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伊朗能源贸易历史渊源

Ⅰ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是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1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德黑兰萨德阿巴答德王宫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

双方回顾中伊友好关系发展历程，就双边各领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建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与伊朗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平稳发展。两国高层保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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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伊朗关系的相关介绍：

2000年6月，伊朗总统哈塔米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12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访问中国。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伊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2014年5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华并出席亚信第四次峰会。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2016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

Ⅱ 伊朗与中国关系如何

历经变革
从1971年中伊建交起,到1995年笔者结束在伊朗的外交使命,笔者从事的外交工作几乎都与伊朗有关,参与了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笔者曾亲历伊朗***革命,担任驻伊朗大使期间曾有幸两次陪同伊朗总统访华,两次在伊朗接待我国领导人访问。两个迥然相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够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数十年,堪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范例。
中伊建交38年。在这38年中,伊朗由王国变为***共和国,由亲美变为反美,经历了两伊战争和外交孤立。国际风云变幻,中国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双边的友好关系。这是中伊两国均应引以为豪的。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1979年伊朗的***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当时,笔者正在德黑兰工作,从北京不断传来的消息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从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中国的大门开了。而伊朗当时正在发生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笔者曾亲眼目睹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国王被迫出走和2月1日***革命领袖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时,那万人空巷、数百万群众在街头载歌载舞的庆祝场面。从此,伊朗由一个亲美的君主制国家变为一个反美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革命稻宗教高于一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伊朗的***革命性质和内涵完全不同,甚至还多少有点逆向,但却同时成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两件大事,对日后的中伊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逐步发展
伊朗新政权建立之初,中伊关系开局并不顺利。1978年8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结束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回国途中顺访了伊朗,受到当时在国内已经四面楚歌的巴列维国王的隆重接待。事过不到半年,巴列维政权垮台,***共和国诞生。此次访问被解读为“中国对巴列维的支持”,伊朗新政权的领导人和公众对中国颇多怨词,双边关系在一段时间里相当冷淡。
1980年,萨达姆乘伊朗新政权立足未稳大举入侵,两伊战争爆发。当时的国际舆论受美国和西方的引导并不同情伊朗,伊朗成了“国际孤儿”。而此时的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冷落伊朗,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对两伊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为此伊朗感激中国至今。
1984年,时任中国外长的吴学谦正式访问伊朗,彻底扫清了笼罩在中伊关系上空的阴霾,为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1985年,时任伊朗议长的拉夫桑贾尼访华,开启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接触。伊朗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给中国以宝贵的支持,中国也尊重伊朗人民的选择,在伊朗遭遇国际孤立时,中国与伊朗保持了正常的友好交往。两国的政治关系完全走上了正轨。
但是,两国的经贸关系却严重滞后。伊朗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需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而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石油出口国,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都转口到第三国。当时的伊朗正处在两伊战争之中,外汇严重短缺,双边贸易额长期徘徊在一两亿美元之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首次遭遇能源短缺。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纯进口国。伊朗愿以原油代替现汇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本是两国经济互补双赢的最佳出路。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却成了中国进口伊朗原油的障碍。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炼油厂只能炼制中国自产的低硫油,吃不了伊朗的高硫由,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炼油厂必须增建脱硫装置,需要大量投资,更需要时间。笔者在伊朗任职的最后两年,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折冲于两国的石油公司之间,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直至1995年笔者离任,双边贸易额为超过4亿美元。这可以说是笔者任驻伊朗大使期间的一大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之后,中国国内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伊朗的原油滚滚流入中国市场。如今,伊朗每年向中国出口原油2700万吨,成为中国第三大能源供应国。中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源源不断输入伊朗,中国在伊朗建造的德黑兰地铁、发电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石油化工厂像一座座丰碑记载着两国的友好合作。
前景广阔
中伊关系今非昔比,当笔者近几年重访伊朗时,也由衷地感到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希望。中伊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必将造福于两国的子孙后代。
30多年来,中伊关系之所以能经受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关键是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相似;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都尊重对方的选择,不干涉对方内政,而且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都不愿受其它大国摆布。伊朗丰富的能源支援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技术和商品也帮助了伊朗的经济发展。这正是典型的互利共赢的关系。因此,中伊关系的前景也必将更加广阔。

