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一统与中国历史

① 中国悠久的历史

从远复古的神话传说时代、尧制舜禹的禅让、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秦汉一统、三国战乱、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隋唐五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直到宋元明清帝制结束。中国商朝算起约有3600年，自夏朝算起约有4000年，自黄帝时代算起则约有4700年。有历史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历史时代」的定义是指从有文字发明时起算，在那之前则称为「史前时代」；历史中传说伏羲做八卦，黄帝时代仓颉造文字；近代考古发现了3350多年前（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约3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陶文、约4000年前至5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从政治和社会形态区分中国历史，据考古资料显示，约在早于距今6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晚期或者仰韶文化早期时代，中原地区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

② 中国的历史有啦些

中国悠久的历史最显而易见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时代、尧舜禹的禅让、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秦汉一统、三国战乱、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隋唐五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直到宋元明清帝制结束。
五千年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财富，四大发明，浩如烟海的估计，随处可见的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象形文字的汉字等等。
中国的历史博大而又厚重，绵延五千而不绝，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③ 中国的历史有哪些

中国复悠久的历史最显而易见的体现就是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时代、尧舜禹的禅让、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秦汉一统、三国战乱、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隋唐五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直到宋元明清帝制结束。
五千年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财富，四大发明，浩如烟海的估计，随处可见的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象形文字的汉字等等。
中国的历史博大而又厚重，绵延五千而不绝，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④ 中国历史的规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西方历史和伊斯兰历史是否有与此相似之处 有什么规律呢

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是延续到今天的，那就是中华文明

所以，这个观点也只能版用在中华文明上面权。

世界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原始社会，这个就不必说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古罗马文明与中华文明
当时两个文明均是处在最强大的阶段
说到这两个文明不得不说的是，还有一个文明那就是匈奴人
匈奴人，是土耳其帝国的祖先，蒙古族的祖先。
匈奴在被汉朝打败以后，就西迁。五百年后灭掉了罗马帝国，建立了奥斯马土耳其帝国。实行的是伊斯兰教派。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域就是如此
在罗马文明毁灭以后，欧洲大陆陷入了百年黑暗时期。因为没有约束，所以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逐渐的升级到了近代
而中国始终是中国，历经各个王朝的更迭始终是中国。而中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包容性。这就是中国没有分裂的原因。因为对于各个文明的包容。最终被同化。形成了今天独特的中华文明
而你说的合久必分，久分必和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只能从思想领域找到答案。因为对于治国理念的选择不同。对于问题的看法不同必然产生分，但是中国人有讲求的是。求同存异。最终还是要合。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和的道理

⑤ 秦汉以来400多年的统一局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便在分裂时期,统一的因素仍程度不同地

自秦汉一统，四海为一，从文化到族群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秦汉以来400多年的专统一局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属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统一的因素如下:
1、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整个国家从中央延展至地方，是垂直管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像西欧封建制下土地只属一个贵族，地方势力远不如中央。
2、车同轨，书同文，政教自天子出，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
3、统一的汉民族已经形成，服膺礼教，热爱和平，有统一的文化心理。
4、西汉开始，儒家学派逐渐在中国的王朝政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学派熏陶的士族和知识分子们，把 “天下” 的大一统看作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

⑥ 中国（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请问：历史上

你是想问历史上中国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单民族国家吗？这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没有。夏商时期的民族种类不好说，但至少可以分为华夏族和东夷族，而东夷族至少又分为九夷，这就可以看出，夏商时期是多民族国家。周朝更不用看，其实一个大点的诸侯国内的人就能看作一个民族了，而且周朝辖下游牧民族众多，光狄人就十多支，南方苗蛮更多。秦汉一统的时候也是，你说两群来源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通、饮食不同、文字不同、节日不一样、社会风气不同的人是一个民族吗？当时两个地方的人就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比如楚人、秦人、蜀人、燕人等等，这个差别足以达到现在区分民族的程度。汉代四百人成功将这些种族融合为汉人，但是当时有大量的羌人、匈奴人还有数十种越人生活在直接的郡国辖下。三国时期又加入了乌桓、南中苗等等，之后五胡十六国时期又多个少数民族进入北方，南方与各个越人大规模融合，直到唐朝南北方的民族融合才彻底结束。但是旧的融合掉了新的就又出现了，比如北方的沙托人、奚人等，而且靺鞨、室韦也在中国辖下。以后就更清楚了，没有那个时候是单一民族的。
其实日本人在翻译empire的时候就是这样搞了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统一的广大的多民族国家，不见得就是只有一个君主，甚至不见得就是君主制。但是在东方满足这个条件的就只有中国，中国的政体是帝国，所以这个词就被翻译成了帝国。

