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工作历史

⑴ 我国地质辉煌发展史

中国地质发展史(转载)
思想与知识的准备

十八世纪后，西方工业勃兴。英国的生铁年产量，从1700年的12,000吨，上升到1840年的 139万吨；而仅过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万吨。（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国煤的年产量，也从 1700年的 261.2万吨，上升为1836年的3,000万吨；1854年，即仅过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达到 6,450万吨。（杨异同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页20）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矿学日益精进，1830年英国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质学原理》开始出版，地质学作为逐渐形成的基础学科，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沉湎於“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开明一点的，也仅仅把科学视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艺，更不知地质学为何物。尽管开采了几千年的矿产，但并未弄清这些矿产是怎样形成的，还认为地下有“龙脉”，怕犯“风水”，不用说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开矿，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坟墓也得让它三分。以至曾纪泽（1839-1890）有“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之叹。（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怀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怀档案之四》页8）曾纪泽曾出使欧洲八年，通英语，懂一些科学，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学思想与知识，在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带来了那个时代西方对地球的新认识，如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绕日运行之类。中国人以惯用的“此乃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接受了下来。但当时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也尚未确立，称得上属於地质学范围的知识，传来的不多，有的还杂有谬误，如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舆图说》中介绍维苏威火山时，说它“昼夜出火，爆石弹射他方，至百里外”现象是描述出来了，但其实这不是燃烧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没讲清；接着说：“后移一圣人遗蜕至本国，其害遂息。”还说罗马南边所产铁矿挖尽后，二十五年又会再生等等，更是信口开河了。但就这本书总体来看，书中对地球的重力，大气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关系，侵蚀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从科学的角度有所介绍，并已有了地层构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质学在孕育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南怀仁，《坤舆图说》 大东书局据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后由於清廷闭关锁国，特别是雍正（1723-1735） 时放逐传教士，致使译事中断百馀年，而此时在欧洲正是地质学兴起的“英雄时代”。中国社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大门被迫打开，情况才有了变化。

地质科学的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地质学在西方也是新兴的学科。

1853-1854年，英国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馆”，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从现已找到的历史材料来看，它是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地球科学知识的中文书。据李鄂荣查证，在中文中“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本书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质”一词，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於我国文献 1986,地质学史论丛(一)页100-108）

《地理全志》的编者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编辑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况及有关地球的知识，使人们相信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造成，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信徒。梁启超对它的评语是“简而颇备”。（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1879,光绪丁酉沔阳卢氏刻本） 此书分上下两编，各装一册，篇幅上编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绍亚、欧、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岛地理概况；下编有十卷，主要介绍地质、自然地理、生物、人类和作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识，首卷就是“地质论”，岩石、地层、古生物、矿产等都讲到了，特别是地层讲得较详，结合不同时代地层勾画了地球演变的轮廓，还附有一张绘有地层柱状图的地质年代表。下编各卷中，严格说来，可以归入地质学范围的内容，合起来约能占到该编的五分之一，不过还有一些内容与地质密切相关。

⑵ 地质工作的起点

中国古代就有了地质工作的萌芽。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利用高岭土、金、银、铜、铁、锡、铅、汞、煤、天然气、石油、矿盐等矿产的历史。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知道用铜制作工具和装饰品，河北唐山，甘肃武威、临夏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个时期留下的红铜器。夏代，出现了铜锡合金造成的青铜器，商、周两代，达到了“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时期，河南安阳商代王都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超过万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古人所具有的地质知识、能识别矿产是分不开的。

战国时期，人们的地质知识、找矿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管子·地数第七七》曾记载：“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是说出露地表的铁矿风化后会生成赭色的铁的氧化物，铅矿经常与银矿共生，这与近代科学认识是完全符合的。这表明，古代已有了初步的地质找矿概念。据《新唐书·食货四》记载：到了唐代全国有银、铜、铁、锡的冶炼场所168处，在唐代的中后期，铁的年产量曾达到207万斤。煤的使用也很早，魏晋时期，煤已用作生活燃料。元明建都北京，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石油和天然气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被认识可以作为燃料，四川已约有2000年凿井采得卤水，并利用火井中的天然气煮卤水成盐的历史了。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和利用石油的记载。我国古代对石油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照明。《后汉书·郡国志》在谈到古酒泉郡延寿县有石油时写道，石油“……如凝膏，燃之极明”；《水经注》也说，石油“如凝膏，燃极明”；《元和郡县志》则说，石油“如肥肉，燃之极明”。到了元明时期，人们还对石油进行加工制作蜡烛，《元一统志》记载，“石脂：在鄜州东十五里采铜川有一石窟，其中出此。就窟可灌成烛一支，敌蜡烛之三。”②润滑及防腐。《水经注》记载，石油“膏车及水碓缸甚佳”，“膏车”即用来润滑车轮及车轴。《元和郡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③药用。《魏书》记载，“龟兹国……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

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后每使朝贡。”《元一统志》也有类似记载，“石油……气虽臭而味可疗驼马羊牛疥癣”。④火攻。《元和郡县志》记载了利用石油火攻的一则著名战例“……周武帝宣政中（公元578年）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赖以获济”（傅正华，1996）。

但是直到近代，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工作，.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地质人员，也没有建立地质矿产调查的部门或机构。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是外国人做的。最早是美国人庞培利（Pumpelly），他于1862～1865年在中国和日本做了地质调查，并应清政府的邀请考察过京西煤矿。而影响最大的是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从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曾两次来中国考察，回国后著有《中国》一书，附有地文、地质图两册（夏国治，程裕淇，1990）。这些外国人的工作，对中国的地质研究和地质工作起到了先导作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工作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置了地质科，由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主持其事。这是中国政府中第一次有了管理地质工作的机构。1912年4月，实业部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政府机构几经改组，但主管地质的部门仍然保留，只是名称和隶属关系有所改变。

