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诸世界历史

『壹』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读后感800字

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仅在小说、诗歌创作方面声名卓著，在人物传记、历史特写方面更是名震遐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是他的十二篇历史特写集。此书于1928年出版时虽然仅收五篇，但立即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25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由于茨威格是犹太人，希特勒上
台后茨威格的所有著作都被列为禁书，此书自不例外。茨威格本人也于1934年受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这位充满博爱精神的大师眼见战火纷飞，人类彼此互相残杀，最终对人类前途悲观失望，于1942年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就在他去世不久，就有出版社在1943年将此书再版，并由五篇增补至的十二篇，以后仍不断再版，至今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逾一个“甲子”仍畅销不衰，足见此书魅力之强大。

茨威格是杰出的作家，对“灵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自然体会殊深。他知道，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会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而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作往往只是那突然袭来、稍纵即逝的“灵感”之笔。而“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惊天动地的“关键时刻”与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的关系，实即我们所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为所有人接受的最后结论。或许，那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是为了历史的突变准备、积蓄能量，正如地下奔腾的岩浆，在长期积蓄的压力作用下最终喷薄而出。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关键时刻的选择，的确是一生一世、存亡兴替。如果说那漫长的悠悠岁月是历史长河底部平缓的深流，那短暂的“关键时刻”就是大河上的惊涛骇浪；如果说漫长岁月是历史幕后的长期练习准备，那辉煌的一瞬间就是历史前台的眩目演出。茨威格这十二篇历史特写，表现的就是历史的滔滔巨浪，历史的精彩演出，是历史的主体——人——在这一瞬间的所作所为。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时，一秒钟作出的决断将使历史的结果完全不同。决定历史命运的滑铁卢战役，就有这样的“一秒钟”。1815年6月中旬，重掌大权的盖世雄才拿破仑与反法联军激战数天，取得一些胜利后却最终兵败滑铁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后，“滑铁卢”便成为遭遇重大失败的代名词。然而，拿破仑惨败滑铁卢却不乏偶然因素，胆小怕事、惟命是从的格鲁希元帅在一秒钟内作出的错误决定，终酿大祸。

面对强大的联军，拿破仑决定趁其尚未真正结合成形时分而治之，于是定下了先打对他威胁最大的比利时方面的英、普联军。战斗于6月16日下午2时打响，法军主力7万人首先同普军主力8万人交战，拿破仑另派5万兵力牵制英军，他希望能够把英、普军队切开，然后各个击破。在法军的猛攻面前，普军立即溃败，向布鲁塞尔撤退。拿破仑明白普军虽被击败，但并未被消灭，于是抽调了一支部队由格鲁希指挥，追击普军，以防止其与英军会合。

击溃了普军的拿破仑，亲率大军转攻英军，听到普军战败的英军害怕孤军作战，便迅速撤退到滑铁卢方向，英法两国军队在滑铁卢展开决战。这时，被拿破仑击溃的普军重新集结，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滑铁卢附近的英军，一路直接围攻法军右翼。而格鲁希仍在离滑铁卢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寻找普军，但一直没有找到。6月18日上午11时，决定历史进程的时刻到来。激烈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英军已无力支持，法军也疲惫不堪，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援军，这时谁的援军先到，谁就是历史性会战的胜利者。这的确是极其关键的历史时刻。黄昏时分，终于从远处飞驰过来大队人马，双方都在祈祷上帝：来的是自己人！那支部队越来越近，双方终于都看得非常清楚，那高高飘扬的是普鲁士军旗！经过浴血奋战，没有援军的法国军队最终溃败。

就在滑铁卢战役打响时，格鲁希的部队就听到一声声沉闷的炮声不断传来，感到大地在脚下微微震动。他们立即意识到重大战役已经开始，由于找不到普军，所以他的几名下属急切地要求格鲁希命令部队“赶快向开炮的地方前进！”增援拿破仑，然而格鲁希只考虑了一秒钟，就强硬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在拿破仑撤回成命以前，他决不偏离自己的责任，前去增援。对这决定历史的一秒钟，茨威格感叹道：“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十九世纪。而这一秒钟全取决于这个迂腐庸人的一张嘴吧。”“倘若格鲁希在这刹那之间有勇气、有魄力、不拘泥于皇帝的命令，而是相信自己、相信显而易见的信号，那么法国也就得救了。”“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不过，命运有时也会残酷把人捉弄，让人只成为“一夜之间的天才”。

1792年4月25日，大革命中的法国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宣战的消息传到斯特拉斯堡。这座与德国邻近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城立刻沸腾起来，到处是激动的人群在演讲、喊口号，要求报名参军。而负责鼓动市民的市长感到还缺一些雄壮的歌曲，便问他认识的一位喜欢音乐的年轻工兵上尉鲁热是否愿意为明天出征讨伐敌人的“莱茵军”谱写一首战歌。鲁热为到处弥漫的爱国热情感染，爽快答应下来。

4月26日凌晨，劳累了一天的鲁热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创作。创作非常顺利，今天在街头看到的一切，自己心中的各种感情，全都汇集一起。似乎不要创作歌词，只要把这一天之内有口皆传的话押上韵，配上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即把人民最内在的感受表达出来了。好像也无需作曲，因为战士的行军步伐、军号的节奏、炮车的辚辚声如同最好的旋律。“旋律越来越顺从那强有力的欢呼的节拍——全国人民的脉搏。鲁热愈来愈迅速地写下他的歌词和乐谱，好像在笔录某个陌生人的口授似的——在他一个市民的狭隘心灵中从未有过如此的激情。这不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亢奋和热情，而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这一瞬间聚集起来，迸发而出，把这个可怜的半瓶子醋拽到离他自己相距千百倍远的地方，把他像一枚火箭似的——闪耀着刹那间的光芒和火焰——射向群星。”

第二天早上，他急忙带着创作好的歌曲赶到市长家中。当天晚上，在市长的客厅里为那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上流社会人士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客人们出于礼貌客气友好地鼓了掌，市长夫人在给亲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只是她丈夫为了社交想出来“换换消遣的花样”，这首歌“社交界认为相当不错”。正如茨威格所说，首先听到这支歌曲的上流社会人士“显然不会有丝毫的预感：一首不朽的歌曲借着它的无形翅膀已飞降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同代人往往很难一眼就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一部作品的伟大”。以后几天，鲁热则不无虚荣心地在咖啡馆为自己的同事演唱这首《莱茵军战歌》，让人抄写复本分送给莱茵军军官。这首不为上流社会沙龙所重视的歌曲，却开始一点点地口口相传，终于在广场、战场，在群众和士兵中间找到知音，特别是在马塞，反响极为热烈，成千上万人都在传唱这首歌曲。7月2日，马塞的五百名义勇军唱着这首雄壮的战歌向巴黎进军。

随着他们的行军，这首歌传到沿途各地。7月30日，马塞义勇军一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歌进入巴黎，成千上万欢迎他们的巴黎民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几小时后这首歌就传遍全城。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地扩散开去，势不可挡”，歌名也改为《马塞曲》。一两个月后，《马塞曲》就成为全军之歌、全民之歌。许多部队就是唱着这首歌勇敢地向敌人冲去，敌军发现当“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队形冲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塞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后来，《马塞曲》被定为法国国歌。

然而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以后的四十多年中，鲁热却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他干过形形色色的行当，并且不乏欺蒙拐骗，曾因金融案件入狱，为了逃避债主和警察而东藏西躲，最后在1836年去世。“那一次偶然的机缘曾使他当了三小时的神明和天才，然后又轻蔑地把他重新抛到微不足道的渺小地位，这是多么残酷”！如此人生，不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在人生的旅途中，信仰无疑是生命最重要的支柱。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几被命运“打败”的德国作曲家韩德尔重获新生。

