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的历史

『壹』 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是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贰』 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

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约公元前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东周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秦朝，西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五胡乱华期间，异族融于中国趋势加强，诸多民族在分立政权的冲突中逐渐汇聚。隋唐时期，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更为密切，经济繁荣、科技文化高度发展。

宋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经济、科技发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明末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中国社区的历史扩展阅读：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

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开始步入了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叁』 中国社区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网的《实践型的社区建设与社区建设的理念型》文章中有你版需要权的内容：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xstl/xstl/t20081202_19536.htm

『肆』 中国近代社会的进化历程

一、 起步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前）

这一阶段，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封建地主积极展开自救，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二、整体发展阶段（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

民族资本工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伴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然而北洋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在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到第一国共合作形成以至于结束。

三、曲折前进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在1927年后中共和国民党展开了尖锐的阶级斗争，爆发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随着抗日战争到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4)中国社区的历史扩展阅读：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这其中既有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也有各阶层人士反对外来侵略掠夺。

其中有三次大的运动最有影响和最具有代表性，这就是1851年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

1911年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但是，这些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结束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伍』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

从人吃人的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而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再然后改革开放一夜回到解放前。目前全国人民努力消耗有限资源，为消费狂！领土还没有完整就狂言盛世！

『陆』 建国来我国街道社区发展历史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重要基础，是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统筹谋划和开展工作，才能全面提升社区建设的水平，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根基。 一、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社区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 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成为引领地区全面协调发展的责任。社区建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区经济、社会事务、综合治理、城建城管、社区党建等直接关系到社区的整体建设，密不可分，各方面的工作只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才能保证党的工作在街道社区顺利进行；只有各个方面共同进步、协调发展，才有街道城区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不太注重社区的全面建设，把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搞“单打一”。比如：有的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党建工作的地位作用认识不清，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精神文明、组织建设的问题关注的比较少，无论从重视程度，投入精力、物力，还是抓落实的力度上都明显不够，总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是虚的，在社区建设中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的同志偏重于抓一些所谓的“特色”工作，尽管单项工作比较突出，但社区建设整体水平提高不快，有的甚至在一边出成绩，一边出问题；有的科室部门在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出现偏差，一讲所管项工作的重要，就把他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有的只重视自己主抓分管工作重要，对其他工作缺乏相互支持和配合的主动意识，出现了街道社区各项工作相互掣肘的现象，导致社区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解决以上这些工作中的问题，根本出路就是要坚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根据各项工作在社区建设中地位和作用，要科学确定到底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各项工作开展井然有序，整体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基层党组织的形象，直接与社区群众、辖区单位接触，工作千头万绪。上级布置的工作我们含糊不得，下面请示的工作我们原则不得，棘手“刺头”的问题我们躲闪不得，街道社区经济、综合治理、城建城管、社会事务等项项工作我们都忽视不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学会“弹钢琴”，既要善于牵住“牛鼻子”，紧紧扭住影响和制约辖区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不放松，又要和一般工作结合起来抓，把“千条线”拧成一股“绳”，还要做到以点带面，确立全面建、整体上的思想，防止和纠正在工作指导上畸轻畸重、单项冒尖等现象发生。 二、坚持长效观念，推进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加强新形势下社区党组织领导建设，就是要把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既要重视眼前工作，又要着眼于未来，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有些同志，在指导社区工作中，只求一时一事的轰动效应，只考虑如何出彩头，不考虑对社区城区长远建设有什么作用；有的喜欢抓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叫得响的有形工作，忽视那些在社区建设起着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社区思想文化教育、党组织建设等无形工作，导致街道社区建设基础不扎实，发展后劲不足。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建设社区。首先要求我们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一定要把工作指导思想搞端正，以党的事业和社区建设为重，认真落实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纠正急功近利、图名挂号、华而不实的思想偏差和工作作风，自觉摆脱功利思想的缠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处理好抓建设与个人成长进步的关系，切忌重眼前、轻长远，做到当一任领导负长远责任。其次要夯实社区建设发展基础，在抓好长远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围绕社区建设持续发展开展工作，提高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发挥各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纽带核心作用，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组织基础保证，进一步打牢社区文化基础、服务保障基础、综合治理基础。三是要积蓄街道社区发展后劲，努力拓宽人才选拔培养的渠道。现在我们选拔社区党支部书记难，推选优秀的社区党组织（总支、党委）书记就更难了。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拓宽用人渠道，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民主选举等办法，着力抓好社区区建设的“四支队伍”，即：社区街道干部队伍、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党员队伍、社区志愿者队伍，在保证他们一定物质生活待遇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提高“四个素质”活动，即：开展岗位技术练武，提高业务素质；开展读书竞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开展学习先进活动，提高政治素质。引导社区工作者以社区为“课堂”，以岗位为“舞台”发奋学习，立志成才。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保证。 三、坚持人本观念，突出提高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社区党组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目中有人”的理念，把促进社区居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我们鼓楼区率先提出了“负重攀登、首善之区”，“社区建设是城区永恒主题”的工作思路，在社区保障、卫生、教育等社会公益性事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城区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实际上就是实实在在地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城区建设理念。但新时代要求我们如何使辖区的基础条件与市民文明程度、市民开放心态、文明素质、合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有新的进展，让社区居民在改变城区面貌的同时提高素质、改变自己，这是我们必须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是党的十七大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同时，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已经解决，未来主要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必须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制定有效的对策，采取可行的行动，为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提供必需的基础保障。 一是要多办实事，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社区建设要着眼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从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抓起，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千方百计地为居民经济上解困、生活上解难、思想上解惑。通过“进百家门、知百家情、暖百家心、解百家难”活动，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我们街道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居民中去，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做居民群众的知心朋友，成为群众心声的观察员，党和政府的瞭望所。 二是用好载体，满足精神文明需求。要努力构筑与我们南京大都市社区相适应，满足居民乐业的社区文化，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载体。我们每个街道社区都有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等不同特色的人文资源，应用好这些不同特色的人文资源，培养人们的认同感；要通过开展舞蹈、戏剧、书画、工艺等文化活动，丰富生活陶冶情操；要通过建立社区文化联席会、文化广场制度，对社区文化进行整体筹划，形成城区、街道、小区三级文化网，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精神需求。 三是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展示才能的心愿。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人的素质、能力和思维方面综合素质的发展，基本能力是发展的核心。当前我们城区群众物质文化水平获得了一定的提高，这使激活人的潜能外部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要抓住机遇，千方百计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舞台。在社区建设中，要大力宣扬和发扬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事例，鼓励社区群众多为“小善”，以舆论导向激发居民助民为乐的积极性；要多用身边的人与事来教育群众，以身边经常发生的小事为抓手，以小见大，让市民群众制订公约，自觉执行公约，达到自我教育提高的效果；要根据不同人群持续不断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才艺展示等活动吸引社区居民群众参与展示能力，调动社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形成按照科学发展观构建街道社区和谐的良好局面。