⑦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王朝都不过三百年

自秦以降及至近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集团争夺土地和人口的过程，是小农经济vs庄园经济的过程，如天平般左右摇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封建小农经济从繁荣到凋敝的周期。
而300年，基本就是这一周期的最大值。
中华帝国，自秦以降，就有个宏愿：将权力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络，从中央层层下达，直至每个末梢，也就是每家每户。
秦确实做到了，它以极为超前的思维，以郡县制为基础，以发达的交通和文书网络为技术支持，建立了一套臻于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按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是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由中央政府直接向每个农民征税的国家。
这种集权方式有极大的好处，一是可以确保稳定的税收，二是可以确保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应付战争和大型工程的需要。
因此能牢牢掌握这两大优势的王朝，都是历史上闻名的大盛世（即便是秦和隋，不可谓不盛，只是过度透支了动员力，劳民伤财，随即暴亡）。
那么，大盛世为什么不能持久呢？
因为经济发展是波动的、弹性的，靠一时丈量土地、审查户籍所建立起来的刚性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不符合现状，从而失去效率。
根据封建经济规律，我们知道土地产权会逐渐向少数人手中转移，这也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津津乐道的土地兼并问题。
土地产权发生了变化，则意味着人身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来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越来越多人失去了土地，成为了依附于一方地主的佃农。
每当一个自耕农成了佃农，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降低了一分。
朝廷无法从他身上收到一毛税，也无法直接征调他扩充国家的兵力和劳力。
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则有足够的利益动机，瞒报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这里还要尤其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人口激增的问题），在其自身势力扩充的同时，削弱了中央的势力，成为中央集权制度最大的离心力。
而缺少了税收和人力的中央政权，在抵御外部侵略和赈灾等问题上，会越来越力不从心，从而导致新的动乱因素。
那么，若中央以强硬态度，重新丈量和划分土地，清查人口，夺回对社会基层的控制权，是否可行呢？
王莽会哭着告诉你万万不可行。
乱世之末，大多数人口失去了土地和产业，沦为饥饿的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众望所归。但是政局稳定之后，再设法破坏既有的产权关系，阻挠土地和农奴的贩卖，势必损害地主集团，甚至一部分自耕农的利益，从而遭致激烈的抵制。所以大家只能坐等一场毁灭一切的乱世，重新洗牌。

⑧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为何能达到中国文化的巅峰状态

该问题的标准答案：
1农业生产工具发展、突破井田制和宗法制；诸侯纷争，周朝礼崩乐坏；官学下移，私学兴盛；独立的士阶层出现）；

2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百家争鸣，儒墨法道各持己见，丰富了文化内涵；

3百家争鸣的文化史地位（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

4散文、诗歌各种体裁上纷繁多姿，丰富了文化体裁。

5春秋战国时期是分裂时期，没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国家，因此使文化丰富万千。
以上是教材标准答案..
关于该问题的一些解析：
文化史上，我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几乎都是发源于这一时期，整个文化领域表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气象。这不仅在先前以及后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罕见，而且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创性的巅峰时期。

因此，许多人认为，春秋时期的种种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泉。之后年代里，许多流派并没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分支旁流的形式，继续张显着春秋时代的文化记忆，但是已经没有原先那种洋洋大观、气势恢宏、生机勃发的气韵——文化明显趋于保守，许多方面，仅仅停留在对春秋时期各家文化进行考据、注解、教习的分上。不但缺少突破，甚至有些还低于春秋时期所奠定的基准。

不能否认，习惯性的，这种我们对春秋时期及以后时代文化的比较性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况且就此文化现象而言，几乎是学界没有异议的定案。但是如果这种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是唯一的正确的解读，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另外一个命题:春秋之后的种多人在智力或者文化创造造力上,远远的衰败了.

