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

⑴ 中国近百年来有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近代以来开山历史学家，首推梁启超，引进了西方史学。随后较有贡献的则是回何炳松，其人是名家答何炳棣族兄。
清华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陈寅恪以及陈垣、钱穆，称四大历史学家。
同时期的吕思勉，自学成材，隐为一大重镇。
张荫麟，时人目为天才。
胡适的弟子傅斯年、顾颉刚、罗尔纲，各成一家。
蒋廷黻，由政治学家而历史学家，亦为当时所中。与蒋类似的还有此后旅居海外的萧公权、何炳棣。
黎东方，则可谓当时的大众历史学家，颇受一般民众欢迎。
冯友兰，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新儒家之一，不过亦可称为历史学家。
接下来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山人物是郭沫若、陶希圣，此后的名家则有翦伯赞、周谷城、范文澜、胡绳、吕振羽、白寿彝、陈旭麓等。
晚近以来，优秀学者甚多，目前年纪较大、资望较高者如杨宽、刘桂生、戴逸、李侃、李时岳、林华国、刘大年等，年轻者更是人才辈出但要称为大师，似乎还需要时间检验。
同时期流落海外学者中，可称为大家似有殷海光、林毓生、余英时、郭廷以、刘广京等。

⑵ 请教大家几道历史题目

1这道题从直观上选就是D，因为ABC明显是错误的，根据“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回一过程我们可答以看出国家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其实也就是从商周到秦汉的国家形态的演进，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的组织结构越来越严谨，大一统的形成
2“宋代的士阶层在中国（古代）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朝代……”发挥其自有，可以得出C因为明经诸科考的就是识记方面的内容只要四书五经背得好就可以做官，显然与士阶层自由发挥相冲突，还有D说道宋代就不得不提D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最繁荣的朝代，学世界历史我们都知道，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这个同样可以用到这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要求自由
3BC显然不合题意，君主专制没有被削弱，也更影响不到近代的社会革命，A是表现，它和题干一个意思，和扩大相权限制君权应该是并列的，就比如.明清时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深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主张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就这个意思，另外深入这个词也值得推敲
4有能力读的很多，但读到的很少，就说明了影响有限。而A明显错误不适合中国需要，C《海国图志》没有要发展资本主义D当时还没有开始明治维新吧

⑶ 请问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以及代表作

余英时唐奖第一届汉学奖获得者。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专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国历史属、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⑷ 中国现代有没有中外历史都研究的历史学家

余英时 研究西方文明制度 也研究中国文化

⑸ 历史问题

转石效应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戊戌变法并非几个书生纸上推演的“策划”，也不是毫无铺垫的空穴来风，它是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推进洋务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自强运动”，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办中国早期工业，吸收西方的设备、技术、管理、人才，推动经济改革。一时间，制造局、招商局、电报局等破土而出；开矿山、造枪炮、修铁路成为最时髦的新兴产业。
洋务运动虽然是从发展经济着手，但它给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窗，引起的变化自然波及方方面面。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天赋人权”、“物竞天择”、“君民共主”等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第一次传进我们这个古国，在知识分子心里开始发酵。
梁启超曾经说，洋务运动是戊戌维新的先导。
聪明的严复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时，也点破了这一点。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史学家余英时说，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这就是余英时提出的“转石效应”。
1894 年7月到1895年3月，清朝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俄国又取得在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东三省完全被俄国掌控。国势的衰败和国人的强烈不满，成了戊戌变法的助燃剂。
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主张维新的志士仁人通过反省得出结论：仅强调学习“船坚炮利”远远不够，结果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必须在洋务运动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制度变革。
1895 年5月2日，正是甲午战败的国耻之际，在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康有为、梁启超挺身而出，率1000多名举人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揭开戊戌变法序幕。这是有名的 “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朝廷征举的知识分子，后人以“公车”作为各地举人进京考进士的代称）。
上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但上书的内容不胫而走，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湖水，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和冲击。
上书第二天，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主事（相当于处级）。5月和6月，康有为写了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早先有两次上书，光绪未看到），第三书终于抵达御案。光绪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军机处和各地督抚。
当时，维新人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年轻而又开明，变革思想十分强烈的光绪皇帝载（1871～1908）身上。
维新派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此前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1868～1898），年轻的明治天皇顺应潮流，加以促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发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改革派领袖人物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序言中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专门写诗颂扬明治维新，下面加注说：“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康有为更是极力鼓动效法明治维新。当时中日处于敌对状态，但康有为主张“以强敌为师资”。他编写了《日本变政考》一书，书中说：“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然后把这本书进呈给光绪。康有为每次上书都强调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
孙中山也用明治维新鼓舞人们的斗志。他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

