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有什么历史典故

㈠ 在日本比较热的中国历史故事有哪些

周围的日本人比较熟悉的有三国志，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吕布，貂蝉，曹操，基本都知道。大多是从漫画和游戏里知道的。其次就是秦始皇，关于长城和兵马俑的。其他的就要看个人对中国的喜好和了解程度了。

㈡ 日本能乐与中国京剧在历史上有什么渊源

能乐的历史比京剧长。京剧是从乾隆时才演变形成的，连300年都不到。

㈢ 我发现日本人好象对中国的历史很了解呢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当然要对假想敌足够了解
其次 中国对日本影响很大
再次 中国历史本来就很精彩 多了解也无可厚非

㈣ 中日友好交往有哪些历史典故呢

1963年，我国利用与日本佛教传承的历史渊源，以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作为打开中日邦交大门的钥匙，与东京、奈良相呼应，在北京和扬州组织了盛大纪念活动，鉴真纪念堂也在那年奠基；1980年，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友好交流，在北京、扬州隆重举办了迎接鉴真大师坐像回乡“探亲”活动。这两次活动，在中日邦交史上意义重大，更是扬州宗教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福冈：从历史走向明天

从地图上打量福冈，只是一个远离东京、在日本西南端的滨海城市。及至走近，一股神秘与 亲切交织的气息迎面扑来。
到福冈的第一天，日本的朋友就带我们去福冈市博物馆参观。 福冈，古称“博多大津”，自古就是日本面向亚洲大陆开放的重要窗口。大量翔实的馆藏文 物，生动地述说着昔日福冈作为日本国际交流据点的悠远历史；而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史，成 为其中最为珍贵耀眼的一页：日本最早的稻谷种植技术，就是大约公元前4世纪从中国最先 传入福冈的；一颗公元57年中国汉光武帝赐予福冈倭国国王的金印，1989年在附近的贺志岛 上一出土便被视为国宝；一艘精美的遣唐使船模型高悬风帆，记录着6世纪末至9世纪末日本 10多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僧，引进先进制度和技术的难忘历史；一件件平安时代末期 至镰仓时代遗留的陶瓷器皿，则钩沉出中国宋元时代商人大量侨居博多、博多由此成为中国 进口商品集散地的辉煌往昔……
佐贺县之行，又一次让我们体味到中日友谊的芳菲。
11月23日，细雨纷飞。一大早我们就从福冈驱车赶往毗邻的佐贺县，去参观著名的吉野里遗 址公园。正是星期天，又逢日本的“勤劳感谢日”，然而吉野里的工作人员却已等候多时。 这是一处占地54公顷的国家一级保护遗迹，囊括了从2万年前到16世纪日本不同时期的历史 遗存，1988年出土以来，已接待了来自海内外的参观者1250万人次。主人郑重推荐的重要考 古发现，是弥生时代的环壕部落遗址，其时正是我国的秦代到三国时期。在这些日本最早的 社会结构中，处处可见来自中国的烙印。漫步吉野里，环壕式结构的部落、低矮的半地窖居 所，还有独特的陶罐棺葬，都酷似中国的西安半坡遗址。3000多个陶土罐棺中有400个尚遗 白骨，而据考古发现，其中不少正属于三国时期渡海而来、定居于此的中国人。更让日本朋 友津津乐道的是，日本历史上神秘的卑弥乎女王，极有可能就生活在吉野里一带。弥生时代 的日本还没有出现文字，被当地人引为重要历史佐证的历史记载，是出自中国《三国志》中 的《魏志·倭人传》！
750多年前由中国传来的博多织锦，已被定为日本的国家级传统工艺品，至今仍是福冈人馈 赠客人的最好礼物；深受中国明清时代流入的青花瓷艺的影响，佐贺县的有田烧成为日本陶 瓷工艺的源头，有田町与中国瓷都景德镇也在几年前结为友好城市，技术交流不断加强……
流连西日本的短短几天，一段段生生不息、弥久常新的中日友好交往佳话让我们陶醉、沉思 。当我们走进西日本新闻社，造访这家九州地区最大的报业集团时，又引发了诸多感慨。
西日本新闻社座落在福冈市最繁华的天神地区。西日本新闻社作为九州地区影响最大的报纸 ，其历史可追溯到120多年前。现在每日32个版的日报发行量达41万份，读者为250万人，此 外还出版晚报和体育报等。由于九州、福冈和中国的特殊交往历史，西日本新闻社格外关注 来自中国的消息，多年来倾力于中日友谊的传播。对我们的来访也十分热情，清水社长、玉 川编辑局局长出席了为我们专设的座谈会，清水和幸秘书部长更是全程陪同参观。更让中国 同行感兴趣的是西日本新闻社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积极进取的姿态。为了提高办报速度 ，西日本新闻在全国各大报纸中率先采用了NWS和DWS联动的新技术，使编辑组版实现了一体 化，大大增强了竞争力。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现任编辑局 经济部长安川当时正任西日本新闻社驻北京记者，20日凌晨接到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后，他迅 速传回本部，此时日本时间已是3时46分，过了截稿时间。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编辑制作技术 ，西日本新闻社很快就在做好的版面中插入了整整3个版的相关报道，4时10分付印，成为日 本最先准确报道这一消息的报纸，由此获得了当年的日本新闻协会奖。
为地区发展作贡献是西日本新闻一贯的使命。早在100多年前，西日本新闻社就提出了建立 九州国立博物馆的倡议，想让这段珍贵的记忆从过去延续到明天，长久保存、永远鲜活。百 年推动，不改初衷。
即将告别福冈时，我们高兴地得知，日本政府终于作出了2001年动工建设九州国立博物馆的 决定，筹委会已正式成立……世纪之交偿夙愿，所有领略过西日本风采的中国人都由衷为此 祝福。