1913年9月，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规划和总管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地质调查所掌事务如左：一，关于地质构造调查事项；二，关于矿床调查事项；三，关于地形图及地质图调制事项；四，关于矿肥及土性调查事项。”（李学通，2006）地质调查所由在英国学习地质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在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的同时，设立地质研究所，由章鸿钊任所长，研究所实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当年，研究所借得京师大学堂理科地质门的房屋设备，招收了30名学生，开始自己培养地质人才。因各种原因，30名学生中只有21人完成了学业，18人获得了毕业证书，其中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李捷、李学清、刘季辰、谭锡畴、周赞衡、朱庭祜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1916年，章鸿钊、翁文灏将地质研究所师生历年所作地质调查报告等成果，编纂成《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册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自编的区域地质著作，结束了中国地质情况主要由外国人调查和论述的局面（李学通，2006）。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于地质调查工作，地质研究所在1916年第一批学员毕业后便停办了。尽管地质研究所只办了一期，但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调查研究人才，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下第一块基石。

1916年6月，研究所的18名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担任调查员。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质专业队伍。这支队伍随即在河南、山东等省测制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并对一些矿山做了调查。对岩石、矿物、古生物的研究也开始着手，同时，还派人对上海、天津港口的地质问题和安徽、甘肃的地震做了考察。

1918年，北京大学将京师大学堂原理科地质门恢复为地质学系，原北洋大学矿业科部分学生也转入该系学习。1920年，该系首批学生毕业。同一年，李四光，以及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W.Grabau）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教。随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后改为西北大学）也相继开设了地质系、组。20世纪40年代，唐山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也成立了地质系、组。中国地质教育开始走向兴旺发达时期（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成立，章鸿钊任第一届学会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任副会长，谢家荣任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地质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定了我国地质学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基础，对于展开横向联系、交流学术成果、跨入国际地质学界行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地质学会卓有成效的活动为其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学术界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1922年，翁文灏以中国唯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8月9日至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及评议员（李学通，2006；张银铃，2001）。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初就创办了《中国地质学会志》，于当年出版了第一卷。1949年前中国地质学界许多重要学术论文和重大理论及发现的提出，都是在该刊发表的。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期论据（1922年）和地质力学理论的提出（1926年）；翁文灏关于燕山运动的提出（1927年）；周口店于1927年10月16日发现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的报道；裴文中于1929年12月2日发现中国猿人头盖骨的宣布等（张银铃，2001）。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地质研究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所属13个研究所中成立最早的单位之一，李四光任所长。

自1912年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的设立至1949年，中国地质工作从无到有，在克服重重困难中艰难前行。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仅有会员26人，到1928年前后，中国地质学家有了100多人，1940年以后，增加到约300人（孙枢，2002）。在此期间，我国地层学、古生物学、构造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已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区域地质学取得了重要进展，完成了1：100万的14个国际地质图幅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矿床学（含化石能源）初步奠基，并有白云鄂博铁矿、攀枝花铁矿、昆阳磷矿、黔贵铝土矿和淮南煤田等重大发现；矿物学和岩石学出现了一些重要论著；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和地球物理探矿等开始萌芽（孙枢，200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李四光在伦敦出版《中国地质学》，该书不仅综述了中国各地地层，而且从地质构造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以较大篇幅讨论了古生代各时期的海侵、中生代以后的堆积以及各个构造运动时期；总结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作者对中国和东亚构造型式和地壳运动，以及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阐述了地球表面形迹的动力学意义，奠定了地质力学的基础。

1945年，黄汲清出版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对中国地质构造在空间和时间上做了综合研究，在对当时大地构造的主导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分析了中国大陆及其邻区的区域地质资料，阐述了中国及其邻区的前寒武纪地块和各地壳运动时期及褶皱构造的基本特征；论述了各地质历史时期中国古地理轮廓和大地构造特征、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和构造格架。该书被称为“多旋回构造理论”的奠基之作。

20世纪40年代初，潘钟祥根据30年代前期对陕北和四川的地质调查所撰写的《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纪石油非海相成因》在美国发表，该文明确指出，“石油不仅来自海相地层，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如果有适宜之构造，则可成为良好的油田”。1943年，根据一队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在新疆独山子和库车进行石油地质考察所撰写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新疆主要生油岩系是侏罗系和下第三系（古近系），属陆相沉积，“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宣告诞生。

至1949年，留给新中国地质工作的起点是十几个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近800人的地质工作队伍（包括非地质专业人员在内），十数台钻机，17万米的钻探进度，以及刚刚开始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和地球物理工作（夏国治，程裕淇，1990）。

⑶ 中国地质学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地质学会1936年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即北平分会，到2012年已经增加到31个省、市、自治区地质学会；6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3个学术机构－专业委员会，到2012年已经发展到48个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研究分会、工作委员会）。学会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秘书处、国际处和期刊处。2011年组成了中国地质学会第39届理事会。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1949年前为559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6万多名。

⑷ 缅怀中国地质事业百年发展史上位“殉难”的地质学家

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³，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³，探明率仅为24.6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D.W.Johson)，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C.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⑸ 中国地质历史年代表，谁有啊谢谢！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36026.html

⑹ 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历史简述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

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

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 《中国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 《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 《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 《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 《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 《在中国的研究》 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 《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 《从恰克图到伊宁》、 《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 《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 《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

第一次 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

第二次 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

第三次 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

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 《楚蜀之山形地质说》。

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 《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 《南支那地质图》。

(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

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

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

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

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团;

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亚 考 察 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

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

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 《地学杂志》 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

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

4) 山西大学 聘请 瑞 典 纽 鲁 姆 ( E. T. Nystrom ) ， 东 南大学 聘请 瑞 士 学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

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 《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

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 《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 《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 《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

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

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 《个旧县地质图》、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 《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 《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

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 《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

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

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 《挽赵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书成已等身，

赵生才调更无伦。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万里尘”。

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

全书共 6 章:

第一章 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

第二章 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

第三章 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

第四章 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

第五章 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

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

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⑺ 安徽省近代百年地质学史回顾(～)

吴昭谦

(安徽省地质学会)

近代地质科学在我国的创建，约在19世纪中叶之后。近代以来在我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的外国科学家约在100人次以上。最早来安徽开展地质调查的要算一位英国园艺学家Robert Foutune，他于1848年11月曾到皖南休宁县松萝山茶区考察土壤、地质。在新中国成立前1848～1948年的100年中，来安徽省的中外地质学者，共留下近百份地质调查报告和120多篇地质文献。

