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㈠ 中国古代发生的革命事例和历史作用

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方面的文件在当时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国方面的文件一直到九十年以后，即1932年才发表。而且，双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观点；在战争期间普通中国人民的经历则没有详细的记载，也没有被很好地进行研究。甚至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了解。例如，当地的中国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两国战争的消极旁观者？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种观点和事例是相互歧异的。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原因是那种把历史事件主要参与者分割开来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这不但是指十九世纪外国侵略者和进行抵抗的中国统治阶级之间在语言、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而且也指在二十世纪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成为革命者时，在中国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的类似的差异。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
这些巨大的冲突和变革的运动，即发生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以及在新旧中国之间的这些运动，已经在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最突出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世界的看法；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就是按照这种看法，在十九世纪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他们信仰民族国家、法治、个人的权益、基督教和科学技术，以及使用战争来为进步服务。
旧中国统治阶级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信仰经典的儒家教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子高居于一个和谐的、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并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诚然，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当比较古老和变化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却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一代先行者寻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对于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季世的这种新观点，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传统观点的一致性。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也将继续发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国的历史观也同样如此。可以预期，它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吻合的。不过关于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当代的各种思想对这些问题仍会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对中国的和外国的、儒家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历史观的对立，现在已被各种水火不相容的观点的论战所代替。现在的这些互不相容的观点都涉及到近代史的性质这一领域，这一事实只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争论。但是，在了解今天的历史渊源的努力中，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十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觉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
在最初阶段，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都认识到：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十年左右，发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紧接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还有第二种认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们发觉自己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犹如民族主义者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扩大了的民族主义的国际社会一样。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王朝旧政权在十九世纪后期所承受的外国特权的负担日益沉重。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不断扩大就表明了这一点：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五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五十个；缔约列强各国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航行的范围，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关，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驻军，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对近代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能激起爱国的义愤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外国的侵略就日益被称为“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认为是必须加以消除的国耻。
伴随着这个观点而来的还有另一种认识，即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这表现在他们为外国人工作，并且从罪恶的鸦片贸易、贩卖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业来剥削劳工的罪恶活动中同外国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堕落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军阀的割据、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面。中国的这一切弱点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即满洲人的异族朝廷、古代经典训练出来的陈腐官吏、享有垄断较高文化知识特权的文人学者和剥削贫苦佃农的地主。所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样，在二十世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就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术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它们的阐述，就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在一个农民依然占绝大多数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的广袤国度里，国内统治阶级和外国的侵略仍突出地成为过去遗留下来、而今天仍然必须与之搏斗的两大罪魁祸首。
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已。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然而，我们这一卷既要重视现在，又要重视过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要再现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些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历史观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了解中国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必须了解他们在旧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着手进行这样的研究，帝国主义的形象就会被勾划出来。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当今天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研究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将分解为种种因素和情况。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是个庞然大物，它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它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并且对于与外国接触的反应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总的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国由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功地对付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强大的军事防线。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国的政治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还有另一个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对外国的侵略反应迟钝，这就是蛮夷入侵的传统，以及这些入侵的蛮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
这样，一幅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就浮现了出来，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是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应。后来中国人与侵略者打交道时自有定见，就没有迁就外国的制度。例如，清朝并未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之中而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只许他们在边远地区活动，正象其他外国人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正如改革家梁启超后来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

㈡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历史性的革命是

1、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内转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容，中国的广大人民，深受三重大山的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
2、1956年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标志着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1956年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
3、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㈢ 中国革命历史

水缸的秘密

瑞金沙洲坝的杨大娘是红军家属。大儿子参加红军以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里里外外什么事都要她自己操心。

1933年7月的一个傍晚，杨大娘浇完菜园，回家准备挑水做饭。她刚拿起扁担，却发现水缸里的水满满的。大娘奇怪了：前天水缸满，昨天水缸满，今天水缸又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她问小儿子：“小发仔，下午你挑水了吗？”

11岁的小发仔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我没挑。”

杨大娘越想越觉得奇怪，就跑到田头问代耕队长：“我屋里那口水缸，天天都满满的。是你派人给我家挑水了吧？”

“没有啊，”代耕队长也感到奇怪，将信将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

正说着，上屋的二婶也提着菜蓝子走过来搭话：“是啊，我屋里的水缸也是干了又会满，满得都快要溢出来 了，不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代耕队长把斗笠往头上一扣，笑笑说：“毛主席主张调查研究，你们该去调查调查呀！”

杨大娘和二婶觉得这话有理，俩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杨大娘擦桌子、洗衣服，不到下午，满满一缸水就用完了。她故意不去挑，也不下地干活，早早拿起一双鞋底，坐在门口，和二婶你一针我一线地纳起鞋底来。她俩鞋线扯得嗦嗦响，纳好鞋底又上鞋帮，四只耳朵听动静，两双眼睛观八方，边做针线活，边搞起“调查”来。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半点儿动静，她俩心里纳闷极了。

太阳离西山只有两竿高的时候，杨大娘忽然听见屋里的后门响了，接着又听到水桶铁钩碰撞的声音。她俩惊喜地互相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这回捉到了！”说着站起身就往屋里跑。

杨大娘刚进门，差点跟一个挑着水桶的人撞个满怀。她抬头一看，见这人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红军制服，正冲着她和二婶笑。望着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她觉得很面熟，但是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二婶一下就认出来了：“呀，这不是毛主席吗！”

二婶拉着毛主席坐下，杨大娘赶忙端上一碗茶，说：“毛主席，你来沙洲坝不久，可处处爱护体贴老百姓，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呀！”

毛主席喝着茶，和两位红军家属聊起家常来，问她们：生活有没有困难？代耕队耕的田满意不满意？房子漏雨不漏雨？小孩子在列宁小学的功课好不好？一直谈到天擦黑，毛主席又要去挑水，非要把水缸挑满不可。杨大娘拗不过，只好答应了。

毛主席为杨大娘和二婶家挑水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㈣ 中国发生过哪些革命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古代和近代）

很著名的革命有：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北宋末期的农民起义，水浒传的故事。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还有每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大事件！

㈤ 中国历史上三次革命分别是什么

1、前221年，秦始皇复统一全国，建立专制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1911-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建立了近代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

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5)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扩展阅读：

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所以中国革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史，是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教材。

㈥ 研究历史的学者 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分2步走必要性是什么

毛泽东在总结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专命分“两步走”属的思想，即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其原因在于：第一，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只有首先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第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第三，不同性质的革命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阶级阵线，如果“毕其功于一役”，必将四面出击，分散我们的革命力量，结果欲速则不达。而且还会把革命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阶级阵线，削弱革命的力量。

㈦ 中国第一次革命指的是什么历史事件

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其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所以这场革命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列。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革命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前史。因为这场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留下或提出了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在此之后，就有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

(7)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亦即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亦即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革命，是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