㈤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1、“九一八事变” 1931年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周围广大地区。

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2、“一·二八淞沪抗战”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

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了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一部，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困难，顽强战斗、不怕牺牲，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

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仍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3、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不仅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还被大大小小仗势欺人、狐假虎威的汉奸卖国贼欺凌，有人悲愤地写下这样的句子：“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4、“一二·九运动”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在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这一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迫在眉睫。

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心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向北平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游行遭到了军警的残酷镇压。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了起来。

(5)日本与中国有什么历史典故扩展阅读

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1、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使大量中国军人战死沙场。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实施大规模屠杀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了100多起惨案；

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导致中国军民大量死亡；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还强掳迫害中国劳工；等等。

2、资源财富被肆意破坏掠夺

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岛国，物质资源十分匮乏。近代以来，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一直谋求向外扩张，企图染指中国。日本大举侵华，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其所到之处，水源、森林、工业、农业、交通等无一不受到摧残和祸害。

3、沦陷区民众受尽磨难

日本在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这些严厉的控制政策如同沉重的枷锁，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

㈥ 日本历史上的典故

天文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归蝶来到尾张与信长举行婚礼，自此改称浓姬，意思是美浓来的公主。据传说她出嫁临行时，道三曾送给归蝶一把短怀刀，对女儿说：如果信长真是传说那样的大傻瓜，那么就用这把刀杀死他。而浓姬的回答却是：或许这把刀也会刺向父亲呢。

民间传说在柳生十兵卫二十岁时，将军家光一心以为自己已得柳生宗矩的真传，竟身穿夜行衣溜出禁宫，想碰到个把武士比试一下，结果恰好碰上了正在夜巡的十兵卫，十兵卫见此人行止鬼祟，便上前盘问，动手只一招就将其击翻在地，还补上一脚将其踹到了旁边的河沟里，等拿开蒙面的头巾方知是将军家光，家光颜面大丢，但也不好给十兵卫定罪，所以罚误触逆鳞的十兵卫回奈良老家“柳生庄园”闭门思过，在十兵卫三十二岁时家光原谅了他，重召他回到身边任职。

弁庆在比睿山落发出家，从此改名为“武藏坊弁庆”。之后四处游历，曾到过四国和播磨等地。传说弁庆曾在京都五条大桥（一说在清水观音寺附近）进行“刀狩”，只要看上往来武士身上的太刀便要求比武，在遇到源义经之前已经收集了999把太刀。源义经武艺高强、身轻如燕，让弁庆输得心服口服。从此弁庆便跟随在义经左右，成为义经最亲密忠诚的家臣。弁庆跟随义经开始讨伐平家，也成功为义经打胜了不少战争。平氏覆亡后，功高震主的义经受其兄源赖朝迫害，四处躲藏，弁庆一路相护，最后由北陆逃到奥州，投奔藤原泰衡处。得知义经在奥州的赖朝，胁迫泰衡讨伐寄居在衣川馆的义经。弁庆舍命护主，力战之后仍究寡不敌众，传说弁庆是身中万箭站立而死，即著名的“立往生”。

毛利元就十二岁的时候，带领着随从人员，参拜了安艺的严岛神杜。参拜结束后的归途中，松寿丸问随从：“你刚才祈祷了些什么？”“祈祷小主人成为优秀的家主，快一点当上安艺国的主人。”松寿丸听那个的话，竟然满脸的不高兴。“安艺的主人？真是愚蠢。为什么不祈祷我成为天下的主人？”随从一边为这样的言词感到吃惊，一边也在想提醒年轻的小主人。“对…但是，首先成为安艺的国主之后，才可以成为天下的主人。这是个顺序的问题。”松寿丸立即摇了头说“不对！祈祷成为天下的主人，最后可能只达到安艺国主的目标。如果从开始就盯着安艺国主的位置，是永远不会成为天下的主人的。人就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

㈦ 有什么日本的民间故事

日本鬼文化
在日本，立春的前一天叫做"节分"。这一天，不论在寺庙还是在每个家庭都举行一种叫做"撒豆驱鬼"的活动。它可能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追傩仪式，即一种过年活动。现在举行撒豆驱鬼活动时，在寺庙中，一般都是处于本命年的男人担当撒豆驱邪的任务。民间信仰认为，吃了和自己的年龄一样多的豆子就能在这一年平安无病，因此人们争先恐后地捡这种豆子。而在每个家庭里，没有专门规定撒豆子的人，往往由父亲戴上鬼的面具担当鬼的角色，孩子们向"鬼"撒豆子，这时候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鬼出去，福进来！"场面显得很热闹。虽然这个时节屋外还很冷，但从这种喊声中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春天即将到来的气氛。