一、安徽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

安徽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可以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48～1926年，第二阶段1927～1937年，第二阶段自1938～1945年，第四阶段自1946～1948年。

1.第一阶段(1848～1926)

开始以外国(美、英、德、日)地质学家为主，继之为中国地质学家为主，对省内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对地层古生物作了初步划分，对铜陵、当涂、繁昌铁矿、淮南、淮北煤矿开始调查。

早期涉及安徽省境内地质调查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利(Raphael Pumpelly)、英国地质学家金斯密尔(T.W.Kingsmill)，他们分别在1863年和1869年考察扬子江下游时，涉足省内。

留存在安徽省地质文献的外国地质学家，应为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国》中，记述了他在1869年2月至1871年7月三次对安徽沿江及南部地区进行地理地质考察的成果。李氏第一次于1869年2月份自九江乘船至南京，途经安徽沿江两岸，对沿途所经之地均作了考察记录。第二次于同年10月自景德镇至祁门，第三次于1871年7月沿东津河、青弋江至芜湖，途经宁国、泾县。同时调查了宣城水东、贵池馒头山等4处煤矿。李氏之调查记录约一半为地质，如岩层之岩性产状、构造等，并绘制有剖面图、目视草测图；另一半为地理、风土、人情、旅途见闻。当时描述地层仅为岩性(岩石名称)，未划分地质时代。如铜陵大通层则泛指皖南所有的红色砂砾岩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当时就曾推测过：“扬子江可能沿一条重要断裂线通过。”

日木人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最早为野田氏(野田势次郎)。他在安徽省有两次路线调查：第一次1915年4月26日至5月6日由武汉至安庆。所编绘之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质图(1/100万)仅分变质岩、水成岩、火成岩。其所定安庆层由石灰岩、黏板岩、砂岩等组成，并记述了安庆洪镇为花岗岩。第二次横穿皖南，调查了贵池、东至等县。他将水成岩分为：祁门、历口、榉根岑(贵池祁门之间)、建德(葛公镇一带)四层。

当涂、繁昌、铜陵铁矿是安徽省最早开展地质调查的几个矿区。1912年，章鸿钊(我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梭尔格(德国矿师)即调查了马鞍山南山铁矿。1913年，虞和寅调查繁昌铁矿。1913～1915年，张景光、梭尔格、章鸿钊等先后来铜官山调查铁矿。1917年2月，国家矿业顾问英国人丁格兰(F.R.Tegengren)到铜官山调查铁矿。他根据章氏等前人调查的资料结合自己的考察，估算出铜官山铁矿储量为319.29万t。同年，丁格兰又调查了当涂大凹山铁矿。两次调查结果均刊载于《扬子江下游铁矿志》等地质文献中。1918年，德人毕象贤于当涂一带调查发现姥姥山、黄梅山、龙家山等6处铁矿，估计铁矿储量不到200万t。

我国地质学家最早调查皖北地区始于1917年。刘季辰、赵汝钧被派往皖北调查地质矿产，首次划分了寒武纪地层。他们在调查宿县烈山、怀远县舜耕山、怀宁县集贤关煤田时，测制有1/15万矿区地质图。在所测制六安霍山间地质草图(1/20万)中，将岩层分冲积层、红砂岩、斑岩砂岩、结晶片岩四种。

刘、赵二君在《苏北皖北地质报告》中还对皖西大别山的变质岩进行了研究，指出“霍山南及黑石渡西”有结晶片岩系，自龙井冲而南，为“正片麻岩”。

1922年，李捷奉派到皖北淮河流域(北纬22°以北)调查地质与矿产。1923年后，赵国宾(陕西蓝田人，1898～1934)，也来我省考察，著有《风阳、怀远地质概况》。皖北的地质调查结果，后来被编入南京开封幅地质图(李捷编1/100万，1929年出版。)1923年(民国十二年)，安徽实业厅借用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士叶良辅、调查员李捷，计划在全省开展地质调查，1926年增派田奇瓗参加。1923～1926年期间，他三人先后完成秋浦、贵池、祁门、黟县、太平、歙县、绩溪、休宁、婺源、石埭、宣城、泾县、南陵、铜陵、芜湖、繁昌、郎溪、广德、当涂、和县、巢县、无为、青阳、旌德、宁国、怀宁、东流、望江、宿松、太湖、潜山、桐城、庐江33个县(其中江南26县、江北7县)的地质调查。其著述《调查安徽全省地质日记》以简报形式刊于《安徽实业杂志》。调查内容分地质概况与矿产两部分。在地质部分中地层划分至纪，如泥盆纪层、石炭纪灰岩层。当时划分地层主要以岩性为依据，所采化石经古生物专家鉴定后时有变动。对于未能确定地质时代的地层有时即以地名命名，如祁山层包括黟县渔亭、休宁齐云山大面积(5400km²)之红色砂岩及砂质页岩。简报中矿产部分包括交通位置、地形、矿体形态、规模、围岩及开采利用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国内地质学家主要还有：丁文江、李四光、叶良辅、王竹泉。1916年初，丁文江曾在皖南浙西一带作过地质考察。1919年丁文江、叶良辅曾调查了芜湖以东长江下游地质，编写有专题报告。1922年，李四光在淮南研究了安徽北部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之不整合接触关系。1923年，刘季辰等再赴烈山、施工钻探13孔，计算3500万t煤。1924年，王竹泉调查了怀远县西南部及宿松、太湖、安庆集贤关煤田地质。他在怀远县西南调查，估算含煤7层，全区煤藏量约6020万t。叶良辅1925年发表之《中国接触铁矿带闪长岩之研究》、1926年发表之《安徽南部铁矿之类别及成因》均曾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四届年会宣读，显示当时研究水平较高之成果。

2.第二阶段(1927～1937)

国内知名地质学家继续在沿江、皖南地区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及矿产勘查工作。这一时期地质科学水平明显提高，方法手段也有更新，出现了一些科研成果，重点是在皖南的冰川和造山运动。