Ⅲ 伊朗中国关系

伊朗中国关系
伊朗和中国是关系非常友好国家。
和中国历史渊源很深。
据中国“史书”记载，纪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张骞派其副使访问安息（即波斯），安息王令两万骑兵迎候，礼仪极为隆重。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也曾来汉访问，并在中国呆了多年。在中国南北朝时代，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友好聘问达十多次。随着双方友好往来，汉文化传至西域，西域文化传来中国，中国、伊朗等国的“丝绸之路”也全面畅通，为两国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打井、炼铁、制漆、缫丝等工艺源源传入伊朗等西亚诸国，伊朗的物产如蚕豆、苜蓿、葡萄、胡桃、石榴等也源源传入中国。到了唐代，两国往来曾达到鼎盛时期。后来，波斯遭外来侵略，波斯王亲自到唐帝国访问并请援，唐高宗封他为都督，遣将派兵护送他回国，但回国未成死于长安。其子尼列斯谋策复国未成，于唐中宗景龙年间返华也死于长安。当时，尼列斯率领数千波斯人，其中有些在唐朝当上了将军、外交官、天文学家、医学家和学者。在战乱的宋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这时，造船业开始发达，罗盘针相继使用，许多波斯人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经商，有的还在那里安家落户。这就是后人称之为的海上“陶瓷之路”。据记载，中国发行钞票的方法在元朝传到了波斯，后来，波斯钞票上的图案还保留了中国文字。当时，两国的史学家还合编史书“史集”。波斯等国的西域乐舞也盛行于长安。在明代，明成祖和中亚的沙哈鲁王子曾先后互派300人和500人的大型代表团互访；郑和七次航海访问亚非各国时，其中3次访问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即今霍尔木兹）。当时，随同郑和访问的费信曾写纪行诗句描写当地的风俗及特产。1516年，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撰写的《中国纪行》一书，后来，成为中、伊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和重要见证。据考证，多年来，两国植物的传播和移植就达几十种。波斯的拜火教和摩尼教还曾在中国流行。

伊中两国在经贸合作上， 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伙伴。

伊中两国在文化上，中国同伊朗成立文化联合委员会并定期举办会议。

Ⅳ 伊朗与中国关系

伊朗与中国在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声明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6年1月23日，德黑兰）

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桑·鲁哈尼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 近 平于2016年1月22日至23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各领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和伊朗拥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为推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友好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和便利化。两国于1971年8月16日建交，建交45年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前形势下，国际和地区局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在此背景下，双方强调应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并将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基于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中伊关系水平的现实需要，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愿在此框架内积极推进以下领域合作：

一、政治领域

（一）双方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伊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两国均视对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将发展彼此关系作为本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中伊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二）为加强双方高级别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的政治对话，深化战略互信，双方同意建立两国外长年度会晤机制，加强两国主管地区的副外长之间的政治磋商。

（三）双方强调将扩大两国政府交往以及地方政府、政党、政治团体间的合作，加强各领域经验交流和互动。

（四）双方强调两国立法机构为发展双边关系发挥的积极作用，支持两国议会和立法机构进一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与合作，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亚洲议会大会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沟通和磋商。

（五）双方继续在涉及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事关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伊方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方支持伊方的发展规划，支持伊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务实合作领域

（六）考虑到双方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经济互补性以及双方在能源、基建、工业、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就达成25年全面合作协议进行必要沟通和磋商。

（七）
伊方对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表示欢迎。双方将依托自身优势，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工业、矿产和贸易部关于加强产能、矿产和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契机，扩大在交通运输、铁路、港口、能源、贸易和服务业等领域的相互投资和合作。

（八） 考虑到双方具有的经济比较优势，两国将加强在化石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双、多边合作，保障化石能源供求和运输安全。中方将考虑对伊朗能源产业的上、下游项目进行投资和融资，伊方将为此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

