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百年变迁--社会风尚如何变迁急！
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促其变迁，但这总体在近代史上更为明显．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网络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⑵ 中国百年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迁的原因中国近代兴起于晚清，高涨于民国的社会习俗的嬗变并不是即时出现的，它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诸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一、变迁之根源— — 社会的变异性社会的传承性与历史的继承性使人类社会不断“翻版”着历史，但社会的变异性却能不断使其推陈出新。中国近代的社会习俗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开始在新的领域崭露头角的。就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而言，这种合力则更多的源自于东西文明的相互冲撞之中。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和侵略军进入中国，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随之而至。不管中国人是主动亦或被动的接受西方的文明，中国的文化都必须做出回应。于是，洋务派出现了，维新派问世了，他们不断利用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学识上的擅长，开始了一场以“中体西用”的提出为口号，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的文化运动。这样，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在新旧事物的摒弃与吸收中，社会变化了，风气开化了，而作为社会生活构成元素之一的社会习俗自然会另有一番新的景象。二、变迁之趋向— — 政治的导向性社会习俗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写照，又往往和政治的导向、政府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府常常从维持其统治的角度出发，干涉百姓的生活习俗。早在l 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反旧俗的措施；同时，他们还进行礼俗方面的改革，包括对服饰、礼仪、宗教、婚丧、称谓等方面做出的规定。到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包括：废除满汉通婚的禁令等。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维护革命成果，扫除封建专制的目的出发，发布了一系列改革风俗的条规，内容涉及禁卖人口、禁止体罚、保护民权、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管制娼妓、改革历法、改变称呼、限期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礼仪、树立新风等各个方面。同时，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以风俗改良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应时而出，它们的宣传与政府的政策遥相呼应。一时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除旧布新的潮流，社会面貌和风俗习惯大为改观。三、变迁之催化— — 商业发展的趋利性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重商”政策开始推行，于是，许多人弃农经商，甚至出现了全国经商之势，世人重商一度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重义轻利”的古训被人们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唯利是图”的追求；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讲排场，比豪华和及时行乐成为一时的风气。社会上攀比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风气使很多人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社会风俗的变迁．。四、变迁之前奏— — 思想的革新性l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是中国的思想界之大革命阶段。西方先进国家的入侵，先进文明的进入，“进化论”的引进，无不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界之“催化剂”。数次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锻炼，戊戌变法的教训，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知识群体。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新的生活观念。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资产阶级的这些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浸润下，一种崭新的社会风俗开始出现。五、变迁之诱发— — 传教士的引导性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从此以后，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于是，教会和教堂不仅成为他们宣传宗教的圣地，也成为他们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他们往往通过出版书刊、开办学堂、育婴堂、孤儿院、救济院和鸦片吸食者收容所等机构，来引导人们反对迷信、宣传科学，并对各种陋习加以批评，鼓励人们劝戒鸦片、提倡天足，并反对纳妾。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迁的特点社会习俗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与政治、经济并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反映了同一时代社会的共同特点，同时，它又呈现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自有的特点。一、与古代社会习俗的变迁相比，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急剧性社会习俗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出新的气息，但其力量之微薄，变化之微弱，速度之缓慢，与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的急剧性相比显得苍白无力。从l 9世纪6O年代开始，对于社会习俗改良的宣传和行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初端，维新改良的深入，最终达到辛亥革命的高潮；在这短短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社会的动荡不安，政府的更迭交替，但这一潮流却不断发展壮大，并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这次潮流波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改良，更包括对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解放，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举止言谈、礼仪交往、人情事故等诸多方面。二、与当时的政治变革相比，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滞后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动。在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各自扮演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社会习俗的嬗变也反映了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烙上了过渡性的色彩。