相信,极少有人愿意厚古薄今,接受这样的推论.正常情况下，鉴于历史进步的性质,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后人的文化行为多少都应该是进步的,即使后人在文化创造力上没有进步,但无论如何也至于退步——不正常的文化迫害时期应该除外。既然这样，我们中国人在春秋以后，的确表现出来的不断衰竭的思想创造力，又当何论呢？

通常的解释为: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多国并立和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秦统一六国后,接下来的局面，大都是一个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这种专制主义国家恰恰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粗看上去，这种观点,显得颇有道理。历史上不是的确存在着学术活跃程度同政治的专制程度成反比例的现象吗?

但问题是，这种解释重视了我们现在看来应该好好存在的文化，而没有去细细的分析，压迫这种应然，使之无法成为实然的政治环境。

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固然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是否有文化的支撑因素呢？当然不可能没有。如果说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应当是统一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春秋时期相对自由活泼的倾向于个人理性主义表达的文化相异，在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也必然应该存在着一种与这种历史形态相一致的、大一统的、集权的文化，这种文化牢固的支撑着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

这样理解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春秋时期的文化的评定，必须重新进行了。后来世代对春秋时期文化气氛的割挤，不可能只局限在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背后还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与发动，也就是说一种与春秋时期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起着巨大的作用。甚至更精确的讲，归根到底，春秋时期的文化在往后面传播的过程受到了另外一种在客观效果上处于更强势地位的文化的猛烈压挤和排斥。这种文化以大一统和集权为特征，不但削去了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许多棱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持续的时间更长，与历史结合的更紧，在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效果更大，也更有资格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但是，为什么现代学界，普遍漠视历史上存在着的这种大一统的集权式的文化主流呢？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文化的巨大的偏见。

现在对思想、文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的界定，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在考量思想文化的价值的时候，用的根本就不是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标尺。我们只是根据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根据我们现代人的文化趋向——说白了也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趣味——作为标准，来评价衡量历史上的文化思潮的。

春秋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张扬了个人的逻辑理性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的时期。它与现在由西方所倡导的已经逐渐为全球所接受的，被誉为普适价值的文化脾胃最相投合。因此，只有这段时间里的文化才为我们现代人所关注，并冠之以思想、文化的名号，或者称之为思想文化的精华。

而集权、统一时期的思想、学说、精神，则基本上是被忽视的，或者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是从这种文化扼杀春秋时期文化精神的传承这一不幸史实的角度上着手，笼而统之的称为糟粕。这样一种天然要排斥大一统时期的文化，倾向于春秋时期文化的价值取向，当然让人们会不由自主的忽视大一统时期的文化，称赞盛赞春秋时期的文化。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我们的好恶而抹杀。中国的大一统社会里的大一统的文化，确实占据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甚至现在还在延续。它在大部分时期为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所贯穿使用，可以说势头之盛远远盖过了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文化思想。甚至不但在春秋以后，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与当时大一统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化形态仍然是集权的、大一统的。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来重新考察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源头：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或者更集中一点说是当时的儒家？还是起源于夏商周，贯穿于中国历史始终的大一统文化？显然，在更宽宏的历史背景下，后者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内核，作为历史的精神、民族的魂魄，始终被历史执行、演绎着。在这种新的文化定位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恰恰不应算做是源头和主流，而是历史的意外，这些支脉，短暂性的生发，获取了惊人的生机，但是随即不可抗拒的淹没在大一统文化的洪流中。