在此所说的"鬼"与中国的"鬼"不同，它不是死人的灵魂，而是一种妖怪，念为ONI（日文作おに）。在日本，鬼是一种很普遍的妖怪。它们根据身体颜色的不同，有红鬼、蓝鬼、黑鬼等种类。它们的身躯比一般的人高大，头上有角，在很可怕的脸上还长着长长的虎牙，它们穿着老虎皮的兜裆布，手持带刺的铁棍。它们常常来到人间抢走公主或财宝，也吃人。因此，在日本的民间故事里它们担当的角色很像西方民间故事里的龙：一个英雄为了夺回公主需要进行斗争和惩办的对象。

妖怪一般住在深山里或海中的孤岛上。就是说，与人住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这与日本人的异界观念有关系。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把山、海看作是异界，是由人类以外的秩序来统治的、神和妖怪住的地方。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认为，妖怪是神衰落后的形象，从其根源来说它们二者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哪个民族，在对神的认识上都有这两重含意：神既能带给人们以富裕为代表的幸福，也有带来灾祸的力量。因此人们通过供奉神的方法来祈望除掉灾祸，得到丰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这些不相宜的东西不再害怕，它们就被看做是应该由人的力量来除掉的东西了。因此神也分为了好坏善恶的两个极端，好的仍然称为神，坏的就被称为妖怪。于是，妖怪就成了人们生活中总是应该被除掉的东西了。

日本的鬼，也是给人们带来灾祸的妖怪之一。所以，民间故事里的鬼也理所当然地向英雄们提供了发挥他们特殊能力的机会。在民间故事里，鬼一般都很凶恶，尽做坏事。但它们也带有过去当过神的痕迹，即在它们那里有很多财宝和宝贝。所以治服它们的英雄在救回公主的同时，也常常带回来很多财宝和宝贝。比如桃太郎带回来很多财宝后，尽力行孝，和父母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样的例子也同样见于中国：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主人公也常常从异界带回来宝葫芦，这相当于日本的"万宝槌"。在日本，治服鬼的另外一个英雄一寸法师，也利用它（万宝槌）变成了很英俊的小伙子。

这里提到的桃太郎和一寸法师都是日本民间故事中有代表性的治服鬼的英雄。他们的出生都不同凡响。一寸法师是没有儿女的老夫妻通过祈祷而得到的天赐的孩子，他一出生只有一寸大，并且一直长不大，与中国的枣核娃一样。桃太郎则是从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妇，在河边捡回的一个顺水漂流下来的大桃子中出生的。但与一寸法师不同，他却生长得很快。柳田将这些具有特殊出生经历的英雄叫做"小小人儿"，认为他们是古代日本人信仰的重要对象。就是说，只有这种具有神性的英雄，才能驱除可怕的鬼。

但日本人喜欢这些故事，不仅是由于古老的信仰原因，而且还在体味一种快感，即只有一寸的小小人儿或不到十岁的小孩子，治服比一般人还大还强的妖怪。日本人自古一直怀着一种心理：喜欢那些看似又小又弱的人打败又大又强的人，甚至创造了表现这种心理的专用词或典故（HOUGANN－BIIKI）。作为日本国技的相扑运动中没有规定体重级别也可能与此种心理有关。

关于鬼的俗语也不少。"碰到了鬼或者蛇"（前途吉凶莫测）、"连鬼都笑了"（预测遥远的将来）、"鬼得了铁棍"（因得了一件有用的东西，本来很强的人更强了。如虎添翼）、"鬼不在的空隙洗衣服"（阎王不在小鬼闹翻天，猫儿不在老鼠跳梁）、"鬼口边念佛"（猫哭老鼠，假慈悲）、"像砍掉鬼的头一样"（得意洋洋的样子，如立奇功）、"鬼也会流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流泪，顽石也会点头）、"鬼也有十八岁"（丑女妙龄也有相）等等不胜枚举。另外，学校里的学生们常常给特别严格的老师奉献的外号是"鬼某某"，其反义词是"菩萨某某"。对河滩上扁平坚硬的大石头，一般都叫做

