗雪百年华夏积郁之耻而生的。公元629年的定襄会战，他率领三千汉家精骑爬兵卧血，以一次精彩的大迂回穿插直捣突厥人的阴山老巢。赫赫强悍的突厥帝国竟然一败而亡，那位梦想逐鹿中原的颉利可汗，只能无奈的迎接以阶下囚的身份在长安聊度残生的悲惨命运。古往今来，只有汉家的君主在胡掳的朝堂上青衣行酒，李靖破突厥，俘可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下前无古人的辉煌奇功。晋朝两位末帝倘若泉下有知，必当举杯同庆，含笑于酒泉。

如果霍去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刀手，那么李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阴狠毒辣的刺客，刺客与刀手的区别在于：对比刀手狂飙突进式的冲锋，刺客往往选择沉默。刺客以沉默洞悉敌人的弱点，在漫长的忍耐中寻找攻击的方向，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必杀的追魂一刺，李靖是那个年代里最高明的刺客，骑兵是李靖刺穿敌人心脏的宝刀匕首。他的骑兵奔袭战重在一击致胜，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第一时间摧毁敌人的指挥中枢，象武侠小说里许多剑客对决的固定情节一样，突厥这个横行草原百年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在惊愕间倒在李靖的刀锋之下。

6．王忠嗣（唐朝）

民间有句老话，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王忠嗣就是大唐王朝最沉重的一贴后悔药，是他以一个老军事家敏锐的目光觉察到安禄山谋反的祸心，也是他以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将大唐王朝的盛世推向了顶点，更是他怀着一颗忠诚的心，为保国安民的执着理想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开罪于一直提拔赏识他的唐玄宗，付出了一个忠臣最沉重的代价。如果，仅仅是如果，王忠嗣在天宝初年对安禄山的弹劾可以获得李唐王朝的认同，再如果，755年渔阳烽火时，率兵平叛的是王忠嗣将军，那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遗憾的是，历史永远没有假设。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历史永远记下了李光弼等人的姓名，而英年早逝的王忠嗣将军，却是大唐盛世顶峰时代最闪耀的将星。

7，狄青（北宋）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里，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身份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却带来了中华民族刚烈民风的衰退与中国文化知识阶层道德的沦丧。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指挥处处掣肘，功大时时遭忌，真个是“打仗他们来，黑锅自己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餐。

还好北宋拥有狄青，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漫长的帝国边境正是靠这群身份低贱却毫无怨言的军人苦苦支撑。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他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
他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因战功官至宰相，脸上依然留着做士兵时刻着的兵印，他却拒绝除掉这个耻辱的印记，并对皇帝说，这样可以鼓舞后来人奋发向上。而事实上，在军旅生涯中，他仿佛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烙铁，烧热了身边所有的人，将屡战屡败疲惫不堪的北宋军队，锤炼成死战不屈的精锐之旅。之后的南征依智高之战，他在昆仑关以步兵部队诱使敌人主力部队集中，再亲率骑兵部队做闪电式战略大迂回，从侧面发动闪击，将骄横的依智高族彻底铲平，对比成吉思汗引以为傲的骑兵战略大迂回战术，狄青的这一相同的创举早了上百年。

8，岳飞（南宋）

武穆庙被清朝人拆了，〈〈满江红〉〉依旧唱在热血青年的心中，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许可以抹去他“民族英雄”的名分，却永远无法取代历史给他的证明，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天地之间有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宋金战争血肉相搏的大背景下，岳飞本有可能成为那颗定盘的星。

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化为说书先生的演义话本，数百年来在民间大地上流传不衰，以至让无知者怀疑岳家军的真实性。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可这却是历史真实的事实。无论〈〈金史〉〉还是〈〈宋史〉〉都真实记录了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图的辉煌武功。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的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鬼骑兵粉碎了这个无聊的谎言。从偃城到颖昌，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