可以说明安徽地质调查工作兴盛的是：在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年度20篇报告中，竟有6篇是在安徽境内的调查成果。如孟宪民、张更对芜湖、繁昌、铜陵的调查，刘祖彝对贵池的调查，孟宪民对宣城水东的调查。李毓尧、李捷的《皖南地质志略》则总结了铜陵、青阳、石埭、太平、歙县、休宁、黟县等7县的地质成果。此外，1929年，朱森、李捷调查了和县、含山，王恒升调查了宣城水东煤田。

在基础地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李毓尧、许杰对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之研究。朱森于1931年对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的研究表现为：在贵池曾发现二叠系龙潭组与孤峰层有明显的不整合。阮维周(1937)研究安徽南部海西运动。许杰(1930)发表长江下游各省笔石化石之初步研究。他在太平县内发现中国最高笔石层以Monograptus sinicus为主，其地层定名为太平页岩，属中志留世。徐克勤(1934)调查了巢县北部地质。李四光考察了九华山(1934)、黄山(1936)第四纪冰川遗迹，对论证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九华山一带之地质也由王恒升、孙健初(1937)作过调查。

这段时期基础地质方面的成就突出的表现在地层方面。如l935年李毓尧、许杰在皖南创立了“休宁砂岩”并确定了冰碛岩的存在。同年，丁毅在调查铜陵、休宁间地质时，又将震旦系作了三分(上、中、下)。随后，李毓尧、许杰又正式将冰碛岩命名为蓝田冰碛层，同时把原称的“页岩灰岩系”命名为“休宁系”，归属震旦寒武纪。蓝田冰碛层更名蓝田组，并一直沿用至今。

矿产地质勘查工作也有很多成果。1931～193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谢家荣、孙健初、陈恺、程裕淇、孟宪民、张更等先后来当涂、铜官山调查铁矿。1928年、1933年，翁文灏两次对宿县烈山煤矿进行地质调查，并进行钻探普查。1933年，计荣森调查广德大、小牛头山煤矿。1935年，计荣森汇编了皖浙间之地质矿产。同年，程裕淇调查了庐江明矾石矿。1936年，南延宗调查休宁县里广山锑矿。1927～1930年间，安徽省建设厅为加强矿业开发，曾修订官矿章程，制定采矿、探矿办法。1928年成立矿质探验处，购买M-3式Calyx钻机一台，在宣城水东煤田钻探。1929年成立矿业调查团，到宣城、泾县、宁国、芜湖、当涂、繁昌、铜陵、青阳等8县调查矿业，为皖省地方力量正式进行矿产勘查之始。

地质勘查的新技术、新领域也在这时期有所应用。1936年发表的丁毅的《电力探矿在当涂之初步试验》，为我国最早开始应用物理探矿之文献。张文佑于1937年调查研究发表了《安徽盱眙县女山火山口》，为省内开创了研究古火山之端倪。

3.第三阶段(1938～1945)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仅个别地质学者曾来本省调查过，省内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矿产资源在沿江、皖北某些地区开展地质调查，使用钻探和物理探矿手段，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地质资料。但这期间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地质找矿事件。

安徽自1938年开始沦陷。省内所知的地质调查活动的有三次：1938年，黄汲清曾来宁国港口调查煤矿。1940年，边兆祥在宣城水东调查煤矿。1945年，喻德渊发表了《淮阳山脉之主要造山运动——淮阳运动》。

侵华战争后，日本人为了掠夺开采矿产，派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主要单位有：满铁调查部、兴亚院、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主要地质人员有：神山昌毅、金锺远、小林冶夫、室木隆三郎、福岛时雄、筱田恭三等。他们遗留下的矿产调查报告资料约有80多份。主要调查了铜陵、当涂、繁昌、宿县、滁县、全椒、安庆、贵池、淮南、怀远等地的铁、铜、煤、金、银、铅等矿产。重点是铜官山铁铜矿、马鞍山、当涂、繁昌的铁矿、淮南煤矿。在这些矿区，除了进行较大比例尺的矿区地质填图方法外，还使用钻探手段，并根据钻探结果计算储量。另外，还在铜陵、当涂及滁县破山口铜矿区开展物理探矿(主要是电法)探测硫化铜铜矿床。现在留存下的日文地质资料一百零几篇，矿种包括铁、煤、铜、铅、锌、金、锰、磷、硫铁矿、重晶石等10 种。

1939年秋，日本人神山昌毅随侵略军到铜官山地表调查，一直将铜官山作为铁矿开采。后来在运送回国的矿石样品中发现含铜量高(0.5%)，引起了注意，又掠夺开采铜矿。“铜官山复活”传闻于此事。

4.第四阶段(1946～1948)

此时期仅有几位地质学家来皖工作，突出的成果是淮南八公山煤田和凤台磷矿的新发现。地质力学在我省开始应用。

抗日胜利后，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谢家荣根据1926年李捷等编制的中国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南京开封幅，推测淮南八公山前坡平原之下可能有煤层。后来，谢家荣、燕树檀、柴登榜在八公山麓发现了石炭系太原群的石灰岩，进一步推测应有煤层。1946年，经钻探证实共发现24层煤，可采煤层厚达25m。经过“慧眼识宝”的淮南新煤田，传颂一时，开采至今，成为国内找矿史的佳话。

早在1939年夏，日本地质学家班德田员一等在《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煤田调查报告》中，即提出了“大淮南盆地”词语，并划定了大体区域。1942年9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岛仓已三郎在《淮南煤田洞山地区调查概要》中也认为“大淮南煤田之向斜构造，益趋明显。”但当时日本人把找煤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舜耕山至上窑间，而对洞山以西地区，以及更大的范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1946年下半年，谢家荣在八公山发现了新煤田后，次年7月，他很快地提交了煤矿勘查临时报告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如何发现新煤田》的文章。1947年，在台湾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学术年会上，谢家荣理事长又作了《古地理研究为探矿指南针》的专题报告。在前一报告(后刊入《地质论评》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大淮南盆地”一词已出现于文章的标题中。并划定其范围为：“指怀远凤台县境内，南为舜耕山、八公山，北为明龙山，东为上窑武店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为西西北东东南之长方形，南北相距自10～20km，东西两方，山形湮没，构造上是否环抱之势，尚难断定，倘以凤台至九龙岗之距离，为此盆地之长度，则至少在50km以上”。