"鬼的搓板"。所有的日本人小时候都大概玩过"鬼追人游戏"......就这样，鬼仍然活跃在日本人的现代生活里。
前面提到的"撒豆驱邪"活动中的鬼，学者们认为是中国的追傩传到日本的宫廷以后，再传到民间而形成的。因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边的方相氏装扮得奇形怪状，人们误以为他就是应该被除掉的邪恶的妖怪，于是他慢慢地变成日本的鬼了。另外，在日本从平安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的不动明王的画像形象上也与鬼很相似。再者，我们在中国古建筑物的门上常常见到的铺首，其形象也有点像鬼。职能上二者虽然不完全相同，但给人心理上的震慑感觉，大概也是一样的吧。这样说来，这种在日本已扎根很深的妖怪，也好像是个进口货。它在日本经过很多春秋，慢慢地进行本土化，到现在已经完全变成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了。日本文化有一个特征，即将外来文化吸收消化后，利用它形成自己的文化。从鬼的身上我们也能见到这一点。
中国鬼文化
一、中国鬼文化的成因
“鬼”泛指人死后与躯体相脱离而存在的各种“魂灵”。围绕“魂灵”问题，在中国历代社会的各阶层都 存在着大量的传闻和描述，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每每谈及鬼灵诉怨、冤厉索命等问题都津津乐道。 我们把这种围绕“魂灵”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古籍、典章、礼仪、风俗统称为“鬼文化”。 探讨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机制构成了本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意识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都可从社会存在中求得其依据， 鬼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从本原意义上讲，鬼文化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逐步形成的。当原始人还过着动物般的 生活，在意识上尚不能使自己和周围自然界分开时，就不可能产生鬼魂、精灵等表象。只有当人们为了谋取生 活资料，对自然界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逐步地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分开，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并认识了一 定的自然现象和过程，从而才有可能去寻找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在寻找上述联系的过程中，原始人看到 有些自然现象给他们带来意外的享受，而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祸害甚至伤亡。久而久之，人们对自然现 象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在生产斗争中获得的能驾驭自然力的知识，如两木摩擦可以生火，火可以燃 木，可以取暖、熟食等。另一种是人们对捉摸不定的自然力的各种错误的、幻想的观念，精灵、恶魔、善鬼等 表象就是这种幻想观念的一部分。他们把给人带来好处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当作善神、善鬼，反映了当时社会 物质生活的不安全性。把不利于人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当成恶魔，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人们在 自然现象面前所表现的软弱无力的恐惧心理。
鬼魂观念的形成除了上述社会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 体的构造，对梦现象的疑惑也直接导致了鬼魂观念的产生。人们在梦中会见别人或已死去的人，并和他们打交 道，做各种各样的事，醒来时却一无所见，这不但使原始人认为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一个实体，而且还从会见 已死的人的梦境中得出灵魂不死的结论。原始人还认为自己在梦中能飞翔、能入水，是离开肉体的灵魂比附于 肉体的灵魂具有更大的能力的表现。此外，梦中出现各种奇怪的似人非人的形象，也极易被原始人当作鬼怪存 在的证据。总之，原始人由于不能正确区别醒时的感觉与梦中的幻觉，以至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开来，视精神为 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实体，因而产生出鬼魂的观念。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害怕黑暗、畏惧死亡也是鬼魂观念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害怕黑暗是人类的天性之一 ，当黑暗遮没一切的时候，人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物，也就等于失去了自己，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人们需要设 想黑暗中有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对人具有威胁性，于是害人之鬼便有了产生的可能。畏惧死亡与 鬼的产生更是密切相关。一方面，生死是两种断然相异的状态，不久前还是精神十足的人，一死却变成了冰冷 僵硬的尸体。古人把两种状态相比较之后，认为死是人体内少了某种东西的结果，这种东西虽然摸不着，看不 见，却是使身体温暖、能活动、能说话的一种力量。我国古代的“三魂七魄”学说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印证。 另一方面，古代任何人一旦想到总有一天要对自己生活过的世界告别，个人的喜怒哀乐、世界的沧桑荣枯，都 将随着死亡而消失，不能不深感畏惧。为了摆脱这种死亡大限，人们便渴望死后有知，鬼魂观念便由此产生出 来，灵魂托生转世，无疑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安慰。
由此可见鬼魂观念的产生，既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有其重要的认识论、心理学依据。我国历史进 入阶级社会后，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方面被统治阶级大肆宣传，他们利用各种鬼魂 素材来愚昧百姓，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维护本集团内部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广大的人民群众 也常藉此手段来抨击时政，警世自律，消遣娱乐。总之，鬼魂观念一经产生，便经过纵向的历史继承和横向的 人际舆论，逐步形成了一种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二、中国鬼文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鬼文化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萌生，同时随着中国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变异、更新的 过程。纵观整个过程，我们发现中国的鬼文化由于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在总体上也呈现出与其它地域的鬼文 化根本不同的突出特征。
（一）家族宗法制的长期存在使中国的鬼魂观念与祖灵观念紧密结合，从而给中国的鬼文化留下了鲜明的 宗法烙印。
