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列举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特点
古代秘书 师爷啊，特点就是留着胡子，脑子要灵光，想的要多，考虑的要远些。
② 历史上什么秘书的影响力最大
明朝 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御马监掌印太监
“批红”制度与司礼监扩权
司礼监秉笔诸太监权力来自明代特有的票拟与批红制度。明代废相，内阁与各部大臣奏议公事先行“票拟”，由皇帝“朱批”决定可否。由于废相后繁琐朝议使皇帝无力负荷，加以若干君主废弛朝政，遂有秉笔太监代为“批红”的制度。即各部公文奏议交司礼监分类后，拣选其要呈送皇帝。皇帝或亲批，或由秉笔口述大要而皇帝口决，秉笔代为“批红”，发还内阁与各部依据批红撰写正式诏书执行。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封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王振、尚铭、冯保、刘瑾、魏忠贤等皆曾任司礼监之主管。
御马监掌印太监
职业由来
职业性质
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和御马监是值得重视的。沈德符说：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御马监虽最后设，然所掌乃御厩兵符等项，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段话虽有失实处，却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的普遍看法：司礼监代皇帝审批阁票，与内阁对柄机要，实为“内相”；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设置时间
沈德符说御马监“最后设”是失于考察的。恰恰相反，御马监是明代宦官机构中设置较早的一个。据《明太祖实录》，吴元年九月设内使监，旋将内使监分为内使、御用二监，秩皆正三品，分掌内使名籍和皇家用度；同时设御马司，正五品，掌御厩马匹[2]。御马司即御马监的前身，其地位虽低于内使监和御用监，却是明太祖开国之前就设置的第三个宦官衙门，其设置比司礼监的前身内正司、纪事司还早六年。
官衔
洪武十七年四月，更定内府诸司职掌品秩，改御马司为御马监，与神宫、尚宝、司礼等监同为正七品[3]。这时距明太祖诛杀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改革外廷官制不久，所以整个内廷机构的设置虽然日趋庞大而健全，但品秩却普遍降低，连“总督各职”的内官监，也只是定为正六品。
形成规制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最终确立了中央政治体制。这年六月，先规定外廷体制：“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九月，又定内廷机构，将原有的九个监扩充为十一个监，均定为正四品，另有四司八局，宦官二十四衙门的规制基本形成。
宦官衙门数量的扩充和品秩的提高，暴露了明太祖试图通过加强内廷的地位以达到内、外廷相互制衡的潜在意识，为以后明朝政治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基础。而取消内官监的独尊地位和十一监品秩平等，又体现了明太祖“彼此颉颃，不敢相压”的总体设计思想在内廷体制上的实施，也使永乐以后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等内府衙门的相互制衡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掌握大权
这时，御马监的职掌也由“掌御厩马匹”扩充为“掌御马及诸进贡并典牧所关收马骡之事”，并进而衍生为军事和财政两大职能。
由于御马监职掌御马，自然有养马、驯马人员，由此产生了一支由御马监统领的禁兵——腾骧四卫及四卫、勇士营。弘治十年十月，兵部尚书马文升在一个奏疏中对明代禁兵的设置情况作了回顾，其中便提到了御马监所统领的这支禁兵：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法古为治，制兵之法极其周悉。故置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为禁兵。……永乐中，复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又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及虏中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数千人，俱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委以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
从这份奏疏可知：御马监由管辖养马人员进而统领禁兵始于永乐时；这支禁兵最初的来源，是从各地卫所挑选的精壮之士，以及从蒙古地区逃回的青壮年男子；这支禁兵不属亲军指挥使司所辖的上十二卫(后为二十二卫)，但地位显然高于上十二卫，是禁兵中的禁兵；这支禁兵的职责是“更番上直”，担任宿卫。
趋于正式化
宣德六年时，这支禁兵有三千一百人，取了一个正规的名称：“羽林三千户所”。两年后，以此为基础，充实京军各卫养马军士及原神武前卫官军，组编成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统称“四卫”，又名“四卫军”。如按当时的编制，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则四卫军当有二万名以上的军士。景泰及成化时，京军三大营改编为团营制。腾骧四卫的勇士和精壮的旗军被抽调，另外组建勇士营和四卫营，在四卫指挥使中挑选坐营官。两营在弘治、正德时多达四万余人，后经多次整顿，定额为六千五百余人。编制虽然屡有变化，却一直由御马监统领。
史书记载