“大淮南盆地”作为一个煤田地质区域构造单元概念的明确树立，无疑是淮南煤田认识过程的飞跃，有着重大贡献。1952年后，煤田专业地质队伍建立后，煤田普查勘探主要沿着证实、扩大“大淮南盆地”的格架进行。几十年来，“大淮南盆地”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延伸，现已扩展到东起定远，西过阜阳的广大地域，新找出的十几个大型井田都在其内，可知它是何等大的聚煤盆地了。

1947～1948年，谢家荣、赵家骧、车树政等发现了凤台寒武系底部之磷矿层，并于1948年进行钻探。此外，尚有申庆荣、杨博泉、董南庭、刘之远对怀远大通、宣城、宁国、泾县煤田继续调查。1947年，韩金桂曾对怀远、凤阳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

此时期在基础地质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孙殿卿、徐煜坚于1948年发表两篇文章论述皖西长山一带淮阳弧之脊柱与东西向构造带之反接现象，开始了用李四光地质力学观点具体研究我省地质构造的先导。此外，喻德渊1948年发表了《大别山南麓的冰砾泥及其地形》(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8号)，发现论证了大别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二、安徽省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特点

纵观安徽省近现代100年地质工作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地质工作史的过程，反映出安徽省地质科学技术水平由初级到高级、由粗略到详细，不断深化和提高发展的过程。

中外地质学者在安徽省的地质调查，开始都是地理-地质调查，其内容常约有一半为地理(含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貌)部分，后来才逐渐减去地理部分，成为真正的地质调查。开始多为大面积、跨省际的路线调查，比例尺都很小(1/100万～1/200万)。所填地质图只有岩性(岩石)的粗略划分，以后才有地层的划分、地质构造的标志，文字的描述记录也较为简单。后来的矿区地质调查，比例尺大，内容也较细，地层按纪(系)划分，岩石名称及地质构造形迹也分别划分。

在方法手段方面，开始都是肉眼、望远镜、放大镜、罗盘等观察、测量，作目视草图、剖面图；后来才用显微镜、化学分析、钻探机、物理探矿仪器。矿产勘查的方法手段也是由地表观察、拣块取样、实测或估计矿体形态计算储量，发展到后来根据钻探圈定矿体计算储量。

2)在地质工作中，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查占有很大比重，显示其实用性及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密切性。

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工作，通称地质调查。它包括区域地质调查和矿区地质调查两大类。即使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中，也有相当的内容是关于矿产的调查。至于矿区地质调查更是为了矿区的开发生产所需，直接与经济建设有关。只是由于当时技术方法和设备条件的限制，在地质报告(资料)中对矿产的分布、矿石质量、矿床成因等，都叙述得很少。对矿区的储藏量有的未能计算，有的虽计算，但数字都偏低。如铜官山铁矿，多次计算，都不超过500万t，日本人后来虽发现了铜矿，估算的铜矿石也不过508万t(按铜品位1%～2%算)。马鞍山地区铁矿、淮南煤矿的储量都算得很少，与新中国成立后探明的巨大储量数字不能相比。

现在留存的200多份(篇)地质报告、论文、专著中，有140多份(篇)都是矿产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地质文献资料的70%，可以说明当时地质工作的重点还是矿产。

在留存的100多篇地质文献中，目录名称中可见矿产的就有100多篇，中文与日文的各占一半。另外20多篇区域地质文献资料中也有矿产部分。当然，日本人的资源调查是为了掠夺和战争的需要，但有些资料又为我们利用。

3)在第二阶段的兴盛时期，划分了很多地层时代，并出现一批科研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

地层划分是地质调查中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知名地质学家来安徽省调查定名或重新划分的地层最多。

此时期李毓尧、许杰对皖南震旦系层序与冰碛层、皖南造山运动，许杰对奥陶系地层的划分与命名等，都是国内较重大的科研成果，并对后来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此外，如孟宪民、谢家荣等对铜官山铁矿床的研究，(收辑于《扬子江下游铁矿志》等专辑中)，以及李四光对黄山、九华山第四纪古冰川的研究，都显示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对后来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4)新中国成立前积累的地质资料文献，尽管为数很少，也为后来的地质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佐证了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继承性的重要作用。

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即重视继承前人的工作成果。新中国成立前，留存下的地质报告、论文、资料共200多份，有的还有些残缺。但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地质勘查时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铜陵地区铜矿、马鞍山地区铁矿、皖北闸河煤田、淮南大煤田的巨大储量，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探明的。但这些矿区的地质工作历史悠久，资料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和飞跃，才能产生突变。谢家荣1946年发现淮南八公山新煤田，1947年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新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的新概念基础上不断扩大淮南煤田的范围和储量。皖北闸河煤田的发现全过程，也可上溯到1917年刘季辰、赵汝钧对烈山煤矿的调查(报告刊《地质汇报》第1号)和翁文灏1928年再次调查，并绘制1/100万地形地质图(报告刊《地质汇报》18号)。据原省地质局严坤元总工程师回忆，1955年布置325队普查找煤时，即主要根据翁氏的地质资料作出推测，后来则发现了闸河大煤田。省内这四个大成矿区，过去都只有“点”的资料，后来由“点”发展到“面”，从已知到未知，不断扩大矿区范围，并在外围发现新矿区(表1)。

表1 1948年前安徽地层命名简史表

续表

注：①省内外沿用至今的地层名称。

刘季辰、赵汝钧(1919)对宿州市烈山及淮南舜耕山进行过煤田地质调查，将含煤层划归石炭纪，并归属“北系”。

王竹泉(1924)和翁文灏、计荣森(1923)分别在上述地区寻找到植物化石，证实煤系时代属石炭二叠纪。

⑻ 地质工作的基本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⑼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