韩德尔早年成名，但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社会的音乐欣赏风格骤然大变，他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几部歌剧上演也相继遭到失败，他经营的歌剧院被迫关闭，常被债主堵在门口，并不断遭到竞争对手和各色人等无情的讽刺打击。1737年4月，内外交困的韩德尔中风偏瘫，所有人都认为他的音乐生涯将就此完结。然而，他凭借着生命中的原动力终于在几个月后重新站起，又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他的创作在几年中依然不被人接受，遇到的依然是尖刻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一天天的债主堵门……在走投无路之中，他的勇气渐渐被消磨，离群索居，心情越来越忧郁，情绪越来越低沉。曾如泉涌般的创作灵感完全枯竭，生命的原动力也不复存在。他心力交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打败击垮，认为自己这回彻底完蛋。他不住地感叹早知此还不如当年一直就半身不遂更好，甚至认为不如当初一死了之来得痛快。在绝望之中，他时时不由自主地喃喃低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喊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1741年8月21日晚上，逼债人离开后，韩德尔忙到街上散步。几个小时后，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时，突然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纸包，是友人写的清唱剧《弥赛亚》的剧词，请他作曲。心情疲惫甚至已有些变态的韩德尔竟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他，气愤地爬上床睡去。但怎么都睡不着，仿佛有种鬼使神差的力量使他无法抗拒，让他下床重新点燃蜡烛，再次打开稿本认真阅读。一打开稿本，他就突如遭以电击一般，魂不守舍，只听到耳边乐声回响飘荡、呼唤咆哮。当他一页页往下翻的时候，他的手不停地哆嗦，心灵突然被唤醒，每一句歌词好像都是救主弥赛亚在向他召唤，一切疲劳全都消失，“他还从未感到过自己的精力像现在这样充沛，也从未感到过浑身充满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那些歌词就像使冰雪消融的温暖阳光，不断地倾泻到他身上。”他就是要证明“只有饱经忧患的人才懂得欢乐；只有经过磨难的人才会预感到仁慈的最后赦免；而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证明：他在经历了死亡之后又复活了。”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安慰他，但现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了他，这就是他的信仰。“他信赖上帝，并且看到上帝并没有让他躺在坟墓里”，“上帝再次唤醒他肩负起给人们带来欢乐的使命。”“赞美声已充满他的心胸，在弥漫，在扩大，就像滚滚火焰喷流而出，使人感到灼痛。”他立即开始写下一个个音符，无法停止，“就像一艘被暴风雨鼓起了风帆的船，一往直前。四周是万籁俱静的黑夜”，“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是一片光明，在他的房间里所有的音乐声都在齐鸣，只是听不见罢了。”

随后的三个星期，他一步都没有离开房间，已完全如痴如醉，吃饭时也不停地写谱，经常泪流满面，浸湿手稿，最终完成了全部创作。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面对众人祝贺，他只是谦卑地低声说道：“不过，我更相信是神帮助了我。”他并且宣布，演出这部作品自己永远不收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捐给病人和身陷囹圄之人，“因为我自己曾是一个病人，是依靠这部作品治愈的；我也曾身陷囹圄，是它解救了我”。以后每年春天他都要亲自指挥《弥赛亚》的演出，直到老年双目失明也不例外，并且信守诺言，收入全部捐出。“他在世间取得的胜利愈伟大，他在上帝面前表现得愈恭敬。”《弥赛亚》实际成为韩德尔的灵修圣品，此后他又源源不断谱出多部圣乐。这时，他的创作已经不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内心的信仰。信仰，使他超越了自我。

1759年4月6日，74岁的韩德尔已身染重病，仍照例指挥了演出。几天后，终于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但《弥赛亚》这部旷世的不朽之作，终于成为著名的宗教乐曲。

信仰是生命的支柱，但走向信仰之路却往往充满难以想象的坎坷。而俄罗斯著名作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走向信仰之途的。1849年4月，年仅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反沙皇的政治活动被捕，被褫夺了贵族身份，并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他与其他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一起被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教堂广场执行枪决。就在行刑的士兵们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气喘嘘嘘地挥着白手帕横穿广场，宣布沙皇圣谕，免除了他们的死刑。根据沙皇圣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为流放服苦役。十年后当他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时，已成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茨威格以二百余行的长诗，细腻地描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中最为关键、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刑场被赦，并提示了他以后深刻的心理变化的开端。“只有在触到了死神苦涩的嘴唇之后／他的心才感受到生的甜蜜。／他的灵魂渴望着去受刑和受折磨，／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秒钟里的他／正如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在同死神痛苦地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难去爱生活。”

走向信仰之途充满痛苦，而虔诚的圣徒因为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在寻求到信仰之后依然有着深刻的内心痛苦，甚至不能排解。伟大的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之后，在个人生活层面因妻子不同意而无法改变不符合自己信仰的地主庄园式生活而长久深痛；在社会关怀层面他坚决反对暴力，强烈谴责暴政却反对以暴易暴，但现实中又看不到专制的暴力统治能为爱所感化，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也使他痛苦万分。他早就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1910年10月28日、82岁高龄的托翁终于下决心出走，几天后因肺炎在途中小站去世。

早在1890年，托翁就开始创作剧本《光在黑暗中发光》，剧中主人公在信仰发生变化后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严重冲突，长期内心不安、痛苦，实际是他自己的写照。但这部剧本却一直没有写完，只有一些片断，因为他找不到解决矛盾和痛苦的办法。对托翁充满敬佩的茨威格认为“把托尔斯泰自己的这个结局作为他那部悲剧片断的尾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以托翁的出走、去世为题材，写了剧本《逃向苍天》，“试图以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与文献的态度把这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写出来”。他申明，自己的这番努力并非要完成托氏的剧本，“而仅仅是想为他那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和未解决的冲突写出一个独立成篇的尾声，唯一的目的是要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悲壮的结局”。

在这出话剧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剧中的“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以许多残酷的事实说明沙皇专制政权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因此责备他要人民宽容忍让、用爱感化专制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表示“要仇恨一切给人类造成不公正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也会把他像一条疯狗似的打倒在地”。而托翁则表示：“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即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反对。”“即便是罪人，也还是我的兄弟。”“大学生”斩钉截铁地说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托翁则尖锐反驳说：“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再产生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他永存下去。”对此诘问，“大学生”无言以对，但却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最终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悲壮一幕。

揆诸人类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

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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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全球各大著名宗教及内容

各大宗教介绍
一、天主教
天主教乃救主基督所创立，是从宗徒们传下来的教会，遵守基督所教导的一切教义、诫命和净化圣化人灵的圣事，没有改变、加添或删减。
「天主教」中文名称，是明末来我国宣布福音的传教士所拟定。它原来的名称是「基督宗教」，是指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后因时代的变迁出现信仰态度不同的基督宗教一东正教、基督教的各教派，统统称为「基督徒」。
天主教乃建基於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它的前身是犹太教，因此继承犹太教的一神观念和旧约圣经。耶稣基督的行事，则记载於新约圣经的四部福音里。他最初仅在犹太人中宣讲天国福音，教导世人敬天爱人，走真理的道路而进入永生。耶稣升天后，他所拣选的以伯铎为首的使徒，立刻展开传教工作，从犹太到小亚细亚，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各地，并在各地建立教会，而使福音传布到普世人类。
由於基督徒的一神信仰，和宣扬的平等博爱，为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所不容，屡遭种种迫害，无数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为基督信仰作证。公元三一二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天主教。次年与东罗马皇帝联合颁布「米尔诏书」，准许信仰自由，迫害才告终止。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东西罗马，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为罗马政教合一的开始。因此天主教的信仰随著帝国的声威，而广布各地。西方的正义、平等、博爱、自由、和平、人权等伦理价值，无一不是源於天主教信仰。
一○五四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脱离罗马教宗，成立东正教。一五二一年神父马丁路得脱离天主教，成立新教，之后又有其他与天主教分离的教派产生(我国通称基督教)。东正教除了不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以外，信仰上与天主教并无根本差别。基督教各教派除对教宗的首席权有异议外，在教义和礼仪上，也有某些差异。
不过，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的信仰对象，都是耶稣基督，由於教义上的差别和信仰态度不同而分开，但并不影响耶稣基督为全人类救主的宣告。