『柒』 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性质有哪三次变化

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变化：

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总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1919-1949年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是谁发动的革命，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

3、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

(7)中国社区的历史扩展阅读：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指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的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进步。

半殖民地是从国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半封建是从社会经济结构上看的。半殖民地是促成半封建的原因，半封建又是半殖民地的基础。

除中国外，近代伊朗、缅甸、暹罗（泰国）、奥斯曼土耳其等国也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还不是直接的实践问题，他们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提出过一些原则性的设想，认为未来社会大体要经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但对后来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会经历哪些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列宁。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阶段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

这里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发展过程的思想。但是，列宁当时主要回答了俄国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因而对这一思想未能作出进一步的阐发。

斯大林在1936年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不久，没有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重建，1952年又宣布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脱离实际、急于过渡的思想，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曾比较正确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

后来，他又明确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建立起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基础，生产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捌』 关于社区工作的，根据其早期历史，核心价值观是怎么传承与变迁的详细点

中华文化，大致从尧、舜、禹时代开始，至今历时5000年而不衰。大概到殷周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第一次巨大变迁，即在充分发展宗法礼制的基础上，大体形成了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较为稳定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相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整个中华民族初步具有了这一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认同感。
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三维结构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发生了第二次巨大的变迁，即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展开，形成了众多的派别和学说，史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司马谈在《六家要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主要有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但他最推崇的是道家。⑶本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的年龄要大，并且孔子曾数次求教于老子，但老子的名著或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经》似乎成书较晚。同时老子也不注重教授学生，所以其学派的形成反而晚于儒家。
一般认为，孔子主要是一位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体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礼”的思想，这是客体的外在的礼之规定；三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这是整体的伦理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实际上，儒家学说的这三个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的稳定的三角架构，即：仁——礼——中庸，或者说，这三者就构成了一种由内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礼之规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标的稳定的三角关系。仁与礼犹如车之两轮，仁是心之理，礼是实现仁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礼，充分发挥其仁之本性，就可以达到中庸这一最高的伦理政治境界。当然，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还必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层递进上升的修养方法，只有不断修炼，才有可能登顶，这就是孔子整个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结构。事实上，就孔子的整个伦理政治学说而言，内容上的仁、礼、中庸等，就是对厚德载物的充分展开；而修养方法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则主要是对自强不息的全面阐释，它教导人们要积极“入世”，都是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扩展和进一步构建。
到西汉时代，经过了秦以来儒与道的激烈论战，在董仲舒的极力倡导之下，汉王朝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从此，儒家就从春秋战国时的一个普通学派一跃而成为天下独尊，孔子也迅速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人。特别是董仲舒“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所谓天人合一价值模式的确立，事实上就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封建化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分裂及其异化，中国人的价值和精神生活完全政治化、宗教化了。纵观整个两汉时代的文化史，一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宣告正式形成；二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精神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根本特征，不但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次是儒学在理论的发展上也比较充分，它基本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再加上两汉时代的大一统背景和董仲舒等人的封建强化，所以，儒学能够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既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一开始，就主要存在着儒、道两种学说的传播与较量。即使在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春秋战国时，老子以一部不朽的杰作《道德经》，奠定了道家学派的坚实地位。如果说庄子将老子学说中那大真归朴的理想主义发展到了浪漫主义的极致，那么同样可以说，稷下道家诸贤则将深藏于老学之中而不肯轻易示人的“君王南面之术”的精华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等处世智慧，引申为了一套极其清醒、冷峻的政治权术。这一转变，意味着对道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到汉初，“黄老之术”进而转变为“黄老之治”，并且，在封建朝廷非常盛行，这标志着道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道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东汉，道家学派就逐渐转型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它们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从而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地传播和发扬光大。到魏晋时代，玄学以其彻底否定西汉独尊之儒学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分裂的面貌出现了。玄学的中心论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它经过了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最后在动摇了儒学关于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后，到道家那里找到了避世苟生、逍遥惟我的核心价值。
道家的核心价值观是隐世的，它强调的是人生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确定了道家见素抱朴、修身养性的自然主义人性基础，而以柔克刚、知足不争等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则是道家价值观的精髓。庄子充分发挥了老子学说的主观成分，形成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其保身为我、不谴事非、随遇而安等厌世逍遥的人生态度和真人人格，对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影响颇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道家的自然主义、逍遥避世、明哲保身、超脱老滑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强不息精神相结合，刚好形成为一个张弛有度儒道互补的双重结构。
两汉时，佛学流入了中国，魏晋得到了充分发展，到隋唐达到了鼎盛时代。事实上，佛学从一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断地在进行着“中国化”的过程，它经过了儒家精神的充实，用超人生的哲学方法解决了儒家学说中的人生矛盾。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原理，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儒家人性与生命的矛盾，其“自度度人”的价值观又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境界十分吻合，所以，佛学很自然地对中国人以儒家、道家互补的核心价值观又起到了结构上的补充作用，并在隋唐时代成为了显学、“国学”和中国人价值观的主导形态。
