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峰中国历史研究院

❶ “北京人”头盖骨是国家几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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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
【名称】：北京人头盖骨
【拉丁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

【概述】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在周口店挖掘，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属旧石器时代。

【发现过程】

1929年12月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后来又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200多块骨化石,还有大量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灰烬.周口店开掘化石工作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一个创举，当时在中国无成法可遵。

后来龙骨山上陆续发现一些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属直立人种。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大约早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据说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于愈合。因为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世，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同年10月，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后来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这样，所谓“龙骨”的谜揭开了。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第二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们精力充沛，给整个现场带来了生气。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学术界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为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他顾不得寒冷，决定把挖掘工作继续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点，已经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觉得更冷了，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果真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天色越来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决定，继续挖下去，一直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止。这一夜大家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专人把这个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又过了几天，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城里。

1936年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二战期间，周口店猿人洞先后出土的全部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神秘失踪，再度震惊了世界。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腥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烟遗址和烧石、烧骨等。北京猿人制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并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丢失】

“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头盖骨”若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术研究员，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头盖骨”的意思。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头盖骨”出境。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李树喜公布的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船名“哈德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秦皇岛。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此不见踪影，至今66年……

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一共有5个；山顶洞人头盖骨3个；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北京人的残下颌骨13件；北京人的上锁骨1件；北京人的上腕骨1件；北京人的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山顶洞人肩胛骨3件；山顶洞人膝盖骨3件，还有硕猴头骨化石2件；硕猴下颌骨化石5件；硕猴残上颌骨化石3件；硕猴头骨化石残片1小盒；山顶洞人下颌骨4件，还有大量其他珍贵化石。

【寻找】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日本都开展了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寻找工作，但至今没有这些珍贵化石的下落。多年来，寻找“北京人”一直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学者呼吁的层面。1998年，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为首的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呼吁有关人士行动起来寻找“北京人”化石。1999年，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出“世纪末的寻找”的呼吁。但由于牵涉到日本、韩国等国外政府和相关人士，所以单纯靠民间的努力，很难取得进展。

2005年07月0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至此，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统一协调民间力量的寻找“北京人”行动机构诞生了。

房山区政府介绍，房山区委书记聂玉藻和区政府代区长祁红将分别担任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政委和主任，委员会的专家顾问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周国兴等。而此项工作将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寻找工作队，职责是：制定寻找计划，上报批准后，外出调查；实地线索追踪后，进行资料整理，及时上报；针对有价值的重要线索，经上报批准后，进行深入挖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对国内线索进行搜寻。

【北京人头盖骨的意义】

根据对文化沉积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 厘米(男)，150厘米(女)。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它资料。北京人化石就成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稀世瑰宝。，“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可想而知。

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ji yu计余）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五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这事件，成为震惊世界的失窃案。五十年代以来，人们继续寻找着；令人气愤的是，至今仍无结果。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人头骨化石理当回到他们的后代手里。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7种版本使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颗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❷ 中国哪所大学的历史系好

河南大学历史系很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河大历史系培养处好多，历史权威学家和考古学家。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前身为中州大学历史系，创建于1925年，是河南大学设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学院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长期以来形成中西交融古今贯通、既重视历史知识更强调历史通识的学术传统，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著名专家学者如范文澜、嵇文甫、蒙文通、高亨、姜亮夫、郭绍虞、马非百、朱芳圃、孙海波、孙作云、黄元起、胡思庸、韩承文等先后在此执教，曾在这里求学的尹达、石璋如、白寿彝、韩儒林等也成为享誉中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浓厚的学术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史学人才。
历史文化学院现有教职工81人，博士生导师12人（国家博物馆4人），专兼职教授25人，副教授21人；具有博士学位者30人，在读博士8人，河南省特聘教授2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4人，黄河学者1人，河南省省管优秀专家4人，河南省学术带头人8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中国古代史专业属于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为河南省精品课程，旅游管理专业属于校级重点培育学科。创刊于1951年的《新史学通讯》即现在的《史学月刊》，属历史类国内核心期刊，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为该刊题写刊名，该刊在国内外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由学生自己创办的学术刊物《历史文化论坛》，从1977年至今刊出40余期，为全国高校历史系交换刊物。
历史文化学院下设历史学系、旅游学系、文博系和世界历史等四个系科，拥有河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所、犹太研究所、旅游规划发展中心等科研机构。中国古代史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由河南大学和国家博物馆联合招生）。拥有历史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包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八个专业方向。旅游管理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为河南省最早的旅游管理硕士授权点。目前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00多名，本科生千余人。
古色古香的7号楼是学院的办公和科研场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院资料室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拥有18余万册图书，200多种刊物、30多种报纸。特别是《四库全书》、《清实录》、《明实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民国丛书》、《丛书集成》、《敦煌宝藏》、《隋唐五代墓志》、《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套书，是书库镇库之宝。除丰富的藏书外，资料室还拥有大量三四十年代的报刊，如《大公报》、《申报》、《盛京时报》、《晋察冀时报》、《抗敌报》、《政府官报》等报纸及《新青年》、《红色中国》、《东方杂志》、《妇女生活》等各种旧杂志。图书资料之丰富、种类之齐全，在全国高校文史类系科中名列前茅。
学院的文物馆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现已开展的有中国历代文物陈列、中国钱币——铜镜陈列、中国瓷器陈列。共有藏品3000余件，另有教学标本（含复制模型）300余件。