二、基督教
基督教是於公元十六世纪初叶自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教派。最初的教派有三支:一是路德教派，路德原是德国天主教奥斯定修会的一位神父，他曲解教义，主张人只靠信德即可成义得救，不需付任何善功。因拒绝教会的多次劝导，终於一五一七年在德国威登堡教堂发表了他自己的信仰主张，自天主教分裂出去，成为路德教派。二是加尔文教派，加尔文法国人，生活於瑞士日内瓦，与马丁路德同时，除同意路德所讲的「人只靠信德即可成义得救」的主张外，还提出他个人的主张「人的成义得救早由天主所预定」，结果也由天主教分裂出去，自成加尔文教派。三是英国教派，由英王亨利八世开始，他因欲休加达利纳皇后、另娶宫女宝兰为后，未蒙教宗允准，遂於公元一五二一四年自天主教分裂出去，成立了英国国教，自立为国教教宗。
上述三个教派各自成立后，每个教派内的信徒，又因在信仰上意见纷歧，遂又各自分裂，渐渐产生了许多新教派，例如从路德教派又分裂出福音堂、美以美会;从加尔文教派又分裂出惟一神派、清教徒、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等：从英国国教又分裂出圣公会、高级教会、低级教会、自由教会、牛津公教会等。基督教之各教派，在过去四百余年内，已分裂为一百多大小不同的教派。在欧美各国，基督教各教派统称为「誓反教」，乃因当时路德教派在德国得势后，严禁天主教举行弥撤圣祭。数年后，即於一五二九年，斯倍尔国会又宣布恢复天主教举行弥撤圣祭之自由，当时国内有五个归依路德教派的王侯和十四座城市的路德派信徒，群起誓死反对，称自己为誓反教派。自此以后，自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教派都称为誓反教，以示与天主教分离之意。待日后他们来到中国传教时，因为中国环境与欧美不同，他们觉得誓反教之名有欠和善，遂以基督教之名取而代之，称为基督教。

三、伊斯兰教
公元571年，位於西南亚的阿拉伯半岛上诞生了世界上最后的一位圣人，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据传安拉创造穆罕默德於一切圣人之前，而差遣於一切圣人之后。 因此，他是最后的一位圣人。如《古兰经》说：“穆罕默德不是你们哪一个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是一切圣人的封印者”［33：40］。穆罕默德四十岁时［公元610年］奉安拉的旨意开始复兴和传播伊斯兰教。当时阿拉伯半岛正处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奴隶主占有大批奴隶和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牛、羊、驼和牧场等。他们各自成为一个部落，各霸一方。他们对内压迫、剥削奴隶，对外争夺抢掠，再加上外来的侵略势力。当时该半岛战争烽火连绵不断，同时由也门到叙利亚的商道受阻，因此奴隶生活痛苦不堪。就是那些自由民也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意识形势方面更是杂乱并陈。当时拜物教盛行，偶像、日、月、星辰等，都成为了崇拜的对象。就是在圣洁的开尔白［天房］内也充满了偶像。致使当时的阿拉伯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道德风尚极端败坏。因此，人人渴望和平、安定和团结。
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复兴的。按伊斯兰教的观点，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复兴者而不是创始人。所谓复兴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斯兰教发展到尔萨［耶稣：纪元元年——40年］圣人时代之后中断了五百多年，至到穆罕默德为圣时才重新举起了伊斯兰教的旗帜，使这个古老的宗教得以复兴。
据史节记载，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是在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更早以前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之间就互有往来。 最早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时，中国著名探险家甘英就曾奉命西使，游历过波斯等西域各国。以后还有不少的中国和阿拉伯的船只和商人西往东来。 到了盛唐时期，中阿关系更加发展，相互来往更加频繁。当时来中国的大食人［“大食”一词是阿拉伯语塔吉尔的音译即商人之意］与日俱增。 他们先是由海路，即从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到达广州、泉州等沿海一带城市。 后来又由陆路即经波斯、中亚、天山南北到达长安［今西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传为佳话的海陆“丝绸之路”。它已经成了中阿和中波友好关系史的见证。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阿拉伯人应唐萧宗李亨的邀请，派军队前来帮助平定安禄山之乱。后来这些人留居在中国，成了中国穆士林来源的一部份。
唐［公元618-907］、宋［公元960-1279］两朝时期来中国经商的大食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所经营的大多是香料、药材、珠宝等贵重物品。在来华的大食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阿拉伯当局也曾多次派遣使节团来华。在第三任海里发欧斯曼时代，也就是公元651年8月25日［即教历31年1月21日］时逢唐永徽二年，向中国正式派来第一个使节团。他们谒见了唐皇帝并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多数史学家将这次使节团的来华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的标志。此外还有说是622年的和628年的。
到了南宋末期，由於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相继又有大批被征服的伊斯兰教徒来到中国。在这些被征服者中有一个较大的民族叫作花刺子模，这些人后来成了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1271年蒙古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公元1271-1368年］后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此时已有回、维等十个民族先后信仰了伊斯兰教。 各地也随之建立了一些清真寺。如建於唐代的广州怀圣寺［亦称光塔寺］、西安的化觉寺、建於宋代的泉州清净寺和北京的牛街礼拜寺等。

四、佛教
佛教在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印度。在释迦牟尼佛涅盘后约二百五十年左右，就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了。由於阿育王的缘故，传播到亚洲各地，甚至於传播到了欧洲。就东方来讲，第一个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是佛教，直到现在，东方宗教之被公认为世界性的，尚只有佛教。
佛教发生在印度。印度佛教一共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以及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的一段时间，称为原始佛教时期。那是非常朴素、朴实的佛教。释迦牟尼佛反对祭祀的迷信，反对偶像的崇拜。他主张人应该依照他的教理去做，依照他制订的戒律去行，而不是把个人当作神来崇拜。他常常说：「我不领导人，我也是僧中的一份子。」佛是用平实的理念和方法，帮助众生解脱身心的苦难。佛经的对象是人，是为度人。
佛灭以后三、四百年左右，佛教的思想渐渐产生地域性、思想性的变化。由於印度气候、语言、民族的不同，流传的佛教在思想形态上便产生了种种变化。不同的老师在各化一方的时候，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社会大众的需求，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和不同形态的派别，所谓部派佛教，便因此产生。部派佛教时期注重理论的整理和观念的辨明，有重视个人解脱的倾向，因此部派佛教便被后来的大乘佛教评为小乘。但它本身又分两个大部分：比较保守的叫上座部，比较开放的叫大众部。
小乘的意思就是只求自了、自度自利。不过小乘也同样劝人家来修行，也同样传播佛法。就像是自己有一辆小车子，也给别人一辆小车子。他乘了这辆小车子能够证涅盘、了生死，也劝人家乘这样的一辆小车子去证涅盘、了生死，所以小乘法是大乘法的基础。大乘佛教，是在佛涅盘后五百年到一千年之间渐渐产生的佛教型态。它一开始就强调，为了广度众生，为了成就佛道，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大菩提心的意思就是「但愿众生皆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
印度的大乘佛教又分成三个派系：根据般若的思想，产生了中观学派；根据唯识的思想，产生了瑜伽学派；根据唯心的思想，产生了如来藏学派。今天只是给诸位一个概念。这三大学派又可归纳为二类：第一是空的，叫中观派。第二是有的，分为唯识的有和唯心的有。唯识的有叫瑜伽派，唯心的有叫如来藏派。
佛教教义：
甲、佛教以三宝为中心。所谓三宝，即是佛、法、僧。
乙、佛教以四圣谛为基本教理。所谓四圣谛，一是苦的事实，二是苦的原因，三是灭苦的方法，四是灭苦以后所得的结果。