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虽然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习俗嬗变的事实并不是很乐观。它只局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广大民众中尚未取得明显的变化。三、在西俗东渐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附庸性中国社会习俗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发生嬗变的。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将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的色彩，具有附庸西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当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附庸性，应首肯定其进步性。四、从传播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不平衡性社会习俗在其发生嬗变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政治言论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迥异，文化意识的差别，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具有不平衡性。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和开放城市，由于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多，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这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同时，在城乡和偏远的山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地势较偏，先进的思想和言论很难到达这些地区，而且这里的人们受地域和传统的影响，很难改变他们的顽固思想。其次，接受这一嬗变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革命党人和社会的开明上层人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在接受这一新事物的过程中具有了“天然的偏向”，而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能接触到并接受这些新事物就显得难乎其难了。总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顺乎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其间既有政治的导向作用，也有商业发展的催化作用；既有思想革新的启动，又有外国传教士的诱发。但是，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在其变迁的过程中，因其保守的历史继承性。再加之保守势力的阻挠，其嬗变虽呈剧变之态，却终未成破竹之势。所以，民国虽已成立，然而，民风朴素、泥守旧制的状态与以前相比并未有很大改观。这一切注定中国社会习俗的近代化还要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⑶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演变有什么关系
中国近复代社会变迁主要制是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先后在技术、制度和思想学习西方，为的是振兴中华，于是造成了社会变迁，整个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思想也随之变化，更多的接受了新事物，由此带来了社会风俗的变化，最为著名的是辛亥革命的发生，我国的社会习俗发生了变化，比如禁缠足、穿西装、改跪拜礼为握手和鞠躬、改老爷等成为为先生、君等的平等称谓。
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带动了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为社会风俗变化提供了环境基础；而社会风俗的演变又促进了社会变迁的发展。
⑷ 中国近代史风俗习惯的变迁如何
社会文化史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在人说不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一课题，化费五年的时间，经过四个人的集体努力，写出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实来说话，这比概念之争具体、详实，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们想说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并不着眼于对社会文化作如何解释，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有关社会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都可以沿袭前人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但是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
记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断30年后复兴，1982年12月在上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面对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学问，困惑于文化的多义多解，莫衷一是，史学界的前辈周谷城先生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一言解惑，释放了各自的能量。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一大显学。
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中国文化素以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从未中断的传统闻名于世，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以鸿儒硕学各领风骚，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这些学人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统性、主导性和稳定性，是谓主流文化或大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群星的文化精英，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文化意识，因为自发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又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有一定的间矩，成为非主流文化或小传统。由于资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那也就从这一单薄的基础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时候，它固然被人们遗忘，在文化史兴旺以后，它仍然举步迟缓。
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尤其突出，它不仅有许多空缺，更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这种急剧的变化绝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化和大事变。在世界进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是被迫而后发近代化的国家，伴随小农社会艰难地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国又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不完全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双重转变带来的震撼和阵痛，是整体性的变动，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上层、是精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化和制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探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成为我们这一著作的宗旨。
