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这一句话该如何理解:
其实，你结合一下上下文，特别是这句话后面的话，你就明白了。让西方作家好奇的是，在公元前后的中国，竟然能够让自由经济的萌芽展开。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估计你想问的其实也就是“自由经济”。王莽实施了哪些改革使得西方作家认为是自由经济呢？其一就是王莽改制中对数字的理想型的应用，没有必要把王莽改制的条目详细说明，只是简单描述一下即可看出端倪：土地国有，8口之家不得超过900亩；更低分配，1对夫妇有地不低于100亩；每人每年缴纳布帛1匹等。这本来是好的，并且为自由经济铺垫了基础。可是，当时的王莽是没有办法来核实什么是8口之家，甚或1对夫妇的，更别提去核实900亩或100亩的真伪了。人口之无法核实已动摇其基础，惠及百姓之好处又无从调理去配给，结果可想而知了——百姓直接反了。
其二信贷制度与政府干预。王莽还建立了信贷制度，有点像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有点类同王莽，不细说）。就是百姓遇到生活困难而钱又不凑手的时候，政府给予帮助，到时只收取本金不收利息。如果百姓希望经营生意，那么就得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切记，这个利息是赚取的利润的十分之一，不是贷款本金的。工商业都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个所得税就是今天的企业所得税，不过要低得多，是十分之一。
政府放贷，让钱流通于民间，而且政府只收取增加了的财富的提成，如果亏本就连利息都不收，只收取本金。你想啊，如果现在的政府能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要加快翻翻啊！多少人死于窘困？多少企业死于流水运转失灵？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政府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难道不值得西方作家好奇和激动吗？多么牛逼的一代大帝！这可是现代政府想做都做不好的事情啊！
可是还得回到数字化管理上，越是严谨的经济政治政策越要求严谨的数字管理能够跟上。而王莽那个时候，是不具备数字化管理的，不要说王莽，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旧不具备。这就像拿着一根细线去栓老虎，即便结打得再结实，线依旧会断掉。
王莽的改制并没有持续多久，有的不分甚至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并且在这一两个月里也没有得到实施。
脱离了实际的空谈，最终依旧落得绿林群起，革了他的命。
2.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评价中国某个时期经济发展时说：“这些工厂好像商业组织，可是他们没有相对应的
【解释】因为产销链条是“购买(从供应商处)—生产(可以是委托生产版也可以是自己生产权)—销售(推销员向客户)—消费(最终消费者)”。题目中,有一句话是“他们是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说明当时的中国只有制造商而既无供应商也无客户。所以从中国历史年代来讲,只有国营工业是没有供应商的,而最严格也最典型的国营工业是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在什么时代有生产能力而没有购买能力呢？只有1861～1895(咸丰十一年～光绪二十一年)这35年的洋务运动期间。
3.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
选C是很有问题的。自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来，化家为国，贵族阶级失势，嗣后虽有反复，大体上仍走向消亡。其一大结果是：全国形成天子--县令--百姓的统治体系，此种体系简单而牢固，保证了政府可以直接向民众收税，这是集权的一个好处，并非障碍。西方在中世纪时，地方各自为战，中央往往无实际的统一，且贵族名下多有家奴，所以极难形成对最低层民众的管辖，自然也就无法直接收税了。
不要提到中央集权就是不好的，西方人以前还羡慕的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