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古代哲学和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区别
知识与行动：是指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和实践的命题，主要是道德修养，道德实践。中国古代哲学家，不仅要认识（“知识”），特别是应该练习（“本行”），“知识”和“行”的统一，被视为“好”。
接下来，武宗正德（1508），王守仁心学大师在贵阳文明书院大讲堂，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说。所谓的“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关系的认识和实践。 “知识”，主要指的道德意识和想法的人。 “行”，主要指的道德实践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也关系指的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一些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知行合一”的理念，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含义。
1，在该行，该行知道。王守仁知道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部分。他说：“知道，本来是一个词，说的工作”。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他强烈反对触摸的道德教育和“知识线，但并不突出道德的自觉行动归因于个人，这是积极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道德教育是不开意义上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不开放的道德意识，两者的互补性，不能分开的。知识是必然的线条来表现，而不是知识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意识。一定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王守仁说：不，不，有意识地线的良心。是众所周知的。这无疑是深刻的。
2，为了知道为线，知道的决定线。王守仁说：“知识的想法是？行了，行的努力;知道是在线开头的行是很清楚的成”。他的意思是说，封建的道德是人类行为的指导思想，采取行动，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努力实现“良心”。在封建的道德指导下活动的想法是开始的行为，在封建礼教的行为符合要求完成的“良心”。
浅议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朱重点学校发的意识形态对抗与朱熹。新儒学的主张，包括陆九渊先知道，就知道了该行分为两部分，我们首先要了解的知识，才真正便宜的线路。王守仁主张学以致用是为了节省朱学部分。
王守仁的知识和深化的道德自觉意识和实践的关系，要克服的弊病线，朱熹提出的统一，但也被删除朱熹知行说，在理论知识部分。王守仁查看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后，王Xuedi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代思想家，甚至归于王学明代的弊端。
知识和灵感的统一，我们所有的成功的行动，只有行动可以改变自己。
谢谢
㈡ 孔子的知行观是怎样
所谓知行观，是指社会个体协调知识与行为的能力，它的量化标准，是某一个体知识加社会行为所获得的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多少。在帝国时代，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与其知行观成正比的。
中国的孔子同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时代，社会处于频频战乱之中，古希腊的社会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在当时，某一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实践观、原始的实践能力所决定的。身强体健的勇士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后，在中国，开创了一个社会个体追求知行观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格物致知”、“学而知之”，还是当时的“君子观”，都是扬弃蒙昧的实践观，试图将知性和行为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与此同时，在西方，在向知行观转型的古希腊思想家们中，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表现为人类智慧启蒙早期对人的知性，对真理，对存在，对“理念”的炽热的追求。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的大思想家们却是偏向于认知同行为的协调，即所谓“知行合一”，但这种协调与合一并不是落脚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为的社会实用性或经世致用之上。古希腊的哲人可以赤身裸体地思索，一片赤诚地追求真理，但无论孔丘，还是老子、庄子，都不会这样，都显得儒雅得多。历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宁愿为毫无实用或经世致用意义的客观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国则没有。
㈢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论述题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清理中国古代和近代回的哲学家们在答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径、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它们构成了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丰富内容。《实践论》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就其回答的问题来说，和传统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的。不看到这一点，不承认知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势必贬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及其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㈣ “格物致知”的知行观是什么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讲道德修养问题。要修做圣贤，就必然要涉及到知行观的问题，就要“格物致知”。
朱熹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阙》中，对知行观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其意如下：
（一）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格是“尽”的意思，又是“至”的意思。朱熹认为，只有把事物之理穷尽到十分了，才能算格物。“格物”首先要广见博闻，从人事到自然界，大至天地阴阳，小至昆虫草木，都要进行探索。从众多的事物之中，探索其规律。但也不是要穷尽所有的一草一木之理，而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文集》卷三九）。朱熹认为，如果泛观万物之理，醉心于自然界的一草一木的学问，这好比“炊沙而欲其成饭也”。在他看来，要穷理，必读圣贤之书，达到封建道德的最高修养，而不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他把读书、谈话、待人、处事看成都是“即物穷理”。“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后会通”（《语类一五·大学》二）。这是对儒家认识论的伦理化。
（二）致知，就是推展、扩充自己的知以至于极点。致是推开、推极的意思。为什么认识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呢？在朱熹看来，这是“本心之知”，“非从外得”。因为“理便在心之中”（《语类》卷五）。“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语类》卷九）。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是“理”自身的自我认识。所以心是无所不知的，认识“理”也无需外求，只不过是认识我的道理而已。例如，儿童懂得爱父亲，长大了懂得敬兄长等。不过，这只是“本心之知”，还必须推展开去，达到知无不尽的极限。因此，他的“格物致知”是“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因为理在心中，因而，致知就是省察本心，不要让人心之灵被人的感觉、气质。感情等物欲所蒙蔽。好像镜子蒙上了灰尘就不复光了，要把灰尘拭掉，使镜子照出自身。这样，朱熹就从本体论上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到了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作为先验论的认识过程，当然就不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无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了，而是从所不知到受蒙蔽，又重新回到知的过程。朱熹把这一过程比着人的醒与睡的过程。他说：“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须是唤醒方知……”（《语类》卷一一四）这就是说，人睡觉了，知识和道德观念并未消失，只是暂时不能发挥作用；一唤醒就什么都明白了，而且“耳目聪明”，能够正确地“应事接物”，不会发生差错了。这种以唤醒沉睡着的人心，达到消除蒙蔽，恢复天赋的智慧，与古希腊柏拉的理念“回忆”说是多么地相似啊！
不过，朱熹的认识论又有违背其先验论的合理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提出了“即物穷理”的唯物主义命题。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语类》卷四四）这就是说，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与客观事物接触，才能认识它的规律。他举例说，老虎到底可怕不可怕，只有被咬过的人，才最懂得；酒能否醉人，饭能否饱人，毒药能否杀人等，也只有吃过后才得知。朱熹在这里意识到了一切真知都发源于直接经验。这已接近唯物论的经验论。
（二）提出了“知行相须”的辩证命题。作为“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在认识论上必然主张知先于行，不了解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的道理，割裂知与行的统一观。但他又认为行重于知，提出了“知行相须”的重要命题。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朱熹继承了孔子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发展了儒家重视践履的精神。在他看来，知而不行，“关门独坐”，苦思冥（míng）想，只讲一个“悟”字是不行的，好比目无足不行一样。他说：“今也须僧家行脚，接四方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语类》卷一一七）只有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这种“行为重”、“知行相须”的观点，已有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的辩证思想，颇有超过前人之见，在中国认识史上也是一大贡献。
㈤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怎么样，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好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是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方克立
㈥ 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有哪些
有三种：
知先行后，朱熹为代表
行先知后，王夫之为代表
知行合一，王阳明为代表
㈦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行先于知，主张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学文)之先。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并对“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后，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有关于“行先于知”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还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荀子说，“知明”则“行无过矣”。他认为有两类人：一类人知而后行，以知统行，这是“君子”；另一类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这是“小人”。《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终始不相离”，他既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又提出“行听乎知”。孙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第三，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有三个，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运用于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荀子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必定是“有符验而可施行”的。韩非提出以“参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参验”的标准既包括事实的排列比较，经验的互相参照，也包括实践效果的验证。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
第四，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尤以王夫之关于“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既反对在知先和行后之间划一条截然界限，又反对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次序的“知行合一”说。至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一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如南宋的朱熹说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认真总结这些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并可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益借鉴。
㈧ 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有哪些
生而知之(孔子)
不虑而知(孟子)
不行而知(老子)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