家族宗法制在西周确立之后，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以不变应万变，贯穿于中国社会三千多年， 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国鬼魂观念受其影响，在西周前后曾发生过质的变化。从殷都废 墟中发掘的考古资料看，西周之前的殷人的鬼神观依然存在着多种崇拜的倾向，日月星晨、风雨雷电、山川河 流都有灵魂，均具备降灾降福、佑人害人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殷人看来，父母及祖先的亡灵和自然界的其它 神灵一样也经常无端做祟，危害后代。“贞祖辛祟我”[1]、“贞妣己祟帚好子”[2]，这里亡故的考、妣和祖 考、祖妣无端做祟，和其它天灾人祸具有同等的意义。
周代以后，随着家族宗法制的确立，亲祖之灵作祟的提法逐步消失。因为在周人心目中，祖宗之灵是以“ 敬德保民”为己任的，他们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亲族子孙道德行为的监护者，绝不会无缘无故作祟，危害子 孙，干违背道德的事情。随着对祖宗亡灵作用的美化，祖先崇拜在各种崇拜中逐步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出现了 祠祭、家祭、墓祭等多种多样的对祖先的祭祀形式，特别是宗庙、祠堂作为祭祖的重要场所，其营建构造逐步 受到重视。《礼记·曲礼上》有所谓“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的说法，即诸侯、天子营建宫室，要 首先建宗庙。与之相适应，在宗庙、祠堂内逐步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祭祀活动，“月祭”、“四时之祭”等。除 此之外，对那些无主孤魂，以防其作祟，在郊外临时设坛进行“招魂致祭”。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与祖先崇拜 相连的祠庙建筑、墓地建筑广布于中国各地，组成一个文化传播的大系统。至今为止，我国有关鬼的小说、戏 曲、美术、舞蹈等所涉及到的人、景、物，大都与祖先亡灵、宗庙、祠堂、墓地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祭祖活 动的经常化、祭祖形式的多样化、祭祖意识的普遍化，使得中国鬼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家庭宗法特色，使之显著 区别于西方及其它地域的鬼文化。
（二）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道教是以老庄的哲学 为理论基础，以民间巫术、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并吸收部分儒学、佛学思想综合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体系。它自东汉中叶产生，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社会 的许多方面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
我们知道，民间巫术作为道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产生。巫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者 ，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等，是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 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依仗巫术祈福禳灾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期 ，随着“巫”走向衰落，道士代替了巫的大部分职能，如主持丧葬仪式、驱鬼求平安、超度亡灵等，成为操纵 鬼文化活动的重要角色，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道巫合一的局面。
此外，道教还吸收老庄哲学中“神人”、“至人”、“真人”轻举独往、逍遥世外的思想，迎合人们渴望 飞升成仙的心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据不完全统计，道教诸神共计430位之多。诸如：菩萨、玉皇 、玄女、财神、门神、灶神、海神、关帝、城隍等，还有众多行业神，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仙翁、乞 丐崇罗祖大仙等。至于鬼谷子、张天师、许真君以及人们常说的八仙更是妇孺皆知。通过对道教经典《道藏》 的研究，我们发现，道教的神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有名、有姓、有形、有质、有情、有欲，并有一部得道 成仙的生活史。道教的这种创造神仙的思维方法，极易给普通世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人死本为鬼，但只要得道 便可由鬼或变神或变仙，由此导致了中国鬼文化的鬼、神、仙相通，混杂不分的特点。
（三）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固有的地狱观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隆盛，它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地狱观” 上。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念相比，佛教的地狱突出“狱”的特点。即刑罚世间之人，无论生前贵贱贫富，死后 其鬼魂均要到阴间地狱接受冥王的审判，这无疑为进入阶级社会后，伸冤无门的中国百姓提供了一种心理解脱 的手段。佛教的地狱数目之多，为其它宗教所不可比拟，且极为混乱，大致有根本地狱、孤独地狱、十八层地 狱等。每类大的地狱又包括众多的小地狱。每种地狱内皆有多种多样的刑具，让亡灵在此以生前行为的善恶进 行或轻或重的制裁，而且还有以阎王为首，佐之判官、鬼吏、鬼卒的一整套管理地狱的官僚体系，所有这些是 我国上古幽冥世界观中不曾有过的。后来佛教的地狱观念吸收了中国早期幽冥观中“地下九层说”的某些因素 ，并与中国的官吏体制相结合，创造出汉化的“十殿阎王”。“第一殿：秦广王蒋；第二殿：楚江王历；第三 殿：宋帝王余；第四殿：五官王吕；第五殿：阎罗王包；第六殿：卡城王毕；第七殿：泰山王董；第八殿：都 市王黄；第九殿：平等王陆；第十殿：轮转王薛”[3]。各殿阎王职责分明，分管着阴间的各类事宜。可见佛 教地狱观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念互为补充、互为依靠，共同构成了中古以后我国庞大复杂的幽冥世界体系。
（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因其推崇“忠孝仁义”的做人原则，受其影响，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浓 厚的伦理至上性特点。
儒家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疏远的态度，孔子认为应当“敬鬼神而远之”[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5]。但另一方面，儒家对与鬼文化有关的丧葬、祭祀活动又给于高度的重视。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从 根本上讲，儒家承认鬼神的存在。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之所以对丧 葬、祭祀等鬼事活动给予高度的重视，其目的不完全在于事鬼神，而在于以此为手段来增强人们的忠孝仁义观 念，巩固尊尊卑卑的等级制度。曾参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6]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儒学创始者 及后世继承者正是以“民德归厚”为出发点，将“忠教仁义”的伦理观念注入纯属于巫术、仪式范畴的鬼文化 活动中。随着宗法制度的日益巩固，儒学对丧葬、祭祀的讲究更是到了繁文缛节、甚至不近人情的地步。历代 有关丧葬之礼的阐释、论著汗牛充栋，对孝子贤孙在丧、祭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推崇更是史不绝书。《礼记》 一书便是对丧祭活动进行完整归纳的代表作之一。这种把丧祭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义理化的做法，客观上极 大地推动了鬼文化的发展，同时又使中国的鬼文化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至上性的色彩，由此构成了中国鬼文化显 著区别于其它鬼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中国鬼文化的社会作用
