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的历史

㈠ 中国自建国之后的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或历史，只要大的宏观的时间阶段就好了

财政政策：分紧缩型货币政策和宽松型货币政策。不知道你问是你不是这个，如果不是的话，经济形式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㈡ 中国近代财政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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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理论变迁的历史回顾http://l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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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及对该阶段财政著作的影响http://www.cqvip.com/qk/97155X/200703/23781083.html

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
绪 论
第一章 清朝末年近代财政思想的发端
第一节 清末财政思想近代化的动因
一、财政危机的加剧与财政应对之策
二、经济结构转轨与财政思想转型
三、政治改革展开与财政观念嬗变
四、中外学术、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财政视野的扩展
五、教育兴革与财政理论人才之成长
六、知识体系转型与现代财政学的展开
第二节 清朝末年的公债思想．．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公债思想
二、梁启超的公债思想
第三节 清末西方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一、西方预算制度的演进
二、19世纪末西方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三、20世纪初西方预算思想的进一步传播
四、清末预算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第四节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思想
一、前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二、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思想之滥觞
第五节 税收改革思想
一、关于举办印花税的探讨
二、关于所得税的议论
三、关于遗产税的议论
第二章 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财政思想
第一节 财政制度与财政思想特点
一、财政制度的变迁
二、财政思想鸟瞰
第二节 理财政策思想
一、周学熙的理财思想
二、熊希龄的理财思想
三、梁士诒的理财思想
第三节 税收改革思想
一、关于所得税的议论
二、关于遗产税的探讨
三、关于印花税推行的议论
四、关于营业税与登录税的议论
五、关于通行税的争论
六、关于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的讨论
第四节 孙中山“节富助贫”的财税思想
一、“平均地权”中的财税思想
二、“节制资本”中的财税思想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的财政思想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财政思想
第五章 国民政府后期（1945-1949年）的财政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我国财政理财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著名思想家黄遵宪曾经提到过“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并且黄遵宪是把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结合起来了，在财政收入上提倡采用量入为出，在财政支出上则主张用量出为入。他是受了近代西方国家支出思想的影响的，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必须先有支出然后才能有收入。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也主张量出为入，认为即使多支出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虽然在清朝，量出为入被一再提及，却并没有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它只是出现在早期受西方影响的一些进步人士的观点当中，甚至不能称其为一种理论。

从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了绝对的地位，封建王朝的几千年中，基本上量入为出是被奉为圭皋的，量出为入则只是昙花一现，偶尔被提起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拯救摇摇欲坠的帝国。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都有其可取之处，而且二者不是完全矛盾的，所以当代财政在选择理财思想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它们的有机结合。

㈢ 中国历史财政人名单

中国历抄史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定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管仲，另一个就是商鞅了，他两个人属于经济发展的两个极端，中国自秦统一后，中国经济就在这两个人的经济观中运行，其中著名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唐朝刘晏、宋朝王安石、明朝张居正，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改革的。

㈣ 中国历朝财政历史

中国历代财政管理体制简论

赋税，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组织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国家存在的经济表现。它不但是维持公共权力的经济基础，对于经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形式。管理需要费用，费用来自财政，财政来自赋税。赋税在我国始于夏代早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更迭，出现了不同的赋税制度，一方面，它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们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借古鉴今，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探究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得失，对当前的经济形式发展可以说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先秦时期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史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孟子?滕文公》也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些记述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赋是夏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平民向国家交纳的实物地租。而夏朝的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贡纳。夏朝的"贡"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或间接统治区内的诸侯、方国或部落之贡，一是公社农民或其他类型农民的"五十而贡"，前者属于赋税或捐税，后者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

商朝仍沿袭夏的贡制。

周朝基本上是沿袭了夏商的赋税制度。西周实行井田制，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两周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齐，实行"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的税法，突破了井田制的局限；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实行“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变化。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从奴隶制赋税向封建制赋税制转化的开端。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实行“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是税收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标记。这个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二、秦、汉