⑹ 当代学者余英时在评述民国时期某一运动时说：“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

答案D
本题考查学生对洋务运动的理解。材料反映的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它对东西方文化
存在着绝对否定和决定肯定。D项的说法是错误的。所以选D。

⑺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教授是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2006年12月，余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学界皆推崇先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
余先生于1967年出版首部英文专书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开始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其后，有感于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东方学界读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传布至西方汉学圈外。《历史与思想》一书是余先生在台湾刊行的第一部论文集，此书不仅准确呈现余先生的治学取向，例如中国文、史、哲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中、西文化与思想之间异同的比较。具体的研究论题而言，集中所收的少数论文后来也都发展成为专书，如《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等。其次，此书是余先生中年以后，改用中文为学术著作主要媒介的开端。
余先生著作等身，从1953年开始发表著作以来，六十年间，余先生出版中英文著作五十九本，论文四百余篇。举其重要者，有《历史与思想》、《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增订版《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史学与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亦陆续出版《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三联书店）《余英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英文汉译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使余先生的学术影响遍及学界。在庞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贡献与学术特色，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首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涵括了上起 三代，下至明清，甚至当代的各个时段，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除了早期有关汉代死后世界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汉代胡汉经济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的英文著作外，他丰富的中文论著，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知识人的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都深入加以研究，并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比如古代中国“反智论”及其后世之延续、古代中国知识人（士）身份与角色的转型、传统时代知识与政治（道统与治统）之间复杂关系、宋明理学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说等等，为中国文史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这当然与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历史与文化理论，转而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与文化有关，也是他始终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命运深切关怀的结果。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关注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最具关键性的理念涵意，及其历史起源与发展等问 题。延续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异同的争论，余先生对中国文化“内向超越”特性的阐释，是现有论述中最为详明而扼要者，对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代意义，贡献良多。而“内向超越”既为中国固有文化中最为核心关键的特色，其承自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涵义，也是亟需面对的重大历史问题。根据传统典籍与地下考古材料，余先生近来重新反思此一问题，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可以视为他对此问题的定论。
三、余先生于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后，发表千余页巨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 是国际汉学界的一大事件。此书运用一切有关史料，分析中国传统士大夫诉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之所以获得相当程度实现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原因与过程。然而，由于儒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历史环境的限制，导致欲落实“仁政”的士大夫无法长时建设制度，也无法保住此一理想的实际效果。最能终落入唐吉诃德式的结局。由于此书的丰富性、清晰性与深厚性，今后凡是从事研究中国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的意涵者，无法不正视此书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虽然对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但基于史学立场，并不接受理学家或新儒家的道统观──把宋明理学当做儒家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清代以下的发展只有学术史意义，在思想史上无足轻重。余先生不仅认为清代考证学的兴起有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寻，即因宋明理学内部义理问题的争端导致儒学转向经典考证，而且此种转向也代表儒学主智论（intellectualism）的兴起。清代儒者道问学的精神代表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其历史意义绝不在宋明理学尊德性之下，而且，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一个始点。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但由于他对于传统与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 理解与掌握，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领域的著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书里，他对近代重要知识分子学术地位及治学理念的阐发，乃有目共睹。如陈寅恪所作的隐语诗，经过余先生的破译，方能窥知他的兴亡遗恨与时局针砭，也更深入把握这一个对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深入骨髓而同时深具世界眼光的杰出学者的悲凉与清醒。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为专业论著，闲时亦关注文化及政治问题，发而为文，关心的层面由学术扩展及时事，而 且剑及履及。然余先生虽然观察与评论两岸政治，并不实际参与政治，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其出发点乃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盛赞其人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⑻ 余英时的人物生平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 ，生于天津。
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
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
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
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
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62）
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1952） 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1991-199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1987-2001）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7-87）
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1973-75）
美国哈佛大学正教授（1966-77）
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1962-66）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2014）
国立交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2010）
国立清华大学名誉博士（2008）
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2008）
日本大阪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7）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 (2006)
Senior Distinguished Scholar, John W. Klug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2005)
Member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4)
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1992）
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