选择这一薄弱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学科考察，使我们确信历史学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崛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必将成为21世纪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网络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⑸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关资料
物质生活
衣
近代：长袍马褂旗装—学生装、西装、中山装；留辫—断发、废缠足（广州上海买办最早穿西装；留美幼童揭开断发易服序幕；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改革婚姻制；民国临时政府法令推行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倡导婚姻自由；辛亥革命后，中山装、洋衣、洋袜多了起来）；
现代：色彩从灰蓝单调走向五彩缤纷；款式从单一走向多样化；性能从凉快保暖走向时尚、品牌、休闲；
食
近代：通商口岸和大城市里西式食品引入
现代：87年前是解决温饱；87后是吃好—政府“菜篮子工程”，后来是吃讲究营养、膳食结构、粗粮、绿色食品；
住
近代：茅草房、砖瓦平房
现代：1995年国家在城镇启动“安居工程”；追求宽敞、舒适、设备现代、环境优美。
社会风俗社交礼仪
近代：跪拜礼—握手、鞠躬；老爷、大人—先生、同志；辛亥革命后用阳历、新增国庆、元旦节日；婚丧嫁娶铺张愚昧—简约文明；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农村仍落后封闭
现代：取缔社会丑恶现象；1950年制定《婚姻法》，如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提倡勤俭节约、热爱劳动、无私奉献、乐于助人；改革开放后，注重休闲；注重学习和文物收藏；注重环保、卫生、赈济灾区；
交通
轮船
1．清政府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垄断中国江海的运输业；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首次打破列强垄断。
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轮船招商局改为官办，成为官僚资本的企业；抗日战争后，轮船招商局垄断全国的轮船运输业。
3．新中国成立后——轮船运输业由国家统一管理，获得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铁路、公路和民航业的发展，轮船运输业呈现萎缩状态。
铁路
1．清政府时——19世纪80年代，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辛亥革命前夕，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
2．民国时期——铁路进展缓慢。
3．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宝成、兰新等铁路；到“九五”期末，中国铁路营运总里程已经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位；特别是京九铁路加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祖国首都的联系。
4．火车机车演变：煤为燃料的解放型蒸汽机车；柴油为燃料的东风型和东方红型内燃机车；电力为动力的韶山型电力机车；组合电力为动力的高速列车——98年在广深铁路运行；电磁驱动的磁悬浮列车——03年在上海开通。1997年起，国家对铁路实行几次大提速。
公路
1．清政府时——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清末民初，公路修筑技术传入中国。
2．民国时——修筑了一些公路，但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3．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了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了密集的公路网（包括青藏公路、黄河公路大桥和长江公路大桥。
航空
1．清政府时——1909年冯如制成了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始。
2．民国时——1920年中国首条航线北京——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业拉开序幕。
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已成为世界民航大国。
通讯工具的进步
1．清政府时——19世纪70年代，丹麦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有线电报机房；随后，福建巡抚在台湾架设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甲午战争前我国已形成有线电报网络；有线电报主要用于军事目的。
2．清政府时——20世纪初，上海崇明设无线电报；无线电报供官商通报。
3．清政府时——19世纪80年代，外国在上海开电话局；清政府在20世纪初在南京开第一个电话局；
4．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电讯网络；2000年末，电话的数量居世界第二位。从20世纪90年代起，还通过互联网发电子邮件。
⑹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关资料有哪些
(1)物质生活：服饰——断发易服
饮食——西式餐饮出现并逐步为老百姓接受专
居住——西式属住宅不断增加
社会风俗：妇女解放——废止缠足，倡导婚姻自由
婚丧礼仪——由铺张烦琐愚昧改为简约文明
社交礼仪——平等风尚渐浓
（2）交通工具的更新：人力车、自行车
电车、公共汽车、
轮船、火车、飞机
邮电通信设施的逐步完善：邮电通信建设
电信事业：电报、电话
（3）大众报业的发展：西人办报——国人办报
互联网与民众生活的渐变
广播影视的普及：广播、电影、电视
⑺ 社会习俗的变迁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高中历史必修的一个重要考点)
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1）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1．鸦片战争至1949年物质生活的变化
2．鸦片战争至1949年社会习俗的变化
3．1949年以来的物质生活变化
4．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
5．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主要因素
（2）了解中国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1．中国近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
2．中国近现代通讯
3．中国近现代交通和通讯业发展的作用
（3）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1．报刊业
2．影视业
3．网络的发展
4．大众传媒发展的作用
总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环境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度因素,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因素,科学技术因素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等等.其中,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对于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 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点最终是要落实到经济的).这一点要十分的注意.
