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语文里的虚词是什么
虚词的定义是，一般不作句子成分，不表示实在的意义的词，主要的作用是组合语言单位。
虚词种类：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六类。
它是种抽象的但并不模糊的没有实在意思的词，所以是“看不见”的，但它不包括你说说的的符号也不是你像你说的那样“可怕”“别扭”的词，其主要作用是在语法功能上。
楼主的问题提得真苛刻，这个问题可不简单，而且专业性极强，不知道你能否看懂啊？
词汇语法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所涉及的因素较多，本文仅就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因素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壹 句法位置的改变
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汉语的虚词多数是由动词、形容词虚化而来。动词通常的句法位置是在“主—谓—宾”格式中充当谓语。在这种组合形式中，充当谓语的动词，一般只有一个，它是句子结构的核心成分，它所表达的动作或状态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谓—宾”组合格式，不是一个句子中唯一的动词，并且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主要动词）时（如在连动式中充当次要动词），该动词的动词性就会减弱。当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所以，在词汇的语法化过程中，句法位置的改变、结构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以动态助词为例。近代汉语动态助词“将”“着”“取”“得”等均由动词演变而来。它们从动词向动态助词演变的过程是从进入连动式开始的。
将
魏晋南北朝，“携带”义的动词“将”出现于连动式，基本格式是“动词＋将＋趋向补语”：
（1）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还冤志》）
（2）若生女，辄持将去，母随号泣，使人不忍闻也。（《颜氏家训?治家》）
（3）见一老妪，挟将飞见北斗君。（《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连动式的“动词＋将”间关系较松散，常可插入宾语或连词：
（4）有二人录其将去，至一大门，有一沙门据胡床坐。（《古小说钩沉?冥祥记》）
（5）忽有白蛇，长三尺，腾入舟中……萦而将还，置诸房内。（《王子年拾遗记》）
连动式的“动词＋将”表示一种“携带”性的运动，动作是由主体携带对象进行的。而“携带”这一动作，又是以完成前一动作为条件，才得以进行，表“携带”的“将”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前面的动词。“将”字之前的动词，魏晋时主要是与“将”字近义的（如“持”），或隐含有“携带”义的（如“曳”，即使没有“将”，“曳去”也是“携之而去”的意思）。“将”对前面动词的依附和与前面的动词词义的重合，减弱了它的动词性。
动词性的减弱，在唐代引起“将”在句中结合关系的改变：
（6）凭人寄将去，三月无报书。（《元稹《酬乐天书怀见寄》）
（7）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蒋贻恭《咏金刚》）
同是“动词＋将＋趋向补语”结构，但其中动作已非主体与对象共同进行，“将”前动词已不限于带有“携带”义的了。
“携带”义减弱的“将”字，开始主要用于表示动作完成后的情况、动作的结果，并出现了新的结构“动词＋将＋宾语”：
（8）收将白雪丽，夺尽碧云妍。（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
再进一步，又从表示动作的结果发展成表示动作的完成：
（9）输将虚白堂前鹤，失却樟亭驿后梅。（白居易《花楼望雪命宴赋诗》）
当动作的完成状态是进行另一动作的伴随状态或方式时，“将”又有了表示动作持续的用法及相应的结构“动词〔，1〕＋将＋动词〔，2〕”：
（10）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
发展到例（9）、（10），“将”字已是动态助词的用法了。
“将”字变化的起点是动词“将”进入连动式，处于第二动词位置的“将”字在语境（语义、前面动词词义等）影响下动词性减弱，引起结合关系变化（对动词选择性减弱），再进一步到“携带”义逐渐消失，在句中主要表示动作的状态、结果，最终发展成只表示完成、持续等语法意义的助词。〔（1）〕
“将”字的演变过程也是其它大多数动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
取
（11）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着器中。（《博物志》）
这是一个连动式的句子，宾语为“取”与前面的动词“捕”所共有，“取”前动词有“取得”义或以“取得”为目的。
（12）合取药成相待吃，不须先作上天人。（张籍《赠施肩吾》）
“取”已非“取得”义，变为表示动作结果。
（13）殷勤润取相如肺，封禅书成动帝心。（陆龟蒙《奉和袭美谢友人惠人参》）
（14）若遇丈夫谐调御，任从骑取觅封侯。（秦韬玉《紫骝马》）
“取”由表示“结果”发展为表示动作完成（例13）或持续（例14）。〔（2）〕
得
（15）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卷一○九）
连动式，“得”前动词有“取得”义。
（16）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àn
⑵ 什么是虚词
在句中不表示实际意义的词
⑶ 什么是 虚词
虚词抄的定义是，一般不作句子袭成分，不表示实在的意义的词，主要的作用是组合语言单位。
虚词种类：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六类。
它是种抽象的但并不模糊的没有实在意思的词，所以是“看不见”的，但它不包括你说说的的符号也不是你像你说的那样“可怕”“别扭”的词，其主要作用是在语法功能上。
楼主的问题提得真苛刻，这个问题可不简单，而且专业性极强，不知道你能否看懂啊？
词汇语法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所涉及的因素较多，本文仅就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因素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⑷ 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汉语 汉语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 书面语和口语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⑸ 汉语，为什么叫这个
