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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期率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发布时间:2021-02-25 21:35:12

㈠ 和反儒们回答下,中国如何走出朝代变化的历史周期律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当一个旧的王朝开始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也就开始了它的衰落。新兴集团顺应当时需要,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然后,慢慢嬗变,走向反面,新兴变没落,再被人民推翻。不断打倒旧王朝,不断建立新王朝,循环往复,历经几千年,完成朝代更替。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诤友黄炎培的“周期律”,引起毛泽东深深地忧虑和思考。七届二中全会上,印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全国郑重宣告:共产党不学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权视为进京赶考,意味深长。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究竟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思考、探索、实践了几十年。瑞金时期依法铲除腐败分子谢步升、左祥云、唐达仁。延安时期挥泪杀掉黄克功、肖玉壁。解放后忍痛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作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有这些,无一不彰显毛泽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然而,这些举措只治标,不治本,难以跳出“周期律”。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触动了一些同路人。章伯钧、罗隆基等资产阶级右派公然向党要官、要权、要“轮流坐庄”,挑战人民民主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苏联政府毁合同、撤专家,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暂时的经济困难让党内外一些人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倒退思想开始滋长,贪污、腐败是对党和国家机体的慢性腐蚀;复辟、倒退则是对国家机体的直接戕害。听之任之断然跳不出“周期律”“四清”或“社教”历经四年,仍然治标不治本。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时年七十三岁,近古稀老人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逆水行舟,艰难异常,惊涛骇浪,险象环生。“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日薄西山,精疲力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慷慨之气,一去不返。“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它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只有天知道。”。暮年毛泽东终究没能跳出“周期律”,抱恨终生。“周期律”成为他不解的心结。毛泽东对民主政制知行不合一的历史真相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有一个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强到盛,然后又经历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后消亡的过程,兴亡相随,是在普遍不过的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遵循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权力、组织、政党能够千秋万代,永远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事实都将证明,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谁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纵观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从古到今,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权,并且都无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但又无一例外地进入到历史兴亡的大轮回中,没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组织能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为何?因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所以,想要“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思想和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历史兴亡的规律是由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决定的,而人的思想行为范畴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占有欲、不可遏制的各种非理性欲望、喜新厌旧的思维等等,在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一个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因此,只要是人,而不是神来主宰历史,他们就很难摆脱人的本性束缚,那么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时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会现象。承认这种客观现实,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政党,能够正确的对待个人、组织、政党、政权的兴亡,少做、或者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更不应该用武力镇压的方式遏制普通民众对政权、执政者的自由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不断前进,否则的话,兴亡事既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爆发摧毁旧政权的激烈革命的爆发那将是不可避免的。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探讨的是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有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谁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指出,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还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对数千年来,政权兴亡的历史总结是非常客观的,也对以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表示了担忧。而毛泽东以民主理念表现出的要跳出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让当时的很多人,包括黄炎培这样的名士来说,的确是倍受鼓舞的。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吗?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从建党88年、建国60年以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年要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断要实现,也是不现实的,还有很大难度。或者说,毛泽东的判断本来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亡政息”这一规律已经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毛泽东在位时,经过多年实践,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所确立的各项政策和治国理念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改变。在现在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不提,虽然还不时提到毛泽东,但那的只具备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导向作用了。毛泽东在位时,对体制内的官员们太过严厉,把他们当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这为他身后“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从毛泽东身后的历史看,正是这些当时被他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体制内官员们,复出之后把他确立的所有方针政策全部废除,“人亡政息”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包括他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自邓小平让毛泽东“人亡政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和治国理念,现在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吸取毛泽东被“人亡政息”的教训,对体制内的官员及其亲属后代,是倍加关爱。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高干子弟都成为了高官,没有成为高官,也已经成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个政协委员、什么理事之类的。具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高干子弟在亿万富翁中占91%的极高比例,那么,中、低级干部及其子弟们,在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还没有见到有人统计具体数据,但凭我们对周围有钱、有势的家庭和个人观察,这个比例一定不小!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群体对他是很满意的,所以在邓小平身后,虽然历经两代,仍然还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那么有了“邓小平理论”,就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吗?