五、道教
中国的道教，分成两个系统，属於哲学的系统是老子和庄子，称为道家；属於道术的系统则有金丹派和符籙派。金丹派在於鍊丹、鍊气，又分内丹和外丹。内丹是鍊气功，外丹是谏金术，也就是把金属鍊成丹药，他们相信人吃了金丹能够羽化升天、长生不死；符籙派则利用符籙的方法，驱遣鬼神的力量来解决人间的问题，这被称为道教。中国的道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但在世界性的学术上则有道家这麼一门思想。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宗教，其核心就是对於以“三清”为主神的神仙信仰。当代的中国道教，无论是正一道还是全真道，都将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奉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作为其最高的宗教信仰。然而从宗教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来看，道教的“三清”信仰并非是自道教创始就有的，而是从汉魏至唐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衍变成型的。探究其宗教内涵，实际有“三清仙境”信仰、“三宝神君”信仰、“三洞真经”信仰与“三清尊神”信仰等几种不同的信仰形态与内容。这几种“三清”信仰的形态与内容，在古代史上先后相续，期间多有交叉与联系，几经衍变，最后才定型成为以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为最高尊神的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成为宋明以来道教各派信奉的最高宗教信仰。这就是中国道教的“三清”信仰。
道教的神仙信仰包括天界尊神、洞天仙真、祖师圣贤、民间俗神等信仰对象，体系庞大且等级有差，属於多神信仰的范畴。道教的这种多神信仰，还有一个特徵，就是众多的仙真神灵，都有固定的理想居处，天尊、道君居於天宫之中，仙人真人栖于洞天福地，祖师圣贤和民间俗神也各有其享受祭祀的处所。这种特徵，溯其来源，应该说与先秦时期的神仙传说有著一定的关系。道家的《庄子》书中就有“神人”居住于“邈姑射之山”的传说，而《山海经》中更记述了众多神”与岷山、首阳山、钟山等神山的关系。上世纪有学者认为，秦汉以前的神仙信仰按其地域与内容，可分为海派神仙信仰与山派神仙信仰。前者同西部的昆仑神山有关，而后者同东海之中的蓬莱、瀛洲等仙山有关。因此，昆仑神山与蓬莱仙山等地，就不仅是神人和仙人居住的处所，对於古代的修道者和信仰者来说，就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含有信仰的意义在内。换句话来说，这些神仙居住的仙境本身就已经从人间的传说转化成了修道者的信仰物件。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无疑对道教信仰的孕育、产生和形成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其他宗教
1、犹太教
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巴比伦被掳时期（586-538BCE）——建立圣殿
西元前五八六年至西元一三五年是犹太教形成非常重要的时期，而真正形成的时间是在波斯时期（ 538-333BCE ）。
犹太教历史以圣殿作为空间与时间的区隔，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圣殿（ The First Temple ）建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 在此之前，犹太人是以部落方式散居於巴勒斯坦各地，后来因为基於共同的历史与宗教经验，而形成共同的一神信仰——崇拜「耶和华」（ yhwh ），并成立了以色列国（ Israel ）。
从那时起，圣殿即成为犹太人宗教信仰与生活的核心。其中包括宗教仪式：廿四小时排班轮流照顾香火；凡事根据宗教日历进行；生病时由祭司藉洁净礼等宗教仪式消除罪孽。因此，祭司的地位变得非常崇高，另外两种权威则是国王与先知，这三个体系成为犹太教传统中的三权分立。
（2）波斯时期（538-333BCE）——第二个圣殿历史
波斯帝国素以善於行政统治闻名，将其所辖领土，广设行省，并任当地首脑为省长，古巴勒斯坦地便在此政策下， 设为犹大省。 西元前五三八年， 波斯帝国皇帝居鲁士（ Cyrus ）下诏允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犹太人遂费时二十二年完成新殿，为犹太人的信仰复兴，带来了象徵性的高潮。第二个圣殿延续至西元七十年，将近六百年的时间，相当程度地建立起犹太宗教的重心，历史学家称为「第二圣殿期」。
（3）泛希腊文化时期（332-63BCE）——「末世观」发展的起点
泛希腊文化时代是天启与末劫思想兴起最重要的时期。西元前三三二年，亚历山大统一地中海东部及罗马、希腊，他不仅用行政统治，也用文化来统治。希腊文化是彻底的城市现象，这种城邦文化包含传播希腊宗教或神话、传播希腊哲学流派、建立体育场、设一公共领域让学者讨论各种学问等等。
希腊人将他们的文化带到各地，希腊语（ Koine，原意为「普通话」）成为受教育者的国际语言，希腊神话与庙宇在各地广泛流行，这对治下各类民族的影响非常大。后来希腊帝国分成四部分，其中两个部分与犹太人比较有关，即以巴勒斯坦为分界，北方是塞流卡斯王朝（ Seleucus ），南方占据埃及大半领土的是托勒密王朝（ Ptolemy ）。
犹太人的宗教和外来的文化结合，让虔诚、保守的犹太人觉得自己的宗教要被污染甚至灭亡了，这种焦虑在犹太人之中变成很普遍的情绪，天启与末劫的思想便因此在泛希腊文化中慢慢蕴酿而成。
（4）罗马时期（63BCE-135CE）——拉比犹太教出现
西元前六三年，罗马人攻占了巴勒斯坦，将军队驻扎在耶路撒冷圣殿旁的安东尼楼（遗迹至今仍存），以防犹太人起来革命。罗马人把那些地方分成几个小地区，某些地区由犹太人当王，祭司仍是犹太人，而耶路撒冷则派巡抚、总督的方式来统治。虽然在宗教事务上能独立自主，可是最后的裁决者仍是罗马总督。
很多犹太人不断寻找机会想赶走罗马人，当时有一批被称为「奋锐党人」（ Zealots ）的爱国主义分子，时常在犹太人的山区打游击战，耶稣的门徒里就有革命党人，所以罗马人杀害耶稣是有政治原因的。西元六六年，犹太人发起了在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叛变，但还是打不过罗马人，直到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
从此罗马人更加用严厉的手段来压制， 很多犹太人逃到詹尼耳（ Jamnia，叙利亚西北部），那地方变成犹太人另一个集结的区域。既然没有国王及祭司，出头的就是那些最有能力把握犹太经典的文士——拉比（ Rabbis ）了。从西元七十年以后，拉比犹太教出现，自此之后犹太教的宗教核心由圣殿移转到拉比身上，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在纽约还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拉比，仍然带领著广大的犹太族群。