❸ 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棵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再次发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❹ 北京人头盖骨是何时在何地由何人最先发现的

只找到了下面这些:

大约早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据说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于愈合。因为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世，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同年10月，北京科学界披露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后来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这样，所谓“龙骨”的谜揭开了。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第二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们精力充沛，给整个现场带来了生气。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学术界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为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他顾不得寒冷，决定把挖掘工作继续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点，已经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觉得更冷了，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果真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天色越来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决定，继续挖下去，一直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止。这一夜大家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专人把这个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又过了几天，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城里。

以后几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科学家在周口店又陆续发现了北京人的四个头盖骨。其中有三个，是1936年在我国年青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挖出来的。经过研究判断，北京人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一种原始人类，是我们的祖先。根据一些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了长达三十万年之久，大约经历了一个冰期，到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才离开周口店一带。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我国这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着生活着。西方对中国境内是否存在过原始人类的怀疑，至此烟消云散了。

怎么证明北京人已经是人而不是猿了呢？这是从他们的头骨、上肢下肢骨的骨骼结构来确定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从他们已经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来确定的。这是人和其它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北京人的脑容量虽比现代人小，但比猿类大多了，而他们的上、下肢骨，则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这表明从猿到人的发展，是先从手、足开始的。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人本身”的伟大真理，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考古学家在北京人遗址，发现一个取名叫“鸽子堂”的小小角落，这里曾经是北京人制造石器的场所。他们把一块块的扁圆砾石，打出一面或两面的刃口，制成斧子似的工具，用来砍砸木柴或木棒。他们还把不同的石片，加工成直刃、凸刃、凹刃或多边刃的刮削器，用来加工狩猎用的棒棍，或者把脉石英制成尖状器，用来割剥兽皮，挖剔兽肉。

鸽子堂同时还是北京人烧烤食物的“厨房”。考古学家在这里挖出成层的红、黄、黑色泥土中，发现了许多烧过的动物骨头，在黑土中还发现过一块木炭。这证明了四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已经学会利用火；而且已经吃烤熟的食物。北京人用以充饥的动物中，大概以鼠类为最多。他们常常用带尖的棒状物去扒鼠洞，一扒就是一窝。他们也捕捉鹿类，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破碎的鹿角，大概是他们留下当工具使用的。在遗址中还发现一些鹿的头骨，其中一个很象是水瓢，也许是北京人用来盛水和喝水的器皿。总之，既然已经开始了社会生活，这些生活“用具”当然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北京人的生活，科学家还推断了些什么呢？他们根据已挖出的四十多个北京人化石鉴定，其中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五岁就死了。这说明当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要随时警戒着野兽的侵袭，经常要忍饥挨冻。他们那时还不会人工取火，只能使用天然火。一旦火种熄灭了，就会灾难临头，不仅吃不到熟食，而且也失去了照明和取暖的条件；同时也失去了用火来和猛兽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祖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世世代代繁衍下来，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很不容易的。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象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它资料。北京人化石就成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稀世瑰宝。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凯觎（ji yu计余）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五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这事件，成为震惊世界的失窃案。五十年代以来，人们继续寻找着；令人气愤的是，至今仍无结果。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人的头骨化石理当回到他们的后代手里。