恐怕也是困难的。因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群体仍然只是体制内的获利群体,体制外很多利益受损或者获利很少的群体,早已对其产生了怀疑,并极力否定之。回顾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年的历史看,体制内的人及其亲属后代们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捞个什么委员、理事之类的做做,获得了巨大荣耀和财富,因此,体制内不会出现毛泽东式的“人亡政息”。但他们正在走向另一条不归路,那就是“求荣取辱”。的确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体制内的人在追求荣耀、追求财富上,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业绩辉煌,举世瞩目,令普天下人无不仰视。然而,在他们追求、并获得非凡荣耀和财富的时候,体制外的人则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仇富、仇官正在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思维。他们取得荣耀和财富的事实,并没有博得普通民众从心中发出的赞扬,相反,他们正在被普通民众视为极大的耻辱。他们获得的荣耀,事实上已经被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视为的耻辱。他们获得的官职、财富和政协委员之类的物质占有、政治荣誉,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而是的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诱发的打砸烧政府机关、警用车辆等等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走向一条“求荣取辱”的不归之路。他们在不断追求财富、荣誉的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置于广大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归宿走去。贫富差距无休止扩大,将使“邓小平理论”也同样会有“人亡政息”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也无法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不过,这次让“邓小平理论”“人亡政息”的,不会是体制内的群体,推动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体制外的,利益受到损坏的群体。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革命在酝酿的过程,也就是当权者由兴到亡的过程。虽然一些体制内的所谓精明人士已经感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改变这一进程,但趋势一旦形成,逆转也是不可能的了。客观的看,组成组织、政党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们应该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为也难以跳出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国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毛泽东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推断,一方面是他过高的估计了他领导的党的成员们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他没有考虑到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再者,恰恰是“千秋万代”、“革命江山要万年红”、“要跳出这一兴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碍了民主的实现,这种思想阻止了民众实施自由选择和有效监督的权力。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所以,毛泽东的自信推断,也应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推断。实际上,任何所谓“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那都只不过是脱立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空想、梦想了。那么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的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执政当权了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观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则是换的更快,而民主国家的相对稳定,则正是建立在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的相对不稳定基础上的。实际上,执政当权者的不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的不稳定,而执政当权者的稳定也不代表社会的稳定。民主国家中这种频繁的变更的好处,在于不会使矛盾累积恶化,因此,爆发激烈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回顾建党88年、建国60年来的历史,不难看出,要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难的。毕竟不管他们是怎样先进、又怎样伟大的什么党,但他们的基本组成也是人,并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点的束缚,那么也就无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点决定的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兴亡周期律的客观性,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执政党、每一个执政者,正确看待权力更替,正确看待个人、组织、政党的兴亡,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抵抗历史的潮流,从而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革命,引起更大的社会灾难。试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风流人物,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过去、现在、将来,具难矣,原是人的本性决定!黄大能说,缅怀是最好的纪念。中共成立80年来,在各种战争和斗争中,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些先烈里,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民主人士和无党无派的普通民众。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不知共产党成功之不易;不了解先烈们的事迹,就不知民族独立富强之不易。在中共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黄大能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人能知道革命之不易,知道中华民族在20世纪里取得自己命运的转折是非常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缅怀过去,才能更清醒地把握未来。黄大能说,人民选择共产党,历史选择共产党,也是历尽曲折的。他父亲、我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为了救国救民,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然而却屡遭失败。1945年7月,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大能说,这次长谈,使父亲从此扭转了他历来对中共执政的忐忑不安,他从延安、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中国是有出路的,这出路就在共产党那里。从此以后,他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开国之初,大半生恪守“不为官吏”信条的黄炎培终于出山,担任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自家的政府,他当副总理不是做官,而是为人民做事。经过50多年的风雨坎坷之后重温这段历史,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说,只要看一看共产党给曾经和现在中国、给我们百姓带来了什么,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独立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远大未来仍然要靠中国共产党。早年曾留学英国、为中国建材科学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大能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他既为共产党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倍感钦佩,为国家、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而倍感自豪,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黄大能说,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综合国力还不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相对来讲还比较弱;与此同时,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国内外的这些情况表明,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必定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对此,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敢于并善于应对这些挑战和风险黄大能同时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如何克服党内腐败问题是当前其自身建设中的头等大事。他说,过去人民反对满清政府,就是因为它腐败;后来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还是因为它腐败。共产党一定要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坚定不移地清除党内腐败,这是安定民心、建设国家的政治基础。他希望在中共成立80周年的时候,党内外的同志们能好好反省一下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和他父亲那段关于“周期率”的谈话。

