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现在说的“十五”计划是第十个五年计划还是第十五个五年计划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解析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 ，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换言之，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纯 粹的、抽象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现代 化恰恰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 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 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因此，他们确 实不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社会以种种前所未有 的巨大灾难。与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相反 ，马克思后来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 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 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作为唯一的 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 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避免俄国重蹈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的设想和 要求：“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作用，首先必须排除 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 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 言和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予以重申。他们强调：“如果俄国 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 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 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思想。
历史的事实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原先设想的要求取得 胜利的，并且，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这一设想，但始终没有改变过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结果的思想。他们一直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现 代化的历史使命也告终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俄国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带 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必须在直接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肯定成果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 义才能实现。但俄国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并不存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这 在客观上就使得通过占有资主义的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 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成为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对的历史课题。撇开关于这一历史 性课题的种种论争不言，我们之所以说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其根本的理论依 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 国家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 。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的这一 精神被赋予了实践的意义。综合有关学术观点，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基本思想可具体明确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 得政权，运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苦难和 屈辱，而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现代 化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决非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 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首先，两种现代化各自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 生产者公共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页)这 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 础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其次，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有两个本质的特征：一是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 到每一阶段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 失为前提。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 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灾难。(参见叶险明 ：《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正是这两个基本特 征确立了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吸 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之所以选择社会主 义的根本意旨应该在此。倘若忽视这个方面，也就违背了历史的辩证法。
再次，现代化的目标不同。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 态，还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在保 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 现代化执行的历史任务并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 础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转化， 这种转化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之时起就必 须承担起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历史重任。
“十五”计划是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
现在“十一五”规划是指2006～2010年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建设的目标和五年规划。
⑵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当代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分析，对层出不穷的问题的解决，无不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往的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始终聚焦于改变世界。我们应该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答时代的课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来实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卓有成效地回应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挑战，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就要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富有生命力和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刻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发展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通过自己的体系创新总结和巩固其理论内容的创新，并进一步推动理论内容的创新。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维度，立足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演变，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既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出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对进一步坚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待。
⑶ 广州亚运会工作证有哪些
有裁判员、运动员、志愿者的
⑷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不完备之处有哪些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提出的历史语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为什么会作为问题被提出来?此问题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凸现?综合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缘由：
从现实方面来看.它与当代世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境遇相关.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首先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全球化以及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的加速发展使得整个世界日益处于普遍交往之中.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全球化问题、新科技革命浪潮及其对人们的生存方式的重构等等问题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世纪之交新的历史境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其当代性问题便由此凸现出来.
从理论方面来看.学者们提出此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遮蔽和误解,以重构其当代意义,并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矛盾和哲学困境指明出路.长期以来,由于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模式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是从思想意识观念出发,从片断的结论中提炼、拼凑而形成僵硬的“原理”体系,所以在总体上未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特质和本真精神.还有学者指出,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局限在近代哲学范围内,把它置于知识论的背景下研究,致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革命和当代意义估计不足.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思潮大量传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但与此同时,这些思潮的涌入无形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被削弱,社会影响力也急剧下降.为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研究被提上日程,成为学术界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性吗?其当代性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理论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之争源于“教科书体系”之争.所谓“教科书体系”之争,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在认真反思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后提出重建新的教科书体系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从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发展出了一个比较公认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但学者们很快发现这个新体系仍然有不少问题,于是,90年代后期,哲学界再一次出现了哲学体系问题的争论热潮.
“体系论”之争的主要问题在于：“哪一种体系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围绕传统体系出现了两种意见：“体系完善派”与“体系重建派”.高清海教授属于“体系重建派”的著名代表.他认为,世纪之交的哲学发展,应以哲学范式的及早转换为根本主题.哲学范式转换即哲学的思维方式、观念系统、理论格局、社会功能的总体性变迁.最能够替代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体系.而黄楠森教授则属于“体系完善派”的元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将会是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多元化的局面.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有强大生命力,最终必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它只会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科学的为中国多数哲学家所认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当代形态是会出现的”.不管是“体系完善派”还是“体系重建派”,他们都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哲学理论陷入危机,需要一种新的核心范畴取而代之.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关键是实现其基本概念或理论内核的转换和理论形态的更新.
第二种,是著名的“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的焦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起点是什么?即重新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变革意义与当代意义的问题.这场争论主要发生在以黄楠森教授为代表的“体系论派”与以孙伯鍨、张一兵教授为代表的“方法论派”之间.黄楠森教授公开提出建立体系的必要性.他认为,一门科学的体系的完整严密程度是它的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因而主张创建与世纪之交的科学与实践水平相适应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孙伯鍨、张一兵教授等则认为,在当前新问题不断出现的年代,只有从思维方式上彻底摆脱旧教科书的影响,深入历史过程本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来考察和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研究的重中之重.仅仅围绕体系的争论并不能真正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体系而在方法.“如果抛弃或者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那么任何哲学体系,即使仍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也不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种,是以何种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之争.这场争论起于90年代中期的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这部著作.其发表引发了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争论.复旦大学的刘放桐、俞吾金、吴晓明等教授为此刊发了一批文章,讨论马克思的当代性,公开批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这场争论突出地表现为如下两种视野：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前提下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性；还是“超越近代西方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不再是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也不是体系论内部之争,而是两种哲学史框架、两种哲学解释方法之间的争论.张一兵教授认为,“回到马克思”是摆脱前苏联、东欧解读马克思模式的那种“无根性”的真正开端.但“回到马克思”绝对不是要寻找和凝固化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本真教义,而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的真实语境中,寻找通向革命性结果的具体道路,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与活的方法.俞吾金教授认为：我们永远回不到纯粹的马克思那里去；事实上我们只能回到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那里去,“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不现实的,合乎情理的口号是“重新理解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而吴晓明教授则认为应当由存在论(ontology,或本体论)的根基处来阐明并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它超越了(并且第一个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只有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重大革命及其当代意义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估价.
