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三个循环

❶ 中国历史分为几个阶段，每个时期如何划分

3个阶段，分为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

1、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阶段：原始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年）、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046年）和封建社会。

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2、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3、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探索与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自立的一段发展史。

(1)中国历史三个循环扩展阅读：

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是指中国从中华文明产生到现在的历史。中国历史悠久，自黄帝部落的姬轩辕（也称公孙轩辕）时期算起约有5000年；从三皇五帝算起约有4600年；自夏朝算起约有近4100年；从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算起约有2240年。

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文化、科技世界瞩目。

中国史前时期炎黄二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东周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秦朝，西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五胡乱华期间，异族融于中国趋势加强，诸多民族在分立政权的冲突中逐渐汇聚。

隋唐时期，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更为密切，经济繁荣、科技文化高度发展。宋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经济、科技发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明末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

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❷ 鲁迅笔下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循环为何一再循环

一、鲁迅自幼浸淫的“历史循环观”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历史循环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历史观。这种史观源头在孟子时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以历史循环为必然，历史成为了毁了建、建了毁的游戏。[1]战国末年，吕不韦在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使“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结构具有自我运动、自我调节功能，成为完整体系。西汉正式将“五德循环”确立的同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思想在此具有两种完备的形态。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把理论运用到史学实践，这种历史循环的传统史观就一直延续了下来。[2]在《三国演义》的得胜头回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论语》、《孟子》等古文经典对于古时的文人是从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诵的，考过科举的鲁迅自然对此耳熟能详，对循环观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历史循环观的影响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鲁迅生于这样的社会，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衰败，深刻体会这社会制度下世间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国也经历着从天朝上国美梦中坠落到任西方列强凌辱的境遇。他对现实充满着不满，而他厌恶现实，这种历史循环观的悲观主义就对他产生重压。王晓明对鲁迅接受着历史循环观的压迫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循环观及附属于他的历史“今不如昔”的观念阻碍着鲁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这种悲观的循环观告诉鲁迅，他的精神寄托——未来并不是真正的将来，而是过去，改变现状就要复活过去，但现实的既存势力比他更接近过去，而悲观将把他诱入失望的边缘。[3]
二、接受“进化论”——冲破“历史循环观”的狂喜
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鲁迅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书，《朝花夕拾》中他回忆了初步接触进化论的过程。他不理会老辈给他参康有为变法的报纸，一有空闲便看《天演论》。至此，他便到处搜寻严复的书来看，《严复集第一册》中“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的质疑，未尝不使他那颗爱国的青年心中热血沸腾。
1902年，鲁迅到日本后，接触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1907年在日本他把后来学习的泰勒斯、黑格尔、赫胥黎、保罗生等的进化观点整理论文《人之历史》，对严复的《天演论》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都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就是要立人立国，通过尼采式的超人启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声音，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
他相信人性的进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注重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导培养。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养”、“保”的“历史循环观”。面对中国的旧道德观的冲击，他直直地占领“圣人之徒”的制高点来宣传他的新思想，怎样做父亲，就是要传统的人对传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诚与爱培养下一代，让他们从旧的黑暗中解放出来，而“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鲁迅同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的腐朽思想进行批判，他批评所谓的“国粹”，从语言文字背后来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对不易普及的繁难文言古字猛烈抨击，他对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作透彻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们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6]在他看来，孔子思想和儒术是杀人的“软刀子”[7]
三、进化论的湮灭——跌入历史循环的挣扎
对一种理论产生怀疑来自于实践中的挫败，而对一种理论怀疑而产生巨大的创痛感，是因为对这种理论曾经过分相信与推崇。接受了进化论，并对之进行一番考校后，鲁迅确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做一个新中国的启蒙人。然而《新生》杂志却在一阵喧嚷后流产了。《呐喊<自序>》记录了这一经历，也记载了鲁迅的心绪，他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的灵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进入“历史循环”的旧的体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为生计奔波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参加过的光复会的旧识在绍兴军政府当了都督，他被委任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内心的热情又被迅速点燃了，一切仿佛都在朝他曾梦想的那样在“进化”。他鼓励学生创办《越铎日报》，恢复了原来办《新生》的热情。然而，现实却很快让他失望了。王金发不仅不再维护革命的纲领，而且与原先的官僚勾结，摧毁了《越铎日报》编辑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当部员，却又在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压迫下过着抄校古碑以避文祸日子。[9]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这篇中，鲁迅先是揭露了被传统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和国家而奋起的人民，而是按照传统的固定的思维，阻碍着历史的前进。鲁迅愤慨而痛苦的质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经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的把戏而已么？” [10]
鲁迅对“中华民国”抱有的憧憬烟消云散，经历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国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过是农民的一种造反逻辑，在《学界三魂》中鲁迅说造反是中国最大有利的买卖。他一向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思想，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伤痛的同时也从内心得到了瓦解。他发现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机思想，这与原来的小农造反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他再次发出了警告“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11]随着鲁迅的进化论的瓦解，还未接受阶级论的时候，他不住地跳入历史循环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挣扎。
四、鲁迅小说中循环的悲观生命意识
鲁迅极力想要摆脱悲观的历史循环论，甚至否定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但正是这种不断挣扎而产生的决然反叛态度，反而说明了这种循环意识对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为鲁迅在幼时便扎根意识的观念，这种循环的悲观不知不觉生长成意识的背景，即使被暂时遗忘，在某种境遇独自面对自己时，它便会不知不觉在生命中弥漫起来。鲁迅小说中就不时透露出的这种悲观的循环意识。

❸ 中国历史的三个总路线的内容

（一）1921年中共“一大”

1．方针政策（1）确定奋斗目标，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2）将工作重心放在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2．实施（1）出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2）由于工人阶级单枪匹马而失败。

（二）1922年中共“二大”

1．方针政策：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

2．实施：参加民主革命，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指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的指导全国人民全面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纲领和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方针政策（1）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2）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3）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4）实行改革开放。

（5）进行拨乱反正。

2．实施：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

❹ 中国历史是一部什么反复循环的历史

兴衰

❺ 简述中国历史三次周期循环的三个周期

首先我要说这个循环论本身并不科学，其次，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1春秋战国到秦汉大一统，是一个分裂～统一。六朝到隋唐大一统是第二个循环，唐末割据到元明清大一统是第三个循环

❻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是循环的朝代更迭

因为古代是农业经济，生产关系都围绕着土地展开。
但每一个王朝的贵族，都会形成阶级，这个阶级会越来越巩固，越来越贪婪。
然后大量的土地被他们侵占，老百姓失去了耕地就失去了饭碗，所以矛盾都集中在这上面。
也就形成了这个奇怪的循环。

❼ 中国是一个王朝大国，朝代更迭时有发生，中国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环的怪圈

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当时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这样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帝国拖跨拖死。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这时，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全部奥秘所在。

❽ 中国古代关于大自然间的循环的记载有哪些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回错，川谷何湾？东流不答溢，孰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气循环的思想。晋郭璞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

❾ 历史大师们，请教：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

看看（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你就明白了
当然我不反对以上原因，但以上只是统治思想的核心，我补充一下历史上的朝代循环。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❿ 中国历史是死循环还是在循环中进步

近日，正在播出的《复百制家讲坛》之“大唐开国”栏目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老师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更像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既有循环往复，即每个朝代都经过兴、盛、衰、亡四个过程，又有不断的进步，如历代对于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选官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