南宋抗金名将多多，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惟独岳飞是唯一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宋朝骑兵之孱弱，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另一面，僵化的军事机制使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恰恰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符合的。岳飞的成功正在于打破了这僵化的平衡，与南宋诸将显赫的家世相比，岳飞是一个真正出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他的岳家军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如虎狼一样凶猛。在成为正规军以前，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磨砺期，正如人民解放军一样，他们也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大。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的缴获，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背鬼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却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与不和适宜，却真正的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9，徐达（明朝）

从小他就是个喜欢听战争故事的孩子，尤其喜欢听村里老人讲述岳飞抗金的故事，在小伙伴们做游戏的时候，他高出别人一筹的智谋总能让他成为游戏的赢家。那个时候没有人回想到，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这个复杂的战争游戏里，几十年后的徐达会成为最出色的玩家，他将陈友谅玩进了绝路，将张士诚玩进了牢房，将赫赫无敌的蒙古骑兵玩出了漠北。中国历史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的固定剧本，却在徐达的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368年的明朝北伐开了中国历史南方统一北方的先河，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从此敲响了分裂与灭亡的丧钟。

骑兵是蒙古人横扫欧亚的最大本钱，也是末代蒙古元王朝安身立命的最后法宝。蒙古骑兵曾骄傲的相信，只要跨上战马，他们永远是最优秀的战士。刘福通的北伐被蒙古骑兵击灭了，韩山童的宋政权被蒙古骑兵击灭了，当元帝国最后的猛将们正陶醉于这如夕阳余辉一般的最后胜利时，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叫徐达的汉人和他的骑兵部队将在中华大地横空出世，在公元1368年的北伐战争里彻底终结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徐达为主将，率25万大军两路北伐，先取山东，再取河南，最终攻陷元大都，新生的明帝国版图在徐达的马鞭下如滚雪球一般的膨胀着，元顺帝如丧家犬一般仓皇出逃，统治中国九十七年的元王朝彻底宣告灭亡。然而在徐达眼里，这些还远远不够，这些胜利大多只打疼了元帝国的汉人部队，对元帝国的精锐蒙古骑兵并未造成直接打击。真正的决战在太原开始了，面对蒙古第一猛将扩敦帖木儿的十万蒙古精骑和围点打援的战法，徐达以夜袭战的方式将蒙古军打得全军覆没。在之后的定西兰儿峪会战中，徐达再次以中央突破的战法击败扩敦帖木儿，打得这位蒙古第一猛将扔下部队带着老婆孩子仓皇逃窜，这是两场明蒙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徐达先后消灭了蒙古近二十万精锐部队，是对苟延残喘的蒙古帝国最沉重的打击。

公元14世纪是一个值得中国历史纪念的世纪，不仅仅在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在宋朝三百年士大夫阶层道德日益沦丧的大局面下，在宋朝精英知识分子于崖山集体跳海殉葬的悲哀绝唱里，在元朝九十七年统治时代中国知识阶层全面遭到打压甚至陷入信仰危机的大环境里，生活在最底层的草根们终于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走上了反抗的最前台。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与农民的儿子徐达正是这其中优秀的代表，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与残酷的民族清洗政策不仅没有熄灭中华大地抗暴的火焰，相反成了促其早死的催命毒药。以平民阶层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为第一代统治班底的明王朝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光复与救赎，也印证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老诗句。在那场北逐胡掳的伟大战役中，徐达与他的大明虎师仿佛一群出身贫贱却不知疲倦的登山者，从中原到西北，征服着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战胜的障碍，将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们送上了逃亡与分裂的不归路。元明战争的结局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属于民间力量的胜利，“群众中孕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句阶级斗争时代的口号语录，却是元末明初王朝兴衰鲜血淋漓的事实。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曾戏称徐达得到了岳飞的《武穆遗书》，从此以后百战百胜。这只是小说家的演绎，然而综观徐达的用兵履历，我们却完全可以看到徐达与百多年前的岳飞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出身寒微的草根将军，他们的部队也都是由民间义军组成的子弟兵，在长期抗击游牧民族铁骑的战斗与失败中发展壮大。他们的部队也都有着让游牧骑兵闻风丧胆的强大战斗力。在用兵方面，徐达是一个谋勇结合的儒将，习惯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百多年来，汉族军队面对蒙古骑兵的冲锋，往往只能凭借水域天险和城池防御战战而胜之，徐达却做到了在战场硬碰硬的野战中彻底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这样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媲美汉唐盛世时代。如岳飞拥有背鬼骑兵这样的王牌部队一样，徐达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王牌骑兵军团，他的“火龙骑兵”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装备火枪武器的骑兵军团，他第一次创造性的将骑兵的快速机动冲锋与火枪的迅猛射杀完美结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骑兵对冲战里，蒙古人赖以取胜的复合弓在火龙骑兵的枪林弹雨下成为了可怜的烧火棍。而徐达比岳飞要幸运得多，他效力于勃勃初生的明王朝，而非苟延残喘的宋帝国。历史给予了他机会和使命，给予了他一展抱负的平台。这是多少生不逢时的名将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

