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的历史

Ⅰ 中国最古老的藏书阁在哪里

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 天一阁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因它走过了一段极端艰难的藏书历程，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和文化奇迹，从而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 为全面展示范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识之士、历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阁发展史上倾注的心血，引导人们更好地畅游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时空之旅，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陈列作了彻底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藏书文化为核心、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在范氏最早藏书处－－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学藏书楼－－尊经阁、千晋斋等天一阁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展示了天一阁不同发展时期藏书文化。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天一阁430多年的故事，力求营造一种书香盈溢的氛围。 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卷，至解放时因战乱等原因散失减至1．3万卷，后经天一阁文物工作者悉心访求和宁波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又寻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会征集的古籍，新天一阁现已有藏书30万卷。 历了430年的风雨坎坷，我国现存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之一的天—阁，经整修后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天—阁博物馆总体布局有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这次整修，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的陈列做了彻底的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以藏书文化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

Ⅱ 中国书籍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Ⅲ 中国四大藏书阁分别在哪里有什么历史故事

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

文渊阁
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曾藏在这里，以非常考究的楠木书箱盛装，安置在书架上。另外，故宫文渊阁还存放过康熙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古今图书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阁前设长方形水池，周置石栏，以石拱桥与文华殿后殿联为一体，池中养殖鱼藻。大型叠石假山环列阁后，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连阁的左右门道阶梯也增加叠石艺术处理，使文渊阁的气氛更加浓厚。阁内悬有乾隆御书“汇流澄鉴”四字匾。
文华殿是皇帝们举行“经筵”、听讲经官讲学“进讲”的地方，在皇帝听讲的前一天，还要到文华殿东的传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华殿在初建时是太子们的正殿，房顶上覆盖绿瓦。后来由于几位太子年纪很小，不能处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换成黄瓦。明清两朝皇帝御“经筵”都是在春分、秋分两季。皇帝要撰写御论，阐发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经筵御论使用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清朝诸帝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深，皇帝讲得兴高采烈，还会指名文臣辩论。最后，作为对有幸参加典礼的文臣们的特殊奖励，皇帝率大家打开文华殿后门，来到殿后文渊阁，赏赐文臣们翻阅阁中藏书。

沈阳文溯阁
文溯阁建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专为存放《文溯阁四库全书》而建，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阁后是仰熙斋，东西有抄手游廊，是皇帝读书之所。乾隆曾说：“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体现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创业艰难，为后世子孙示守文之模的深意。文溯阁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1966年10月，为妥善保存这套《四库全书》，国家决定将其调至气候干燥、冷热适宜的兰州，由甘肃省图书馆保管。
文溯阁是沈阳故宫西路的主体建筑，阁前有戏台、嘉荫堂，后有仰熙斋，建筑形式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面阔六间，二楼三层重檐硬山式，前后出廊，上边盖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都装饰有绿色的地仗。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

沈阳文溯阁
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廊连接着仰熙斋，斋后为九间房，其中有芍药圃、梧桐院等。这是乾隆皇帝“东巡”时的读书之所。纵观整个西路格局，院落层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乱，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的确是读书作画的理想“仙界”。

承德文津阁
简介
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它不仅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小园林。清乾隆年间，为了庋藏《四库全书》，在全国修建了7座皇家藏书楼，其中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又称北方四阁或内廷四库。乾隆为文津阁题诗中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在诗注中又说：“山庄建阁，以文津名之，御园之文源，大内之文溯，皆由此津逮也。”大意为：追寻文化的源流，继承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现代文化，先要找到它的济渡处。文津即是在文化长河上由此岸达彼岸的济渡处。
乾隆帝对在此建阁贮书极为得意，认为“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加之每年帝王诸臣、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节都云集山庄，将皇家藏书楼建在此地，更可以标榜天朝的文治武功。文津阁内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1785年《四库全书》也曾收藏于此。辛亥革命后，《四库全书》运往北京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早年已被军阀盗卖净尽。
文津阁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形式修建，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主要建筑由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等组成。

杭州文澜阁
简介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文澜阁
文澜阁是将杭州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文澜阁焚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开始重建，并把散失、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建国以后，书阁经过多次修缮，面貌一新。