2、一贯道
一贯道宗旨是根据济公老师的圣训，由前人们汇编而成。这十八条宗旨可以分为三个部份，一到六条是关於个人行为的规范，即：敬天地、礼神明、孝父母、重师道、守信义、和乡邻；七到十二条著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爱国忠事、敦品崇礼、改恶向善、洗心涤虑、借假修真、达本还原；十三至十六条则可放诸四海，以天下为己任、弘扬中华文化、恪遵五伦八德；不但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化人心为善良、挽社稷为清平、修齐治平，冀世界为大同。
一贯道这个名称是根据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来。一以贯之，用一理来贯通万事万物。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智慧很高，他一定是问这个「一」理是什麼？他一问，孔子就传给他了。就如同如来拈花，迦叶破颜一般。曾子得道后，「唯」一声代表惊叹、赞美、顿悟、感激，就像六祖在得五祖传法时大悟、赞叹，所说的「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样。等到曾子出来，大家就问曾子老师传给他什麼？曾子当时不能泄露天机，不得已才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事实上，忠恕可以分成很多层次，尽己之心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叫恕，在自己岗位上做自己应做的事，这是忠。
一贯道的道统承接儒、释、道三教道脉，所以推溯其祖师远追至伏羲、神农、黄帝、老子、孟子等儒道古圣先贤，以及佛教禅宗六祖惠能以上历代祖师。但是追溯其结社创始人，则为第九代祖师黄德辉，他是清朝顺治时期「先天大道」的开创者。到了第十六代祖师刘清虚，把「先天道」改名为「一贯道」，沿用至今。
进入民国之后，第十八代祖师张奎生努力振兴一贯道，因而被信众称为「师尊」。也是在这个阶段，一贯道从著重个人内修，走向普传大道。由济南为始，次而天津、青岛、北平。从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华南、西南，广设法筵，度化群萌。直到民国卅四年抗战胜利，一贯道已分布全国大江南北。
民国卅四年八月，台湾光复，江南地方及北方的一贯道前人，纷纷筹款到台湾。民国卅五年便有将近十组人马到台南、台北设堂传道。因为一贯道的信仰源自本土，和台湾民间信仰的某些成分可以相融。所以在克服语言障碍之后，一贯道很快就在台湾蔓延开来。
自从在台湾生根茁壮之后，一贯道更是立足台湾，放眼国际，打破中国一向为宗教输入国的传统，将一贯道传遍全球四、五十个国家。民国八十五年十月六日，美国洛杉矶成立「一贯道世界总会」，俨然成为国际性教派。
综观一贯道在海外的发展，主要以东南亚地区最为发达，原因不外该区是海外华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以新加坡为例，从民国五十年开办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四十万的道亲。马来西亚道场从民国卅七年成立以来，目前，有超过一百万的信徒，该国成为一贯道海外最热络的道场，也是一贯道在东南亚的重镇。
揆诸一贯道在海外的发展状况，都是以华人圈为首要定点。这是因为一贯道是中国本土兴起的宗教，传统文化与思想在一贯道中很容易找到，极易受到华人认同。眼前可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一贯道」。
3、印度教
为印度最大的教，占人口80%，印度教并列世界5大宗教。
印度教的行为规范和祭典和印度风土民情密不可分，印度教有3千年，历经了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挑战，如今仍为印度的主流宗教，在乡间回教徒除了礼拜形式不同外，其他的行为和印度教区别不大了！
印度教的教义对教徒的阶级、思想、行为模式、生老病死都有严谨的规范。印度教的庙会庆典，祀祭南印度庙宇/台北印度协会成了印度人的行事历。印度教是源自亚利安人，亚利安人从自然崇拜，逐渐相信对宇宙的创造仍是宇宙创造者所支配，这创造者称为众生之主( PrajaPati)住在天上称大梵天王(Brahama) 又称梵天或梵王，后来梵王又有三个分身1)婆罗摩(Brahma) 创造神。2)毗湿奴守护神3) 湿婆(Shiva) 破坏神等三个神。这三个神又分别代表宇宙万物的生、住、灭的三阶段。

『叁』 对王安石的评价

第一、文学家，王安石在文学方面具有一定的才华。

第二、改革家，改革家不是内褒义词，是中性词。容衡量一个改革家是否伟大的标准在于他颁布的法规或者措施是否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是否提高了生产力。

第三、倔强。一个偏执的改革家和政治家往往是一个性格倔强，坚持己见的人。

『肆』 “揆诸现实”是什么意思

“揆诸现实”的意思是要依据现实来判断。对现实进行思考，历史的教训离我们不版远了。

『伍』 “揆诸史乘”是什么意思啊

揆诸意思是：从现实来推断。史乘泛指历史
意思是从现实的历史推断、判断

『陆』 急寻 一篇外国文学论文 2000字左右

外国文学论文，你可以自己动脑筋写啊~~
这有一片，你看看，合不合心意~~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茨威格） 张贴人： Raymond 于 2005-07-28 11:18 PM
序言
（斯蒂芬•茨威格 ）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尽管歌德曾怀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在这里也像在艺术和在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作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在这里，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但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
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雷颐）

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仅在小说、诗歌创作方面声名卓著，在人物传记、历史特写方面更是名震遐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是他的十二篇历史特写集。此书于1928年出版时虽然仅收五篇，但立即就遍及所有学校，印数很快就高达25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由于茨威格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茨威格的所有著作都被列为禁书，此书自不例外。茨威格本人也于1934年受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这位充满博爱精神的大师眼见战火纷飞，人类彼此互相残杀，最终对人类前途悲观失望，于1942年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身亡。就在他去世不久，就有出版社在1943年将此书再版，并由五篇增补至十二篇，以后仍不断再版，至今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逾一个“甲子”仍畅销不衰，足见此书魅力之强大。

茨威格是杰出的作家，对“灵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自然体会殊深。他知道，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会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而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作往往只是那突然袭来、稍纵即逝的“灵感”之笔。而“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惊天动地的“关键时刻”与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的关系，实即我们所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为所有人接受的最后结论。或许，那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是为了历史的突变准备、积蓄能量，正如地下奔腾的岩浆，在长期积蓄的压力作用下最终喷薄而出。对个人、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关键时刻的选择，的确是一生一世、存亡兴替。如果说那漫长的悠悠岁月是历史长河底部平缓的深流，那短暂的“关键时刻”就是大河上的惊涛骇浪；如果说漫长岁月是历史幕后的长期练习准备，那辉煌的一瞬间就是历史前台的眩目演出。茨威格这十二篇历史特写，表现的就是历史的滔滔巨浪，历史的精彩演出，是历史的主体——人——在这一瞬间的所作所为。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时，一秒钟作出的决断将使历史的结果完全不同。决定历史命运的滑铁卢战役，就有这样的“一秒钟”。1815年6月中旬，重掌大权的盖世雄才拿破伦与反法联军激战数天，取得一些胜利后却最终兵败滑铁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后，“滑铁卢”便成为遭遇重大失败的代名词。然而，拿破伦惨败滑铁卢却不乏偶然因素，胆小怕事、惟命是从的格鲁希元帅在一秒钟内作出的错误决定，终酿大祸。

面对强大的联军，拿破伦决定趁其尚未真正结合成形时分而治之，于是定下了先打对他威胁最大的比利时方面的英、普联军。战斗于6月16日下午2时打响，法军主力7万人首先同普军主力8万人交战，拿破仑另派5万兵力牵制英军，他希望能够把英、普军队切开，然后各个击破。在法军的猛攻面前，普军立即溃败，向布鲁塞尔撤退。拿破伦明白普军虽被击败，但并未被消灭，于是抽调了一支部队由格鲁希指挥，追击普军，以防止其与英军会合。