至此，儒学、道学、佛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得到了抽象性展开和否定性发展，它们都以克服对方矛盾的方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构之一。然而，任何一个单一结构都不足以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抽象必然复归于具体，否定必然复归于肯定。到宋明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就达到了辩证的综合阶段。在宋明理学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基本解决了传统人性中的善、恶矛盾，而性、理、心的一体化，又克服了传统人性中灵与肉、德性与欲望的分裂和矛盾，“存天理灭人欲”又是加强传统人性修养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宋明理学这里，实际上演变为一切都得遵从“天理”。“天理”的概念使天与人、名教与自然、先验与经验、伦理与政治达到了所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同时，它还通过道家与佛家把人与人之间的人伦秩序和人性完全融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十分完备的人性提升机制，实现了天与人的既现实又具体的合一。这时，一个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为两翼或补充的三维结构终于形成了，这是中华民族古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或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孕育和全面展开，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时代。但是，这些精神要素都是以胚胎的形式出现的，既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价值系统，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到汉唐时代，不但儒、道、佛都得到了抽象性地充分展开，各自的发展已经相当丰满了，而且还确立了儒家大一统的主导地位。到宋明时代，宋明理学在复兴古典儒学的形式下，把儒、道、佛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最终形成为以儒家德性为主干，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为两翼或补充的一体化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结构。儒，催人在入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身后联系起来，教导人们怎样安顿自身的灵魂。中国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生前还是身后，都有充分的理由从容应对一切。这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观，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不同人群，同时也适合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同时期。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繁衍、发展自身，同时，它也积淀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基因。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送入了近代，一个异常坚韧的封建帝国终于成为了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灾难过后，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由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就发生了第三次巨大的变迁，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必需起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率先起来“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倡导学习西方科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内也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力求打破理学对人性与道德的禁锢，解放人性。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且一度非常流行，也许在今天还有市场。这种理论既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又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体”是根本，“用”是表象和为“体”服务的。早期维新派薛福成说得非常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⑷应该认为，“中体西用”的主张不但在洋务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它还对于冲破儒家文化固有体系的禁锢，也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承袭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来的，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区别。在“中体西用”的主张下，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了，儒学由“内圣”推出“外王”的逻辑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因而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是，当戊戌变法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时，“中体西用”反过来就成为了一股巨大的逆流和阻力，可见这一主张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冲决罗网”的口号，特别是对“三纲五常”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并力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代替中国的封建道德。在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教育、科学等变法革新，希望中国迅速走上西方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就归于失败。当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质问光绪皇帝为什么要“变乱祖宗成法”时，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⑸应该说，光绪皇帝基本上说明了救亡图存与变法的关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以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根本目的的著名的“辛亥革命”，并一举获得了成功。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当后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谈到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时，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要在中国来革命”。⑹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⑺。1919年前后，中国爆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了追求个性解放和救亡图存的高潮，所以，“五、四”运动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正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并且，马克思主义又是先从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传到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可以认为，中国人是向俄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及其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道桥梁。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一传到中国，很快便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指导思想，并且，他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1929年，胡适首次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但到30年代，又声明要用“充分世界化”来取代“全盘西化”。虽然“全盘西化”对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致命的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所以是根本行不通的。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虽然这种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最终不过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
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也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广泛地探索，并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张闻天于1940年1月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⑻同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赞成张闻天的提法，并进一步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纵观近代1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告终。从1919年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三者交织以及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二是从内容上看，虽然“中、西、马”三者的演变各有侧重，但“西、马”基本上是处于对“中”冲击和相互冲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上，重点是反对“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要“冲决罗网”，解放人性，这一点，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几乎都是一致的；在大力引进和宣扬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上，重点是宣扬西方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民主法制、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在马克思主义方面，重点是传播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