㈡ 中共诞生前,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为什么都以失败告终

1840年6月,英国舰队封锁珠江口进行武装挑衅!鸦片战争爆发!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斗争。最具代表性的有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有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阶级由于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坚持斗争14年,轰轰烈烈,最后失败。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没能够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最终未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国民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经验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㈢ 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介绍

“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内的周期性容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㈣ 中国能够走出历史周期律吗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 泽 东提出的问题。

黄炎培先生问毛 主 席,中国 共 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 泽 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 主。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㈤ (10分)《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认为,中国1840-2000年这160年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三种道路的转化:一、1


(1)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结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尝试受到严重挫折。
(2)首要前提:实现民族独立。确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工业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
(3)方式: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就: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
(4)启示: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应结合本国实际,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㈥ 中国是否跳出了历史周期律

想和我们的经济一样,“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不容易啊,现在是“两头重健全在内,只能大进而不出”。

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一系 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制,明确了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一、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路线,实行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9年 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1](P163)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 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1984年10月, 邓小平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P94~95)1987年8月,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 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P225)至此,“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 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二、“两个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现了由片面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转变。使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起步。起步后,首先抓住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 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局面。
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当作 社会主义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实际进程中,一方面由于改革开 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 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三大产业的 协调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追求变革、勇于开拓、讲 求实效形成潮流。实践中,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 务是要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 代化。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 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仍实现了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保证了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进行。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在“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使现代化 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而且在思想上还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提出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从此,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得以加快推进, 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极大地适应了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
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了近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抵制了 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全面规划了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实现工 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伟大构想。
三、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 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它既承担 着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又承担着进行新的产业革命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 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科学技术是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关键因素,是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被应用于生 产,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 四个现代化”,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农业方面,我 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计 算机技术、核技术等高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新兴农业。工业 方面,则必须应用以电子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用 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走出 “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至于国防现代化,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此外, 决策的自主化、科学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都离不开科学技 术。
2.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20多年前,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四个现 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 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 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 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P135~13 6)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2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 。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 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 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 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3.政治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和 困难,如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相对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就业压力大、生态 环境恶化等。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全体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就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反之,如果政治不稳定,社 会动乱、人民内部发生分裂,那就不仅会加剧原有矛盾和困难,而且会丧失我们的有利 条件和优势,现代化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政治的稳定是实现现代 化的重要保证。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P284)为此,所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设计都要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首位,一切有关现代化的方针、政策、 方案都要服从于稳定这一最根本的大局。
4.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 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现代化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不仅要把眼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搞好,还要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粮,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我们不能为谋求一时的发展而以牺牲长久利益为代价。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 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㈧ 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规律编辑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1]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1]

㈨ 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
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包含着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民族复兴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决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100年不动摇范畴的。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第五,中国这条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与庄严承诺。
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源于中国核心领导层治国理政科学理念作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对持久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倡导并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对外,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深邃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已经体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自觉选择。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这一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就是“布恩信,怀远人”,实现“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可以讲,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思想生发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作出的科学选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农村尚有2300万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近2400万人就业,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爱和帮助,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政府对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从而选择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积极主动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
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融汇于当今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世界各国也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惠、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汇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深刻认识时代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永远地走下去。
三、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这一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发展模式的理念独一无二。纵观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与战争扩张如影随形,战争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选择。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
第二,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政府已使大约2.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为2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目前,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1.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
第三,这一发展模式的方式独一无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国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正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进程,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
第四,这一发展模式对国际共运的贡献独一无二。中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无疑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响独一无二。随着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不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也不输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论”,对他国模式,该借鉴的要借鉴,当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横竖挑错,更不能照搬照抄;对本国模式,该坚持的要坚持,当调整的要调整,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到处推销,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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