关于勇士营和四卫营，史籍所载不尽相同。《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四卫营》条下记：四卫营。腾骧左等四卫勇士、军人、余丁别为一营，从御马监提督操练，其坐营等官并于四卫指挥等官推选。
《明会典》说的是将腾骧等四卫的勇士等抽调出来，另立一营，所以名曰“四卫营”。
傅维麟《明书》卷七一《戎马志二》则说：四卫营制。国初有御马勇士、旗军，以处迤北逃回人民，供养马之役，器械衣甲，必异他军。后多以进马者投充，而听御马监官提督焉。……宣德中，乃专设羽林三千户所统之，凡三千一百人。间岁，遂改曰武骧、腾骧卫。卫各有左右，别营开操，设坐营指挥四员，仍督以内官，号禁兵。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基本上沿用了《明书》的说法：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选本卫官四员，为坐营指挥，督以太监，别营开操，称禁兵。意思很明显：腾骧、武骧四卫，称四卫军，也叫四卫营。但事实是，御马监所辖的禁兵，永乐时为养马勇士；宣德时取了一个名称，叫“羽林三千户所”。其后为腾骧、武骧四卫，包括勇士和旗军。景泰以后，则为四卫营和勇士营。《明会典》只提到四卫营而忽略了勇士营，《明书》和《明史》则将四卫或四卫军与四卫营混为一谈，同时也没有涉及勇士营。但这支禁兵同时包括四卫营和勇士营却是无毋置疑的，而且，勇士营的地位尚在四卫营之上。《明武宗实录》载：
正德三年四月，司礼监太监李荣传旨：“御马监勇士、旗军，系禁兵重务，其令(御马监)太监谷大用提督，太监李春同都指挥夏明等坐勇士营，太监李堂同都指挥田忠等坐四卫营。”正德九年十一月，西官厅操练，右都督张洪领勇士营，都指挥桂勇、贾鉴、李隆分领前营、后营、四卫营。《明会典》关于四卫营的“事例”中也记载说：“万历二年议准，勇士、四卫二营，各裁坐营官二员。”这些记载都说明，勇士营和四卫营是同时并存且都由御马监提督的。
被关注时间
虽然御马监统领禁兵从永乐、宣德就已开始，但其真正发挥作用并引起时人的关注，却是在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之后。当时瓦剌骑兵直扑京师，北京保卫战在于谦的组织下进行了五天，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直门和彰义门。由于明军主力京军三大营尽陷，守卫西直门的是御马监太监刘永诚的侄子右军都督刘聚，在彰义门主动出击瓦剌军的则是御马监提督的留守北京的四卫勇士、旗军。天顺元年二月，英宗复辟，诛杀御马监太监郝义，原因是郝义曾经策划调动四卫勇士擒杀支持英宗夺位的司礼监太监曹吉祥[8]。而天顺五年，当曹吉祥及其养子昭武伯曹钦在北京发动兵变时，平定兵变、击杀二曹的主要力量，却还是四卫勇士和旗军[9]。正德九年，武宗于京军十二团营中选拔精锐，编为前、后二营，与勇士营、四卫营同操练于西官厅，为“选锋”。可见，这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
地位与作用
对于御马监所统领的这支禁兵在整个京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内廷和外廷都看得非常清楚。弘治、正德间御马监太监宁瑾曾宣称：“腾骧等四卫勇士旗军，乃祖宗设立禁兵，以备宿卫扈从，名为养马，实为防奸御侮也。”正德时兵部尚书许进也认为：“勇士名虽养马，实为禁兵，防奸御侮，关系重大。”
统领禁兵，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
来自网络
③ 历史上有名的秘书
姜尚，文种，商泱，管种，张良，诸葛亮，长孙无忌
资料自己到网络搜吧，贴不下了
④ 中国古代有哪些优良的秘书传统值得后人继承
秘书工作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分析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特点，从中汲取养分指导现代秘书工；分析当代社会环境，并且古今对比，反思现代秘书工作的现状。并三者相结合，探寻现代秘书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职业素质。使得秘书工作在新的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字：古代秘书工作特点、现代秘书工作、继承与发展
1936年三月十二日，河南安阳殷墟127坑中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同时在甲骨堆的旁边发掘出一具人骨。甲骨是用来记录商王占卜内容的，而数量如此惊人的甲骨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甲骨坑中，很显然，是由专门的机关、人员收集整理保存的。现在学术界公认为挖掘出的尸骨的职位是“贞人”，即负责保存管理卜辞的人员，那么讲来，“贞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秘书”遗骸。 当然，秘书的历史并不是仅仅只有从商朝开始这么短的历史。从理论上讲，早在远古时期部落联盟氏族社会刚形成的时候，出现领导人员的同时，秘书这一职位就已经诞生了，最起码，秘书这一职位的工作方式已经诞生了。也就是“秘书和秘书工作是随着文字产生、阶级与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传说，黄帝史官仓颉始作书契，由此可以印证秘书的工作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专门设立掌握秘书工作的官员，有史可辑的从黄帝时期的的史官仓颉开始，上古三代的太史令、左右史、秩宗 ，到后来的尚书令、明代的阁老，六科，通政司，六书房，明代后期的司礼监，清代的军机处、以及清代地方的师爷等。 脉络清晰，秘书的工作也具体化，立体化，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系。 秘书的工作和中华悠久的文明紧紧联系起来，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中华文化。养成了中国秘书工作独有的特点。
⑤ 历史上有名的秘书有哪些（歌颂和反映一下欣赏和敬佩的秘书）谢谢各位哦
历史上有名的秘书...