第四种,是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之争.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至少有三重意蕴：思维范式的当代性,作为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当代性,以及作为中国哲学重建之重要理论资源的当代性.(王南湜)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一提法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质的判定,须从多维度进行审视.首先,应该站在世界历史时代的高度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其次,应该立足当代人的生存境况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再次,应该从哲学演进的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刘会强)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也是当代人一种不懈的精神追求,通过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和赋予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学术界也有人称为“现代性”和“现代价值”),以获得认识和改造当代世界的指南.(叶险明)有的学者认为,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的时代”,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气质上属于“当代哲学”,只有在与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对话中,在批判当代社会各种不合理的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观念和现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其当代精神.(马俊峰)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性是个历史概念,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的差异来理解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它可以与时俱进,能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安启念)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虽然方法有别,但国内学术界的基本看法还比较统一,归结起来有以下四种路径和方法：
第一种是文本解读法.它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时代性意义的创新.正如张一兵所说,“回到马克思”就是力图通过对第一手文本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和对其语境的分析,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相,以期找到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往前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
第二种是对话法.对话是主体与主体、文本与文本、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哲学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因此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当然,更为密切的对话发生在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行学者的交流中.但也有学者认为,要使马克思真正走向当代,光有“对话”(哪怕是内在层面的)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我们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承袭者,如何在解读并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运用其批判精神来解决今天中国也包括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得以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的重要的一步.
第三种是问题反思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所当然地依赖于人们对时代性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哲学解答.有诸多学者指出,要充分挖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我们时代特有的问题和境域,对中国当代社会和现实生活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在当代,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等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是影响人类目前及未来生存和发展命运的若干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并及时地回答这些重大的时代性问题,才能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种是“语境回归”法.有学者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意义问题不是一个维度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多维的研究角度相结合才可能完成.但相对而言,通过向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实进行双重的“语境回归”,却是一条更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规范的研究思路.“语境回归”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思想和革命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与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中.这是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性并使马克思具有真正当代性意义价值与功能的根本路径.
综上所述,纵观国内学者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研究,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系统的论述,成果颇丰.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因而学者们对此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是相当复杂的,其关涉到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有何意义等一系列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前两个问题上,他们大部分是从价值理性的层面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而很少从工具理性的层面去考虑研究此问题对于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有何意义.这是今后有待深入的地方.面向新世纪,我们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涵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的对接,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⑸ 全球文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思考
近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就全球化带来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 化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杨生平教授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的几个层次，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制度文化，当前全球化发展不单是经济与科技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而全球化发展的真正希望所在应该是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该巧妙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调整策略，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世界引向多极化和平发展道路，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同时应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价值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应该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要利用民族文化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关系、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精神观念，也是作为积淀下来的人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区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正确确立文化自我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创新与调试以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重要问题。
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研究员在对当前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后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当时世界发展还比较局部的情况下实现的部分世界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首要问题是全民族应当有文化复兴的自觉，文化复兴要面向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创造一种包括全新的话语体系、全新的战略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的文化。他认为迎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实现两种思维方式转变：一是从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转向和谐建设的思维方式，二是从封闭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向开放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词，它充斥着中国学术文献、商业广告甚至娱乐生活。这种全球定位意识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学术文化盲点，使我们的学术活动从选题到立项，从研究到评估都着眼于大题目、大角度、大工程，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能力。他认为应当倡导依存于逆势思维的学术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培养切入微观问题的分析能力。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认为，对全球化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其一，全球化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全球化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其三，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其四，全球化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要在确立中华文化身份的同时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文化身份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在我们在和世界文化对接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要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不断建构全球共同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文化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两个方面。在当前条件下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区分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两个概念。全球社会是包含着民族国家以及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各种共同体，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全球社会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构成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其二，全球社会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三，全球社会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和民族以及共同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生长过程；其四，全球社会的结构是易变的、多元的、理想化的。与全球社会相对应的国际社会有如下特点：其一，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单一的，即民族国家；其二，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基础是自我保存、自我发展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三，国际社会是自我生长与强制发展双重过程；其四，国际社会的结构相对单一。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在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双重结构中进行。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世界发展困难重重；而从全球社会结构来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有着较大的空间。他认为，从全球社会结构着眼，应该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增加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二是要将文化发展导向解决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要把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包容精神的发展和构建当成全球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和现实前瞻性，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当前国际学术研究动向来看，像亨廷顿、哈贝马斯、吉登斯、詹明信、贝克、沃勒斯坦、罗尔斯、费彻斯通等相当多国际著名学者都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上。事实上，全球化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如正在西方兴起的后哲学文化、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重构、新世界网络全书的重建等。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国家都在关注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纷纷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并以此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为政府建构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等提供政策咨询。就中国而言，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有着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如何正面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如何营造合理的国际舆论和良好的国际发展氛围、如何构建有世界影响的民族精神、如何利用世界历史规律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如何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立并发展先进文化等若干问题。本次论坛对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理论作出了积极思考与探索，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