（九）
双方同意加强两国贸易和投资交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事务和财政部关于加强两国投资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指导，深化双方在经济、银行、相互投资、金融、矿产、交通、通信、航天、制造业、港口开发、铁路网线改造和建设、高铁、农业、水利、环保、粮食安全、防治荒漠化、海水淡化、和平利用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在上述领域开展经验和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合作。

（十） 中方对伊方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表示赞赏。双方愿加强相关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亚洲地区的发展与振兴。

三、人文领域

（十一）双方在人文领域具有历史共通点与巨大的合作潜力，同意继续发挥两国文化联委会的引领作用，提升中伊文化合作水平。鼓励两国公民互访，加强双方在旅游、卫生、青年、体育领域的合作。深化两国新闻和公共外交交流，进一步扩大媒体间合作和记者团互访。通过加强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与对话，以及扩大民间组织间的联系，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及彼此友谊。双方将积极探讨互办文化年的可行性，继续为互设文化中心事宜提供必要便利并就此保持磋商。为加强两国领事合作机制，双方强调为前往对方国家的两国公民提供支持和必要便利。

（十二）双方将加强在高等教育、互派教授与留学生、科学合作、新技术转移以及联合开展项目等方面的合作。

四、司法、安全及国防领域

（十三）深化司法领域全方位合作，通过互派高级别团组、开展专业领域合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加强有关协商与合作。

（十四）双方认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强调国际社会有必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双方愿就此进行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双方认为，联合国大会根据伊朗总统鲁哈尼倡议，通过的《反暴力和极端主义的世界》决议为实现上述目标构建了合理的框架。

（十五）双方将加强在打击非法越境、商品走私、毒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走私、网络犯罪、跨国犯罪、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的沟通与合作，用好现有合作机制，研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加强在执法人员培训等执法领域合作。

（十六）双方认为，加强两国军队及防务部门之间的交流将为实现稳定和安全奠定基础，将增加互访团组数量，增进双方各层级沟通与协调，通过双方在人员培训、反恐、情报分享、装备及技术等领域建立的合作机制，提升两军合作水平。

五、国际和地区事务领域

（十七）双方强调支持世界多极化发展，愿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主张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对他国实施不公正的制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通过政治对话与谈判妥善解决和处理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十八）中方赞赏伊朗在打击恐怖主义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双方一致认为，促进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愿就叙利亚、也门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等重大地区问题加强沟通，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实现地区持久稳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支持地区国家及巴勒斯坦人民为维护自身权利所作的努力。

（十九）双方将加强在国际及地区组织框架下的协商。中国重视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重要影响，高度评价伊朗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有关活动，支持伊朗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二十）双方欢迎六国与伊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认为该计划有利于确保伊核活动的和平属性，同时使伊充分享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双方重申，所有相关方必须真诚、全面、平衡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与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强调双方致力于与其他相关方共同努力，推进阿拉克重水堆现代化改造工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23/c1001-280791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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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国和伊朗关系好吗