岳飞的《满江红》今天依然传唱不息，徐达不是诗人，却也留下了气势磅礴的〈〈平胡表〉〉，在笔者眼中，那是堪与〈〈满江红〉〉相媲美的华丽篇章，“惟彼元氏，起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率群胡而崛起。以犬羊以干天纪，以夷狄以乱华风，崇编发而章服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理。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而招荒亡，昧于竞业；作技巧而肆淫虐，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兵布寰宇，毒布中原。镇戌溃而土崩，禁旅颓而瓦解，君臣相顾而穷迫，父子乃谋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指徐达自己）与（常）遇春等，已于八月二日，勒兵入其都城。”这壮怀激烈的文字里，有我们这个民族荡气回肠的雪耻之气，有岳元帅未完成的梦想。

10，李成粱（明朝）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吴三桂意味深长的说：“寇是咱的衣食父母。”那是因为他深味了功臣兔死狗烹的固有结局。身为一条恶狗，想避免被主人杀害的办法无非有两种，第一种是捉完了兔子以后装兔子，把自己的真性情紧紧埋藏起来，保身的同时势必也要承认无尽的猜忌与耻辱。另一种方法则简单而有效，那就是不把兔子斩尽杀光，永远保留自己的利用价值。吴三桂虽是这么说，但这招他还是玩的不好，最后落得身败国灭的结局，比较起来，他的辽东铁骑老祖宗李成粱却将这招玩的炉火纯青，在明朝中后期由盛转衰的大背景下，李成粱玩寇之术骗倒了狡猾的士大夫阶层与懒惰的万历皇帝，也把天下一统的明王朝从天堂玩进了地狱。

李成粱确实能打仗，史书上说他的赫赫武功“二百年未有”，虽有夸大之辞，却足见他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他是一个深味官场钻营之道的沙场名将，但这不能抹杀他在军事上的独特造诣。他的辽东骑兵是大明王朝后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与戚继光等人靠制度建军的方式不同，李成梁用树立私恩和丰厚赏赐的办法培养着属于个人的私家势力，虽同样打造出一支作风凶悍的强军，却也让他成了威震一方的土军阀。若没有当时土蛮蒙古与女真肆虐辽东的事实，估计李成粱足够死上两三回了。但李成粱的部队着实能打，当明朝其他的边地将领普遍采用防御式的作战方法时，李成粱则主动出击，率领骑兵军团在辽东平原上与游牧民族硬碰硬的较量，屡战屡胜，几乎年年都能打出个捷报来，成为万历皇帝每年祭天时
必备的喜庆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成粱的骑兵部队和骑兵战法，是中国近代化骑兵作战理念的先驱。他的骑兵普遍装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连发火枪与五连发火枪，火器射杀与骑兵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构成了他近乎完美的进攻体系。而由百战精锐死士组成的李府家兵骑兵队，则是这支虎师中精锐里的精锐，抗倭战争中的碧麟馆战役，正是这支王牌军以三千之众力战倭寇数万大军，打得横暴的丰臣秀吉军团胆战心惊。不过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赫赫武功中，李家军也把养寇自重的功夫玩到了极致，对比与李成梁同时代的名将戚继光，我们不难发现，戚继光倾向于一次性解决问题，靠稳固边疆的防御与对敌人毁灭性的打击，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李成粱则喜欢凡事留后路，对敌人很少赶尽杀绝，在立下战功的同时，总是保证自己还能有下一次仗打，甚至为了谋求封赏不惜杀良冒功。不同的作战方式换来的不同的结果，万历十年，李成粱的朝中后台张居正病逝，因为边境安定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戚继光很快遭到了罢黜，而同为张居正亲信的李成梁却因为辽东大地不息的战火而继续得到重用。对于戚继光郁郁而终的下场，李成粱终生富贵的结局告诉了所有明朝武将最好的谋身之道。在明朝末年的大动荡中，身负守土之责的明朝方面大将们把养寇玩寇的招数玩到了极致，最终玩出了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悲惨结局。