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汉语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ang],韵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个不同的字。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参考书目
李荣：《语音常识》，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册,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
⑹ 仓央嘉措是15世纪的人，为什么能写下这么白话的诗
1 4 0
吴于古白话起涯问题的再思考
徐正考张或或薄刚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13 0 12 )
摘要: 古白话 是与 丈言 相对的一种古代汉语书面形式 江蓝生等学者认为 古白话的起源以东
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大量涌现为契机 我们在此基础上对古白话的起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认为古白话书面语虽然出现于东汉 但 古白话口语 却早于此而存在 东汉译经的需要与纸张的普遏使用
相结合 使古白话书面语于公元2 世纪中期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古白话; 文言; 东汉译经; 造纸术
中图分类号: H 109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 7一0246 20 11) 10 一01 40 一04
古代汉语书面语有两种形式 即 文言 和 古白话 ¹ 汉语语言学界较早使用 古白话 这
一术语的是黎锦熙先生的 国语运动史纲 序 也有人称为 早期白话 或 旧白话 当时这些
提法的主要目的是与指现代语体文的 白话 相区别 º
在此之前 胡适先生曾对 白话 的范围做过界定: 白话 的 白 是指戏台上说白的
白 清白的 白 和明白的 白 并依此认定 史记 汉书 里有许多白话 古乐府歌辞大
部分是白话的 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 唐人的诗歌 尤其是乐府绝句
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 "
尽管胡适在 白话 的起源 界定等问题上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理性的结论 却为我们留下来许
多可供深人研究的问题 汉语语言学界对于 古白话 的研究 肇始于20 世纪40 一50 年代吕叔湘
高名凯等先生对于禅宗语录词汇语法现象的探求 其后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的 中国语历史文法
也对此作了细致的探讨 ¼
关于古白话的起源 目前尚无专文论述 但学者们对 古白话 的界定曾有分歧 王力先生认
为 古白话是 以唐宋以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 ½ " 吕叔湘先生指出: 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
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 但是以口语为主的
白话 篇章 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 却要到晚唐五
代才开始出现 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
文言 的书面汉语的地位 并据此把汉语的历史分
为以晚唐五代为界限的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 ¾郭锡良先生认为其 萌芽于六朝 ¿ "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N C ET 一07 一 367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7J A7 4叨23 )
作者简介: 徐正考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汉语史 古文字学; 张或或 吉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
生 专业方向: 汉语史; 薄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吉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 专业方向: 汉语史
¹ 王力: 古代汉语 第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l 页
º 柳士镇: ( 略论<三国演义> 的语言面貌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 20 3 年第6 期
» 胡适: 白话文学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9 年 第7 页
¼ 柳士镇: 略论<三国演义> 的语言面貌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 20 3 年第6 期
½ 王力: 古代汉语 第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1 页
¾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年 第1 页
¿ 郭锡良: 古代汉语 第1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第l 页
关于古白话起源问题的再思考1 4 1
李峻愕先生认为古白话起源于南北朝 以王梵志的白话诗为早期古白话作品的代表 ¹ 张中行先生将
白话分为三期 指出第一期上限为 两汉时期 º 江蓝生先生认为: 白话的产生也有悠久的历史
比较保守地说 它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人和汉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 »
