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万恶的旧社会的代表人物(反面)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三――所谓腐败的四大家族 - 涅瓦河边 - 萨沙 - 和讯博客http://hexun.com/sid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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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这四个字我想也不用老萨多做解释,有一段时间四大家族就等同于国民政府,似乎整个国家就是由他们控制的。据说四大家族富可敌国,有超过200亿美元的财产。真相是什么?老萨来说说
------------2006年夏天,“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集在上海
四大家族概念的产生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是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老毛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
之后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文人之一的陈伯达的在内战(解放战争中)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观念老萨颇为不解,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一共只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200多亿金圆券还差不多.
一些其他的佐证
目前大陆历史学家主要引用美国,日本和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资料。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还有很多。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根据日本资料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连当时引用的作者也说,这些并不可信。
还有美国方面的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向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公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公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至于美国杜鲁门政府当年的中国政策确实是失误了,当年面对国民政府溃败坐视不救,1946年还开始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之后终于在朝鲜接受了教训。
这些论点直到80年代在美国还非常盛行,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称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不过随着90年代胡佛档案馆内关于宋子文的秘密资料的界灭,该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蒋家
---------蒋夫人宋美龄,她在抗战期间多次赴前线劳军,期间遭遇日机袭击受伤过多次。她是中国现代f妇女的楷模。
孔令仪:宋美龄遗产只有12万美元
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
孔令仪说,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现由祖国大陆方面保存。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
这个文章显然是爆炸性的,自然不能让一些人满意。台独一派随即胡言乱语的攻击宋美龄有不少巨额的固定资产,什么运到美国的财产有97箱之多(据当时蒋家老家人回忆:这几十箱子也不外乎是老夫人的衣服、随行人员的行李,以及一些台湾土产和礼品等)。实际上所谓的蝗虫谷地处纽约长岛,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
蝗虫谷的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这在寸土寸金的美国纽约还是相当低廉的。
晚年困窘的蒋家大媳妇蒋方良
--------老蒋的儿媳妇,身材高大的白俄罗斯人。19岁时候嫁给年轻的蒋经国,之后作为贤妻良母在蒋家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
以下是台湾方面公认的资料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
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当她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候,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时就回答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陈家
陈果夫:潦倒而死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l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写过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
陈立夫:养鸡为生
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
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
宋家
宋家和下面的孔家的情况比前面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
---------宋子文,还挺帅的哦
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到了最近随着二位老夫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这些都让老萨欣喜不已。
这些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是绝不可能作假的。
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二十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二十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是与以前被攻击为世界首富之称是没有法子相比的。
还有一些关于宋子文晚年私人财务的资料。据说宋子文到美国以后曾经做过一些金融股票的投资。不过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动荡,宋子文虽然是经济老手也马失前蹄过,投资中有过一定的的损失。资料显示,为弥补炒股的亏空,宋子文曾将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万美元的价格向银行抵押(老萨语,号称美国第一大街的第五大街的房子才抵押28万美元,可见宋老当时经济之困难)。
总之,宋家在美国算是富人或者说是中产阶级,但是这种程度的富翁在美国随处都是,根本没有什么稀奇。
孔家
可以说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
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
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商人风度的孔祥熙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二年那,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
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
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
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美国后来在抗战结束以后采用大量军用垃圾(所谓的剩余物资)冲抵)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
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大家可以看到,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到了一战期间又通过卖给欧洲交战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大赚了一笔。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
到了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孔家现在在美的财产却是也不少,主要都是孔家长子孔令侃早年精明的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所得。早在佛罗里达迪斯尼世界未建之前,他就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附近的不少廉价土地,到五十年后的1997年就卖出了2000万美元的高价,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捐给周边的学校及医院。而纽约蝗虫谷的孔宅在宋美龄死后的1998年也拍卖得到300万美元。
不过孔家也不算是巨富一类。
当年杜鲁门政府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之后由于压力实在过大,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
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
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一切都无需多说吧?
萨沙06年10月作于金陵
一个社会必然会有不同的阶级.当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贫富差距,就别提资本主义政府了.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中国这个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走不通.
共产党的胜利在于他所代表的工农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远比国民党代表的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有力量.是当时国情所定的.换过来在一个富足生产力而较高且人口不大的小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并不适合.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共产党推倒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完善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民主政府.