⑼ 关于明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一、现代化视野下明清经济史的评论

自从“资本主义萌芽”史学研究范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后，明清经济史学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而不久后，尤其近几年，明清经济史重新活跃起来。其之所以能够很快复苏，原因很多，其中，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与日益扩大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国人的自信心也便膨胀起来。与此同时，世界史学开始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把近代历史动力来源从单一的欧洲转向世界各地，其中中国被给予了重要关注。于是，内外两种契机的综合，促使中国明清、近代史学界开始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轨迹，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历史现象较多地继承了前近代尤其明清时期的内涵，而中国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道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前近代尤其明清时期的社会轨迹。这便为明清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的接通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许多学者的研究时段都已经越过了所谓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藩篱，而将其浑然一体，而促使其连接的理论来源便是现代化研究范式。即中国古代或者传统社会的历史内涵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之所以能够现代化的资源，甚至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明清时期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尽管这一进程与西方存在着差别。

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影响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受其影响最著、成果最为丰硕者为经济史。

明清经济史接受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并很快内化为自身研究思路与方法，取得大量成果，原因是显然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即是经济的现代化，这一点由于世界后起的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大都先实现朝向经济现代化转向，以及目前中国也主要朝向经济现代化而努力，而使经济现代化在现代化内涵中的分量加重了。因此，相对于其他领域，明清经济史学界能够更为容易和自觉地接受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除此之外，先前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范式下的大量研究，使明清经济史学界不存在对明清经济保持乐观看法的心理疑惑。

不得不承认，近几年来，在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明清经济史学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理论的引进，方法的多样，交叉学科的研究，选题的新颖等等都使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给人一种别开洞天的感觉，读这样的论著，也常会使人陶醉其中，而赞叹不已。她给人的启发不仅是纯粹明清史的，甚至还有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感觉读着读着，常有一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这一研究范式明显突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经济的联系，这就使许多论著都把中国传统经济尤其明清时期经济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甚至与同时期的西方比起来，不比对方差多少，甚至比肩，乃至比西方还要发达。

鼓舞之余，我却心怀疑惑。如果真像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为何没有像西方那样走向现代化道路，而只有等到西方用武力敲开大门才开始艰难的、代价惨重的现代化道路呢？

这便让我开始重新审视现代理论研究范式下明清经济史研究的真实历史信息含量和意义。

首先，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下的明清经济史研究是从“问题”出发进行研究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问题意识”的产物，是经过历史学家的搜集、整理、归类、重点突出、弱点隐藏、再加以编撰、文字润色而形成的作品。这其中，到底是资料验证了现代化理论呢？还是现代化理论照亮了一直被掩盖的历史资料的真实呢？我本人认为是后者。

这里没有想抹杀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下明清经济史所取得的成果的意思，我的批评主要基于这一研究过于从理论出发，与理论有亲和的历史信息被重视和突出，而与之有距离、甚至矛盾的历史信息则被弱化、忽略，乃至曲解。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确实取得了发展，其表现是小城镇的大量出现、商人数量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相关机制的运作，如白银的大量流通，以及相关组织的出现，如公所、票号等、海外市场的开辟等等。小城镇的大量出现，只能说明商品经济量的发展，而不具有社会内涵转变的指向性。商人数量的增多也一样。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关系到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转变问题。商人在传统价值观念中，属“四民”之末，是社会的最下层。尽管现实中商人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一定的势力，但很少得到社会的认同，尤其在政府和社会精英那里，更是遭受歧视。但明清时期不同了，明代开始，商人开始参与慈善等社会活动，赢得了社会精英和民众的好感。到了清代，商人除了更广泛地参与慈善活动外，还积极谋求合法化的社会地位，通过捐纳获得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商人开始成为为政府所认可的社会精英阶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一定指向性的社会变化。

