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有哪位大神写过或读过关于中国近代史教育问题
楼主问问题的方向就不对，什么近代教育问题
应该是我国现代社会关于中回国近代史答的教育不足的问题
三千字的论文，我没耐心写，也没现成的，你自己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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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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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739&id=49727
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1912—1949)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604/3798.html
民国经济史 (1912-1949)——“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二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5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1912-1937年）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27/167051.html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05xdh/810978.htm
C. 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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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历史论文,中国的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是通过学习诗歌与儿歌接受启蒙教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很小便在母亲指导 下接受诗歌启蒙。他从五六岁开始学诗，到了九岁，已经能够“谙识声韵”。十六岁便写出“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柳宗元四岁开始由母亲口诵，进行诗歌启蒙，不久就能背 诵十四首古代辞赋，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自幼在父亲亲自指导下熟读《诗 经》《楚辞》，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等诗人的作品，并开始作诗。明代诗人吴孺子一生喜好《离 骚》，他的爱好与幼年所受教育密切相关。据说，在他小时候，父亲对他进行启蒙，一反当时用“经史”作教 材的传统，“独授杜诗一编”，“遂好为诗”，培养出了学诗的兴趣。清代著名诗人和画家、“杨州八怪”之 一的郑板桥，从三岁开始由父亲教识字写字，五六岁就学读诗背诗，十岁时就能与老师用诗唱和，而且应答如 流，受到老师称赞。
诗歌不仅有利于开发儿童的智力，同时对孩子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宋代伟大爱国诗人 陆游，自小受到父亲陆宰的诗教，陆宰不但教儿子吟诗，作诗，并且聘请了如曾几这样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诗 人作儿子的老师。陆游从师长那里学到了作诗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曾几等人教育影响下 ，他投入卫国抗金的火热斗争，写出许多反映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光辉诗作，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民族英雄文天祥，青少年时代也曾受到诗教的陶冶，当时著名诗人江万里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江万里不 仅用自己创作的诗实施诗教，而且用一个爱国诗人的廉洁、正直的人格教育他。江万里以身殉国的壮烈行动， 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年轻的文天祥。文天祥后来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种坚强性格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都是与他的老师江万里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
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小时候，也受到诗教陶冶。母亲王氏为他朗诵和讲解爱国诗人于谦的《石灰吟》一诗 ，对他形成坚强不屈的爱国性格起了重要影响。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的成长也与诗教陶冶有关。其父夏允彝在 反清斗争失败后，留下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命诗，对夏完淳的教育特别深刻。使他抱定继承父志、抗清到底 的决心，在斗争中成为一名爱国诗人和少年民族英雄。
用诗歌教育孩子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容易激发他们学习兴趣。诗歌音调和谐押韵，琅琅上口，适合朗诵和 背诵，不但读起来给人以快感，而且又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诗歌形象鲜明，富有意境，语言精炼，一字一 句都有显著的色彩，词语组织配合又非常严密，于短小篇章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不但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而且能使孩子于不知不觉中启迪思想，开扩胸襟，形成开朗乐观、豁达开阔的好性格。
由于诗教在教育年轻一代中存在许多突出优点，所以它一直受到许多有远见的家长与教师的重视，成为教 育与教学的重要形式。古人进行诗教，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选用前人诗作，对后代实行诗教，这种方法 从孔子开始一直被后人延用。大约从唐宋开始，不少诗人学者从古代诗歌中选编那些内容健康、语言浅显明快 的诗作，用做对儿童启蒙的教材。某些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为了有针对性地教育子女，还自编诗歌教材对孩 子进行诗教。
进行诗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好可以用于启蒙教育的诗歌。选择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古代教子 实践归纳出这样几条基本经验：
一.必须选择那些能够为儿童乐于接受，容易为他们理解的诗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黄遵宪的曾祖母 的教育经验。相传近代卓越的爱国诗人黄遵宪自三岁开始就由曾祖母抚养。黄遵宪的曾祖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酷爱民间文学，尤其喜欢听当时流行的弹词。她在黄遵宪刚刚学会说话时就开始用儿歌对黄遵宪进行启蒙。 “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口塘。放个鲤鱼八尺长 。”这样格调明快，轻松而又富有想象力、充满生活情趣的儿歌，给童年黄遵宪留下了深刻影响。对启发他的 智力，陶冶他的情操都有积极作用。黄遵宪的父亲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他不但以自己诗人气质和性 格给幼年黄遵宪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而且特别注意用诗歌启发孩子的智慧。他有意选择与搜集像《千家 诗》那样的琅琅上口而又通俗易懂的诗让儿子学习和背诵。在曾祖母和父亲的启蒙教育下，黄遵宪很小就酷爱 诗歌。他在十岁那年，塾师以诗句“一路春鸠啼落花”与“一览众山小”为题让学生作诗，黄遵宪即写下“春 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以及“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这样令当时家乡一带名士们有口皆碑的诗句。
