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复香港历史

❶ 中国是怎么收复香港的

1982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同志就香港前途问题与她进行会谈。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双方最后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 双方于1984年签订协议。 1982 年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 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 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 年7 月12 及13日两开，地点在北方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 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 年9 月22 、23 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 月19 、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 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 1984 年4 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 年之后对香港主权。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 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在1984 年2 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 1984年6 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 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8 月1 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 1984 年9 月26 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❷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依据是什么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朝战败后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永久割让给英国。1860年，清朝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永久割让交由英国管治。1898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包括新界、新九龙及离岛地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这三份条约决定了今天香港区域的范围，三份条约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2年起，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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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鉴于香港岛、九龙少有平地，主要建设，包括发电厂(分别位于屯门及南丫岛)、机场(位于启德及其后的赤鱲角)、货柜码头(位于葵涌)均集中在新界，难以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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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整体也没有因三条条约而特别分开发展，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但同时极力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权和治权。

❸ 香港回归历史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

❹ 中国是什么时候收回香港的

1997年7月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曾被英国强占。

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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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1、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

3、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4、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5、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

6、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7、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8、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

❺ 中国收复香港历史和战略的意义

1 政治上 主权的回归最重要。2 经济上 香港的去全球金融地位可谓中国的企业更好的版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同时外国权的企业进入中国也是一个跳板。3 对澳门和台湾为题的解决提更了很大的空间。4 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5 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保障。 哎这个意义可多了，我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总结出来，你不要忙着关闭答案。我慢慢的为你想，我会随时更新我得内容。

❻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没有收复香港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没有收复香港的原因是

1、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在没有良好的方案之前，急于收回，强行改变其社会制度，不利于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2、英国的强硬态度。早在1943年中、英、美开罗会议上，丘吉尔曾就香港问题向蒋介石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在新中国发展好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强行收回香港，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关系。

3、中国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灵活的政策，才能使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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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82年9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因香港前途问题与其进行谈判。邓小平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

“应该明确规定：中国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双方最后达成共识，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于1984年签署协议。

❼ 中国是怎样收回香港的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历史背景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时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时称九龙司地方一区）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

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块大小岛屿总计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英国，并将租借地称为“新界”，租期为99年。

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从而占领香港全境。

1982年9月，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

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

199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但同时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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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能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原因：

前提条件：改革开放实行后，中国的综合能力日益增强，同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政策因素：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法律依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

群众基础：港澳同胞的爱国意识强烈，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

准备工作：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❽ 香港收复经过的详细情况

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告诉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1984年，他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强调，“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他对祖国固有领土香港的深情和收复香港的渴望。他曾说过：“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他还对他的女儿说过，如果香港回归时他走不动，就用轮椅把他推到香港，能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站也好。

遗憾的是，他在香港回归前的五个月不幸逝世。但在回归仪式上，人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光临，表达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他老人家不朽功勋的感激和告慰。

在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睿智、开明、务实和开创精神，集中反映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

收复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夙愿，但如何收回，收回后如何管理，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大智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将复杂的难题迎刃而解。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别人提不出的最佳方案，决非偶然。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开创精神和变革精神。他思想解放，勇于打破陈规、颠覆既有模式、超越思维定势，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过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和主权纷争，都是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另一方屈服妥协或做出更多利益牺牲来解决，贻害无穷。邓小平决心抛弃这种方式，而开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和平之路。

开辟和平之路，还必须有另一重思想突破。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过去思路，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那样，在香港人民没有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求的情况下，硬把大陆的制度强加给他们，必然会在香港引起动荡和惶恐。难道一个国家只能实行单一的社会制度吗？邓小平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是行得通的，大陆十几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是国家主体，它的某些地区如港澳台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总体上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一国两制”构想就是他务实精神的典型表现。他确信由于政策对头，兼顾了大陆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也照顾了英方的面子和利益，也照顾了世界各国在港的利益，“一国两制”一定能为各方接受和取得成功。这一点已为回归十年的事实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保留资本主义香港这扇的窗口，对正在改革开放的内地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有利，对促进两地经济发展有利。这一点，也为十年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还确信，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具有国际意义。这一点也为世界所公认。

面对强劲对手，邓小平表现了所向披靡的气概和压倒一切的自信，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真正做到了寸步不让、决不妥协。

1984年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那次著名的会见和谈话可以说是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次大较量。挟马岛战争胜利的威风，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声称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要求1997年以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威胁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人来管制。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邓小平针锋相对：“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逐一批驳了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要继续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之下、香港不能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就会引起香港波动等论调。他特别针对“波动论”说了一段令英国人胆战心惊的话：“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指出，过渡时期如果发生大的混乱将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人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言下之意，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如出现动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经过这次会谈，撒切尔夫人在出人民大会堂时竟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回到宾馆时，她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他（邓）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中英联合声明时承认：“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今年6月10日，《星期日电讯报》为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发表题为“撒切尔夫人谈关于香港问题的遗憾”的署名文章，接受采访的撒切尔夫人披露了当年与邓小平会谈“碰壁”的心境，说她自己对没能说服邓小平延长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租期一事，感到失望。

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政府面对的谈判对手是外交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爱在撤出殖民地时蓄意制造或留下许多麻烦的英国人。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企图玩弄“三脚凳”把戏，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谈判。这是很阴的一招。中方同意吧，正中其下怀，英方“以华制华”的目的就实现了；中方不同意吧，那可以使港人怨恨大陆，他反而可以在香港人面前做好人。邓小平和中国政府一眼就看穿了英方的用心，指出，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的事，怎么能把香港拉进来呢？

打“民意”牌，也是英方的惯技。一些亲英媒体整天发表文章，说港人希望英国人继续管理香港，不欢迎中国人来港，中国人来了香港就要乱。英国人还鼓动两局议员单独组团到英国“请愿”，在国际上造成香港人民不接受中国收回香港的印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借接见香港人士时，着重讲了“港人治港”的问题，表明中央政府不派一官一吏到未来特区政府任职，香港事务完全由爱国爱港的港人管理，并要求抓紧在过渡时期培养治港人才，还强调中央将来不在香港征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港人担心内地人九七后来接管香港的疑虑，使英国的“民意”牌失效。

英国人曾一再宣扬香港是“在英国管制下”取得繁荣的，意思是未来香港管理离不开英国人，提出中英“共管”，即英国同意中国收回主权，但由英国人来管理香港，就是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坚决打掉了英方的如意算盘。邓小平强调，香港的繁荣主要是香港人奋斗的结果，相信香港人能够管理好香港，从而排除了英国人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高官、继续对香港进行实质管理的企图。

英国人以“高度自治”为借口，极力阻挠中国在港驻军。但邓小平十分明确，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他针对某些人的糊涂观点，尖锐地批评说，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为了防止英国人在过渡时期做手脚，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和给未来香港政府留下麻烦，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鲜明地提出了五点意见：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二、中方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港英政府也可以动用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于行政开支；三、希望不要随意增加政府人员、薪金、退休金额，那将会增加未来政府的负担；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未来特区政府；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转走资金。可以说，这五条结结实实地堵死了英方在过渡期制造麻烦的路。

为确保香港回归后能保持长期稳定，邓小平也有深谋远虑。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关于基本法起草，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邓小平还就“干预”问题特别提醒人们：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他说，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时，北京过问不过问呢？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们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他还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