历经变革
从1971年中伊建交起,到1995年笔者结束在伊朗的外交使命,笔者从事的外交工作几乎都与伊朗有关,参与了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笔者曾亲历伊朗***革命,担任驻伊朗大使期间曾有幸两次陪同伊朗总统访华,两次在伊朗接待我国领导人访问。两个迥然相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够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数十年,堪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范例。
中伊建交38年。在这38年中,伊朗由王国变为***共和国,由亲美变为反美,经历了两伊战争和外交孤立。国际风云变幻,中国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双边的友好关系。这是中伊两国均应引以为豪的。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1979年伊朗的***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当时,笔者正在德黑兰工作,从北京不断传来的消息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从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中国的大门开了。而伊朗当时正在发生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笔者曾亲眼目睹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国王被迫出走和2月1日***革命领袖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时,那万人空巷、数百万群众在街头载歌载舞的庆祝场面。从此,伊朗由一个亲美的君主制国家变为一个反美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革命稻宗教高于一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伊朗的***革命性质和内涵完全不同,甚至还多少有点逆向,但却同时成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两件大事,对日后的中伊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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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新政权建立之初,中伊关系开局并不顺利。1978年8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结束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回国途中顺访了伊朗,受到当时在国内已经四面楚歌的巴列维国王的隆重接待。事过不到半年,巴列维政权垮台,***共和国诞生。此次访问被解读为“中国对巴列维的支持”,伊朗新政权的领导人和公众对中国颇多怨词,双边关系在一段时间里相当冷淡。
1980年,萨达姆乘伊朗新政权立足未稳大举入侵,两伊战争爆发。当时的国际舆论受美国和西方的引导并不同情伊朗,伊朗成了“国际孤儿”。而此时的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冷落伊朗,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对两伊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为此伊朗感激中国至今。
1984年,时任中国外长的吴学谦正式访问伊朗,彻底扫清了笼罩在中伊关系上空的阴霾,为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1985年,时任伊朗议长的拉夫桑贾尼访华,开启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接触。伊朗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给中国以宝贵的支持,中国也尊重伊朗人民的选择,在伊朗遭遇国际孤立时,中国与伊朗保持了正常的友好交往。两国的政治关系完全走上了正轨。
但是,两国的经贸关系却严重滞后。
伊朗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需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而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石油出口国,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都转口到第三国。当时的伊朗正处在两伊战争之中,外汇严重短缺,双边贸易额长期徘徊在一两亿美元之间。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首次遭遇能源短缺。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纯进口国。伊朗愿以原油代替现汇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本是两国经济互补双赢的最佳出路。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却成了中国进口伊朗原油的障碍。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炼油厂只能炼制中国自产的低硫油,吃不了伊朗的高硫由,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炼油厂必须增建脱硫装置,需要大量投资,更需要时间。笔者在伊朗任职的最后两年,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折冲于两国的石油公司之间,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直至1995年笔者离任,双边贸易额为超过4亿美元。这可以说是笔者任驻伊朗大使期间的一大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之后,中国国内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伊朗的原油滚滚流入中国市场。如今,伊朗每年向中国出口原油2700万吨,成为中国第三大能源供应国。中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源源不断输入伊朗,中国在伊朗建造的德黑兰地铁、发电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石油化工厂像一座座丰碑记载着两国的友好合作。
前景广阔
中伊关系今非昔比,当笔者近几年重访伊朗时,也由衷地感到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希望。中伊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必将造福于两国的子孙后代。
30多年来,中伊关系之所以能经受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关键是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相似;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都尊重对方的选择,不干涉对方内政,而且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都不愿受其它大国摆布。伊朗丰富的能源支援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技术和商品也帮助了伊朗的经济发展。这正是典型的互利共赢的关系。因此,中伊关系的前景也必将更加广阔。

Ⅵ 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关系

中国抄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具有战略合作的性质，经贸合作更是成为双方关系的突出内容，双方在能源安全上相互依赖，在许多重大全球性问题上都具有共识。中国与中东双方在能源安全上相互依赖，经济关系互补性的日益提升，在许多重大全球性问题上都具有共识。

中阿合作论坛等一批对话平台的建立，提供了双方集体协调与合作的新机制。中国对中东石油进口需求的增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以及中东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改革，将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6)中国和伊朗能源贸易历史渊源扩展阅读

强区域合作，对于中国与中东国家间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沙特、埃及和伊朗都是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沙特和埃及还是“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重点国家。如今，亚投行已经开业，“一带一路”建设开局良好，这使得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贸合作有了更好机遇。

正如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采访中表达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都是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这盘棋上的重要棋子。