即使在东周以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这时候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大一统的文化、思想也并没有全面中止，只是鉴于政治上相互制衡的现实，不得不处于半蛰伏状态，或者仅仅作为政治目标存在着。这时，各诸侯国的竞争关系，给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现实的个人理性主义，暂时盖过了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关怀平民的人本主义盖过了精英集权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一个有力的中央政权可以效力，借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能向个人理智主义的角度转化，借以通过追随者的认可，彼此的论战，来建立自己的权威，显现自己学派的价值。这样就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文化风貌，比如儒家重德性，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成效，墨家重说辩等等，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一统天下后，随着大一统的历史格局恢复，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也在学术、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不需要靠贵族平民的认可、追随，来获得认可；他们只需要获用于中央政权，就可以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获得权威。最明显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同仕宦阶层相通，学者们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这在春秋前的夏、商、周时代，表现没有后来这样明显，但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里，不得不再讨论一下春秋时期的儒家，因为只有这一派好像在后世朝代里还是比较兴盛的。其实，儒家所表述的思想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对古人的思想进行了记录总结而已，这就多少透漏出了儒家和大一统文化的关系。

儒家的思想元素本就来源于春秋之前的大一统社会，仁义道德是处理表层社会关系的手段，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才是核心。值春秋战国，竟斗连绵，仁义不复之时，孔子自然首先意识到了仁义道德的在此乱世的严重缺失，企图通过修复道德精神来弥合天下纷争的灾难，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道德仁义只是夏商周三代的表层文化，大一统才是当时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核心。因此，尽管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论已经达到了极高极完备的地步，可是由于缺乏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孔子也只能惶惶如丧家之犬，相反社会大一统的进程，在潜在的大一统的文化精神的推动下，一直在积极的进行着。

有感于时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多的将焦点放在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体悟，人生智慧上，并且朝着民众个人道德智慧的方向走出很远。但是，不管较之先前，儒家如何精进了自己的学说，道德智慧毕竟在源头上是植根于大一统的文化土壤里的东西，和大一统精神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就预示了一旦有合适的政治环境，儒家便很容易同封建政权重新合流。

大一统社会终于在秦汉再现，大一统的局面要求全面复苏大一统的文化精神，这就必然要对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进行洗牌，许多思想因为其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异质性或者与之缺少联系，而在后来的社会进程中受到排斥或冷落。有许多派别，在春秋以后的朝代里，实际上不是已经焰火难继了吗？

唯独儒家，因为与夏商周时期大一统文化的特殊血缘关系，使得它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迅速磨合调整，又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注意的话可以发现，实际上到了汉朝董仲舒的思想已经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分野，原因就在于春秋战国作为特殊时期，儒家实际上是相对于历史长河中的大一统的儒家的一种暂时性异化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很快被汉代儒士，如董仲舒等人纠正过来，重新走向大一统儒家学说的正常轨道。

春秋时期的思想是活跃的，有为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化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中的文化主流。实际上，长长的历史河流中流淌的并不是春秋时期遗传下来的东西，而是大一统早已开启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文化，实际上得益于较长时间的社会分裂局面，与其说是主流，到不如说是相对于大一统文化的异端。在这个反常角上度看，似乎更能理解其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会一下子消失。春秋战国时期也一样，尽管有很多流派、很多思想，被大一统文化抵制压抑，冲击的越来越淡，但是它们作为已经变异生成的因子，又必然要多多少少的被历史文化所携带。因此，即便在春秋战国之后，大一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时代里，依然可以发现一些它们零星存在的痕迹。不过，也仅仅只是剩下了一些痕迹可识而已。

⑨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性表现

文化史上，我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几乎都是发源于这一时期，整个文化领域表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气象。这不仅在先前以及后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罕见，而且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创性的巅峰时期。

因此，许多人认为，春秋时期的种种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泉。之后年代里，许多流派并没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分支旁流的形式，继续张显着春秋时代的文化记忆，但是已经没有原先那种洋洋大观、气势恢宏、生机勃发的气韵——文化明显趋于保守，许多方面，仅仅停留在对春秋时期各家文化进行考据、注解、教习的分上。不但缺少突破，甚至有些还低于春秋时期所奠定的基准。

不能否认，习惯性的，这种我们对春秋时期及以后时代文化的比较性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况且就此文化现象而言，几乎是学界没有异议的定案。但是如果这种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是唯一的正确的解读，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另外一个命题:春秋之后的种多人在智力或者文化创造造力上,远远的衰败了.