你要说禁书，我倒能给你一大堆。。。
⑥ 历史上的秘书名人及其故事
1、姜尚（？—公元前1021年），字子牙，号太公望，是我国周初著名军事家。因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南阳宛县西），故从其封姓，也称吕尚，一吕望。新乡市卫辉太公泉乡人。
姜尚青年时期，家境穷困，曾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今河南孟州市）司厨卖饭，他还在商朝做过官，因感商纣王昏残无道，辞官而去。游说诸候，无所遇，遂隐居下来。《孟子》曰：“太公避纣（乱），居于东海之滨。”后来，姜尚听说周文王（西伯）在西歧崇贤尚老，就千里跋涉，迁徒陕西。这时的姜尚已是古稀之年，但他音识曲籍，见闻广博，胸怀治国之道，心藏用兵之术，兴世强国之心不衰。相传，姜尚到陕西后，垂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周文王听了姜尚侃侃而谈治国安邦之策，赞赏不已，遂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尊号“太公望”，并立为掌管军事的“太师”。公元前1066年（一说1027年），武王以姜尚为国师，率部伐纣，由孟津渡河，大战于牧野（今新乡市郊），纣军纷纷倒戈，纣王见人势已去，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姜尚辅佐武王灭商纣有功，封于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为齐国始祖。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亦称“齐太公”。成王时，曾被授权自以讨伐有罪之小国，齐国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周初大国。相传作有兵书《六韬》。
太公卒后，归葬于故里，后人在太公泉上修建了太公庙、太公祠，以示怀念。
2、张良(?—前186)，宇子房，西汉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
秦灭韩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倾全部家财寻求刺客，企图暗杀秦始皇，为韩报仇。后乘始皇东游之机，与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未遂。于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曾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进据咸阳时，看到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很想留居宫中；张良说刚入秦就想贪图安乐，这是“助桀为虐”。刘邦听了，立即还军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拥护。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想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之后，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劝说刘邦封旧有怨隙的雍齿，以安抚功臣的不满情绪；力主建都关中，拥立刘盈为太子等。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3、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4、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5、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兄弟，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中期的权臣。霍去病死后，他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做事持重，深得汉武帝赏识，在公元前87年病危时立八岁弗陵为太子时，汉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辅佐少主。
霍光 职业生涯编辑本段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于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他的女儿和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结婚。后来上官安的女儿通过盖长公主的关系，进宫做了婕妤，后来立为皇后。上官安得以加封桑乐侯。上官桀为感谢盖长公主，多次为公主亲信求官，都被霍光拒绝。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把持朝政，致使双方矛盾日益紧张。桑弘羊在盐铁官营等事务方面和霍光意见相左。公元前80年，上官父子、桑弘羊、谋取帝位的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共同密谋，企图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天子。最后事情败露，上官父子、桑弘羊被族诛，燕王和盖长公主自杀。此后，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势力达到高峰。
在辅佐昭帝期间，霍光继续执行武帝末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继续发展，国内富足。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和匈奴的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恢复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为他没有儿子，霍光拥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即位。但刘贺因为荒淫无道被废，霍光又立武帝之孙刘询，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很多赏赐。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
霍光 个人影响编辑本段霍光死后，霍氏家族的权势依然强盛。但后来霍光夫人毒杀宣帝许皇后的事被揭发，宣帝削夺霍家权力。霍家人谋划废宣帝立自家人。最后失败，霍家多人自杀、被杀，霍氏家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霍光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霍光善干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⑦ 历史上著名的秘书有谁
姜尚，文种，商鞅，管仲，张良，诸葛亮，长孙无忌
⑧ 古代杰出的秘书幕僚有谁