由于中国鬼文化的上述突出特点，使得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即使在当今社会，鬼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也俯首可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 其作用的主要方面择其要而述之。
（一）鬼文化的发展，导致厚葬之风久盛不衰，使得大量财物被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
作为厚葬的标本，有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有咸阳北原和洛阳北邙山上那一座座栉比鳞次、气象 恢宏的汉代陵墓群，有北京的地下宫殿，有河北的东陵、西陵。人死了千方百计厚殓丰葬，把珍贵的金银珠宝 、绫罗绸缎，以至把陶俑、活马、活人塞进坟墓里陪葬的事，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 ，一般达官、显贵也相沿成习，竞相效仿。《潜夫论．浮侈篇》对东汉贵戚、豪门厚葬的情景作了生动的记载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儒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置葬，多埋珍 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与厚葬之风相适应，便是葬礼的隆重繁琐。西汉重臣孙光死后，送 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400余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送丧。霍去病死后，送丧时武帝发属国玄甲 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厚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之一。《晋书·索琳 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即新皇帝即位一 年后，要从每年所得的贡赋中拨出三分之一来修建皇陵。
（二）无论是上古神治、人治合一时期，还是后来人治、神治分离阶段，鬼文化的盛行都极大地影响了中 国古代的政治生活。
在上古人治、神治合一时期，“鬼”凌驾于一切政治之上，鬼神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政治行为上。例如，黄 帝即是华夏部落集团的首领，同时又是部落中最大的巫师。传说他“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 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7]。后来他与蚩尤逐鹿大战，参战者除华夏部落集团各氏族外，还有四方的鬼神。在神治、人治分离的过渡 时期，鬼神对社会政治的裁决权仍然表现的十分重要，这从殷商社会可以清楚地看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鬼，先鬼而后礼”[8]。国王事无大小，都必需请示鬼神而后决。
而代表鬼神发言的是巫史，巫偏重鬼神，代鬼神发言用筮法。史偏重人事，代鬼神发言用卜法。国王的行 为须征得巫史同意方可。到了神治、人治分离后，鬼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虽然不再具有直接性、决定性特点 ，但它仍然从思想上、精神上间接地发挥着影响作用。如，历代统治者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王族地位的神圣性 ，调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等。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因果报应的鬼文化观念作为政治的补充手段，更是有效地 钳制了下属劳动者的思想，起到了维护封建基层政权的作用。
（三）历代围绕鬼神有无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 的争论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神灭即无鬼，构成了无鬼论。神不灭即有鬼，构成有鬼论。自春秋战国到汉代，围 绕形神关系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论。墨子以杜伯鬼魂射杀周宣王、庄子仪鬼魂杖杀燕简公等历史记载为依据， 强调鬼神无所不在，主张敬祭鬼神。庄周用气的聚散来解释生死现象，强调“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 物以形相生”[9]。孔子则主张敬天法祖，敬鬼神而远之。稍后一些的荀况则直接否认人死为鬼。汉代桓谭、 王充借烛火之喻否定灵魂不死说。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神不灭论广泛流行，神形关系的争论遂 掀起一高潮，无神论者范缜写出《神灭论》名作，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哲学思想。隋唐之后，形神 关系的争论依然存在，时有交锋。正是在上述思想论证中，“生”、“死”、“形”、“神”等概念逐步成为 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仅此可见鬼魂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四）鬼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对包括文学创作、美术、雕塑、音乐、舞蹈、戏曲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 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学方面讲，一方面随着丧葬、祭祀等鬼事活动的进行，出现了与之有关的墓志铭、祭文、吊文等文体 ，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学士以民间鬼故事为基础创作了大量鬼神志怪作品，诸如：《搜神记》、《灵鬼志》、《 幽冥灵》、《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者在其作品上借鬼事言人事，以辛辣的笔锋对世 态炎凉，人间善恶给以淋离尽致的揭露。不仅如此，诸如“鬼哭狼嚎”、“鬼斧神工”、“神使鬼差”等鬼文 化名词，也早已融入我国文化的大血脉中。从艺术方面讲，鬼文化对中国的美术、雕塑也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钟馗捉鬼图》、《张天师骑虎镇邪》，民间年画中广为流行的《镇宅门神图》都是鬼文化观念的反映。敦 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的有关鬼文化的雕塑更是不胜枚举。除此之外，中国的许多音乐、舞蹈都直接 来源于上古人类巫祝祭祀鬼神的仪式活动。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鬼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既有社 会经济的原因，也有认识论、心理学的依据。它一经形成，受传统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便呈现出与其它地域的 鬼文化的不同的诸多突出特点。又在上述种种特点的作用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㈧ 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故事