徐时仪先生的 汉语白话发展史 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汉语白话的发展历程 书中指出: 白话
是一个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反映了东汉至今历代口语成分的汉语书面语系统 ¼认为文 白之分大
致始于汉代 许威汉先生在 汉语白话发展史叙 中也指出: 从汉末魏晋以后到
五四 前(权
作这样划分) 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 这就称为古白话 成片的系统的白话书面语的
形成 汉代已发其端绪 要之 古白话语体 始自汉魏 渐成熟于汉唐五代 ½
我们认为 江蓝生等学者的论断及论证是可信的 即作为古代汉语书面加工形式之一的古白话起
源于东汉 这里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是 作为古白话形成之基础的口语(或许可以叫做 古白话口
语 ) 起源于何时? 如果东汉以前已有古白话口语 为什么直到东汉才出现作为书面形式的古白话?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古白话口语 的起源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不先回顾一下前人
与时贤对 文言 的界定
张中行先生认为 文言 的定义难下 其原因就在于 文言 是 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
但又不能不承认 文言 有时并不脱离口语 ¾ 吕叔湘先生也给出一个并不明确的界定: 白话是
唐宋以来的语体文 此外都是文言 也就是所谓的 超语体文 ¿ 后来他在 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中又说: 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 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
语 即后来所说的
文言 À 王力先生指出 文言 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
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 Á 许威汉先生指出 古代汉语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两个支
流 即文言文和古白话 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 秦代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 大致是
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的 汉初以后 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仿照前人的词汇语法用法和行文格调
成为一种脱离当时口语的
特殊书面语 这种
特殊书面语 被称为文言文 Â 李峻愕先生将
文言 界定为 以先秦口语为基础 以先秦两汉散文为语言规范 长期发展形成的书面形式 À
江蓝生先生指出: 简单点儿说 那些句中带有
之 乎 者 也 矣 焉 哉 的书面语是文言
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 但是后来日益脱离口语 变成一种僵化的 基本上保存先秦语
法和词汇特点的书面语 Â
既然 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推测: 文言产生之初(应是商
周甲金文时代) 是没有脱离口语的 也就是说二者是很接近的 换个角度说 文言产生之初的口语
还不是古白话口语 那么古白话口语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是全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的庞大的系统 社会性是
其本质属性 这种性质决定着它不可能发生突变 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
¹ 李峻铸: ( 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杜会科学版) 198 年第3 期
º 张中行: 文言和白话 北京: 中华书局 2(X) 7 年 第10 页
» 江蓝生: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 : 古代白话说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 2 年 第247 页
¼ 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X) 7 年 第1 页
½ 许威汉: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 叙 载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加7 年 第2 页
¾ 张中行: 文言和白话 北京: 中华书局 2砚刃7 年 第10 页
¿ 吕叔湘: 文言和白话 国文杂志) 194 年第3 期
À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年 第l 页
Á 王力: 古代汉语 第l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 2 年 第1 页
 许威汉: 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叙 载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以y7 年 第2 页
À 李峻得: ( 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 8 年第3 期
O 江蓝生: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江蓝生卷) : 古代白话说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仪介年 第24 页
1 4 2 社会科学战线 201 1 年第10 期 语言文字学
语言的发展变化 需要经历一个新的语言要素逐渐积累 从而取代或部分取代旧的语言要素的过
程 汉语史上出现过的种种语言演变现象 足以证明任何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发事件
而是有着相当的社会 文化以及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背景 ¹