回答历史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注重史实,是一定要列举例子的,这样才有得分点哦.因为我具体史实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而且已经改了新版的教材,所以还是要仔细的落实到书本,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⑻ 中国传统习俗的变迁
婚俗：
我国母系社会时期是女权社会，只有男到女家，没有“结婚'之说。女性准备居处，没有固定婚姻，一女多男，孩子只知有母、不知其父。这种婚姻形式自“文明发达”后，叫做“走婚（男走女）”，至今这一风俗还较好保留的是云南、四川接壤处泸沽湖的“摩梭人”。至今，她们那里没有“结婚”和“爸爸”这种词语。
而广西及广东的海边接壤部也是走婚形式，而是（女走男），定期晚上来早上走，直至有了孩子才结婚，由于“定期”及“生理”等等原因，有的很大岁数还在走婚。
在我国进入父系社会后，开始了一夫多妻制，此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后，时间长达近五千年。在近代及帝制时期，云南等地的偏远区域有一妻多夫指的，历史上有，但较少。
随着社会的快速前进，接新娘有原来的步行改成骑驴、骑马、坐轿、牛马车、拖拉机、卡车、面包车、轿车、轮船、飞机等等，越来越现代、越来越豪华、越来越气派。
古代，随着帝王封建统治思想的加剧，婚俗的禁忌、限制也被无形的增加了许多地域性禁忌特色。至今天，随着破四旧的宣传，原汁原味的传统封建礼教特色已所剩无几了。
我国幅员辽阔，十里不同风；且民族众多，只婚俗一项就迁差万别，无以尽数。想简单的了解变迁，就本人所知之寥寥，也得讲几天几夜，何况书写。再者你的问题太宽泛了，涉及整个中国历史，不好尽讲，请谅。有需要之处再联系，节日的亦可。
⑼ 跪求高中历史研究性课题【关于中国百年社会风俗变迁的】
婚姻模式的变迁--婚礼习俗
摘自《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乔润令著
现代意义上的婚礼，也就是今天青年男女们所举行的婚礼，一般是指结婚典礼，也就是结婚当日所举行的仪式、程序、方式。古代意义上的婚礼则是指包括结婚仪式在内的，从议婚到订婚，直至结婚的全部过程的礼仪程序，无论是古代和现代，结婚当日的典礼无疑是婚礼最重要的内容。
婚礼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它具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呢？
人类学家认为：婚礼是婚姻开始的社会方法。象结婚这种个人生活的重大场合，通过众多的人履行仪式而隆重地加以庆贺，这是早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婚礼的许多作用已被正式的社会组织，法律机构的注册登记所取代。在传统社会，婚礼的作用如同现代社会领取结婚证，以取得法律和社会的承认是一样的。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特别是社会组织与专门机构不发达的情况下，举行有广泛见证的仪式是证明重大事件的唯一办法，这种习俗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结婚对于个人无疑是一大人生转折，婚礼是为男女双方举行的一种仪式，象征着俩人都已进入成年，标志着男女双方的关系有了重大转折，有了新的权利与义务，此后俩人之间的很多关系，如同居、性行为、子女等都将变成合法的。对于别人和社金来说，婚礼本身就是一桩公开和公众性的事务，亲朋好友参加公开举行的婚礼，表明社会对当事人婚姻合法性的承认，也表明社会赞同这一结合，亲属们和社会因此而接受新的角色和义务，同时也伴随着新的期望。
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传统中，婚礼的真正意义在于“别男女”。《大戴礼记·盛世篇》日：“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妻无义，婚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妻之道也，故有淫乱之欲，则饰婚礼享聘也。”在儒家看来，家庭的基础在于夫妇，而夫妻关系的确立在于婚礼。婚礼即然是人伦之本，风教之始，所以必然要有庄重而严格的程序，严其男女之别，而后才可以使夫妻关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正因为婚礼担负着如此重任，所以历代对于婚礼都十分重视，有载于典籍、行于民间的所谓六礼，这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程序分明，极为隆重。但由于时间的流逝和各地民情不同，六礼所规定的基本程序虽然人们都还遵守着，但完全意义上的六礼已在民间逐渐变得不完整了。即便是在山西这样一块不大的范围内，六礼的具体风俗在各地都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差异，人们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到了结婚当天的仪式上，其余的程序渐趋淡化。