二.必须选择内容健康， 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诗篇进行启蒙。清代的郑板桥为了对儿子进行启蒙 教育，曾经特意为儿子抄录了一些思想进步、内容健康的民谣，用做教材。例如：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葛蚤出。”
郑板桥抄录这些具有人民性的民谣用以教育子女，目的是让儿子了解民众疾苦，自小培养关心群众改造社 会的报国之志，懂得怎样做人。
宋代王安石常常用抄诗的形式，规劝子弟奋发努力。他的弟弟王安国小时喜欢骑马击剑，不爱读书，王安 石多次劝他珍惜年华，可是他依然成天游荡，无心学业。因此，王安石就抄录了一首前人所作《时光》诗，贴 在弟弟的书房里。诗中写道：
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
年华若虚度，老来恨不浅。
时光容易逝，岁月莫消遣。
碌碌而无为，生命不值钱。
相传王安国看了这首诗，痛悔自己过去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决心从此振奋起精神，使生命更有意义。在 哥哥王安石的鼓励与帮助下，他一心寒窗苦读，终于中了进士，受到朝廷重用。
还有一次，王安石为了鼓励外孙勤奋学习，就在外孙的书案上抄写了两句乐府歌辞：“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王安石的外孙看了这两句诗，从此抓紧时间学习，学问大进，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另一种诗教形式是师长亲自为子女创作“教育诗”，这种形式较选用前人诗作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相 传大诗人陆游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翻开陆游的诗集，在他留下的九千多首诗中，大约有一 百多首都是写给孩子的。为了教育孩子认真读书，继承他的诗风，当他看到七岁的儿子创作了一首诗时，欣喜 地写诗对儿子进行鼓励：
喜见吾家玉雪儿，
今朝竹马绕廊嬉；
也知笠泽家风在，
七岁能吟病起诗。
为了向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授学习方法，陆游用诗告诉孩子们：“通经本训诂，讲字极声形。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为了教育儿子明确学习目的，告诉他们读书不是为了作官，而是为 了救国救民，他写道：“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乎苏元元。”他特别注意用诗教陶冶孩子性格，使他们形成 良好的思想品德。他告诉孩子，一定要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 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书生事业期千载，得丧从来未易评”。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子＠①向他请 教作诗方法时，他特意创作一首《示子＠①》的教育诗，总结了自己学诗的体会。诗中讲到他开始学诗，只注 意技巧和辞藻，走过一段弯路。直到中年以后才渐渐窥见到广阔的意境，有了深刻体会。他明确地指示儿子：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意思是说：你果真要学习写诗，应该首先在诗歌以外，书本以外多下功夫。这 是大诗人陆游留给后代的至理名言。
陆游还经常教诲孩子要保持和发扬陆家的优良家风：“汝曹切勿坠家风。”在他的诗里，多次把他的家风 内容向子孙交代，还希望能为诸孙作出榜样：“夙夜常相勉，诸孙待典型。”
尤为可贵的是，陆游一生坚持不懈地用爱国思想教育子孙后代，直到病危还写下一首《示儿诗》：“死去 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示 儿诗》时，仍然为诗人的伟大爱国思想所感动，可以想见，它对于陆游子女的教育是何等深刻了。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千百年来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具有人民性的古典诗词可以用于诗教，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创作的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教育诗”也是用作诗教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师长还可以像革命老人徐特立 那样，针对孩子的实际问题，自己创作诗歌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方式生动活泼，很受年轻人欢迎，只要 运用得法，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E. 中国历史 教育从古到近的变化
详细？打出来得绕赤道N周·····给你个大概
孔子（包括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重孙子····）教诗书礼仪，办民间学校。你读完了，发张“儒家正式弟子”的毕业证给你（类似现在的大学文凭，没它不行，没有它用人单位不鸟你，有了也没几个人信的。）
然后齐国创办国家学校：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
至于春秋战国选拔人才的方式很简单：会游说，有本事。或者推举。有很多方式。没有专门的考试来选拔人才
汉代：察举制。前 196 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制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和秀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简言之：比起春秋战国比较有突破，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个人觉得不合理，限制了学说的发展，限制了读书人的方向。大家都当孝子，读四书五经了，谁还去发张科学？所以四大发明等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在中国的使用很局限，包括以后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没有深入。在古代学理科（还不能使春理，四书五经照样要读！），只能混个吃不撑饿不死的小职，聪明人很少会去做的····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首创，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简言之：有家世就能当大官！没家世，没背景的，朝为田舍郎，暮还为田舍郎。就算你智商跟爱因斯坦一样，学识更孔子不相上下也是田舍郎！所以非常不利于人才的选拔，打击读书人积极性。这种选拔制度下的教育我想不会有多发达。
隋唐：科举制度。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元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中落时期（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蒙古蛮子，狗咬摩托不懂科学！）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相当鼎盛，鼎盛到八股取士。有一次的出题：以论语中“。”（句号）为题，状元爷的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是：“圣人云前空空如也”）八股取士，很郁闷的，你写文章必须按那模式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你想想自己写论文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
简言之：统治者很聪明，把读书人牢牢束缚在了书本上，稳固了自己的统治。你造反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当大官么？造反那得多危险啊！不用那么麻烦了~乖乖读书就可以了。读的还是四书五经，天天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天地地的，读着读着自己就晕了，还反什么？你要爱读别的也行，但是我不考，你读了也白读！毕竟“傻X”是很少的。在这种模式下的“人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限制了中国科学，甚至是科技的发展，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距离。禁锢人性，所有人相信君权神授，奴役人民，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张，阻碍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教育制度。