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田租、赋税是秦国家的重要财产来源。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农民户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户赋收入，所以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明确规定："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仓律》还规定了庄稼成熟后，国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称"收泰半之赋"，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赋，实际上承袭了六国的旧制。

秦时的赋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徭役制度，就是无偿征取力役之课，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秦代的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其赋税形式和税制变化与封建割据封建统一及其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一致。秦代财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既首创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赋役制度的体系，又开拓了秦代独特的税制结构，因而秦代的赋税制度显示了其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一赋税结构产生了土地私有制，服务于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中国封建经济由此而得以发展。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代的编户制度使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

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魏晋至唐前期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赋税制度，至唐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租庸调税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并有一定的创新，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因此，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隋朝和唐前期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源的租庸调制，在当时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确实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作用。但是，随着唐朝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均田制遭破坏，土地兼并严重，编户流失，赋税剥削加重，国家财政收入日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租庸调制的不合理性更加明显。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①国家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②土著户（当地人）和客居户（外来户）均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主要是土地）多少定出户等，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税额。③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清，秋税限11月纳清，故称“两税”④两税依户等纳钱，按垦田面积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数为准，平均摊派。⑤租庸调和杂徭、杂税悉省，但丁额不废。⑥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是土地占有状况发生改变后的反映，是中国古代税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实行初期，统一了紊乱的税制，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来，弊端丛生，征敛趋于苛重。但由于两说法适应地主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税制的基本原则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四、宋、元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但将两税分为田赋，但是宋田赋全国并无统一法则。宋田赋的正额不高，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诸如支移、折变、加耗等，负担很重。与两税及附加税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杂税，如沿纳、新增设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宋还开始实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钞盐券，凭券买盐销售，宋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另外，宋还对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征税。但是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非常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甚至有现代学者评论说：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是具有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特点的法令。

而元政权占有中原的时间先后不同，各地原来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五、明 清

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业税-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差役。明代初行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其主要内容是以土地为主要征税对象，以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的征收；以县为单位统计差役、杂役所需人力、物力的总额，平摊到全县土地税中，作为土地税一起征收白银；另外将各种"均徭"改为按人丁数征收白银，称为"丁银"，由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代替原来的"民收民解"。 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

综观从夏商到清代的赋税制度及其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是不断进步的。每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之前的赋税制度的修正，使之趋于合理，行之简便。
希望采纳

㈤ 财政的产生有哪些历史条件

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和奴隶阶级版的形成。
国家财政产生的前提条件：
1、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产生是财政产生的物质条件；
2、社会分工的发展、公共管理的需要是财政产生的社会条件；
3、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成立是中国财政产生的政治条件
2、请从财政起源考察财政的定义。
财政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这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从起源上考察，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私有财产，社会分裂为阶级才产生了国家。国权家一旦产生，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实现其职能，于是才产生财政这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

㈥ 中国近现代的财政税收的发展历程

梵蒂冈的抄财政收入主要袭依赖于旅游业，开放银行，邮票，房地产租赁，银行支付利息，并捐赠给教皇进贡的钱，天主教徒的贡献等特殊属性。在许多北美，欧洲国家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而其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信贷和房地产，房地产的意大利首都唯一一家达到了46万公顷，黄金和外汇储备超过100十亿。 7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不断增长的财政困难，连年财政赤字的一年。
梵蒂冈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梵蒂冈采取敌视政策，在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中国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组织起来，断绝与罗马教廷，独立实施的关系，自办教会的方针。

㈦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我们的财政逻辑一般都是对底层的吸收，对于权贵的收入来源没多少消化