击溃了普军的拿破仑，亲率大军转攻英军，听到普军战败的英军害怕孤军作战，便迅速撤退到滑铁卢方向，英法两国军队在滑铁卢展开决战。这时，被拿破仑击溃的普军重新集结，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滑铁卢附近的英军，一路直接围攻法军右翼。而格鲁希仍在离滑铁卢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寻找普军，但一直没有找到。6月18日上午11时，决定历史进程的时刻到来。激烈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英军已无力支持，法军也疲惫不堪，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援军，这时谁的援军先到，谁就是历史性会战的胜利者。这的确是极其关键的历史时刻。黄昏时分，终于从远处飞驰过来大队人马，双方都在祈祷上帝：来的是自己人！那支部队越来越近，双方终于都看得非常清楚，那高高飘扬的是普鲁士军旗！经过浴血奋战，没有援军的法国军队最终溃败。

就在滑铁卢战役打响时，格鲁希的部队就听到一声声沉闷的炮声不断传来，感到大地在脚下微微震动。他们立即意识到重大战役已经开始，由于找不到普军，所以他的几名下属急切地要求格鲁希命令部队“赶快向开炮的地方前进！”增援拿破伦然后，格鲁希只考虑了一秒钟，就强硬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在拿破伦撤回成命以前，他决不偏离自己的责任，前去增援。对这决定历史的一秒钟，茨威格感叹道：“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全取决于这个迂腐庸人的一张嘴吧。”“倘若格鲁希在这刹那之间有勇气、有魄力、不拘泥于皇帝的命令，而是相信自己、相信显而易见的信号，那么法国也就得救了。”“在尘世的生活中，这样的一瞬间是很少降临的。当它无意之中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时，他却不知如何利用它。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不过，命运有时也会残酷把人捉弄，让人只成为“一夜之间的天才”。

1792年4月25日，大革命中的法国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宣战的消息传到斯特拉斯堡。这座与德国邻近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城立刻沸腾起来，到处是激动的人群在演讲、喊口号，要求报名参军。而负责鼓动市民的市长感到还缺一些雄壮的歌曲，便请他认识的一位喜欢音乐的年轻工兵上尉鲁热是否愿意为明天出征讨伐敌人的“莱茵军”谱写一首战歌。鲁热为到处弥漫的爱国热情感染，爽快答应下来。

4月26日凌晨，劳累了一天的鲁热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开始创作。创作非常顺利，今天在街头看到的一切，自己心中的各种感情，全都汇集一起。似乎不要创作歌词，只要把这一天之内有口皆传的话押上韵，配上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即把人民最内在的感受表达出来了。好象也无需作曲，因为战士的行军步伐、军号的节奏、炮车的辚辚声如同最好的旋律。“旋律越来越顺从那强有力的欢呼的节拍——全国人民的脉搏。鲁热愈来愈迅速地写下他的歌词和乐谱，好像在笔录某个陌生人的口授似的——在他一个市民的狭隘心灵中从未有过如此的激情。这不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亢奋和热情，而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这一瞬间聚集起来，迸发而出，把这个可怜的半瓶子醋拽到离他自己相距千百倍远的地方，把他像一枚火箭似的——闪耀着刹那间的光芒和火焰——射向群星。”

第二天早上，他急忙带着创作好的歌曲赶到市长家中。当天晚上，在市长的客厅里为那些经过仔细挑选的上流社会人士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客人们出于礼貌客气友的地鼓了掌，市长夫人在给亲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只是她丈夫为了社交想出来“换换消遣的花样”，这首歌“社交界认为相当不错”。正如茨威格所说，首先听到这支歌曲的上流社会人士“显然不会有丝毫的预感：一首不朽的歌曲借着它的无形翅膀已飞降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同代人往往很难一眼就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一部作品的伟大”。以后几天，鲁热则不无虚荣心地在咖啡馆为自己的同事演唱这首《莱茵军战歌》，让人抄写复本分送给莱茵军军官。这首不为上流社会沙龙所重视的歌曲，却开始一点点地口口相传，终于在广场、战场，在群众和士兵中间找到知音，特别是在马塞，反响极为热烈，成千上万人都在传唱这首歌曲。7月2日，马塞的五百名义勇军唱着这首雄壮的战歌向巴黎进军。

随着他们的行军，这道歌传到沿途各地。7月30日，马塞义勇军遍又一遍唱着这首歌进入巴黎，成千上万欢迎他们的巴黎民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几小时后这首歌就传遍全城。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地扩散开去，势不可挡”，歌名也改为《马塞曲》。一两个月后，《马塞曲》就成为全军之歌、全民之歌。许多部队就是唱着这首歌勇敢地向敌人冲去，敌军发现当“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队形冲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塞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后来，《马塞曲》被定为法国国歌。

然而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以后的四十多年中，鲁热却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他干过行行色色的行当，并且不乏欺蒙拐骗，曾因金融案件入狱，为了逃避债主和警察而东藏西躲，最后在1836年去逝。“那一次偶然的机缘曾使他当了三小时的神明和天才，然后又轻蔑地把他重新抛到微不足道的渺小地位，这是多么残酷”！
如此人生，不能不让人唏嘘再三。

在人生的旅途中，信仰无疑是生命最重要的支柱。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几被命运“打败”的德国作曲家韩德尔重获新生。

韩德尔早年成名，但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社会的音乐欣赏风格骤然大变，他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几部歌剧上演也相继遭到失败，他经营的歌剧院被迫关闭，常被债主堵在门口，并不断遭到竞争对手和各色人等无情的讽刺打击。1737年4月，内外交困的韩德尔中风偏瘫，所有人都认为他的音乐生涯将就此完结。然而，他凭借着生命中的原动力终于在几个月后重新站起，又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他的创作在几年中依然不被人接受，遇到的依然是尖刻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一天天的债主堵门……在走投无路之中，他的勇气渐渐被消磨，离群索居，心情越来越忧郁，情绪越来越低沉。曾如泉涌般的创作灵感完全枯竭，生命的原动力也不复存在。他心力交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打败击垮，认为自己这回彻底完蛋。他不住地感叹早知此还不如当年一直就半身不遂更好，甚至认为不如当初一死了之来得痛快。在绝望之中，他时时不由自主地喃喃低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喊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1741年8月21日晚上，逼债人离开后，韩德尔忙到街上散步。几个小时后，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时，突然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纸包，是友人写的清唱剧《弥赛亚》的剧词，请他作曲。心情疲惫甚至已有些变态的韩德尔竟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他，气愤地爬上床睡去。但怎么都睡不着，仿佛有种鬼使神差的力量使他无法抗拒，让他下床重新点燃蜡烛，再次打开稿本认真阅读。风一打开稿本，他就突如遭以电击一般，魂不守舍，只听到耳边乐声回响飘荡、呼唤咆哮。当他一页页往下翻的时候，他的手不停地哆嗦，心灵突然被唤醒，每一句歌词好像都是救主弥赛亚在向他召唤，一切疲劳全都消失，“他还从未感到过自己的精力像现在这样充沛，也从未感到过浑身充满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那些歌词就像使冰雪消融的温暖阳光，不断地倾泻到他身上。”他就是要证明“只有饱经忧患的人才懂得欢乐；只有经过磨难的人才会预感到仁慈的最后赦免；而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证明：他在经历了死亡之后又复活了。”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安慰他，但现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了他，这就是他的信仰。“他信赖上帝，并且看到上帝并没有让他躺在坟墓里”，“上帝再次唤醒他肩负起给人们带来欢乐的使命。”“赞美声已充满他的心胸，在弥漫，在扩大，就像滚滚火焰喷流而出，使人感到灼痛。”他立即开始写下一个个音符，无法停止，“就像一艘被暴风雨鼓起了风帆的船，一往直前。四周是万籁俱静的黑夜”，“但是在他的心中却是一片光明，在他的房间里所有的音乐声都在齐鸣，只是听不见罢了。”