1、只有3万人的共产党?差太远了吧。
2、四大家族清廉?也谈不上清廉,只是没有传闻的那么差,基本上还是拿本分钱。但当时国民党整体贪污腐败很厉害,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蒋介石到台湾后,力行清党,把那些老朽、旧人都踢出去,才面貌一新。
3、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这是鲁迅教导我们的。胜则圣人,败则狗矢,这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表现。看看人家美国,对南方李将军的态度。国民党在台湾二次落败,是选举政治的必然。只要是真正的选举政治,就没有哪个政党能一统万年的。相反,主动转向民主政治,这是国民党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
老蒋失败的原因很多。首先老蒋从没有真正统治中国.在大陆一直与各地军阀、小日本、共产党斗争。没时间治理国家。国内经济尤其是农民问题没得到解决。所以老蒋在台湾进行了五次土地改革。根本解决了农民问题,为台湾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次苏联对中共支持不遗余力(至少在淮海战役之前。因为苏联想划江而治)而美国由于史迪威个人对蒋的厌恶导致美国政府对蒋支持不够。要知道抗战刚结束,百废待兴,没有有力支持打仗谈何容易。抗战胜利对蒋的官员有麻痹思想。导致贪污腐化,为此蒋派蒋经国打老虎,惩治贪污。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收效不大。
感谢博主,还我们山西人孔祥熙清白名誉!!
苍天有眼,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吧!!
希望当今政权不要走满狗政权的老路,冥顽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拒民主政体视若洪水猛兽,守共产主义这一老毛子都唾弃的垃圾为国宝,那就是中华民族第三次亡国的开始!!!
这一次,恐怕要灭亡在俄国老毛子手上!!
然后,通过大规模的杂交,中华民族这一人种彻底在历史上消亡,,,,
蒋介石一生中不知收到多少贿赂,但其中的三次受贿最引人瞩目。因为他接受的不是一般财物,而是罕见的奇珍异宝。
第一次受贿是在1928年,行贿者是第十二军军长、土匪军阀孙殿英。
孙殿英当时驻守在河北省蓟县(现为天津市管辖)马伸桥一带,距离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不远。1928年6月,他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慈禧墓和乾隆墓,得到了大批的宝物。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社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严办盗陵者。阎锡山命令河北省主席商震严查此事,蒋介石也发出了“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的命令,孙殿英派驻北平销赃的师长谭温江被逮捕。
孙殿英见形势严重,于是多方设法,寻找门路,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后经他的顶头上司徐源泉的帮助,打通了宋美龄的关节,他立刻送上一批稀世珍宝,其中有慈禧凤冠上的特大珍珠。抗战期间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将此珠缀在鞋上,使白宫总统见了都大吃一惊。同时,孙殿英又把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和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还找文物专家进行过鉴定)。送给宋子文的是慈禧头枕的翡翠西瓜。送给孔祥熙的是慈禧鞋子上的宝石。阎锡山、徐源泉等高级官员也都有馈赠。这样层层贿赂的结果,终于使孙殿英化险为夷。
第二次受贿是在1935年,行贿者是号称“青海王”的马步芳。
马步芳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九师师长,后被扩编为新二军,但蒋介石只给番号,并不发饷,目的是为了控制地方势力的发展。为了向蒋介石索要军饷,马步芳组织了一个“要饷团”去南京。他们到南京后,经多次申请,蒋介石才答应接见10分钟。见面后,蒋介石东问西问,故意消磨时间,时间一到,蒋介石就起身送客,弄得个无功而返。
“要饷团”在南京活动数月,军饷还是没有要到。这时,从青海给驻京办事处运来200匹骏马,他们就以给蒋介石祝寿为名,将马献上。军政部派人收了马,发给一些饲养费,军饷仍无着落。“要饷团”再次研究,认为蒋介石还是收礼的,于是他们又千方百计弄来十几张海龙皮,做了一件皮大衣。这种海龙皮,毛色黑而褐黄,价格十分昂贵,而且很难买到。他们又多次托人,才将皮大衣送到宋美龄手中。
几天之后,军事委员会通知“要饷团”说:“奉委员长谕,明日上午10时,青海代表由朱培德厅长代见。”见面后,朱转达蒋意说:“年度预算已过,今年不可能照准,但已列入下年度军费预算。你们远道而来,留京日久,可拨给临时费10万元。”“要饷团”终于圆满而归。
第三次受贿是在1938年,行贿者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
1938年1月,李品仙奉命驻防在安徽寿县。在他辖区内的寿县田家庵附近,有一座楚怀王墓,随葬品也一定为数可观。于是他以“军事演习”为名,开始寻找古墓,历时3个月,才将古墓挖开,墓内的随葬品有绿色大翡翠球一个,镶金柄铜剑两把,金银碗瓢数十个,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奇形怪状的古物。最贵重的是那口棺材,李品仙设法把这些木材运回广西老家,再转到香港,以每根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英国人。
李品仙盗墓的消息,很快密报到宋美龄耳中,她十分生气,想当年孙殿英盗宝,还将最好的宝物进献,李品仙竟敢隐匿不报,一毛不拔。于是她亲自把一封举报信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命戴笠查明此事。
李品仙盗墓后,一直也忐忑不安,得知蒋介石调查此事,立刻采取了补救措施。他正式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挖掘古墓是为了使文物不致落入敌寇之手。一式两份,呈报给蒋介石和李宗仁,同时派专人给二人送去厚礼。送给蒋介石的是那个大翡翠球和金银碗各一对,送给李宗仁的是古剑一把和金碗一对。其他有关人士也都送了礼。礼物送到,蒋介石、宋美龄也就心照不宣,不再追究此事。后因李品仙积极对日作战,第二年,就被委任为安徽省主席。
四大家族是国民党的绝对上层,自身清廉未必不可信。
同样道理,现今大陆党政内部丑闻多多,但真正的上层核心未必不清廉,未必不一心为公。
很明显,保得了核心未必保得了全体。
现在的问题更多是管理、制度上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思想、主义的问题。
所谓思想、主义之类只是幌子,工具而已。
从政治到经济,造假是有传统的,什么"三座大山","四大家族",一套一套的,谎言说上千遍也就成了真理,玩的便是假大空一招!