更要命的是，李成粱把被打败的敌人当成温顺的猫，却殊不知温顺的猫中也藏着野心勃勃的老虎。在平灭女真的战斗中，李成粱以一贯的玩寇手段宽容了作乱被俘的努尔哈赤，后者和他的建州女真部落在李成粱的养寇策略下一天天长大，最终成为了一只凶悍的猛虎，吞噬掉了大明朝的万里江山。而曾经赫赫威名的李家军，在李成粱病逝后，由于继任者的无能与朝局的变化也日益走向堕落和沦丧，私家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快，腐化堕落的速度却更快，辽东铁骑赫赫的武功终于无法阻挡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在明亡清兴这纷乱的六十年中，正是李成粱无意中被女真人提供了掘墓的铲子，最终拉开了一出又一出血火大戏的序幕

Ⅸ 古代中国有重骑兵吗

• 一、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重骑兵叫“甲骑具装”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重骑兵叫“甲骑具装”，源于魏晋南北朝。甲骑具装只是大分裂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南北朝时发展到顶峰，隋唐即逐步消亡，仪仗的作用大于作战。
  
  汉朝的重骑兵身披铁铠，身上装备长矛钢刀以及强弓劲弩，这样的骑兵西方直到拜占庭的查士丁尼一世才发展出类似的重骑兵，这样的骑兵被西方称为“双重功效骑兵”，这样的骑兵也迅速成为当时最为强悍的骑兵。
  
  汉朝重装骑兵的兵器配备主要有环柄长铁刀、马戟等，可以在马上进行劈砍，增强了骑兵的格杀能力。（典型西汉帝国军队的骑兵长铁戟，学名‘马戟’，戟长约37厘米，装上必之后长2米多。骑兵用戟一般长2米多，步兵的可以达到3米。）
  
  隋炀帝征讨高丽时，一次就动用了十二万多甲骑具装的骑兵，这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规模。
  
  唐代远征高丽，白岩城一战，猛将契苾何力以800重骑突击万余高丽军，高丽军以长矛对阵，结果是高丽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
  
  中国马在重量级上比不上欧洲马，这确实是甲骑具装不能推广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均规定重骑兵在行军时要下马步行，作战是才准上马。
  
  汉朝时期开始出现的的铁甲一般分两种，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披甲武士俑中，可以看到两种铠甲的样式，一种为札甲，采用长方形甲片，胸背两甲在肩部用带系连，有的还加披膊，为汉代铠甲的主要形式。另一种甲采用鱼鳞甲片（在腰部、肩部等活动部位，仍用札甲形式）。
  
  札甲一般由超过600片的铁片穿缀而成，重量超过十公斤，而鱼鳞甲则由2000至3000片铁片穿缀而成，重量超过十六公斤。我们目前出土的汉代铁甲中，最重的一领铁甲是安徽阜阳发掘出的一套铁甲，全身由三千零八片铁甲组成，全重为二十多公斤。在北燕冯素弗墓中发掘出的马甲达到了四十多公斤。
  
  东汉后出现了百炼钢技术制造铠甲，陈琳 《 武库赋 》 中记：“销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旅，韦人制缝．元羽缥甲，灼檎流光”即是对这种铠甲的描述。
  
  我国对于马匹的防护历史源远流长，最初的起源是在战车时代对战马的防护，后来开始有皮制的“当胸”对马匹进行防护，到了汉末就已经有发展的比较完善的铁制全身式马甲，我国称之为具装。
  