一、以往基础地质工作程度

大兴安岭地区由于植被覆盖严重，人烟稀少，交通欠发达，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尤其是大兴安岭中北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更显不足。新中国成立前仅有少数中、外地质工作者沿交通线做过少量路线地质调查，曾有俄国人、日本人在铁路沿线和免渡河一带进行过地质矿产概查，并发现了铅锌矿和煤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对大兴安岭地区地质工作非常重视，使得该区地质工作得到飞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成立了大兴安岭区测队，首先完成了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填补了本区地质工作的空白，对本区进行了第一次区域性的地质总结。1951～1953年刘国昌、姜春潮等在大兴安岭进行了1∶50万地质调查。1980年内蒙古地质局116队完成了呼伦贝尔盟1∶50万地质图、矿产图、构造体系图、成矿远景区划图及相应的文字报告和说明书。

20世纪80年代前，在国家的统一布置下(计划经济时期)，相继开展了全区1∶50万航磁测量、1∶100万区域重力测量和大面积的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工作，相当一部分地区还进行了1∶20万重力及1∶10万和1∶5万航磁测量，少数地区1∶5万区域地质和1∶2.5万航磁测量工作也开始起步，取得了极为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并发现了一大批有地表露头的大中型矿床。1∶50万地质编图和区域地层表的编制及有关专家学者的专题研究等，使本区的地质工作步入系统化阶段，认识也逐步深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本区先后开展了以矿产地质调查为主的1∶20万区域地质测量。研究区共涉及其中68幅图，其中14幅尚属空白。少数地区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图1-2)。其中1990～1993年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第二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开展了M-51-10(六十林场幅)和M-51-16(阿里河幅)区域地质调查，1994年7月通过验收。合理地建立了区内地层层序，对测区侵入岩进行了划分，确定了吉峰-环宇韧性推覆构造，并对区内矿床(点)、异常进行了详细调查、登记，在初步总结成矿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重砂、化探资料，圈定了6个成矿远景区。20世纪80～90年代，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地矿部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有关研究所、高等院校和内蒙古自治区及相关省的地矿局等单位完成了“中国北方板块构造及成矿规律的研究”、“我国北方前寒武纪成矿地质背景及找矿远景预测”、“华北地块北缘矿化集中区控矿因素及成矿预测”以及“紧缺矿产的勘查与评价研究”等项目，对包括大兴安岭在内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地质、构造和成矿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著。

图1-2大兴安岭中北段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程度

1995～1997年地质矿产部第一物探大队陆续完成了大兴安岭北段阿南林场、喀喇林场、克一河镇、兴安里、阿里河、六十林场等图幅1∶20万区域化探扫面工作，发现了一些有找矿价值的异常。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全面实施，大兴安岭地区又一次迎来了地质工作的春天。1∶20万区域化探扫面全面展开，1∶25万区域地质测量工作填补了1∶20万区调的空白，至2005年1∶20万化探可扫面积全部完成(图1-3)。重要成矿带还进行了1∶5万区域地质和化探扫面工作，新发现了一大批物化探异常和矿产地。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综合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在本区开展了各类综合研究，先后有许多单位和学者对大兴安岭中北段及邻区地质构造、火山岩和矿床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先后完成了“区域地质志”、“地层单元清理”、“大兴安岭中南部中生代地层火山岩及成矿规律”等综合研究。“七五”、“八五”期间该区又作为科技攻关重点研究区，先后提交了“内蒙古兴安盟地区与火山-侵入活动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成矿条件和成矿预测”、“大兴安岭及其邻区铜多金属矿产的勘查与评价研究”等科研报告，对大兴安岭地区板块构造运动的特点、多旋回和叠覆造山作用的总体特征、成矿规律等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通过对大量地质矿产资料的整理，对区内地层、岩浆岩、构造、有色金属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归纳;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论述了本区大地构造演化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通过研究重点矿床，阐明了该区金属矿床成矿系列和成矿规律，划分了成矿带、圈定了找矿靶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有关专家带着队伍和先进设备，对主要成矿带和重要矿床(点)进行了详细工作，对该区成矿条件和赋矿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仅确立了中生代火山-岩浆活动对成矿的重要作用，而且认识到古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对区域矿产形成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成矿类型也是多元化的---不但矽卡岩型和热液型矿床不断被发现，而且与潜火山作用和海底火山-喷流作用有关的矿床类型也正在被人们认识;通过新理论、新观点的引进，发现了多处新类型矿床(点)，通过新方法和技术的使用，使多数矿床扩大了远景。这些工作使大兴安岭中北段地区显示出巨大的资源潜力，为后续基础地质研究和隐伏金属矿床找矿勘查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信息。

图1-3大兴安岭中北段区域物化探工作程度

2001～2003年东北地区地质调查中心(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和吉林大学承担了地质大调查科研项目“大兴安岭北部地区成矿规律与找矿方向综合研究”，对金、铜、铅锌矿床控矿构造、矿产分布特征及矿床成因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矿床具有北东成带、北西成行的分布特征，成矿作用主要集中在燕山晚期，与燕山晚期火山岩、次火山岩具有内在的成因联系;划分出2种成矿类型、3个成矿带，并建立了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

二、矿产资源勘查研究状况

大兴安岭中北段正规的矿产勘查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来在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及面积性物化探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开展了地质普查和矿床勘探工作，对发现的重要矿点(矿产地)和物化探异常进行了普查和勘探工作。大兴安岭中北段已发现金属矿产地332处(含砂矿)，其中经过不同层次地质勘查工作的大、中、小型矿床27处，合计每万平方千米(中、北段面积按20.2×10⁴km²计)平均有1.34个矿床，是大兴安岭地区(25处/万平方千米)的1/18.6，是全国(200处/万平方千米)的1/149。大兴安岭中北段有色金属矿产勘查工作程度见图1-4。

1966～1970年原黑龙江省地质五队、地质八队、物探队在环宇地区进行普查找矿和物化探工作，完成磁法、自然电场法、化探测量22.8km²，发现花岗岩接触带矽卡岩中的多金属矿化。1973年编写了环宇矿点普查报告。

1970～1971年原黑龙江省地质五队对嘎仙多金属、镍钴矿点进行了普查。1972年对吉峰十一支线多金属矿点进行了普查，同时对吉峰九支线多金属矿点和超基性岩进行了普查。