Ⅳ 清末之后中国的藏书有了怎样的发展

清末的图书馆发展问题，学界多有研究，成果颇丰。然总体来看，学界认为清末图书馆发展迟缓，如谭世芬、胡俊荣合著文《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迟缓原因探析》认为近代图书馆发展缓慢有四点原因。陈亮亦认为西方文化“如洪水猛兽般地涌入中华大地。但是近代化的图书馆传入和实践于中国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先进士绅对图书馆创办的支持方面徐树兰是为典范，其把日本强盛之因归结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旧幕府之红叶山文库、昌平学文库初移为浅草文库，后集诸藩学校书，网络内外物品，皆移之上野公园，称图书馆，听任众庶观览。其余官私书籍馆亦数十处，藏书皆数十万卷。一时文学蒸蒸日上，国势日强，良有以也。需要强调的是国人的过急心态，晚清尤其是清末乃非理性时期，急噪冒进是突出表征。

Ⅳ 藏书阁的历史

最古老的藏书阁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天一阁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因它走过了一段极端艰难的藏书历程，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和文化奇迹，从而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为全面展示范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识之士、历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阁发展史上倾注的心血，引导人们更好地畅游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时空之旅，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陈列作了彻底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藏书文化为核心、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在范氏最早藏书处－－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学藏书楼－－尊经阁、千晋斋等天一阁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展示了天一阁不同发展时期藏书文化。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天一阁430多年的故事，力求营造一种书香盈溢的氛围。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卷，至解放时因战乱等原因散失减至1．3万卷，后经天一阁文物工作者悉心访求和宁波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又寻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会征集的古籍，新天一阁现已有藏书30万卷。历了430年的风雨坎坷，我国现存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之一的天—阁，经整修后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天—阁博物馆总体布局有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这次整修，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的陈列做了彻底的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以藏书文化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

Ⅵ 中国历代谁的藏书最多

乾隆皇帝藏书最多分5编，有5万部、250余万册。自唐迄清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

Ⅶ 中国古代藏书包含哪四个分支

经史子集
我国古代来图书分自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具体划分如下：
经部：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即有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纪》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因为次于经书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归入子部。
集部：凡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所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Ⅷ 藏书的历史沿革

南齐陆澄藏书万余卷，王俭称之“书橱”。
南朝梁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一说十二万卷；任防则藏书三万卷。
穆子容“录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
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 天一阁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私家藏书楼，如今藏书30万卷。
潘曾纮“有意汲古，广储缥缃，视学中州，罗致更富”。 清初钱谦益取得刘凤、钱允治、杨仪及赵琦美四家藏书，累积有七十三大柜的书籍，多宋元版。
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馆”，搜罗全国遗书，得13781种。
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总量“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
严可均“著书不辍，藏书至二万卷”
许宗彦“藏书三十六橱，类多精善”
严元照“所居芳椒堂，聚书数万卷”
陆心源“书凡四千部为卷二十万有奇，为册四万四千余”
张钧衡“罗集宋、元、明、清各种精品十余万卷”
清末的藏书家仍不少，多集中于苏州之域，如潘祖荫建有“滂喜斋”与“功顺堂”，金天翮建有“天放楼”，吴梅建有“奢摩他室”与“百嘉堂”，邓邦述有“群碧楼”，莫裳有“铜井山房”，胡玉缙有“许庼”，江标有“灵鹣阁”，叶昌炽有“奇觚庼”等。

Ⅸ 中国最早的藏书阁

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天一阁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因它走过了一段极端艰难的藏书历程，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和文化奇迹，从而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为全面展示范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识之士、历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阁发展史上倾注的心血，引导人们更好地畅游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时空之旅，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陈列作了彻底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藏书文化为核心、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在范氏最早藏书处－－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学藏书楼－－尊经阁、千晋斋等天一阁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展示了天一阁不同发展时期藏书文化。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天一阁430多年的故事，力求营造一种书香盈溢的氛围。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卷，至解放时因战乱等原因散失减至1．3万卷，后经天一阁文物工作者悉心访求和宁波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又寻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会征集的古籍，新天一阁现已有藏书30万卷。历了430年的风雨坎坷，我国现存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之一的天—阁，经整修后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天—阁博物馆总体布局有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这次整修，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的陈列做了彻底的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以藏书文化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

Ⅹ 中国历史上藏书最多的人是谁

当然是历代的帝王了。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清康熙皇帝、清乾隆皇帝等都属于大收藏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