  汉末到三国的这段时间是我国铠甲的大发展时期，我国铠甲的主要类型基本均在此时期产生，例如筒袖铠，明光铠，锁子甲，两当铠等等。而我国的重骑兵也因此在随后的南北朝大乱世中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明光铠是最为重要的铠甲，这种铠甲因为胸前和背后各有两面大型金属圆护，很象镜子，反照太阳光即发明光，正如汉代镜铭所谓“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称为“明光铠”。明光铠一般颈有盆领，肩覆披膊，腰上束带，个别的还带有腿裙；其在北朝晚期日益流行，表现出取代两当铠的趋势。
  
  明光恺有两种类型，一种胸背各有两面大型圆护，颈设盆领，肩有披膊，腰部束带；另一种形制略有变化，胸甲分成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绊，左右各有一面圆护，或作凸起的圆弧形花纹；两肩覆盖披膊，背上套有臂护；腰间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则多裹缚“吊腿”。此种盔甲形式已经向着欧洲重骑兵的最终形态——全身式板甲发展。
  
  重骑兵的大发展，骑兵手中所持的钢刀已经很难完成破开敌人铠甲杀伤敌人本体的任务，于是慢慢地骑兵手中的武器从钢刀之类的锐利型武器演变成鞭锏锤之类的钝器，靠兵器的重量直接杀伤敌人在盔甲内的本体。
  
  骑兵铠甲的制造愈加精良，当然重量也继续稳步提高，以至于负担如此沉重的甲胄作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当时对士兵的选拔都要求“胜举衣甲”，而马甲也是如此。（就是挑选出的士兵和战马能够着重甲骑战）
  
  二、宋代的重骑兵
  
  宋朝铁甲的发展又有了变化，整体形制的明光铠渐渐被淘汰，整体形札甲和山文甲再次成为主流，而铁甲的重量则进一步加重，铁甲往往会超过二十五公斤，因为太重，朝廷不得不下令将铠甲的重量限制在二十公斤到二十五公斤之间。
  
  宋代骑兵稀少，因此大多披马甲，这使得宋代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从上到下均为重装。在盔甲的制造技术方面利用了冷锻技术，使得铠甲经久耐用，更为坚固。
  
  为了与西夏、辽，金的重甲骑兵抗衡，宋军除制作了祥符钢铁锁子甲和黑漆吸水山字铁甲外，还推广重甲的使用。重骑兵的马甲，也进行了大全装和小全装的划分。
  
  大全装：马头的面帘，颈部的鸡项，马身上的甲身，胸前的荡胸，马屁股的搭后连成一片，密不透风，一点都不比西方重甲骑兵逊色。
  
  小全装：包括甲身，搭尾、了项，鸡项、面子、秋？（左铁右或）六个部分。
  
  在实战中总结出，小全装比大全装更适用。
  
  马上重骑兵，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每副用甲叶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载，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也出现过重骑兵，如金军的“铁浮屠”、西夏的“铁鹞子”（装备了重甲和大夏龙雀刀的赫连勃勃的胡夏铁骑）等，辽国的重骑兵，蒙古也有少量的重骑兵。
  
  由辽朝皇帝亲自统率的御林军“鹰军”即为重甲骑兵。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的一幅辽代“鹰军图’，生动地描绘出这支军队的情形。
  
  金军常常排出轻重骑兵混编的作战队形，即“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驰击之”(《二朝北盟会编》卷3)。
  
  蒙古骑兵：蒙古汗国和元代军戎服饰以精巧著名。蒙古高原毡帐诸部未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曾用过鲛鱼皮甲胄、翎根甲，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
  
  在描自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黑鞑事略》："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 关于蒙古骑兵的精良的军器装备，在有关历史文献中以及有关元代出土文物均有明确记载。
  