随后的三个星期，他一步都没有离开房间，已完全如痴如醉，吃饭时也不停地写谱，经常泪流满面，浸湿手稿，最终完成了全部创作。演了获得巨大成功，面对众人祝贺，他只是谦卑地低声说道：“不过，我更相信是神帮助了我。”他并且宣布，演出这部作品自己永远不收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捐给病人和身陷囹圄之人，“因为我自己曾是一个病人，是依靠这部作品治愈的；我也曾身陷囹圄，是它解救了我”。以后每年春天他都要亲自指挥《弥赛亚》的演出，直到老年双目失明也不例外，并且信守诺言，收入全部捐出。“他在世间取得的胜利愈伟大，他在上帝面前表现得愈恭敬。”《弥赛亚》实际成为韩德尔的灵修圣品，此后他又源源不断谱出多部圣乐。这时，他的创作已经不是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内心的信仰。信仰，使他超越了自我。

1759年4月6日，74岁的韩德尔已身染重病，仍照例指挥了演出。几天后，终于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但《弥赛亚》这部旷世的不朽之作，终于成为著名的宗教乐曲。

信仰是生命的支柱，但走向信仰之路却往往充满难以想像的坎坷。而俄罗斯著名作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走向信仰之途的。1849年4月，年仅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反沙皇的政治活动被捕，被褫夺了贵族身份，并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他与其他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一起被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教堂广场执行枪决。就在行刑的士兵们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气喘嘘嘘地挥着白手帕横穿广场，宣布沙皇圣谕，免除了他们的死刑。根据沙皇圣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为流放服苦役。十年后当他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时，已成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茨威格以二百余行的长诗，细腻地描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中最为关键、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刑场被赦，并提示了以后深刻的心理变化的开端。“只有在触到了死神苦涩的嘴唇之后/他的心才感受到生的甜蜜。/他的灵魂渴望着去受刑和受折磨，/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秒钟里的他/正如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在同死神痛苦地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难去爱生活。”

走向信仰之途充满痛苦，而虔诚的圣徒因为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在寻求到信仰之后依然有着深刻的内心痛苦，甚至不能排解。伟大的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之后，在个人生活层面因妻子不同意而无法改变不符合自己信仰的地主庄园式生活而长久深痛；在社会关怀层面他坚决反对暴力，强烈谴责暴政却反对以暴易暴，但现实中又看不到专制的暴力统治能为爱所感化，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也使他痛苦万分。他早就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1910年10月28日、82岁高龄的托翁终于下决心出走，几天后因肺炎在途中小站去逝。

早在1890年，托翁就开始创作剧本《光在黑暗中发光》，剧中主人公在信仰发生变化后与家庭和社会发生严重冲突，长期内心不安、痛苦，实际是他自己的写照。但这部剧本却一直没有写完，只有一些片断，因为他找不到解决矛盾和痛苦的办法。对托翁充满敬佩的茨威格认为“把托尔斯泰自己的这个结局作为他那部悲剧片断的尾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他以托翁的出走、去世为题材，写了剧本《逃向苍天》，“试图以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事实与文献的态度把这种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写出来”。他申明，自己的这番努力并非要完成托氏的剧本，“而仅仅是想为他那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和未解决的冲突写出一个独立成篇的尾声，唯一的目的是要给那出未完成的悲剧以一个悲壮的结局”。

在这出话剧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剧中的“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以许多残酷的事实说明沙皇专制政权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因此责备他要人民宽容忍让、用爱感化专制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那些压迫者”，表示“要仇恨一切给人类造成不公正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只要他给人类带来苦难，我也会把他像一条疯狗似的打倒在地”。而托翁则表示：“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仇恨”，“即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我也反对。”“即便是罪人，也还是我的兄弟。”“大学生”斩钉截铁地说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托翁则尖锐反驳说：“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会再产生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很快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他永存下去。”对此诘问，“大学生”无言以对，但却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最终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悲壮一幕。

揆诸人类历史，当年深深困扰托翁的这种矛盾，人们至今仍在思索，依然引起激烈争论……

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越它。”

怎么样？？

『柒』 揆诸是什么意思

“揆诸现实”等于“揆之于现实”
从现实来推断

揆诸 判断这些的意思

『捌』 "揆诸现实，殷鉴在前"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典故。

意思是：对现实进行思考，历史的教训离我们不远了。

殷鉴不远
出自《诗经．大雅．荡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句诗揭示了一个历史教训，即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

『玖』 清化镇有哪些历史名人

杜严（1875--1938），字友梅，博爱县清化镇二街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二甲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留学日本政法大学。