1987～1988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黑龙江地质勘查局同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金属矿业事业团合作，在吉源林场、吉峰林场、三十六林场和西陵梯林场西部地区开展了1∶5万地球化学普查、异常查证和矿产普查工作，完成1∶5万化探5000km²，1∶5万地质调查605km²，1990年2月提交了《黑龙江西北部基础地质调查报告书(日文)》。1988～1989年黑龙江有色地质勘查局703队对西陵梯林场Au、As异常区、三十六林场Cu、Pb、Zn异常区进行了检查。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的不断取得，特别是1∶20万化探扫面和重要成矿带上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的开展，在大兴安岭地区发现了大量成矿元素综合异常，为进一步普查找矿和扩大远景指明了靶区。在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该区矿产勘查工作又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在大兴安岭西坡陆续又发现和评价了一批矿床(点)和具一定前景的矿产地，矿种主要有铜、铅、锌、银、金等。拜仁达坝富铅锌、银矿已评价为大型，并有望成为特大型。同时，与大兴安岭相邻的蒙古、俄罗斯的边境地区也相继取得找矿重大突破。

总的来看，无论基础地质工作程度，还是矿产资源勘查研究现状，大兴安岭中北段地区由于植被覆盖严重，工作条件较差，且受以往传统勘查技术的限制，许多成矿有利地区未开展系统的地质找矿工作。从图1-2和图1-3可以看出，大兴安岭中北段地区只是围绕一些勘查程度相对较高的矿区周围做过一些零星小面积的大、中比例尺的矿产勘查工作，大部分地区工作程度比较低，至今在本工作区仅发现2处大型矿床(六一硫铁矿、嘎罗索钛铁砂矿)、4处中型矿(谢尔塔拉铁锌矿、红旗沟铁锌矿、梨子山铁钼矿、苏呼河三号沟铁锌矿)、32处小型矿床(其中含7处砂矿)。

图1-4大兴安岭中北段有色金属矿产勘查工作程度

2001～2005年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在鄂伦春自治旗八岔沟铅锌矿、吉峰林场、西陵梯、嘎仙、牙克石市扎敦河、扎兰屯市碰头岭等地区开展了地质、物探、化探综合找矿工作，完成1∶5万化探483km²，1∶2万土壤测量53km²，1∶1万地质测量40km²，地质、物探、化探剖面37km。通过上述工作认为八岔沟铅锌矿、吉峰林场AS-5Pb-Zn-Ag异常、西陵梯AS-8

Cu-Mo-Ag异常、嘎仙镍钴铅锌矿点、扎兰屯碰头岭金银矿化异常区具有较大找矿前景。综上所述，大兴安岭中北段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和地质科研工作程度均比较低。区域地质仅限于小比例尺航空磁测、1∶20万区域地质测量、1∶20万区域化探，1∶5万地质测量开展尚少。矿产地质勘查投入工作量较少，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对个别矿点的检查和普查，工作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此后的较长时间内投入的有效找矿工作较少，致使该地区至今已发现的大中型矿产地甚少。

在勘查技术方面对特殊景观地区(森林沼泽区、戈壁沙漠区等)找矿方法进行了试验研究，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技术，使大兴安岭地区基础地质工作更加系统，找矿方法、技术日臻成熟，思路更加明确。2001～2005年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承担了国土资源调查技术方法类研究项目“得尔布干成矿带北段森林沼泽景观中大比例尺化探方法研究”(2001～2002年)和“森林沼泽景观异常查证方法研究”(2003～2005年)，对森林沼泽区元素迁移集散规律、异常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制定了该类景观地区中大比例尺化探方法和异常查证评价技术，并在示范测量中取得很好的地质效果。

在地球物理勘查方面，应用航空物探发现了一批电、磁异常，1999年在海拉尔、满洲里地区又进行了1∶5万航空物探(电/磁)综合测量，为研究本地区构造格架、地层及岩体分布、普查找矿等提供了高质量的地质、地球物理信息，其成果经三级异常查证，取得了一定的地质找矿效果。

高分辨率电磁测深、大深度的脉冲瞬变电磁测深、大功率激电、高精度磁法等新技术、新方法及多种方法的组合应用，为寻找隐伏、半隐伏矿床及解决大兴安岭中北段找矿中的一些技术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手段。

近年来遥感技术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多平台、多光谱分辨率和多空间分辨率的遥感技术为找矿勘查提供了基础数据。在森林沼泽特殊景观区，如何有效地应用遥感技术开展区域地质研究及找矿靶区优选工作，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三、邻国邻区矿产资源发展状况及可借鉴经验

大兴安岭与近邻的俄罗斯、蒙古国的相邻地域均处于同一构造单元，是铜、金、钼、锌、稀土、铀等金属矿床集中分布区(图1-5)。据统计，在俄罗斯、蒙古国境内已发现规模不同的矿床500多个，其中超大型、大型矿床43处，有色及贵金属占80%以上，已探明的储量中，铅锌大于700×10⁴t，银大于14000t，金在2000t以上，铀大于20×10⁴t，另有萤石矿2000×10⁴t以上。在距我国仅10km的额尔古纳河以西，俄罗斯境内别列佐夫已发现4.47×10⁸t的大型富铁矿，矿石品位达50.33%;同样距我国仅20km处有鲁戈卡因大型铜金矿床，铜储量达169.8×10⁴t，金储量167t;另有诺依昂-塔洛格铅锌矿，金属储量达300×10⁴t以上;斯特列措夫超大型铀钼矿，其中铀储量大于20×10⁴t;已生产150年之久的巴列依金矿，已采金在1500t以上;达腊松金矿采砂金已有150年的历史，1927年进行原生矿勘探后变成一超大型金矿;舍尔洛夫戈尔大型锡钨钼矿床距满洲里仅120km。同样，在与我国毗邻的蒙古国境内的东方省已知有吉尔万布拉克超大型铀矿，乌兰、查布、巴彦乌拉等大型铅锌矿，肯特省阿伦努尔大型钨矿，爱尔得尼-托洛加大型铜矿，莫苏盖胡都格特大型稀土矿等。这些矿床距我国内蒙古地区一般均在200km以内。