㈧ 中国财政史的内容提要

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依着经济运行和政治时局的动荡而波动的古老的历史范畴。

㈨ 求详细一点的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

中国历代财政管理体制简论

赋税，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组织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国家存在的经济表现。它不但是维持公共权力的经济基础，对于经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形式。管理需要费用，费用来自财政，财政来自赋税。赋税在我国始于夏代早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更迭，出现了不同的赋税制度，一方面，它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们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借古鉴今，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探究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得失，对当前的经济形式发展可以说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先秦时期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史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孟子•滕文公》也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些记述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赋是夏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平民向国家交纳的实物地租。而夏朝的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贡纳。夏朝的"贡"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或间接统治区内的诸侯、方国或部落之贡，一是公社农民或其他类型农民的"五十而贡"，前者属于赋税或捐税，后者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

商朝仍沿袭夏的贡制。

周朝基本上是沿袭了夏商的赋税制度。西周实行井田制，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两周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齐，实行"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的税法，突破了井田制的局限；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实行“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变化。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从奴隶制赋税向封建制赋税制转化的开端。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实行“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是税收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标记。这个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二、秦、汉

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田租、赋税是秦国家的重要财产来源。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农民户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户赋收入，所以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明确规定："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仓律》还规定了庄稼成熟后，国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称"收泰半之赋"，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赋，实际上承袭了六国的旧制。

秦时的赋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徭役制度，就是无偿征取力役之课，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秦代的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其赋税形式和税制变化与封建割据封建统一及其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一致。秦代财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既首创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赋役制度的体系，又开拓了秦代独特的税制结构，因而秦代的赋税制度显示了其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一赋税结构产生了土地私有制，服务于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中国封建经济由此而得以发展。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代的编户制度使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

赋役和力役是封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赋役立法。魏晋至唐前期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赋税制度，至唐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租庸调税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并有一定的创新，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因此，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隋朝和唐前期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源的租庸调制，在当时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确实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作用。但是，随着唐朝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均田制遭破坏，土地兼并严重，编户流失，赋税剥削加重，国家财政收入日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租庸调制的不合理性更加明显。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①国家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②土著户（当地人）和客居户（外来户）均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主要是土地）多少定出户等，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税额。③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清，秋税限11月纳清，故称“两税”④两税依户等纳钱，按垦田面积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数为准，平均摊派。⑤租庸调和杂徭、杂税悉省，但丁额不废。⑥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是土地占有状况发生改变后的反映，是中国古代税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实行初期，统一了紊乱的税制，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来，弊端丛生，征敛趋于苛重。但由于两说法适应地主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税制的基本原则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四、宋、元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但将两税分为田赋，但是宋田赋全国并无统一法则。宋田赋的正额不高，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存在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诸如支移、折变、加耗等，负担很重。与两税及附加税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杂税，如沿纳、新增设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宋还开始实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钞盐券，凭券买盐销售，宋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另外，宋还对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征税。但是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非常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甚至有现代学者评论说：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是具有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特点的法令。

而元政权占有中原的时间先后不同，各地原来的法制也有差异，形成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五、明 清

明和历代一样，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农业税-田赋是国家最大的财政进项，辅之以丁赋-差役。明代初行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明中叶以后，由于赋税沉重，百姓逃亡严重，原有的赋税制度日渐失效，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其主要内容是以土地为主要征税对象，以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的征收；以县为单位统计差役、杂役所需人力、物力的总额，平摊到全县土地税中，作为土地税一起征收白银；另外将各种"均徭"改为按人丁数征收白银，称为"丁银"，由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代替原来的"民收民解"。 一条鞭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镇守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负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同时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更加削弱了。.

㈩ 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变迁可以分为哪几个时期

循着制度变革、经济增长变化和重大外部冲击等发展线索，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专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十属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在制度上和增长表现上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个层次分期）：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成立后29年）；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阶段（改革开放31年）。在这两个大阶段内，可以划分若干小阶段（第二个层次分期）：1949~1978年这个大阶段，可分为1949~1956年和1957~1978年两个小阶段；1979年以后这个大阶段，可分为1979~1991年、1992~2002年、2003年至今三个小阶段[3]。这种“两个大时期”、“五个发展阶段”的分期，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60年经历的几个比较大的历史阶段，特别是政治领域和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