❺ 谁知道保定的书法家吗

1、吴占良

吴占良，字一杭，别署柳斋。著名书法家。1967年生，河北省保定清苑县人。自幼习书画文史，得到魏际昌、朱家溍、史树青、熊任望诸先生指教，于书画、文物鉴定颇有心会。曾多次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展览和学术活动。

2、王法明

王法明，别暑上党游子，乐善楼主人。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陵川县人。1964年参军，曾任战士、上士、参谋、科长、人武部部长等职。

1986年转业到保定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干休所任所长、党委书记；保定社会福利院院长等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AI)，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中心特邀书法家，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保定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3、王志刚

王志刚，字白丁，号石竹斋主，河北保定人，1949年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毕业于河北工艺美术学校、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书法使学于颜、柳“二王”后攻《崔敬邕》，工行草，书法凝重险劲，奇姿真率，古朴自然.

作品流传海内外，多次在升级、国家级书画展中获奖，传略及作品被收入《中国百家墨迹》、《当代书法篆刻艺术大观》、《当代文学家名典》、《国际现代书法集》、《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日美术通鉴》和《世界名人》等。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大赛，并在各报刊发表。部分作品被吉林省图书馆、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军事博物馆、毛泽东纪念堂、邓小平旧居纪念馆收藏，在《书法报》、《书法家》等专业刊物发表，为河南郑州黄河碑林、巩县神墨碑林、开封翰园碑林刻石成碑。

4、杨中华

杨中华，原名杨庆义，字青石，1944年12月生于河北保定市满城县两渔村，保定农民书法家。杨中华自幼酷爱书画，1971年师从王文奎先生学画，1980年拜桐城派著名书画家姚璜先生为导师，刻苦临池，努力研习，对传统书画进行深入探索。

1988年开办个人书画展，深受方家赞赏。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河北日报、中国书画报、书法报、天津日报、保定市报等报刊上多次发表作品。

为丰富阅历，开拓视野。于1988-1990年，用尽两年时间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14个省区，拜访各地书画名家；游历名山大川；遍访名胜古迹，历史文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博采众家之长。为今后书画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刘世斌

刘世斌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北兰亭艺委会委员，保定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保定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保定画院副院长，保定市文化建设研究优秀青年专家。

❻ 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simple/index.php?t651.html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❼ 北京人头盖骨的猜测

历史扑朔迷离
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未能如愿破解。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现有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最可能流失日本民间
“根据目前的线索，头盖骨化石的寻找线索最有可能是日本的那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介绍，化石流失的方向可能在中、美、日三国，但最初有关人士就认为这些化石有可能现存日本。
首先，运输化石的火车是在天津被日军劫掠。其次，日军占领北京后，曾对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协和医院进行严密搜查。而化石被带到日本后也最有可能流失到日本民间。高星说，中国科学家也曾赴日与日本科学家沟通，对此日本的一些科学家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但是“到一定程度后搜寻就进行不下去了”，受到了来自日本某些方面的阻碍。他表示，由于民间组织跨国寻找化石存在很大困难，因此还需要政府出面给予支持。
“根据周口店遗址的保护规划，到2008年，在遗址保护范围之外，一座高度不超过9米的周口店新博物馆将落成开放。”杨海峰介绍说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棵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在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再次发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现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❽ 我国国宝‘北京人’头盖骨的之谜。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7种版本使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颗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再次发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❾ 杨海峰的人物简介