中国古代秘书职官的称谓多达60余种。在日趋复杂的国家管理活动中,古代秘书职官逐渐内趋向多层次容,但职能始终较为单一。除极少数(如唐朝的中书侍郎和清代的军机大臣)可以“参议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外,绝大多数秘书职官都是围绕国家的文书典籍来运转,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辅助工具。
在秘书职官系列之外,另有一类“秘书”名称—幕僚,也称为幕宾、幕客、幕友、西宾和师爷。
⑨ 求古今中外有名的秘书及相关资料
国内的
1、姜尚（？—公元前1021年），字子牙，号太公望，是我国周初著名军事家。因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南阳宛县西），故从其封姓，也称吕尚，一吕望。新乡市卫辉太公泉乡人。
姜尚青年时期，家境穷困，曾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今河南孟州市）司厨卖饭，他还在商朝做过官，因感商纣王昏残无道，辞官而去。游说诸候，无所遇，遂隐居下来。《孟子》曰：“太公避纣（乱），居于东海之滨。”后来，姜尚听说周文王（西伯）在西歧崇贤尚老，就千里跋涉，迁徒陕西。这时的姜尚已是古稀之年，但他音识曲籍，见闻广博，胸怀治国之道，心藏用兵之术，兴世强国之心不衰。相传，姜尚到陕西后，垂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周文王听了姜尚侃侃而谈治国安邦之策，赞赏不已，遂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尊号“太公望”，并立为掌管军事的“太师”。公元前1066年（一说1027年），武王以姜尚为国师，率部伐纣，由孟津渡河，大战于牧野（今新乡市郊），纣军纷纷倒戈，纣王见人势已去，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姜尚辅佐武王灭商纣有功，封于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为齐国始祖。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亦称“齐太公”。成王时，曾被授权自以讨伐有罪之小国，齐国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周初大国。相传作有兵书《六韬》。
太公卒后，归葬于故里，后人在太公泉上修建了太公庙、太公祠，以示怀念。
2、张良(?—前186)，宇子房，西汉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
秦灭韩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倾全部家财寻求刺客，企图暗杀秦始皇，为韩报仇。后乘始皇东游之机，与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未遂。于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曾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进据咸阳时，看到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很想留居宫中；张良说刚入秦就想贪图安乐，这是“助桀为虐”。刘邦听了，立即还军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拥护。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想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之后，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劝说刘邦封旧有怨隙的雍齿，以安抚功臣的不满情绪；力主建都关中，拥立刘盈为太子等。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3、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4、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5、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兄弟，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中期的权臣。霍去病死后，他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做事持重，深得汉武帝赏识，在公元前87年病危时立八岁弗陵为太子时，汉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辅佐少主。
霍光 职业生涯编辑本段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于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他的女儿和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结婚。后来上官安的女儿通过盖长公主的关系，进宫做了婕妤，后来立为皇后。上官安得以加封桑乐侯。上官桀为感谢盖长公主，多次为公主亲信求官，都被霍光拒绝。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把持朝政，致使双方矛盾日益紧张。桑弘羊在盐铁官营等事务方面和霍光意见相左。公元前80年，上官父子、桑弘羊、谋取帝位的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共同密谋，企图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天子。最后事情败露，上官父子、桑弘羊被族诛，燕王和盖长公主自杀。此后，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势力达到高峰。
在辅佐昭帝期间，霍光继续执行武帝末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经济继续发展，国内富足。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和匈奴的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势，恢复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为他没有儿子，霍光拥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即位。但刘贺因为荒淫无道被废，霍光又立武帝之孙刘询，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很多赏赐。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
霍光 个人影响编辑本段霍光死后，霍氏家族的权势依然强盛。但后来霍光夫人毒杀宣帝许皇后的事被揭发，宣帝削夺霍家权力。霍家人谋划废宣帝立自家人。最后失败，霍家多人自杀、被杀，霍氏家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霍光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霍光善干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