后期的洋务运动等，兴办新式学堂，鼓励学生外出留学，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是先进的，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导致了教育变革的不彻底。
再后来的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排到了世界第三，简直就是质的飞跃。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我就不废话了
再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教育倒车啊···），上山下乡，废除高考到回复高考，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也就不一一点说了，网络一下就OK。
后记：我之所以讲古代的时候先讲考试制度再总结教育，只因为我觉得如果单说教育是很空洞的，若没有选拔制度的限制的教育制度可能又会是另一番样子。
原创啊！！累的我啊·····
F. 发表教育教学论文网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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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中国古代教育历史论文3500字
为了探讨和掌握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论文进行分类。内由于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容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 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
专题型
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
论辩型
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
综述型
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
综合型
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
H. 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论文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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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国教育教学研究会获奖论文CN01-0732948怎么查不到
这个cn+数字是期刊的刊号么？国际刊号还是国内刊号，可以在出版总署去查到具体的期刊，在找具体的论文稿件。论文发表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原上草论文了解。
J. 中国教育近代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创立和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新式课程开始进入课堂，中国教育史学科被列为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正式科目。起初多引进外国的教材或讲义，主要是翻译、编译、译述日本学者的《内外教育史》、《东西洋教育史》、《支那教育史》之类的著述。同时也在开始筹划、着手自编教材。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黄绍箕于1902年至1904年着手准备，1906年拟就大纲，而后由柳诒徵于1910年5月撰成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颁布了第二个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中国新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类型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材需求大增，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和教材编写再度活跃。除继续编译日本学者的著述外，中国学者的著述也有所增加，如杨游的《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中华书局1915年版)、佚名的《中国教育史讲义》(未署明出版单位及时间)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留美学者郭秉文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cation，由周槃译述，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之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出版。该书原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作序，中文版又有黄炎培作序，影响颇大。郭秉文自称其撰著目的在寻求历史借鉴，“正言之，为模范，为指南；反言之，则亦前车之覆辙也”。该书虽为教育制度通史，重点却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教育史研究范围之内，可谓开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之先河。
在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教育思潮波澜壮阔，各种教育思潮、各类教育实验纷纷亮相和开展，特别是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民本主义教育思潮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加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教育理论的传播，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内容。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行，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盛的阶段，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教育史的著述数量大增，种类繁多，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充实，研究方法也有新的进展和突破，整体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一说1928年版)、陈青之《中国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外，还有周谷城《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李浩吾(杨贤江)著《教育史ABC》，是一部史论性的教育史著作，独具特色，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著的教育史论著。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关注，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且使中国近代教育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研究领域。除一般中国教育史普遍涉及近代部分外，还大量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年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及其书中所附之“中国现代教育纪事年表”。此外，还有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庄俞、贺圣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丁致聘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还有大量有关近代学制、教育思潮、教育行政、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专题研究和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