  据普兰诺.加宾尼记述，蒙古骑兵装备有：2至3张弓、3个装满了箭的巨大箭袋、一把斧，还要带拖兵器的绳子。领兵者要挎一种其尖端尖锐但只有一面有刃的弯刀，将其装在精美的刀鞘里。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有些兵士的马也有护身甲。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在马的两侧 各有一片甲，一直盖到马头；另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和两侧的甲片系结起来，这片甲片上留一个洞，以便马尾从洞里伸出来；另一片甲在马的胸部。在马额上他们放一块铁板，把它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 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他们每一条手臂上也有一片甲，从肩覆盖到手腕，在每一条腿上面覆盖着另一片甲。所有这几片甲都用扣环连接在一起。 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但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根据普兰诺·加宾尼介绍，蒙古骑兵的甲胄，制法极为精巧，就拿柳叶甲为例，他们先制成宽一指长一掌的若干铁片，在每一个铁片上钻8个小洞。他们放置3根坚固而狭窄的皮带作为基础，然后把这些铁片一一放在另一块铁片上面，因此这些铁片就重叠起来，他们用细皮线穿过上述小洞，把这些铁片捆在3根皮带上。在上端他们再系上一根皮线，因此这些铁片就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就这样，他们用这些铁片制成一根铁片带，然后把这些铁片带连接在一起，制成铁甲的各个部分。他们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制成保护人身和马匹的铁甲。他们将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至能够在铁片上映出人影。
  
  据《中国古代服饰史》记述，元代有一种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还有象蹄掌甲。蒙古骑兵多为带盔。另有一种胄作帽形而无遮眉，但在鼻部作一个极大的护鼻器，其状颇怪。 蒙古民族的军队之所以能称霸于欧、亚二洲者，实全恃其精良的骑兵。
  
  少数民族出现的重骑兵主要用于冲击步兵方阵，但始终无法形成主流。作为游牧骑兵，关键还是机动能力，只要机动力占优，象蒙古轻骑以骑射击败欧洲重装骑兵的战例相当多。
  
  三、明朝的重装骑兵
  
  明朝继承了宋朝的铠甲形制，并将之继续发展完善，中国骑兵身上的重量再次加重，重量再一次上二十公斤。
  
  四、清代的重装骑兵
  
  清代继承了女真人的一贯传统，依然是重骑兵大行其道，不过此时因为火器大行，所以铠甲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女真人一般内穿锁子甲外披棉甲，棉甲外缀铜钉，中敷铁叶，作战时还可浇水让棉花吸水，增加防御枪弹的能力。这种重骑兵在清代的中前期风光无限，将四周的对手一一打败，最终稳定了中国的疆域。
  
  五、中国重骑兵消亡的主要原因：
  
  1、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板甲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板甲的不可替换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的体制完全不一样，骑兵铠甲马匹都是国家提供，而板甲则往往都是需要为本人专门定制，这样对于中国这种规模化，国家化的军队组织不能相适应，所以最终并没有在中国出现。而盔甲发展到板甲的程度其实已经属于华而不实，规模化集团化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重铠和欧洲重铠发展轨迹的不同之处。
  
  2、马匹的因素：不阉割的战马每年春季都要发情，如果发情的战马上了战场，对方阵营中的异性战马稍加引诱，战马便会闻风而去——即使它背上驮着的是一位将军。古代中国的战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开战时间从来不让对手选择。因此，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警惕敌人使用手段损害自己的战斗力，对战马阉割就成了“非如此不可”的选择。
  
  基于此，所有被选进军营的雄性战马都免不了被阉割的命运，当
  第一批优秀战马消耗殆尽时，又不得不从原先淘汰下来的马匹中，选择能驮动马铠的战马补充入军营。
  
  在大约100代的时间内中，每代中最优秀的马总被挑出来阉割，剩下的都是千挑万选留下的、不能做战马的驽马生育出的后代。
  
  中国的马种体形小、耐粗饲、基数庞大，这适合中国人口多的现状，但选育始终是弱项，与欧洲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热衷品种培育的风气不同，中国（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种的培育相当随意，缺乏科学性和计划性，从未订立谱系，导致不少良马的基因流失，特别是由于中国以农业立国，对马匹的类型的需求以挽为主，由此骑兵用马大多是挽乘、乘挽型，真正的骑乘种少之又少。驾着拉车的马怎么能和游牧骑兵作战呢？
  