焦作是人类始祖的发源地，有盘古开天地、华夏祖先伏羲女娲成婚、女娲补天、轩辕黄帝祈天破蚩尤、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原始社会末期，位于黄河流域中游的怀川文明就吸引着四方百族，成为华夏民族发祥地的中心地带。
焦作是商汤革命的起始地；是武王伐纣的前沿根据地；是后汉光武中兴的大本营；是“正始玄风”的策源地和以八封为灵魂的太极文化的产生地；是水利文化、度假村文化之根所在；是中国46姓和日本的坂上、大藏、原田三姓之根脉地。
神农祭天处、尝百草处、药王孙思邈活动遗迹等，显示着古代农业和医药的起源。出土众多的陶瓷文物及当阳峪陶瓷遗址，显示着怀川是发达的陶瓷文化之根；由大禹首次颁发的《夏小正》是中国的历法之根，发源于陈家沟的太极拳、月山寺的八级拳和净影寺的猿拳，证明怀川是中华武术之根，这里还是道教中心和佛教圣地。
焦作是诸多大师泰斗的故里。孔子、李白、白居易、韩愈等各类数不清的历史名人曾在此或游历、或隐逸、或葬归于此。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曾在修武百家岩隐居游览，影响颇大。
河南日报报道：（记者谭勇通讯员张国波）《白蛇传》中人物法海的原型是博爱人。这是12月16日在博爱县召开的法海出生地研讨会上专家组得出的结论。
据史传，法海俗家名叫裴头陀，是晚唐名相裴休之子。根据博爱县清化镇酒奉村东北处发掘出的唐代裴家的墓穴和墓碑，与会专家认为法海的祖籍为博爱。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河南博物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专家们经过考证，认为历史上的法海乃是一位得道高僧。他才华横溢，弱冠之年就进士及第，因父亲裴休仕途失意的影响才出家为僧。他遵父教诲，立志弘扬佛法、普度众生，重修了著名的金山寺，被人们尊为“开山裴祖”。而在《白蛇传》中，法海却被歪曲塑造成了破坏许仙与白娘子爱情的反面人物。
焦作市地处豫北怀川平原，北依巍巍太行，南临滔滔黄河，这片捏土于掌，道生澧泉的肥沃土地，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怀川大地，山阳之土的富饶宝藏的养料，丰实文化知识的乳汁，膏腴山川的摇篮，培育一批不拘一格的历史人物——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及诗人、文豪、画家等。他们在成就国家大事或科研成就或文学艺术业绩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千秋功名。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为正文、为探索科学艺术和健身之道的奥秘呕心血，献生命而所不辞的精神，使我们倾心仰慕，世代相传，永世不忘。
卜 商(公元前507-?年) 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温县)人，为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之一,“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天命论的创始人，在治学上提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观点。为孔子著作的传世人，他的《诗序》被后人视为不朽之作。
山 涛（205-283年） 字巨源，河内怀（今武陟西小虹村）人，西晋大臣，学者，“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其推荐人才的“山公启事”被后人赞许。著有文集，已佚，今有辑本。
向 秀（约227-272年） 字子期，河内怀（今武陟西尚村）人，魏晋时期哲学家、文学家，擅长诗赋，“竹林七贤”之一。曾注释《庄子》。《思旧赋》颇有名，作品多散佚。
王弼（226-249） 字畏嗣，魏山阳（焦作）人，“正始名士”之一，对《老子》、《易经》很有研究。提出了以“贵无”为主的玄学体系。其所注的《易经》、《老子》现所盛行。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司马氏家庭 从司马懿（河南省温县人）始，祖孙三代，是我国三国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司马懿，出身士族。初为曹操主簿，多谋略，善权变。后任太子中庶子，为曹丕所信重。魏明帝时，任大将军，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为魏重将。曹芸即位，他和皇族曹爽受遗诏辅政，嘉平元年，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师、昭相继专权。后追为宣帝。
司马师，懿的长子。继其父为魏大将军，专国政。嘉平元年废魏帝曹芸，立曹髦。次年病死，其北司马昭继为大将军。后追为晕帝。
司马昭，懿的次子，继其兄司马师为魏大将军，专国政，并日谋代魏，魏帝曹髦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甘露五年，杀曹髦，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发兵灭蜀汉，自称晋公，后为晋王。死后数月，其子炎代魏称帝，追昭为文帝。司马炎，即晋武帝，晋朝的建立者，司马昭之子。咸熙二年继昭为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咸宁六年灭吴，统一全国。在位时，规定按官品高低占田，并准许依官品荫庇亲属和占有佃客、衣食客，不纳赋税，加强了门阀制度。又大封宗室，种下其后皇室内讧的根源。生活荒淫。死后不久，全国就重新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布衣王子"朱载堉（1536-1611），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数学家和天文历算家。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城王宫，是明代郑藩的一位世子，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载堉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八岁就能吟诗。据清代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记载："朱载堉儿时即悟先天法，稍长，学无师授、辄能累黍辨黄钟。"他年轻时就立志要"述家学，承父志"，在他父亲和外舅祖何瑭的影响教育下，精心研究学问。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他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瑟谱》；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律历融通》一书问世；时隔三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他又完成了科学名著《律学新说》，第一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及计算方法，这是我国，也是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的创造，比西方人发明此律要早一百多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朱载堉不仅是十二平均率理论的提出者，也是这一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他根据十二平均率的理论反复研制、创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发音准确的乐器--"弦准"，这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现在他的十二平均率的理论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围绕十二平均率的计算问题，他还首创了用珠算开平方，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换算方法。在天文历法方面，他还精确地计算出了回归年的长度值，测定出了当时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其精确程度和现在用科学仪器测算的基本相同。在舞蹈艺术方面，他不仅确定了较为完备的"舞学"的理论，而且还规定了有关舞蹈的内容，描绘出了较为详尽的舞图和舞谱。他一生著述很多，除上述和已收入他的名著《乐律全书》里的著作之外，主要的还有：《韵学新说》、《先天图正误》、《律吕正论》、《嘉量算经》、《圆方勾股图解》、《律吕质疑辨惑》等。国外科学家认为，朱载堉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式的伟大科学家。
许衡，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天文学家、思想家，河内李封(今河南省焦作市李封村)人.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是元代初期的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鉴于当时干戈扰攘，民生凋敝的势态，一再向元世祖建议要重视农桑,广兴学校，以"行汉法"作为"立国规模"。
他说："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民心。而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用汉法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从而可知，许衡的政治理想是要实行儒家的仁政以获得民心。至于获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实行"汉法"。由于这一"立国规模"的确定，中原广大地区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许衡还与刘秉忠、张文谦等一起定官制、立朝仪，对元初政局稳定、经济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遗余力。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故其门下不仅有大批汉族学生，还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则是"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即循循善诱，潜移默化。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许衡奉元世祖之命，负责培养一批蒙古贵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这些不懂汉文的青年也都成为"尊师敬业"的优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许衡对待学生"爱之如子"，从生活到学习无不关怀备至。他对待自己则从严要求，"夜思昼涌身体力行，言必揆诸其义而后发"。因此，在许衡的熏陶教育下，"数十年间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门下矣。"所以，许衡通过传道授业，对于汉、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许衡精通天文、历算。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故须摒弃沿用已久舛误甚多的金代（大明历）而创制新历。于是，遂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并以王询、郭守敬为副，共同研订。经过全们的积极努力，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在此期间，许衡以年届七旬的高龄，辛劳擘划，艰苦备尝。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全国各地修建27所观测台，进行实地观测。制订了《授时历》。他用近世截元法代替了上元积年法，并推算出了365. 2425日为一年，这个结论，比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字只差26秒，比欧洲著名的《格列高利历》还要早三百年。《授时历》使用的时间，前后达363年（公元1281年～1644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革。明初著名学者宋濂赞扬许衡等的功绩说："至元十三年，世祖诏前中书左承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改订新历，……自古及今，其推算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这是十分中肯、公允的评价。许衡对程朱理学的造诣也是很深的，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提出了"命""义"之说。许衡精研程朱理学而不拘泥，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论。"他说："言为学者，治生最为要务。"
许衡是元代儒学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人。元代有人赞扬他说，"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明代大儒薛 则称为之"朱之后一人"。其著述有《许文正公遗书》八册十二卷传世；《元史》有传，述其生平历程，《宋元学案》有《鲁斋学案》，记其理学思想。
文学家韩愈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阳（孟州市）人。其先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早孤，由嫂抚养，刻苦自学。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赦还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在继承先辈、西汉古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所作《原道》、《原性》，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又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在《师说》中，却又承认"人非生而知之者"，并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合理见解。其诗力求新奇，以文入诗，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行世。
诗人李商隐
李商隐，唐代诗人，怀州河内（沁阳市）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其诗揭露和批判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糜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皆著名；所作"咏 史"诗多托古以斥时政，《贾生》、《隋宫》、《富平少候》等较突出。"无题"诗也当有所寄寓，至其实际含义，诸家所释不一。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而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也工四六文，有《李义山诗集》传世；文集已散失，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郭熙（约1020-1100） 字淳夫，温县岳村乡西郭作村人，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其作品国内外存不足20幅，有《早春》（现存台湾）、《溪山秋霁》（现藏华盛顿夫芮耳美术馆）、《窠石平远》（现存故宫博物院）等。有绘画理论巨著《林泉高致》。
何瑭（1474～1543） 字粹夫，号柏斋，生于武陟县头铺营村（今何营村）。明学者，世称柏斋先生。著有《阴阳律吕》、《柏斋文集》等12卷著作传世。
曹瑾（1876-1849年） 字怀璞，号定庵，清河内（今沁阳市）人。1837年任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县）知县，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后世誉其建的渠为“曹公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率领乡勇抗击英军，使英军屡遭失败，始终没能登上台湾岛。
陈王廷（1600－1680年） 字奏庭，温县陈家沟人，陈氏太极拳创始人。他融诸家之长于一炉，创编了太极拳术，成为当今风靡世界的太极拳之源，被中外太极拳界尊为鼻祖。
陈发科（1887－1957年） 温县陈家沟人，著名太极拳大师。他混元内气雄浑虚灵，缠丝内劲刚柔兼备，太极推手出神入化。1928年在北京立擂17天未逢敌手，名震京都，誉满武林，人颂“太极一人”。自此陈氏太极拳的真正功夫和面貌方为外界所认识和称道。他在北京授拳，使长期以来一直寓于一 隅、家传秘练的陈氏太极拳从此公开流传于世，发扬光大，开创了陈氏太极拳传递发展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太极拳运动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他被国外武术界人士尊称为“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