早在新中国即将建国前夕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就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新中国不但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整个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短暂地发展。但是，随着我们党和领导人的头脑发热，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幻，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左倾”引领下，文化领域也迅速走上了一条“左倾”的道路。1957年，重点在文化领域进行了残酷的“反右”斗争。1966年到1976年，更是爆发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把文化领域的“左倾”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在长达20年的“左倾”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很有一点当年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味道，不过现在是“罢黜百家，独尊马术”而已，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等等，完全被排斥在新中国的文化之外，这不但极其可悲，而且更严重的是使中国的文化完全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和自我毁灭之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迅速结束了长期的“左倾”时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中心，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出现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热”，其特点是现实性、广泛性、世界性的大融合，甚至可以认为，这场“文化热”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当然，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热”一开始，事实上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的引进三者的相互交织和争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但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呢？应该认为，传统文化无疑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所在，不管中国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都是离不开这一根本的，但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是需要抛弃的。可有人从全盘肯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复兴儒学论”，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根本，才能够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一切疑难问题，并且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复兴儒学的高潮，至今仍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怎样对待西方文化的强势引进呢？当然，中国的国门全面打开之后，是应该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的，如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等，但又有人搬出了当年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同时，还出现了所谓“西体中用”论、“新启蒙”等主张，这与“全盘西化”具有共同性。另外，也有人提出了“彻底重建论”，认为必须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彻底断裂和消解，彻底反传统，才能最终构建新文化。⑽
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强势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织。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主流的和主导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在蓬勃发展和复兴，并日益成为今天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文化特别是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也包括“突出自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都以其强势的姿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与重建同时并存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艰难过程。

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到底应该怎样构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构建的路径。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人开始接触所谓“泰西之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时，著名的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史学家万斯同则认为，要“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经学家焦循也主张“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晚清时，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虽说这些主张很难与折衷调和完全划清界限，但它们对于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樊离，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到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几乎成为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章太炎主张要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孙中山则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蔡元培也主张：“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⑾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为：“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⑾毛泽东在充分吸取其他人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释过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⑿
当代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曾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会通超胜”的“综合创造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⒀张岱年教授还进一步认为，“要把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要素综合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系统，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⒁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根据张岱年教授的基本观点，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也进行了探索，他在一些论文和讲演中认为，其基本路径是“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后来，他又概括为“马学为宗、国学为根、西学为鉴”。应该认为，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党的“十七大”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简言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共同理想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荣辱观是基础。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之下，中华民族一定会早日复兴，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