这里，我们选几则富有特色、流传颇广的习俗分述如下。
一、交杯酒与结发夫妻
“合卺”这个词对于现代人而言是陌生的。然而，新郎与新娘的“交杯酒”却是每一个结过婚或参加过婚礼的人非常熟悉的。“合卺”就是指新婚夫妻在洞房之内共饮合欢酒。卺是飘之意，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以饮酒，就叫合卺，合卺始于周代，后代相卺用匏，而匏是苦不可食之物，用来盛酒必是苦酒。所以，夫妻共饮合卺酒，不但象征夫妻合二为一，自此已结永好，而且也含有让新娘新郎同甘共苦的深意。正如《礼记》所载：“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宋代以后，合卺之礼演变为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人“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饮讫，掷盏并花冠子干床下，盏一仰一合，谷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是意味深长的。
用彩绸或彩纸把两个酒杯联接起来，男女相互换名，各饮一杯，象征此后夫妻便连成一体，合体为一。当然很多情况下，“惟新妇羞涩，不肯染指一尝”。（民国：《解县志》）
饮过之后把杯子掷千床下，以卜合谐与否，如果酒杯恰好一仰一合，它象征男俯女仰，美满交欢，天覆地载，这阴阳合谐之事，显然是大吉大利的了。民国时期，山西民间结婚，拜天地之后，“导入洞房，婿先进，上床踏四角，新娘继入，坐床后隅，饮交杯酒，是日‘合卺’，合卺之后，尚有谒祖日见勇姑等礼，大抵于结婚之翌日行之”。（民国：《浮山县志》）
今天，山西农村青年的婚礼上，交杯酒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形式比古代要简单的多。男女各自倒酒之后两臂相勾，双目对视，在一片温情和欢乐的笑声中一饮而尽，或者是在洞房或是在举行婚礼的大厅、饭店、酒楼。按民俗传统，交杯酒是在洞房内举行的，所以都把合卺与入洞房连在一起，但不管此俗的表现方式有何不同，其寓意与心态都是一致的，结永好、不分离的暗示对于新婚夫妻今后长期的婚姻生活都会产生影响。
当人们置身于偏僻山村的婚礼中，不管平常人们的生活多么艰辛，但通过交杯酒所洋溢出的欢笑，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照婚礼习俗，在交杯酒过后，常常还要举行结发之礼。结发在古代称合髻，取新婚男女之发而结之，新婚夫妻同坐于床，男左女右。不过，此礼只限于新人首次结婚，再婚者不用。人们常说的结发夫妻，也就是指原配夫妻，娶妾与续弦等都不能得到结发的尊称。
古代婚俗中，结发含有非常庄重的意义，后来这一习俗逐渐消失，但结发这一名词却保留下来了。结发夫妻受到人们的尊重，结发向征着夫妻永不分离的美好含义，如同交杯酒一样，在农村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许。
在男人们可以娶妾、养姨太太的时代，结发夫妻就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不论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科进士，还是突发横财的商人地主，在攀援富贵、寻花问柳、续纳小妾之时，一般都要对结发夫妻保持一定的尊重。
在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上，从古至今，漫漫几千年，尤重结发夫妻。
因为结发意味着“第一次”。在男女授受不亲，人们一生中深交的异性寥若星辰的情况下，结发，意味着第一次接受了异性的新鲜，第一次发出会心的微笑，第一次品尝了爱的幸福，第一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第一次都是弥足珍贵，值得珍惜的。
此外。结发还具有庄严、神圣、天意、缘份等等得到社会认可的深层含义，在此基础上，婚姻的双方产生了义务和责任感。
二、闹洞房的秘密
闹洞房是婚礼的最后程序，也是任何婚礼都不可少的内容，它是婚礼的高潮，也是最热闹最有趣的节目。