杨海峰，河南荥阳人，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作品参加全国美展，获奖并被收藏，曾被公派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访学，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Yang Haifeng was born in Tuoyao village, Xingya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He graated from Zhengzhou Normal School in 1997 and Henan University in 2001. Then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Henan University. In 2010, he was sent by Henan University to visit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in Russia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His learning was guided by Mr. Liu Bo’a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重要参展
2013二月二龙抬头----孟新宇，杨海峰新春油画作品展，兰亭会馆
2012 第三次个展 艺盛空间 郑州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中原行作品展 河南美术馆超以象外——中国当代青年油画邀请展 甘肃省美术馆首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油画精品展，优秀作品，广东美林美术馆超以象外——中国当代中青年油画邀请展 甘肃省美术馆挖掘·发现——第三届中国油画新人展，优秀作品，中国油画院
2011艺术家眼中的当代中国——中国油画艺术展 关山月美术馆 深圳
“大爱之光——当代中国油画名家救助贫困母亲捐赠作品展
2010 今日中国--新中国60周年纪念展 全北道立美术馆韩国
2009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奖提名作品展览 中国美术馆 北京
挖掘·发现——首届中国油画新人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 北京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水彩） 辽河美术馆 辽宁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 湖北省艺术馆 武汉
中国美术世界行 中国艺术中心 法国巴黎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大东方当代油画展 大东方艺术中心 上海
2008 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中国美术馆 北京
第三届风景.风情 全国油画人物画作品展 刚泰美术馆 上海
第三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7 聚沙塔 中国新锐绘画奖 炎黄艺术馆 北京
2005 第七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优秀作品全国巡展 郑州美术馆 河南
2002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郑州
个展
1995 郑州师范学校 郑州
2002 河南大学 开封
2012 艺盛空间 郑州
2013 香港当代美术馆
祥和斋画廊 潍坊
重要收藏
油画《战上海》、《芦荡火种》被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军部收藏；油画《肖像》被上海刚泰美术馆收藏；油画《大学生》被上海大东方艺术中心收藏；油画《每天悬浮一秒钟》被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组委会收藏；油画《天下黄河》《思清远之二》被河南美术馆收藏；油画《思清远3》被广东美林美术馆；
重要获奖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获奖提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东方当代油画作品展 优秀作品（最高奖项）；
第三届风景.风情全国油画人物画作品展 优秀作品（最高奖项）
首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油画精品展 优秀作品；
挖掘·发现——第三届中国油画新人展 优秀作品；
出版
《我的红帆船 ---杨海峰油画作品》
收录
2012作品见载于《当代美术》、《中国油画市场》
2011作品收录于《艺术家眼中的当代中国——中国油画艺术展作品集》、《大爱之光——当代中国油画名家救助贫困母亲捐赠作品展作品集》、《艺术郑州第一回合展作品集》，见载于《中国画廊联盟》；2010《今日中国--新中国60周年纪念展》《中国油画》《艺术家》《永和2010春季中国书画拍卖会3》
2009 《美术》 《美术观察》 《艺术市场》 《画廊业》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奖提名作品集》《挖掘·发现——首届中国油画新人展》《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水彩、粉画作品集》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油画作品集》 《中国美术世界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 2009大东方当代油画展作品集》 《第十一届河南省美术作品展览获奖作品集》 《河南省教育届美术书法展作品集》
2008 《2008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作品集》《第三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作品集》 《第三届风景.风情 全国油画人物画作品展作品集》《艺术市场》《起点》《河南省第三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作品集》
2007 《HI艺术》 《聚沙塔 2007中国新锐绘画奖》 《河南省高等学校美术教师作品展选集》 《河南大学美术教师作品集》
2005 《第七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集》《海特画舫》