什么四大家族,比起什么周金伙、荆福生、陈良宇等等可穷多了,有什么好臭屁的,咱们现在随便一个省厅干部的资产比起他们所有人的财产总和还多,干么灭自己威风,长敌人志气呢?
文物要看保管在那个国家保险,看看文革毁了多少文物,这是对全世界犯的罪。比塔利班炸毁大佛恶劣多了。多亏老蒋当年带走了一些,而且保存条件比大陆好。
② 在中国,是那个党打败日本的
国民党!
新四军总共才消灭不到一千日军!八路军消灭的日军才十几万,剩下的全是国民党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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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我需要知道委员长 6次围剿 全部历史资料
其实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之前已经有过四次,但是正式的围剿应该从第三次算起.
1930年和1931年二次围剿,都是地方部队参加,中fe央军根本没有介入.
第一次围剿中hg央军没有参与在于规模空间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中gh央军要对付地方军阀的后续作战,实在没有精力参与.
而第二次围剿则是国民党大老林森,胡汉民等人一起联合要迫使蒋介石下野,当时蒋介石被迫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大老随即群起攻之.国民党内搞得天翻地覆,蒋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对付红军
前两次国军都是地方部队,如赣军,湘军等!这些部队各自为战,战斗力很差,而且几乎没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必然被战斗意志顽强的红军击败.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af央又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开始,中et央军开始介入.围剿也由中re央军高级军官陈诚将军统一指挥.
国军这次围剿从军事上比较成功,一度攻陷苏区大部分战略要地,但是没有能够打击到红军的主力.
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对派汪精卫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另一个所谓的南方国民政府,并且出动二广部队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夹击中eg央军,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张学良不战而退,蒋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围剿.
除了外界因素的影响以外,在这三次围剿中,国民政府中ed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都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
用后来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话来说:敌军想一口吃掉苏区.他们虽然曾经一度深入苏区,甚至占领了苏区首都瑞金,但是三次围剿必然要失败.敌军根本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战略不符合有组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新要求.敌人愚蠢的排成漫长的行列行军,而且是大部分行军是在丛山的地区迅速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和侦察,更不用说是堡垒了.加上他们之间属于不同的派系,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也缺乏支持还钩心斗角,他们甚至乐于坐视友军的毁灭.
结果就是敌军单个纵队,整团整师的敌人在苏区腹地之中,被红军诱引到埋伏圈歼灭.
根据以上所有的问题,国军从第四次围剿开始,使用了新式的战略和战术.
新式战术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
老萨一直愿意把四次和五次围剿放到一起来看.
他们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军事行动,前后具有很强的一贯性!
第四次围剿是第五次围剿的序幕,他主要是肃清中rth央苏区外围的战斗.最终粉碎了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苏区,消除了他们对中dtr央苏区的支持.
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变革.采用全新的战略战术对付红军,最大程度上削弱红军的优势.
但是第四次围剿刚刚进行不到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省.国民政府急调二十五万主力在华北和日军激战,被迫停止了这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则不同了,蒋介石为了彻底肃清苏区,改组了南昌行营。
蒋将第二,三,四次围剿的负责人何应钦解职,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辉为行营办公厅主任,原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担任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南昌行营的权力范围扩大到 闽粤湘赣浙五省。
军事上
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围剿归结为路线上的错误,其实这是不对的.
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军事上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开始,国军在国军将领柳维垣,戴岳等人的建议下,开始采用著名的碉堡战术对付红军。
这个战术后来在经历过一战的德国顾问—德国国防军之父冯.赛克特将军和的指导下,越发完善和壮大.