在我国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地区也相继发现了斑岩型乌奴格吐山大型铜钼矿、额仁陶勒盖大型银多金属矿、查干布拉根及甲乌拉等银铅锌多金属矿。在内蒙古东部的黑龙江境内先后发现了斑岩型多宝山、铜山、三矿沟、小多宝山等大中型铜钼金矿;在紧邻工作区北部的黑龙江境内也发现了小伊诺尔盖、沙宝斯、东安等大、中型金矿及一批大、中型砂金矿，如乌玛、韩家院子、兴隆沟等。在大兴安岭南部地区也先后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有色金属矿，如白音诺尔超大型铅锌银矿、科尔沁右翼前旗的超大型巴尔哲稀土矿、巴林左旗浩布高大型矽卡岩型铅锌铜多金属矿、克什克腾旗黄岗大型矽卡岩型铁锡钨多金属矿等。这些矿床的发现说明在我国大兴安岭地区有寻找和发现有色、贵金属等矿产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中北部地区，占地面积与已发现的矿床规模和数量远不如邻国及邻区。选择俄罗斯、蒙古国与毗邻地区的代表性矿床进行比较，见表1-1，从中可以汲取一些宝贵经验。

图1-5大兴安岭及邻区矿产分布示意(据赵一鸣等，1997，有修改)

表1-1 大兴安岭及周围地区大型以上代表性矿床主要特征及控矿因素

续表

1)研究表明许多大型-超大型矿床在空间的分布，首先受控于大型成矿域的有利位置，近年来在新疆东天山发现的土屋斑岩型铜矿，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奥玉陶勒盖斑岩型铜矿、查干苏布尔加斑岩型铜钼矿、纳林呼都克铜矿、洪古特-黑德铜矿等与大兴安岭西部的乌奴格吐山和东部的黑龙江多宝山斑岩铜钼矿带，均处于东西向古生代古亚洲成矿域，它们受西伯利亚古板块南缘古生代活动大陆边缘岛弧系的控制，因此在大兴安岭寻找与斑岩型有关的铜钼金多金属矿重点应考虑与古生代基底岩层有关的东西向构造中分布的浅成斑岩体及与之有关的矿化和蚀变。

2)大兴安岭的邻区已发现的许多大型-超大型矿床，主要与北东向、北西向和东西向3个断裂系统组成的区域构造的复杂网格状断裂有关，它们决定了中生代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空间范围(阎鸿铨等，2000)。尤其是近东西向构造向北东向构造转弯处(在俄罗斯境内北部地区及蒙古国的南部由于受西伯利亚古板块牵制，构造表现为从东西向向北东东向转弯)是成矿密集区。区内成矿带的分布和若干矿田的成矿位置，主要受控于北东—北北东向与北西向或近东西向断裂的交汇部位，如诺依昂-塔洛格铅锌矿、舍尔洛夫戈尔锡钨矿、乌兰铅锌矿、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多宝山铜钼矿等均受北东向深断裂和北西向或近东西向断裂交汇构造控制。

3)巨型火山-深成岩浆隆起带内次级相对隆起区或向沉降区过渡地带是大型成矿区带最重要的构造环境。分布在岩浆隆起区不同级别的次一级构造，如破火山洼地(斯特列措夫铀钼矿)、断陷火山盆地边缘(诺依昂-塔洛格铅锌矿)、次火山-侵入穹窿(乌奴格吐山铜钼矿)、近岩浆穹窿核部(达腊松金矿)等，往往是形成大型-超大型矿田的重要构造条件。这是在大兴安岭地区寻找大型-超大型矿床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4)从俄罗斯、蒙古国和大兴安岭地区已知的矿产组合可以看出，其成矿元素及组合十分相似。大致可分为3类:铁及多金属组合(如铁-锌、铁-锰等)、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组合、稀土-放射性元素组合。如蒙古国有大型图木尔廷敖包铁锌矿，大兴安岭地区有谢尔塔拉中型铁锌矿;俄罗斯有超大型鲁戈卡因铜金矿，大兴安岭地区嫩江有三矿沟铜金矿;俄罗斯有超大型贝斯特里铜钼矿，大兴安岭地区有乌奴格吐山、多宝山铜钼矿等，说明大兴安岭地区与俄罗斯、蒙古国有相同的成矿基底，并有相似的成矿机理，只是在工作区目前只发现矿化显示或小型矿床，如扎兰屯市敖尼尔河仅发现钨锡矿化点，而在俄罗斯已发现大型舍尔洛夫戈尔锡钨矿;蒙古国肯特省阿伦努尔已发现大型钨钼矿，而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卫江东山、博克图镇川岭等地仅有矿化显示。研究境外大型-超大型矿产的组合，对我们在大兴安岭中北段类似成矿条件下寻找相关的矿产组合会有一定的启示。

⑽ 急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

专业书籍，到地矿类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

以下是非专业回答：

1、日本小林英夫著《地质学发展史》刘兴义、刘肇生父子1983年翻译

2、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有《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研究小史》。

3、《地质学原理》是英国近代地质学家赖尔的主要学术著作，又名《可以作为地质学例证的地球与它的生物的近代变化》。这部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广泛影响。1872年由中国数学家华蘅芳和美国医生玛高温合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地学浅释》。1959年徐韦曼又重新翻译，以《地质学原理》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经典地质学的成熟。

4、《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较之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地质科学可谓“大器晚成”。把地质学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革命，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发生。人们公认，拉开这场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一书，作者即是被誉为“地质学中哥白尼”的魏根纳。

5、《翁文灏选集》收集翁文灏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共21篇，是翁文灏在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地理学、沉积学等方面的学术水平代表作。该书是一部代表我国近代地球科学尤其是地质学的奠基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

6、《中国地质学》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部地质学名著，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著作，是运用地质力学原理来研究区域地质形成规律的一部开拓性经典著作。此著作在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9、以下是一篇《北京的地质发展史》供参考
http://kbs.cnki.net/forums/32824/ShowThread.aspx

10、另外网上可以找到一篇关于论述鲁迅对中国地矿的研究文章。

外行回答内行，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