660年，唐灭百济，为了复兴自己的朝贡国百济，日本出兵朝鲜，被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村江击败。

1592年起，丰臣秀吉发动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史上合称文禄·庆长之役（即万历朝鲜战争，韩称壬辰卫国战争）。

1874年5月，日本出兵3600余人入侵我国台湾，残酷屠杀我国高山族同胞。

10月，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现冲绳县）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

1879年染指清朝朝贡国琉球国，并改设为冲绳县。

1894年7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突然袭击在丰岛海面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重创“济远”号和“广乙”号；击沉“高升”号运输舰，造成700多中国官兵死亡，由此爆发中日“甲午战争”。

9月，日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中国北洋舰队，击沉4艘军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船250人，“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及全船270人已经壮烈的牺牲了。

10月，日军分两路侵犯我国辽宁省。

(8)日本与中国有什么历史典故扩展阅读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向同盟国投降的签降仪式。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茨海军上将、中国徐永昌将军、英国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依次签字。

㈨ 中国古代故事和日本古代故事的联系

和服最早期因中日文化交流而深受古代中国的汉服影响，尤其是日本历史上的古坟时代（相当於中国晋朝及南北朝时期）。但到了平安时代（相当於唐末宋初），由於中日因双方内外条件变化而暂时中断交流，日本文化进入了一个高度本土化发展的时期（也是一段自我孤立时期），和服的构造也因而更具有其本地色彩。
日本平民和服受东吴传来的编制缝纫风格影响较深，故称为“吴服”。而贵族的服装则受之后的唐朝影响更深，称为“唐服”。从镰仓时代起贵族和武士逐渐开始在家里穿着吴服，从室町时代开始上层贵族也开始穿着吴服。江户时代起吴服的样式和今天的和服已相差无几。今天，平民在节日、庆典上多穿着吴服，即一般意义上的和服，而皇族礼服仍以唐服为主，偶尔穿着吴服，礼服中最华丽的是十二单。
吴服（ごふく）一字的产生，是源於中国三国时期，东吴与日本的商贸活动将纺织品及衣服缝制方法经传入日本的缘故。在更加精确的层面上，吴服一词是专指以丝绸为面料的高级和服，而用棉布做的和服会用「太物」来称呼。昔日吴服与和服两种概念是分别的（因贵族所穿的和服样式大多不是源自东吴而是源於唐朝，而该类服装以前亦被称为「唐服」），但今天这两种概念已几乎重叠。现在很多卖和服的商店，招牌上会写着「吴服屋」（呉服屋），可见两词已经基本上同义化。

