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的主张和争论
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下面是思潮详解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不那么单纯了，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也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❷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出现了两大思想运动，是什么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和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
❸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主要思潮及其评价
1．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2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3．资产阶级激进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
❹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近代化探索主要经历了哪四件大事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探索的开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如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改变了夜郎自大的态度。他们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于是，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冲破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风气，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军用企业与民用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了发展。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未能也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又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戊戌变法:十九世纪70年代，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甲午战争以后，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顺应时代潮流，主张维新变法。他们办学堂、设报馆、译西书，上书光绪帝，组织强学会，大力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闭塞心理和狭隘守旧的状态，否定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神圣地位，因而从根本上转变了以往向西方学习的自发状态和被动局面。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给中国的未来以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破产。从此，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大大推动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1911年的武昌起义，得到全国响应。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为经济工业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工业化获得了长足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获得了重大突破。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对教育的内容和学制进行改革，提倡资产阶级的公民道德等，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也有了发展，但未能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辛亥革命失败后，面对袁世凯文化上的倒行逆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资产阶级新文化对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展开了一次最猛烈的冲击，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后期，它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最终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使中国革命有了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❺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三个主要思潮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❻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出现了哪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实际上解决的是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传统观念的看法，树立生产力的标准的权威以突破凡事都问姓“社” 姓“资” 的禁锢为主要目标。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姓“公”姓“私”，冲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决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问号，一步步地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 新文化运动 2五四运动 3延安整风运动
1新文化运动：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性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特点（各阶层作用）：青年学生—先锋，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办学校、建工会；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①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目标。这从运动中学生提出的口号和第122页《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等资料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实质是爱国。这同以前各种运动显然是有区别的。②五四运动的力量。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在运动的后期成了运动的主力军，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并起了领导作用。正是由于运动的力量区别于以往一切运动，才使这场运动具有坚决性，并取得了初步胜利。
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
主要内容：第一，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第二，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中心任务。
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性质：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是一场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
❼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的主张和争论分别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❽ 中国史上曾有过哪些文学思潮
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作者：文学研究所 陈伯海
以往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通常切割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几个时段分别处置，较少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尤其对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往往强调它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而忽略其传统根源。本文尝试打破这一格局，将晚明以迄当今400年间的文学变迁看作为一个流程，藉以探索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轨迹和内外动因，这也正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关于这400年来的思潮流变，文章区分为4个段落展开叙述。大致说来，明万历初至清康熙前期(1573—1683)，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变革与动荡，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孕育出近代意识的萌芽，而以晚明个性思潮和明清之交的实学思潮分别标示出了它的肇端。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末(1684—1795)，随着清王朝的巩固和专制主义的加强，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宋学”与“汉学”的旗帜大张于文坛，而具有人文内涵的新思想成分仍不绝如缕地潜滋暗长。嘉庆初叶至“五四”前夕(1796—1915)，时代的急遽变动促成文化观念上的古今更迭和中西交汇，在这双重撞击之下，新倾向开始突破旧传统，旧文学逐渐朝新文学过渡，不过这一蜕变的过程并未完成，“观念滞后”的现象尤其严重。然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当今(1915年以后)，在中国社会革命形势深化发展的直接推动下，新文学也经历了诞生、成长、分化、组合、变异、回归、繁荣、衰谢等曲折演变，并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与不断的自我扬弃，努力探索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航道。
作为400年思潮的贯串线索，文章突出了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文体风貌的变迁。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由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一是伸张自我的个体意识，二是面向民众的群体意识，两相结合，便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而它们之间的分流异趋、此消彼长乃至对立冲撞，不免造成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化中的种种曲折与偏离。由“人本”的变革，又引起了“文本”的出新。在我国传统里，代表士大夫情趣的雅文学和反映市民心态的俗文学，原本是壁垒分明、不相交融的。自晚明以迄近代，由于文学表现个性和面向民众的需要，不仅俗化的戏曲、小说逐渐为一部分文人雅土所关注，连高雅的诗文中也出现了“向俗”的趋势，于是雅俗对流得以实现，再同“西化”影响下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产生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至于雅俗、中西对流中雅化与俗化、个性化与大众化、西化与民族化种种争执，亦因此而长期存在于新文学运动之中。
基于上述理解，文章从400年思潮变迁中归纳出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三对矛盾，作为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对矛盾各方的对立、冲渗、交流、转化和各对矛盾之间的互补互动，展开了一定的论述，并以新陈纠葛、中西错位、雅俗脱节诸现象来显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种复杂与艰巨，更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文章结末试图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途径，来说明新文学人本核心建构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转折，而对中国文学会有辉煌的前景，自是深信不疑的。
本文发表后，曾在《新华文摘》1996年第12期上全文转载。 1998年4月，获得中国鲁迅文学奖。
❾ 试述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版要的影响。具体说权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