2003 《河南省第二届中国画艺术展作品集》
2002 《第6届河南省水彩展览作品选
杨海峰的绘画作品有很多民族文化的因素，空白和无背景的画面处理，反透视的人物组合，中国人物画高远法透视的运用，他的这种构图，这种人物的处理能力，又选择了中国古画绢的色彩作为一个大面积的背景空间，是很会思量的。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下得了手的，是需要修养的，需要一种对中国画，对西方写实油画两种文化都要深刻把握，他把这两种文化揉在了一起是要一些胆量的。他作为一位30岁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我觉得他的艺术空间很大，具备往前发展的素质。《谁的红帆船》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是年轻人对于婚嫁，对生活，对人生伴侣，对喜庆的理解，就是闪耀着一种非前卫、非愤青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他的画里面又显得很民俗，民间的那种人的相聚，对美好的一种追求，他在画面上搞得诗意昂然。他的画幅很小，其实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都已经被他这样一种构思、一种绘画形式所掩盖，他的整个画面的情调，整个画面的一种民族形式，足以使他的画闪光。杨海峰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思考，对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思考，对民俗也有新的理解，还有年轻人对生活的一种期盼，他的作品有精神含量，又有文化含量，所以他的画不大，却很跳跃。他的画面整体处理对于写实的这种手法打开了一条新思路，把写实放在一个虚幻的空间里面，实与虚的一种对比，又跟文化对接，西方写实的这样一种手法和东方的这样一种透视处理，人物大小及各种关系都是很自由的，具有东方韵味和很强的现代感。对于30岁的人来说，对写实和古典，对于东方和西方，他都有足够的思考。他是一位真正画画的人，具备了能画好画的各种素质，他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本身一看就是一位艺术青年。
杨海峰走的路子是比较正的，他的人物画造型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他不仅画油画，国画也很好，他曾跟李伯安老师学习绘画，受益匪浅。他扎扎实实的去画这些东西，画得很细腻、很真实，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很典型，也很有生活气息和艺术感觉。实际上生活当中能画好的东西太多了，你发掘不完，要看你怎样去发掘、去表现出来，这是真功夫。杨海峰的人物画基本上是属于西洋画的，但整个一幅画的构成上也不完全是传统的油画人物，这种从透视观念来讲，是中国画的透视方式，也可以这样说，他打破了西画传统的构成和表现方法。
杨海峰的作品给人印象很深刻，如《谁的红帆船》、《风陵渡》等，这么多人的大场面，又那么写实，我觉得没有很投入的事业心和积极勤奋的创作态度，肯定是达不到的。他对绘画的品位和感觉都很好，他画出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品味和水平，我觉得这一点他把握的比较好，他在画中对造型、色彩的运用以及绘画形式感，把握住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位置站的很好，作为绘画来说，他有挺好的艺术感觉。《风陵渡》这幅作品，作为水彩画能画得这么深入、细腻，挺难得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的创作心态有投机心理，画得又大又空，而杨海峰的东西实实在在，一组画上能画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尤其当下没谁愿意做这种功夫，当下的年轻人急功近利，比较浮澡，他这种心态好，能坐得住，真是挺难得的，有一种搞艺术的必备的素质，我相信他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和艺术前景。
杨海峰的画有比较扎实的素描基础，画面结构、人物造型还是很好的，这为他绘画的写实风格打下很好的基础。他的写实绘画也比较注重写意性，讲究用笔，注重笔触，画得比较概括，对于艺术的问题，画得复杂细腻是一种境界，画得概括是另外一种境界，历代大师都是走的概括的路，杨海峰的《边缘》等那些肖像作品的品质我认为非常好，尤其是头发、脸比较概括的那些感觉，很见笔、见性情，我比较喜欢。通过最近几次他入选全国展览可以感觉到他的绘画在形式语言上有了一定的探索，他的绘画在年轻人当中是很突出的，也很有前途。
杨海峰是近几年在河南油画画坛甚至在全国青年油画家中也比较突出的很有发展潜力的一位优秀画家。他年轻朝气，勤奋实干，富于进取精神，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写实和表现之间做的非常好，他的作品既有写实性又表现性，主客观变现性的结合上做的很到位，在中国民族油画的当代传承上他是一位很有希望的接力者，他有扎实的基本功，写实能力比较强，在创作中表现人物的事件上比较深刻，他会有很好的艺术发展前景！

❿ 中国历史“四大谜案”是哪四大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这里就这四大奇案，作一简括的介绍和回答。
一、孝庄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来自宋朝。说是在宋真宗登基已久，拥有三宫六院，就是得不到儿子。先后有五全都夭折。后来德妃刘娥与李宸妃同时有孕，李宸妃先期诞下皇子，刘德妃却不慎流产。刘德妃妒忌，就将一只剥皮狸猫换去了皇子，并将李宸妃之子据为己有，还造谣说宸妃产下怪胎。李真宗信以为真，便对李氏加以惩处。而将刘德妃随后窃取来的儿子立为皇储。这个皇储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最后的结果是：李宸妃为躲避迫害被迫流落民间。仁宗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世困扰。直到包拯横空出世，才得以揭开这桩宫闱迷案。于是已经是皇太后的刘娥被活活吓死，老包也因为替宋仁宗找回了亲生母亲而官升龙图阁大学士。

清宫里后来也有类似狸猫换太子的传说。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雍正）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当然没有狸猫）。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后来清高宗（嘉庆皇帝）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