相信,极少有人愿意厚古薄今,接受这样的推论.正常情况下，鉴于历史进步的性质,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后人的文化行为多少都应该是进步的,即使后人在文化创造力上没有进步,但无论如何也至于退步——不正常的文化迫害时期应该除外。既然这样，我们中国人在春秋以后，的确表现出来的不断衰竭的思想创造力，又当何论呢？

通常的解释为: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多国并立和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是秦统一六国后,接下来的局面，大都是一个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这种专制主义国家恰恰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粗看上去，这种观点,显得颇有道理。历史上不是的确存在着学术活跃程度同政治的专制程度成反比例的现象吗?

但问题是，这种解释重视了我们现在看来应该好好存在的文化，而没有去细细的分析，压迫这种应然，使之无法成为实然的政治环境。

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固然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是否有文化的支撑因素呢？当然不可能没有。如果说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应当是统一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春秋时期相对自由活泼的倾向于个人理性主义表达的文化相异，在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也必然应该存在着一种与这种历史形态相一致的、大一统的、集权的文化，这种文化牢固的支撑着漫长的大一统的历史。

这样理解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春秋时期的文化的评定，必须重新进行了。后来世代对春秋时期文化气氛的割挤，不可能只局限在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背后还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与发动，也就是说一种与春秋时期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起着巨大的作用。甚至更精确的讲，归根到底，春秋时期的文化在往后面传播的过程受到了另外一种在客观效果上处于更强势地位的文化的猛烈压挤和排斥。这种文化以大一统和集权为特征，不但削去了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许多棱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持续的时间更长，与历史结合的更紧，在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效果更大，也更有资格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但是，为什么现代学界，普遍漠视历史上存在着的这种大一统的集权式的文化主流呢？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文化的巨大的偏见。

现在对思想、文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的界定，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在考量思想文化的价值的时候，用的根本就不是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标尺。我们只是根据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根据我们现代人的文化趋向——说白了也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趣味——作为标准，来评价衡量历史上的文化思潮的。

春秋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张扬了个人的逻辑理性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的时期。它与现在由西方所倡导的已经逐渐为全球所接受的，被誉为普适价值的文化脾胃最相投合。因此，只有这段时间里的文化才为我们现代人所关注，并冠之以思想、文化的名号，或者称之为思想文化的精华。

而集权、统一时期的思想、学说、精神，则基本上是被忽视的，或者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是从这种文化扼杀春秋时期文化精神的传承这一不幸史实的角度上着手，笼而统之的称为糟粕。这样一种天然要排斥大一统时期的文化，倾向于春秋时期文化的价值取向，当然让人们会不由自主的忽视大一统时期的文化，称赞盛赞春秋时期的文化。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我们的好恶而抹杀。中国的大一统社会里的大一统的文化，确实占据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甚至现在还在延续。它在大部分时期为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所贯穿使用，可以说势头之盛远远盖过了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文化思想。甚至不但在春秋以后，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与当时大一统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化形态仍然是集权的、大一统的。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来重新考察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源头：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或者更集中一点说是当时的儒家？还是起源于夏商周，贯穿于中国历史始终的大一统文化？显然，在更宽宏的历史背景下，后者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内核，作为历史的精神、民族的魂魄，始终被历史执行、演绎着。在这种新的文化定位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恰恰不应算做是源头和主流，而是历史的意外，这些支脉，短暂性的生发，获取了惊人的生机，但是随即不可抗拒的淹没在大一统文化的洪流中。