  由于地理位置封闭，中国马种长期封闭，外血流入很少，汉武帝千里远征带来的“汗血宝马”就是现在的中亚阿克哈—塔克马，直到现在也算形貌神俊，耐力速力出众的优秀马种，汉武帝希望以此改良骑兵用马，可惜因长期封闭蒙古马系的遗传过于稳定，这种良马对中国马种未产生足够的影响。
  
  3、明、清以后火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随着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炮兵的出现，骑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明以后曾作为主要战略力量的骑兵日渐式微了

Ⅹ 历史上最早的骑兵是哪个朝代的

商代。

殷商废墟中就有多个一人一马和随身武器装备的骑士坑，还发掘了大量的殉葬马坑，在甲骨文献中也有对应记载，可见早在商代，华族就有骑兵，还有专门管理相关的官职：多马卫等。

春秋时期，以有千骑的作战记录，如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返国时，送以“畴骑二千”。

到了战国时期，赵国为了对付骑兵强盛的秦韩和北方游牧民族，大力发展骑兵骑射，史称“胡服骑射”。

(10)中国历史上的骑兵记载扩展阅读：

马是大自然馈赠与人类的最佳战斗伙伴。当马匹和战士结合在一起时，一个强悍的战争机器——骑兵诞生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冷兵器时代，骑兵一直是战场上的主要兵种。

研究中国古代骑兵发现，马镫并非伴随骑兵的出现而同时问世的马具。最早的骑兵并没有马镫的支撑与辅助。千万别小看这一对可有可无的小小马镫，它对于骑兵的作战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其实早在秦代，骑兵就装备了齐全的马鞍，勒马之具也已经完备。

汉匈的百年大战，是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骑兵会战之一。汉骑兵的发展以汉武帝反击匈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汉骑兵是弱小的，无法与强大的匈奴骑兵抗衡。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攻打匈奴时，被围困在白登山达7日之久。

“平城之围”后，汉高祖清楚地认识到汉朝不是匈奴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政策”换得休养生息。

为了巩固汉朝政权，抵御匈奴侵袭，汉朝初期就开始筹集资金积极发展养马业，以壮大骑兵力量。西汉先后引进了塞北草原的蒙古马、青藏高原的浩门马。

汉武帝时期，又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引进了西域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汉武帝龙颜大悦，为西域名马建造了豪华厩舍，举行了盛大礼仪。他称乌孙马为“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汉政府逐渐拥有40万匹厩马，苑马和地方养马尚不算数。西汉初年除了大力养马，又发展了马甲、马鞍，使骑手能腾出双手交锋，并能得到护甲保护。

西汉时期骑兵使用的是软鞍，到东汉时期才开始大量使用高鞍桥的硬马鞍，这更有利于骑兵的马上格斗。然而，根据考古发现，汉骑兵依然没有马蹬，作战时骑士两脚悬空很不利于格斗和发力。汉骑兵的主要装备为弓箭、长矛和戟等长兵器，以及刀、剑等短兵器。

后来增加了环柄长铁刀，可以在马上进行劈砍，增强了骑兵的格杀能力。国力强盛的西汉骑兵普遍使用铁铠甲。汉军骑兵在速度、冲击力、载动力和骑术方面都不逊于对手，数量还多于匈奴，从而改变了以步对骑、以慢应快的被动局面。汉军凭借着庞大的骑兵集团，有了寓防于攻的主动地位。

汉武帝决定，于公元前133年向漠北草原出击，对匈奴开战。经过河南、漠南、河西之战，以及漠北决战一系列军事打击之后，北方匈奴一蹶不振，西汉取得了经营西域的决定性胜利。

汉匈战争改变了传统的中原作战方式。身披铠甲纵横千里的西汉轻骑兵极大地震慑了西域诸国。才有了后来名将陈汤“一汉当五胡”的说法。

但是，西汉时期的中国只有轻骑兵，所有的战马都是赤膊上阵。加上骑兵脚下都没有马镫，上下马背很不方便，长途奔袭与马上格斗也很不安全。颇有一些底气不足的缺憾。毕竟，能够腾空而起跃上马背的猛人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