Ⅶ 伊朗和中国是什么关系

中伊关系是比较简单的，谁都能看出来的。
伊朗地质矿藏很丰厚、能源也多、地版质位置控制石权油运输线牵制美国、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中国和伊朗主要的是能源交易，也就是伊朗的原油兑换中国的导弹，矿藏中国帮他开发，利益很大的。
所以中国不会叫伊朗出事情，但是中国不会出头，原因有俄罗斯在，伊朗真打仗俄罗斯会去帮助他的，中国最多是在背地提供大量反舰导弹叫伊朗有效的封锁主石油运输线，别的事情俄罗斯就帮伊朗解决了，所以说伊朗与俄罗斯关系好与中国只是一般（但是中国的好朋友确实少，少的就一个巴基斯坦除了巴基斯坦下来别的国家基本都一样，但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就比较好了）
好朋友与朋友的区别：好朋友，比如巴基斯坦（美国派部队攻打或他国部队入侵中国会无条件供应武器与甚至出兵。都是明的）
朋友：比如巴基斯坦（美国派部队攻打或他国部队入侵中国会有条件提供高端防御武器。背地里）

Ⅷ 中国国内贸易公司可否与伊朗公司合作

首先告诉你贸易肯定是可以做
具体到车辆
伊朗管理比较严，有类似于欧盟配版额的限制权
贸易公司没法直接做，最多是牵线搭桥，收一定的佣金
另外收伊朗的钱目前相当麻烦
政策变化也很频繁
准备发货前一定要问自己的银行是否可以收伊朗的汇款
各地各银行执行的尺度都不太一样
有时银行收到钱也不给入账，直接退回

Ⅸ 中国与伊朗有什么共同的国际利益

《华盛顿观察》
“中国和伊朗接近的最大原因是石油。”美国伊朗关系理事会（American-Iranian Council）主席、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中东问题教授胡山·阿米拉马迪（Hooshang Amirahmadi）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短期而言，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20年后，中国对能源的渴求将是巨大的。那时，它将和美国角逐整个中东的主导权。简言之，未来50年中，哪个国家能控制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它就能控制全球的石油。”

在中国为自己打造的“能源版图”中，伊朗成为一块备受关注的热土。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伊朗拥有占世界12%的石油储量和18%的天然气储量。而其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和储量相比之下，伊朗在石油生产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于是，日益密切的中伊贸易引来两国政治合作的联想。

“伊朗希望将中国作为其长期的战略伙伴，它正不惜一切机会向中国寻求这种可能。”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访问学者杰里·洛山德尔（Jalil Roshandel）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但是，中国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在避免和伊朗发生某种形式的战略关系。在其外交日程中，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是比中伊关系重要得多。”

中国填了伊朗的贸易真空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发展了近2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洛山德尔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并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而是提供武器和资源的对象。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伊朗顾忌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与之过多的接触。但是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面临美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逐渐转向东方，填补这个外交缺口。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曾积极推动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试图用石油贸易换取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

基于此，洛山德尔认为，中伊之间的两个外交阶段是有本质区别的。长远看，第一个外交阶段是临时的、过渡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才进入长期而有意义的第二个外交阶段。
即将在2006年出版“中伊关系”专著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外交学院教授高龙江（Dr. John Garver）这样分析伊朗向中国走近的动因：“伊朗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主要贸易伙伴，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相比于法、德、英这些欧盟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价格更加低廉；进而，中伊贸易额的扩大，为伊朗在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一向奉行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不在贸易往来中掺杂政治问题。”高龙江在美国著名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7月14日举行的“中伊关系”研讨会上说，“美国和欧盟总是用人权、核武器扩散等政治议题‘敲打’伊朗，动辄使用经济制裁。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美、英、德、法等国就出于政治考虑撤出了伊朗市场，将绝好的贸易机会留给中国。战争结束后，双边的贸易额增长也相对缓慢，1991年只有2%，2003年不足8%。”

如此语境之下，中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高龙江的研究揭示：中伊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遍布于伊朗各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如汽车、住房、采矿、糖业、渔业等；另一边，中国则从伊朗进口石油、原油和矿产资源，如铜、锌、铅、大理石等等。其中，石油进口占到80%，矿产资源占14%。

“相应地，中国能从与伊朗的贸易关系中得到双重利益。”与其他学者不同，高龙江除了看到中国在伊朗能得到的能源之外，还剖析了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当中国对外敞开国门时，其轻工业产业积极吸引外资，但是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却需要向外寻找市场。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伊朗就成为其重要出口地。其次，这才是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战略需要，如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