白话文的形成并不是一墩而就的 而是在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影响文言文 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话
口语成分 进而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而并峙的反映实际口语发展的古汉语另一书面语系统 白话文书
面语系统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内并不完全相同 它逐渐演变 以适应口语本身的变化 º
因此 从语言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 不可能从先秦到西汉口语中说着文言 至东汉发生突变
如果回顾一下东汉以前我们的先民所使用的书写材料 也许会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答案
我国已知最早的文献是殷商甲骨刻辞与铜器铭文 殷墟卜辞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 龟甲兽骨十分
坚硬; 由于当时尚未冶炼出钢铁之类的硬金属 刻字工具缺乏必要的硬度 而这一时期的铭文一般是
铸成的 个别是刻成的 » 从书写材料的角度讲 不能不 炼字 使刻 铸之字达到最简 这样一
来 刻辞与铭文便无法反映当时的口语 而刻辞与铭文所带有的明显的模式化风格 也会使其脱离口
语 阮元 文言说 称: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 往往铸金刻石 始传之远; 其著之简策传事者 亦
有漆书刀削之劳 非如今人下笔千言 言事甚易也 ¼在这种书写材料极其不便的情况下 书面语
言必然要对口语进行加工和润色 以经济便捷的方式记录言事
西周至西汉 书写(刻 铸) 材料日趋多样化 但也无非是龟甲兽骨 铜器 玉石 陶 简犊
嫌帛等 这些材料的性质 书写(刻 铸) 难度虽然不尽相同 但正如江蓝生先生所说: 在发明造
纸术和纸张广泛使用之前 书面语是一笔一笔刻在龟甲兽骨 铜器 石器或竹简上的 刻起来很费
事; 有的写在丝帛上 这成本又多么昂贵! ½ 由此江先生作出了合理的推想: 最初的书面语要比古
人实际运用的口语简约得多 粗略得多 即所谓
书不尽言 ¾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
的推想: 今天人们见到的东汉以前的书面语文献 都是远离口语的
但东汉以前的口语在同时文献(文言) 中毕竟也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这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
以证明当时口语与书面语分离的事实 如 孟子 尽心下 : 诸侯之宝三: 土地 人民 政事 接
下来又说: 民为贵 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推测: 当时的口语中通行 人民 而书面语中一般还
是用 民 这正是 惜墨如金 的反映 又如 史记 陈涉世家 : 伙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其
中 伙颐 是口语中的感叹词 文言不用 再如 诗经 小雅 采芭 : 征人伐鼓(当为
钮人伐
征 ) 左传 宣公四年 : 著于丁宁 征 即 丁宁 的合音词 应是口语中通行 丁宁
书面语中大都用 征 但口语词偶尔也会出现在书面语中
唐任明先生以 眼 船 狗 猪 为例 印证了口语词在上古典籍的存在 对它们与 目 舟
犬 泵 的相对运动进行了考察 指出 眼 字从战国末期开始就与 目 字并行不悖 如 吕氏
春秋 孝行览 遇合 有 垂眼临鼻 一例 其中的 眼 已有 目 义; 战国典籍中已开始
舟 船 并用 如 庄子 渔夫 有渔父者 下船而来 ; 狗 比较早比较普遍地出现在先秦
典籍中 在 国语 和 左传 中已有用例 如 左传 阂公三年 有 牛羊泵鸡狗皆三百 的用
例; 猪 早在先秦口语中就有 如 荀子 荣辱 今人之生也 方知畜鸡狗猪氦 又蓄牛羊 ¿
再如 左传 成公十三年 中之 吕相绝秦 是先秦时期难得一见的带有口语化色彩的语料
¹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17 一178 页
º 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XJ 7 年 第1 页
»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 年 第357 页
¼ 转引自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X) 7 年 第8 页
½ 江蓝生: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 : 古代白话说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 2 年 第24 页
¾ 江蓝生: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 : 古代白话说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 2 年 第24 5 页
¿ 唐任明: 上古口语词溯源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引) 年第2 期
关于古白话起源问题的再思考I 刃
其中的双音词出现频率较高 与当时书面语中复音词所占比例普遍不高的大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根
据我们的统计 吕相绝秦 中的双音词有: 盟誓(2 次) 昏姻(3 次) 甲宵 山川 逾越 险
阻 疆塌 致命 恐惧 绥靖 珍灭 散离 兄弟 扰乱 同盟 倾覆(2 次) 国家 社被(2
次) 陨命 即位 翎剪 公室 盂贼 荡摇 边疆 令狐 河曲(2 次) 谏川 王官 羁马 东
道 引领 荃夷 农功 虔刘 边睡 徽福 背弃 仇雌 赐命 受命 昭告 寡人 惠顾 执事
魏德胜先生统计和整理了 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的复音词 找出了106 2 个 而(汉语大辞典
中这些包括 鼻腔 果成 藏匿 私图 等词条下的引例均出自现代汉语 可见这些现代汉语中还
在使用的口语词在当时已经有所记载 不独如此 在 左传 荀子 战国策 等典籍中已经出
现了不少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和复合词 ¹
至此 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了: 古白话书面语虽然起源于东汉 但古白话口语应
是在古白话书面语出现之前即已存在了 只不过基本上没有在同期书面语中反映出来罢了 下面就该
回答第二个问题了: 既然东汉以前已有古白话口语 为什么直到东汉才出现古白话书面语?
