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对世界的影响论文

1.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论文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
(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
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
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
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
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
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
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
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
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
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
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
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
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
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
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
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
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
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
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
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
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
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
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
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
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
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
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
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
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
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
返儒。
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
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
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
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
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
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
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
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
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
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
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
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
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
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
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
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
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
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
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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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曾凭借首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优势迅速发展，并且通过不断完善君主立宪制使本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英国还机智的抢占先机，积极海外扩张，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掠夺了大量的生产原料，为本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一度成为海上霸主。但由于其海外扩张的非正义性，以及后来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使得其霸主地位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对其实力有进一步的削弱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其对还外政策的不完善严重侵害了战败国和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导致资本主义国际社会动荡，东欧各国在世界上一直以来保持的经济政治上的优势为美国、苏联所取代。
苏联曾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在十年内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于是为其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奠定了基础。可其最终因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又称斯大林模式），严重侵害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利益，最终解体。
最终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遇到经济危机时会及时颁布适当的经济政策解决危机。而且其当局善于向人民及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妥协，从而避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而且，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善于拉拢他国，对抗苏联（比如：与中国建交）。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政府向人民妥协的表现，因为政府一旦高度压制人民就会导致政权覆灭（苏联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中国应当学习英国，抓住机遇；应当学习美国，不断完善民主法制，改善人民生活，善于联合海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那些反华势力，为国家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确保共同理想的实现，以至实现共产主义。
当然，适当的提高国防实力，也是必须的。这就要求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以调动其对科学研究 热情。发展科技还必须发展教育，这就要求教育部门不断推进教育革新。中国教育重视理论基础但不重视实践学习，这有利也有弊，所以导致大量人才外流，这一点必须改革。一定要让大学生有事做、有老师教。并且要改变教育观念，要让传统的“教”，变成“服务”，以免一些学生对学习产生反感，从而没有社会责任感。待这一切解决之后，科技必定有飞跃的发展。但事实上很难做到，而且政府不愿这样做。改革必定会触犯贪污腐败者的利益，改革者要不惧生死。
总之，现在的中国，要懂得忍耐，敢于受辱，忍一时的耻辱，得一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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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治乱、衰亡，都有上下两方面因素：

兴盛时期：

上层，君主及其臣子经历战乱，创业艰难，因此对自我约束较严，实行各种恢复经济、鼓励农业生产政策，任用一批高素质官僚、打击贪官污吏，避免其侵害君权，减轻他们对百姓的压迫。同时打击豪强，使其不敢过分兼并土地。

下层，长期战乱使得人口大减，出现大量空闲土地，豪强地主不敢兼并土地对抗官府，农民生存较易，不会卖掉土地逃亡或卖给豪强地主，小农经济得以发展。

衰亡时期：

上层，由于君主世袭制度，后代君主生于深宫之内、长于绮罗丛中，生来便荣华富贵、高高在上，既无社会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君主独裁，大权独揽，不会在其还能处理政务时交给继承人太多权力。）加上从小接触人少，多为身边近臣、宦官，一旦即位，难免任用这些亲信，也难免喜谀恶直、奢侈无度、沉湎某种个人爱好中等行为，这样君权就会被君主所信用的奸佞代行，从而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做出种种蠹国害民行为。同时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腐化。）导致横征暴敛、贪腐横行，把种种苛捐杂税、徭役等经济、人身负担加于百姓身上。

下层，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土地兼并加快，人地矛盾逐渐尖锐，而统治阶级增加的各种经济、人身负担使得广大农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把土地卖给豪强地主，同时为了逃避徭役、人丁税，往往自身也卖为奴隶，如此一来，朝廷收入减少，统治阶级的胃口又越来越大，就只能继续增加苛捐杂税。百姓于是继续投靠豪强地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豪强地主在吸纳百姓的同时，也压迫百姓，和朝廷一起，制造出大量“流民”这些无业流民数量少时还不足为患，一旦豪强地主承载农民达到上限，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此时一旦出现灾荒，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大量无以为生的流民就只能选择造反，于是，一个王朝结束了，经过造反的战乱，出现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再建立一个新的朝廷。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周期律”

除此之外，还有些偶发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军阀割据、外敌入侵，但是，这两个因素要想消灭一个王朝，首先也要有客观条件，即上下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消灭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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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5.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一、造纸术

造纸术——尤其是东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又称“蔡侯纸”），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革命，它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史；在古代的欧洲，人们还长时间地利用动物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

而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

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贵，也不适于书写。到了汉代，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了，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纸被发明出来了。

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指南针

它的发明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指南针起先应用于祭祀、礼仪、军事和占卜与看风水时确定方位。

三、火药

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是世界兵器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的火药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欧洲人约在13世纪时才懂得黑火药的作用，而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良，主要是粒状火药和火帽等发明，黑火药兵器乃逐步取代冷兵器，在陆地战争战术、攻城筑城技术以及海军战列舰的发展和战术等各方面，造成革命性的影响。

四、印刷术

中国唐朝时期，人们把刻制印章从刻石上拓印文字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唐代留下的《金刚经》，精美清晰，是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868年）。

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中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11世纪以后由阿拉伯传的欧洲，

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随着造纸术的传播，纸张先后取代了埃及的纸草，印度的树叶以及欧洲的羊皮等，引发了世界书写材料的巨大变革，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

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1423年），晚于中国约600年。

1450年前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创制了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比毕升晚了400年。

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修道士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5)中国古代历史对世界的影响论文扩展阅读：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为世界留下的一串光耀的足迹，是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象征

① 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经济﹑便利的书写材料，掀起一场人类文字载体革命；

②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③ 指南针的发明：为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提供了条件；

④ 火药武器的发明：火药武器的使用，改变了作战方式，帮助欧洲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堡垒，加速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四大发明

6. 用史实说明中国古代发明的西传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

火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提供了强大武器。
造纸术、印刷术：为西方宗教改革提版供了强大权的助力，使得圣经不再掌握在教会手中，人人都能阅读到圣经，沉重的打击了教会的权威。当然，这和马丁·路德的努力分不开关系。
指南针：为航海家发现新大陆起了莫大的作用，为欧洲开辟新的航路做出了极大贡献，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是世界的大发现。
还要什么？纯手打，望采纳。

7.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论文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
(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
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
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
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
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
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
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
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
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
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
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
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
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
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
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
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
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
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
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
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
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
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
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
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
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
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
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
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
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
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
返儒。
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
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
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
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
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
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
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
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
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
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
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
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
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
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
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
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
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
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
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8. 写一篇论文，关於古代历史事件对现代发展有什麽影响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观点辨析：有人说“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使命。它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

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鸦片战争的客观后果，首先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知识迁移：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星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9. 关于世界历史的论文

自从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专以中国的历史为其工作范围。即使《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国中心的立场，记载其“叛”、“服”与“盛衰”。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厌]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答案补充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答案补充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答案补充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答案补充 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答案补充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 资料来源：www.lunwenqq.com

10. 世界历史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在第一次鸦片抄战袭争以前，中国与世界可以说基本只有商贸上的少许往来，我们一直是政治思想及经济军事的超级大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我们物产丰富地大物博，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在各方面自己自足。我们只知道有琉球、高丽等小邦附庸，因此对待外交上只有抚和剿两种策略。但是这种地缘优势到了19世纪中期即被打破，经历工业革命的欧美及东亚强国对我们进行了百年来的蛮横掠夺，百年屈辱史中的华夏子孙亦在不停地寻找着民主共和富国强兵的道路，从最开始的愚昧到学习国外的先进之处并模仿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条民族振兴之路。
大概的框架就是这样，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