即使在东周以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这时候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大一统的文化、思想也并没有全面中止，只是鉴于政治上相互制衡的现实，不得不处于半蛰伏状态，或者仅仅作为政治目标存在着。这时，各诸侯国的竞争关系，给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现实的个人理性主义，暂时盖过了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关怀平民的人本主义盖过了精英集权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一个有力的中央政权可以效力，借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能向个人理智主义的角度转化，借以通过追随者的认可，彼此的论战，来建立自己的权威，显现自己学派的价值。这样就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文化风貌，比如儒家重德性，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成效，墨家重说辩等等，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一统天下后，随着大一统的历史格局恢复，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也在学术、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不需要靠贵族平民的认可、追随，来获得认可；他们只需要获用于中央政权，就可以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获得权威。最明显的表现是知识分子同仕宦阶层相通，学者们实际上已经官僚化了。这在春秋前的夏、商、周时代，表现没有后来这样明显，但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里，不得不再讨论一下春秋时期的儒家，因为只有这一派好像在后世朝代里还是比较兴盛的。其实，儒家所表述的思想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只是对古人的思想进行了记录总结而已，这就多少透漏出了儒家和大一统文化的关系。

儒家的思想元素本就来源于春秋之前的大一统社会，仁义道德是处理表层社会关系的手段，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才是核心。值春秋战国，竟斗连绵，仁义不复之时，孔子自然首先意识到了仁义道德的在此乱世的严重缺失，企图通过修复道德精神来弥合天下纷争的灾难，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道德仁义只是夏商周三代的表层文化，大一统才是当时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核心。因此，尽管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论已经达到了极高极完备的地步，可是由于缺乏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孔子也只能惶惶如丧家之犬，相反社会大一统的进程，在潜在的大一统的文化精神的推动下，一直在积极的进行着。

有感于时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多的将焦点放在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体悟，人生智慧上，并且朝着民众个人道德智慧的方向走出很远。但是，不管较之先前，儒家如何精进了自己的学说，道德智慧毕竟在源头上是植根于大一统的文化土壤里的东西，和大一统精神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就预示了一旦有合适的政治环境，儒家便很容易同封建政权重新合流。

大一统社会终于在秦汉再现，大一统的局面要求全面复苏大一统的文化精神，这就必然要对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进行洗牌，许多思想因为其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异质性或者与之缺少联系，而在后来的社会进程中受到排斥或冷落。有许多派别，在春秋以后的朝代里，实际上不是已经焰火难继了吗？

唯独儒家，因为与夏商周时期大一统文化的特殊血缘关系，使得它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迅速磨合调整，又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注意的话可以发现，实际上到了汉朝董仲舒的思想已经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分野，原因就在于春秋战国作为特殊时期，儒家实际上是相对于历史长河中的大一统的儒家的一种暂时性异化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很快被汉代儒士，如董仲舒等人纠正过来，重新走向大一统儒家学说的正常轨道。

春秋时期的思想是活跃的，有为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化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中的文化主流。实际上，长长的历史河流中流淌的并不是春秋时期遗传下来的东西，而是大一统早已开启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的文化，实际上得益于较长时间的社会分裂局面，与其说是主流，到不如说是相对于大一统文化的异端。在这个反常角上度看，似乎更能理解其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会一下子消失。春秋战国时期也一样，尽管有很多流派、很多思想，被大一统文化抵制压抑，冲击的越来越淡，但是它们作为已经变异生成的因子，又必然要多多少少的被历史文化所携带。因此，即便在春秋战国之后，大一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时代里，依然可以发现一些它们零星存在的痕迹。不过，也仅仅只是剩下了一些痕迹可识而已。

⑩ 秦汉统一和兴盛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教训

秦汉两朝对中国历史有着极深刻影响。秦虽短祚，却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从此封建王朝更替再也没走出这个框架。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汉族，汉人，汉地，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称谓，可见汉在历代民众心中的地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知，满足了对辉煌盛世，世界之巅的想象。汉在军事，经济和学术上的作为深深影响了后世千年，且仍在继续，霍去病等的抗击匈奴，桑弘羊等的盐铁专营，董仲舒等的独尊儒术…秦皇汉武，雄韬大略，文治武功的背后，也不乏历史的黑暗残酷，暴戾冷血。有吃人的历史，也有沉默着的黎民百姓的无声控诉。秦汉历史的背后，隐藏着民族，国家，文化的密码，有着国运起伏的草灰蛇线。

嗷嗷待哺之鸡苠皆支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