关于这个问题 吕叔湘先生称: 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 º 江蓝生先生进一步指出: 白
话的产生也有悠久的历史 比较保守地说 它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人和汉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为契机
而发展起来的 为了宣传佛教教义 使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能听得懂 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
不放弃使用典雅的古文 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 » 可见汉译佛经的大
量出现是东汉出现古白话书面语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任何宗教的宣传都以争取群众为目的 佛教也
是如此 赵朴初先生曾经说过: 释迥牟尼教化的方式是接近平民的 他说法不用婆罗门的雅言 而
用当时平民的俗语 就是一个例子 ¼所以 佛经的译文必须而且必然是一种比较接近于当时口语
的通俗文体
佛教经典的汉译 始于东汉后期 公元147 一148 年间 西域僧人支娄迩徽 安世高分别到达洛
阳 着手译出了最早的一批汉文经典 比如著名的 四十二章经 等 在汉代已译成汉文 ½ 胡适
先生提到: 第二世纪的译经 以安世高为最重要的译人 高僧传 说他译的书
义理明析 文字
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凡在读者 皆盛姿然而不倦焉 安世高译经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
至灵帝建宁中(约17 0 ) 同时有支俄于光和中平(17 8一189 ) 之间译出十几部经 ¾
另一个重要诱因应是造纸术的发明 后汉书:宦者列传 :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 其用缴帛者
谓之纸 嫌贵而简重 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 用树肤 麻头及敝布 渔网以为纸 元兴元年奏上
之 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从用焉 故天下咸称
蔡侯纸 元兴元年 为公元105 年 蔡伦在这一
年向皇帝献上了自己的发明 并经历了一个推广普及的过程 纸这种书写材料不但使用便捷 而且造
价较低 人们不必再为书写(刻 铸) 困难而 炼字 了 就可以相对忠实地记录口语了
译经面向百姓的需要与纸张的普遍使用相结合 古白话书面语于公元2 世纪中期应运而生
责任编辑: 王艳丽
¹ 魏德胜: C 睡虎地秦墓竹简> 复音词简论 语言研究 199 年第2 期
º 吕叔湘: ( 语文常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0 年 第83 页
» 江蓝生: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 : 古代白话说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X] 2 年 第24 7 页
¼ 赵朴初: 佛教常识问答(一)) (社会科学战线 1978 年第3 期
½ 张国刚 乔治忠: 中国学术史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200 2 年 第25 0 页
¾ 胡适: 白话文学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9 年 第9 页
⑺ 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汉语
汉语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ang],韵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个不同的字。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⑻ 日语和中国语言有什么区别
推荐些资料和学习給你，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 在线日语学习网站（日语初级＋提高） 日语学习，日语学习资料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在线视频日语学习课程（资深教师 刘安琪 老师 主讲 ），适合初学者 http://jp.10000study.com/?SalesID=17 日语学习资料(免费学习) http://hi..com/hhzygd 环球语网－日语，对日汉语学习！ www.52hqy.com 日语学习资料汇总（一,二,三,四级日语语法，词汇，文法，题库） 日语学习资料汇总（一,二级日语语法，词汇，文法，题库） http://hi..com/hhzygd/blog/item/67cff050a750a75b1038c2ae.html 日语学习资料汇总（三,四级日语语法，词汇，文法，题库） http://hi..com/hhzygd/blog/item/52fb162459dcb834c89559ae.html 日语教程(基础级)汇总 日语教程(基础级)汇总（1-10） http://hi..com/hhzygd/blog/item/04caabb7a72981f931add185.html 日语教程(基础级)汇总（11-20） http://hi..com/hhzygd/blog/item/8a6279597da159272834f086.html 日语教程(基础级)汇总（21-30） http://hi..com/hhzygd/blog/item/4c97b0ecbb9eee2a62d09f87.html 日语教程(基础级)汇总（31-40） http://hi..com/hhzygd/blog/item/f6508e2b3c8ab8f7e6cd4087.html 希望你的学习有所帮助!
⑼ 在下是蒙族人，关于中国尤其是汉族文化有一点想要说明的。。。。
汉语
汉语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ang],韵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个不同的字。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⑽ 中国语言的渊源
汉语
汉语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ang],韵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弧），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个不同的字。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参考书目
李荣：《语音常识》，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册,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