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围坐房中，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之为“闹房”、“戏新娘”。闹的方式各种各样，各地有同有异。总括起来可分为文闹和武闹两种。文闹以较文雅的方式，往往都是向新娘出谜语、对对子，请其讲述恋爱经历及平常不见于口的男女之事，山西民间有称“说令子”，妙趣横生，迫使新娘无法对答而大出洋相，借以取乐。“是夕，好事者多以谈谐语编为词调，强使新妇歌之，名曰‘闹房’。近则变本加厉，庆贺之忱出以戏谑，抑失礼之甚矣。”（民国：《翼城县志》）武闹是使用较为粗野的方式，不仅口出秽言，还对新娘动手动脚，颇有恶作剧的性质。
闹洞房时，平辈的、晚辈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纷纷拥入新房，喜笑逗乐，尤其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极尽所能，想出种种方式，让新娘当众表演，以逗乐取笑，俗话说“三日没大小”，除了爹妈都能闹。这期间，人们之间随随便便的关系是礼俗所允许的，很多禁忌都被解除了，颇似西方文化中的狂欢节。因此，无论如何戏闹，如何难以接受，新娘是万万不能反目生气的。如若气走了闹洞房的人，将被视为是新娘的任性，人缘不好，日后的光景就不会好过。
闹洞房是对新婚夫妻的一种祝贺方式。在民俗中，人们认为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崇，为了趋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势的阳气，才闹洞房的，所以民间俗语说“人不闹鬼闹”。
闹房在功能上也是对新婚夫妻的考验，包括机智与耐心，原本是一种“关口考验”，但在民间往往行之过分，成为陋俗。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甚古，《汉书》记载“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仅以为荣。”（《汉书》，《地理志》）闹房之俗可能起源于“听房”。在新婚之夜，亲朋好友在洞房窗外窃听新媳妇的言语和动作，人们感兴趣的无非就是男欢女爱之事。从性心理的角度讲，这种举动似乎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意淫”之举。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戏弄新娘的闹洞房。此种风俗行至唐代，风行民间，不但男方亲属，贺宾客朋都有戏弄新娘的权利，连不相干的陌生人，也可以中途阻拦，品头论足，抚摸取笑，需索于难。这种习俗由古至今，已由个人行为变为集体行为。
综观闹洞房之俗，驱动人们听房、闹洞房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
首先，这是一种人们性意识的外化与下意识的冲动，人们从闹房戏妇与抚妇之中，表现了对异性的某种挑逗，发泄出来之后便可克服既羡且忌的心理，以达到性在“下意识”界域的某种平衡，这种对异性的态度与行为在平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闹洞房正好提供了一种机会。
其次，闹洞房是传统婚姻中包办婚姻的产物。因为只有在新婚典礼之后，激动的新郎才可搞开新娘的红盖巾，这对新人以前不相识，无相交，更无情感的沟通，第一次见面便要共堕爱河，显然是陌生和难堪的。因此，闹洞房习俗可以消除彼此的距离和陌生感，协调俩人之间的紧张气氛，融洽感情。无疑，洞房之闹是百米赛跑前的必要准备。
再者，在兴旺发家的心理趋动下，大多数的新婚之家，都存在着既苦于众亲友之闹，又乐于让其闹的双重心理。
闹房可以使双方的亲友们熟悉起来，显示家庭宾朋满座，兴旺发达，增进亲友间的沟通与感情，以及邻里间的和睦。
热闹是中国人生活的美学理想，闹洞房正是臻于此境的手段。热闹了才能形成喜事喜庆的氛围，闹是一种快乐的场景，是一种欢腾与兴旺发达的象征，只有闹、大闹特闹，喜庆才有市场，财路才可大开，人丁才能兴旺。
三、洞房验贞
在中国，性行为是一种受习俗高度制约的行为。人们不仅对公开的、合法的性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习俗的规范试图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谈到许多妇女与情人们私奔的故事，至少在孔子时代，社会上层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混乱多少有如堕落的罗马时代。当时离婚很容易，再婚也并不难，少女的贞操还不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然而，随着儒学的兴起，特别是宋代的理学泛滥之后，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起责任，理学家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极其珍视妇女的贞洁。