㈩ 中日友好交往有哪些历史典故

秦汉唐等古代的就不多说了，说说近现代的吧
聂荣臻同志以博大的胸怀拯救了日本阵亡人员的女儿,感动了侵华日军,更感动了日本人民,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中日民间友好的真谛.
回顾上世纪历史,翻开尘封的往事,在65年前的华北大地上,发生过一段“将军救孤”的动人故事.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寇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聂荣臻所率领部队的两名战士从炮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
聂将军得知后,亲临看望,并指示一定要将两位小姑娘送回日军驻地.
时光荏苒,时代巨变.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两国进入了新时期.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热烈反响.日本媒体对聂将军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动,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姐姐,就是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的美穗子.随后,中日友协盛情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年过八旬的聂帅于1980年7月14日在北京接见了美穗子一家.此事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段美谈.
风霜催人,又是25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生活得好吗?她与中国还有交往吗?记者近日专程前往都城市采访.
将军唤起少年记忆
都城市地处九州岛南端.今年1月,它与周边4个町合并后,成为一个拥有17万人口的城市.年仅35岁的长峰诚市长热情地谈起聂将军救助日本小女孩的佳话,以及都城市与中国的交流.记者在都城市国际交流促进室河野室长和日中友协都城支部长来住新平先生的陪伴下,走进了美穗子的家.
美穗子家住梅北町,靠近马路,独门独院,外面是她家经营的小五金店.这是一栋典型的日式家居,房前长着数株修剪齐整的松树和南方特有的铁树,院子里铺着碎石子,质朴清洁的院落显示着主人的勤劳.
美穗子和丈夫昭男笑着出来迎接,把我们引进客厅.房内摆满了中国朋友送的诗画和纪念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帅接见美穗子全家时的照片,以及写给美穗子夫妇的“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的斗方,聂帅送的两扇山水屏风装饰在客厅间隔的拉门上.《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作者姚远方赠送的诗作挂轴也放置在客厅里.
美穗子原姓加藤,婚后随了夫姓改姓“栫”.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穿一件普通花衬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美穗子笑着说,“我1936年7月10日出生在中国,现在都快69岁了.”她丈夫昭男在一旁说,“不知为什么,她到中国时经常被人说长得很年轻.”
宾主入坐后,大家自然谈起了往事.美穗子说,她们姐妹获救后,被送到石家庄的石门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瑠美子因消化不良不幸死去.她本人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美穗子在穷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饱尝了人间苦难.她说,因为是战争孤儿,小时候经常受欺侮.由于贫穷,一直边上学边干活.中学毕业时想进纺织厂干活,却因为没有双亲没被录取.
她说,与丈夫昭男是在农业协同会打工时认识的,那时昭男身体很弱,但为人可靠.1956年,20岁的她结了婚,婚后两人共同经营起小五金店.昭男插话说,美穗子为人朴实坚强,刚结婚时觉得她表情很忧郁.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多亏了美穗子照料.1990年,昭男得了脑梗塞,现在家调养,每天要服用11种药.美穗子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她还有7个外孙,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是在参观聂帅展览时照的.
于劫后余生的经历,美穗子说,“小时候听祖母讲过父母都被卷入了战火,自己记忆不甚清楚.因此直到1980年,她对自己的身世不愿多想,渐渐也都遗忘了,是中日两国的报道和事后的调查唤起了幼时的记忆.”美穗子在1980年6月写给聂帅的信中说,“据伯父讲,我被八路军领走,后又送回来了……回国那阵子,我常常向祖母讲起‘吃梨’和‘坐挑筐’等事情.”
故地重游一往情深
美穗子回忆说,是姚先生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发表后,引起两国新闻界的关注.
最先找到美穗子下落的是日本《读卖新闻》.该报记者通过一系列调查找到了与中国报道情节相似的加藤清利一家,但仍无法证实美穗子就是那位“小姑娘”.该报记者拿着中国通讯社发的聂将军与幼女在一起的照片,找到已改姓的美穗子.美穗子觉得照片中的小姑娘也许就是自己,当时前往中国认领美穗子的伯父也觉得“很像”,还说他当年听美穗子讲过“吃梨和高粮米,被放在篮子里”的故事.这些与中方提供的情节完全一致,证实了美穗子就是当年的“日本小姑娘”.
将军救孤的美谈传开后,美穗子接到上百封来信,并连续接受记者采访,成了热门新闻人物.随后中国使馆王公使寄来了中日友协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的请帖.怀着激动与不安,美穗子全家在1980年7月10日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那天恰好是她44岁生日.
美穗子万万没有想到,她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欢迎”.聂帅的女儿聂力对她说,“见到你很高兴,我父亲一直等着你的来访.送上我家里盛开的玫瑰和菖蒲”.美穗子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她也没有料到,在北京饭店,人们已经为她摆上了漂亮的生日蛋糕……
在中国的两周里,美穗子一家访问了北京、石家庄、杭州、上海等地,参观了天安门、长城、革命军事博物馆、井陉煤矿,受到热情的接待.最令她终生难忘的还是与聂帅的见面.7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聂帅与美穗子在40年后重逢,美穗子如同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激动得哭起来,并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聂帅表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美穗子在手记中说,那次中国之行,一路上不知哭过多少次,她心中长存的隔阂也一扫而光.
聂帅曾回忆说,“我看到送过来的孩子时,马上叫来看护人员,让她们好好照看孩子,命令部下从村子里找来妇女,给小一点的孩子喂奶.给大一点的孩子一个梨让她吃,可她怎么也不吃,用清水洗了之后再递给她时,吃得津津有味.较大一点的孩子总是用小手拽着我的裤子,无论走到哪里都紧跟着.我当时想要不要我自己来扶养她们.”聂帅送交孤女时,让护送的战士带给日本官兵一封信,信中写道,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美穗子这样的孤儿是无辜的,所以中国人民不会与日本人民为敌.
那次会见后,美穗子觉得聂将军本人比照片上更和蔼慈祥,聂将军就是父亲,她很想叫声“父亲”.1982年5月,美穗子得知聂帅生病,特地到北京看望,一声“父亲”,道出了美穗子对聂将军的感情.
再生之旅拜谢恩人
美穗子家客厅的壁柜里摆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张报纸,那是宫崎县《日日新闻》报道聂力访问都城市的一期,上面有聂力与美穗子的合影,题目是“日中战争时成了孤儿,被中国将军救助,与救命恩人的女儿再会,请到家里欢谈,继续友好”.美穗子专门请人将它做成了便于珍藏的金箔版.
1998年,聂力作为中国妇联代表团团长赴日本访问,在访问都城市时转达了聂帅希望他的故乡江津市与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愿望,这一建议受到日方积极响应.第二年,该市市长率团出席了江津市为纪念聂帅诞辰百周年建立的聂帅陈列馆的揭幕仪式,签订了友好交流协定.
江津市与都城市因聂帅与美穗子结缘.为纪念两市友好协议,中日合拍的反映日军侵华暴行的电影《陈宝的故事》在都城市上映,许多日本观众表示“应该向中国谢罪”,要求再次放映,给孩子们观看.2001年7月都城市举办了聂帅与江津市的展览,观众留言说,“有幸了解这个动人故事,强忍眼泪看完了展览,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要把中国人民的善良告诉下一代”.还有的说,“看后心中充满了对聂帅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之情.期待日中两国永远友好”.2002年,都城和江津联合举办了“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都城、江津市友好交流座谈会”,呼吁为创造和平的21世纪,发扬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
来住新平先生是日中友好的实践者,也是研究美穗子故事的“权威”.他在“以人道主义为起源发展的友好运动”中说,“能在残酷的战争中救出恨之入骨的敌军的孩子,还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并将她们送到敌人的阵地,这是人道主义精神最好的体现”.
劫后余生的美穗子怀着报恩之心与中国交往.由于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她受到日中友协全国本部的表彰,还被选为都城友协的理事.2002年8月,在获救62年后,美穗子再次回到再生之地,到井陉矿区、井陉县、平山县进行“谢恩之旅”,沿当年的被救路线一一拜谢恩人.
这次访问中,她参观了井陉矿区的万人坑纪念馆,祭奠死难的中国矿工；并去中古月村给照料过自己的八路军战士封奇书扫墓,还到曾给妹妹喂过奶的平山县陈文瑞老人、最初带着聂帅的信挑着姐妹俩送到日军驻地的李华堂老人的坟前烧香祭拜.当她得知,人们找到了当年直接将她从战火中救出来的年仅17岁的战士杨仲山时,激动地立刻写信对他表示感谢,并说下次来中国,一定要安排时间,亲自拜访老人家.
美穗子所到之处都受到诚挚的接待,在井陉县洪河漕村,全村仅500人,结果来了上千人欢迎美穗子.美穗子学习过的梅北小学与洪河漕村的小学结成友好小学,都城友协用募捐的钱为洪河漕村小学购买了电脑和课桌,还在辛庄中学建立了“纪念美穗子获救援助升学制度”,每年对10名优秀学生提供高中学习的全部费用.
美穗子一家都在实践日中友好.长女真智子说她受聂将军人道主义精神的启发,自己也尝试为社会做些事.她说最令她感动的是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聂将军时的情景.2003年11月,她代表母亲再次访华,出席了洪河漕村“聂将军与美穗子雕像”和井陉矿区“美穗子获救纪念碑”的落成仪式.为了纪念百团大战和美穗子的被救,中日双方共同出资的“井陉都城友好纪念馆”也将于今年8月在井陉县正式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