所谓碉堡战术简单来说就是稳步推进的合围战术.
蒋介石分析前三次围剿的失败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红军运动战的优势.
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主力从苏区四面合围过来.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
没有重武器,是无法打阵地战的,尤其无法打破国军的碉堡工事。
红军的步枪和手榴弹实在无法有效破坏国军的水泥或者砖石结构的碉堡。
以碉堡作为依托,国军只用较少的部队(一般一个碉堡只有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驻守)就可以封锁住红军的连营一级的进攻.
而大量的部队则集中在碉堡后方,随时准备围歼进攻碉堡的红军部队.
而且国军并非单纯修建类似日军抗战中那样的孤立炮楼,而是在德国军工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体系.
就双方实力的对比上,根据李德的回忆:国军用于围剿中tytt央苏区的兵力约40万,其中中ty央军多达30个师,地方军阀福建十九路军5个师,广东陈济棠的7个师,湖南何健湘军3个师.
而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规军约有10多万人,还有7到8万地方武装部队.
失败的结局看来难以避免了.
在建国以后,我们一直指责李德他们打单纯的阵地战,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
李德的短促突击,其实并非阵地战,而是针对碉堡战术的一种运动战。 对此,红军中最有能力的二个军团长,彭德怀和林彪也表示认同。
但是执行起来问题却很多!
老萨说,短促突击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国军犯了错误。如果国军不犯错误,短促突击是不会有什么战果的。
其实如果红军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战术的难度并不大。
总之,短促突击的最终结果是,在五次围剿的战斗中,红军和国军消耗了几乎差不多的兵力。
最终红军被合围在苏区腹地较小的区域内。
这时候,红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放弃中ghh央苏区,跃出碉堡线的封锁,跳到外线作战。
红军被迫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苏区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军事上衰弱以外,红军在兵源补充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虽然一度发展到17,18万人的规模,但是这已经是苏区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由于长年的战争,红军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轻,需要大量年轻的新兵进行补充,才能保证旺盛的战斗力。
但中央苏区本身就在贫穷落后的江西苏区,人口也比较稀少.在1933年,苏区人口总数不过300多万,适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过60万人左右.但是由于忙于艰苦的劳作,他们普遍身体瘦弱,有很多人还有慢性疾病,能够参军的最多只有40万人.
但是还要除去政ee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农,反革re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满打满算能够服役的人约30万人.
当时红军兵力征召几乎已经到了极限。红军原有4万多人,在从1933年5月到10月,红军新征集6万青年加入部队。11月到12月,又征集2.5万人。短短半年时间征集8万5000人进入部队,这个数量相当惊人。
通过大量征兵,红军到了1934年底,红军数量已经达到1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已经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
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多了.因为江西苏区仍然也劳动密集的稻米种植为主要粮食来源,必须要有相当的男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工作单靠妇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围剿后期,由于红军在一年战斗中损失严重,开始大量征召新兵.
据当时红军高rt层回忆:长征之前,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
到了五次围剿快结束的时候,苏区适龄青年几乎全被参军或者成为红军的民夫,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后,乡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
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ey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
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耕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以汀州为例,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
苏区物资的缺乏
对原本就落后又忙于战乱的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实在是非常实用的招数.
长达一年多的封锁和苏区大量青年参军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时期,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缺乏问题,其中粮食问题尤其严重.
错误的政策
这是历史的禁区,老萨就不多说了.
早期苏区曾经划过成分,当时地主和富农大约百分之七左右.这个数字对于贫穷落后的苏区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其实因为江西苏区过穷,很多所谓地主用全国观点来看最多只是富农.至于富农就更别说了!
五次围剿前后,中央却又搞了查田运动,说是要清查漏划的地主和富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一律没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要求消灭富农和地主,消灭富农经济。
结果是,不但地主和富农被一扫而光,很多中农被错误的增划进富农地主的行列,遭到了斗争.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富农和中农是农村生产力主要构成部分,他们和地主不同,大多是吃苦耐劳而且较为有头脑的农民.贫农除了受地主压迫以外,自身很多缺点也是他们时代贫穷的原因。富农,中农遭受打击使得苏区生产力大为下降!
这些都引起群众的相当不满,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群众逃往国统区的情况.
国军方面的政hj治和文化手段
蒋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围剿说成:军事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和文化围剿。
而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更是把五次围剿说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除了军事手段以外,为了消灭红军在政yr治上和文化上的宣传优势,国民政府方面也相应的进行改进.
这些宣传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根据李德回忆,在五次围剿期间,国军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变的则是几乎没有.比起以往动辄整师整营的投降,实在无法同日而语了!
第六次就是到陕西后有张学良为主的那一次,由于张发动西安事变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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