此后，中国人对于妇女贞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这种痴迷的一个恶劣的例子便是所谓的“洞房验贞”。这种习俗把新娘子的贞洁与否，变成了一种当场验明并有众人在一旁作证的赤裸裸的处女检验，可悲的是，新郎并不以为这是对自己情感的亵读，新娘也不觉得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习俗已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洞房验贞的习俗在民间被称作“验红”、“授巾”，古已有之。一般是在结婚之日，由新娘之母送给女儿或者女婿的白色巾帕，以为初行房事时之用，民间也称“喜帕”。
旧时，历朝定婚礼，都有授巾之礼。有的地方如广东，授巾之后，新郎新娘关门入室，云雨作爱，而新郎的父母亲友则在门外静候，风流之后，新郎手捧朱盘，盘内放着所授之巾，盖以红帕，其所示新娘为处女新红，众人皆大欢喜，纷纷表示祝贺，并以烧猪送于新娘娘家。在此之前，娘家人一直揣惴不安，惟恐新娘不见处女红。
由于处女膜是否破裂成为检验贞女的唯一标准，一旦未见其红，新郎与家人便要归因于新娘不贞，至少在心理上要产生很大的猜忌与不和，形成隔膜。轻者使新娘无言以对，受辱终生，在婆家和丈夫面前无地位，重者由媒人遣送女子返回娘家。
重视处女红，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善于观察的文人们又把其赋予了浪漫的情调。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记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幽会之后，特别提及香巾，他写道：
“（后庭花）春罗儿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低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剧作家汤显祖在其《邯郸梦》那颇具艳丽色彩的对白中曰：“好夫妻进洞房花烛，……大河犯客槎，猛擒拿，无媒织女容招嫁。休计挂，没嗟呀，多喜檀郎蘸眼惊红乍，美人带笑吹银蜡。今宵同睡碧窗纱，明朝看取香罗帕。”
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人娶新娘后未见处女红，文人袁可潜赠与如梦令一首“今夜盛排宴筵，准拟灵芳一遍，春已去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今天，在山西农村，验红之俗已不多见。但有些地方常在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把见红的白毛巾放在新房外的明眼处，以示外人表明新娘是处女。
四、婚礼习俗
完整的婚礼习俗在古代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但是明清以来，山西各地完整的六礼已经不复存在，如大量地方志中所载的，“婚礼各处不同，大约六礼之中，仅存其四：问名、纳采、请期、亲迎而已，亦有不亲迎者。”（乾隆：《平阳府志》）
解放以后，在婚礼形式上新旧相间，而新的婚礼形式逐步在取代旧的形式。新的，较为文明和现代的婚礼形式在民国期间就已在山西各地开始实行，作为一种新的婚礼习俗，我们把它详述如下：
“结婚证书，仍用向来红柬，但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新郎、新妇，俱署名耳。其结婚仪式，系就庭前设礼案，奏乐，由司仪人入席面北立，宣唱：“男女宾人席”而北立。男女族主婚人人席，而南立。男女族全体人入席，而东西立。证婚、介绍人入席，而南立。纠仪人人席，而北立。男女宾相引新郎、妇人席，俱面北立。
奏乐。证婚人读证书，并为新郎新妇交换饰物。新郎、妇行结婚礼，东西向立。双鞠躬。奏乐。
主、征婚人致训、箴词，新郎、妇谢证婚、介绍人，三鞠躬。
男女宾代表致颂词、赠花，两鞠躬。奏乐。
新郎、新娘致谢词，两鞠躬。
女宾代表唱文明结婚歌。
证婚人、介绍人、男宾、女宾俱退。
新郎、新娘谒见男女主婚人及男女全族全体礼，奏乐，男女主婚人及各尊长面南立，三鞠躬，男女平、晚辈面东而立；两鞠躬。男族女族全体行相见礼，东西相向立，两鞠躬。
男女嫔相引新郎、新娘退。男女两家主婚人及男族、女族全体、纠仪人、司仪人俱退。礼毕筵宴。”（民国十二年：《临汾县志》）
今天山西农村的婚礼习俗也大体如此，仅是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富有一些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