公所、票号、海外市场所蕴涵的历史指向，如果孤立的说，恐怕难以说清。商人地位合活动能力的问题如果就事论事，恐怕会得出中国社会走向出现新的变化的结论。

在大风凛冽之下，一棵棵如果单处于荒野，会迎风而折的树木，在以森林的集合形式出现时，却会昂然无损。任何事物，都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运作，其运作的原因在于整体，其本身的诸多信息，应该结合整体的信息才能很好地把握，否则，得到的信息便是没有根源的和支离破碎的。我认为结合明清时期的整体社会环境对以上问题进行评价，应该比就事论事更为合适。

我认为不能以明清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作为中国社会走向出现新变化的依据。因为只有清楚这种变化的具体内涵，才知道这种变化的指向。余英时先生关于明清时期士商身份模糊化的论断，已为史学界广泛接受。明清时期士商融合是肯定的，但这种融合主要是商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向士人的转向。由于一系列原因，明清时期士人很多卷入商业活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士人向商人的认同。但诸多现象表明，经商之士人并未放弃士人的一贯思想。修齐治平的理想由于无法作官，便成了经商有成士人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们纷纷参与慈善事业，通过变相方式实现理想。在这一部分商人影响下，商人群体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活动。因此，与其说明清时期商人成为慈善活动的重要力量，推动了慈善业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儒家士人在社会层面商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不仅如此，明清时期商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越来越深染儒家传统人际道德原则，这也是商人价值观念向士人价值观念转向的一个表现。清代商人通过捐纳制度进入社会上层，提高了社会地位，但这一地位的提高，并没有增强商人群体的独立性，相反，加强了商人与国家政权的亲和性。商人增强了对国家观念和权威的认同，而不是获得了独立的政治权力。

至于公所、票号、白银流通这种组织性、技术性的历史现象，以及海外市场都具有一定指向性。但他们所蕴涵的因素可以有多种指向，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先导因素，也可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辅助因素，还可以有第三种、第四种以至很多我们无法预测的指向。而历史历程表明，这些因素与传统社会结合密切，并未导致商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出现向着所谓近代化的道路转变，也并未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多少可资利用的资源。

二、现代化视野下明清社会史评论

社会史在中国自80年代兴起以来，方兴未艾，现在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其中，明清社会史由于资料丰富，与现代社会接近易于理解，并且易于引进理论，而且创始人主要做明清，故而是搞的最好的一个时段。

相对来讲，明清社会史引进的理论趋向多样化，而且对待理论的态度也很谨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范式，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只是其中一种方法。但随着明清社会史研究时段延伸到近代社会，这种研究范式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研究都是在这种范式的背景下，带着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寻找课题，而且目前有形成一个潮流的倾向。

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上看，这样的研究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但目前社会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学会秘书长常建华先生在上一次社会史年会综述上曾提倡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而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大的改变。可以说，除了关于一些本与思想史密切相关的课题如地方神灵的研究外，明清社会史的研究称为社会行为史的研究恐怕不是太过分。这也难怪。目前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主要围绕社会下层来做。下层民众本就不如社会上层精英有系统的思想，而且即使有些想法，也多因为缺乏记载而湮没了。另外，社会史注重引进理论，在微观的分析基础上，喜欢建构或者修正宏观的理论，这样常常喜欢共性的、一般的东西，而对个性的、特殊的东西缺乏兴趣。思想本就人人而异，同的思想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异的那么有吸引力。所以，社会史的研究演变为社会行为的研究就不足为怪了。

表面上看，社会史演变为社会行为史仅仅是局部研究或者具体方法上尚有不足的小问题。但如果研究时段拉长，设计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也就是说，有一个现代化理论范式作为研究背景，那么这个问题就便成大问题了，甚至可以使研究走向偏差。

相同的行为，往往起于不同的思想，甚至相反的思想也会产生相同的行为。要不怎么有“好心办坏事”这样的说法呢。这样就不能因为前近代社会拥有与近代相同、相似的行为，而断定二者是相同的。而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样就会夸大前近代社会行为与近代社会行为的连续性，而忽视其中的变化和不同，乃至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错误的判断。

另外，缺乏对行为背后思想的研究，也制约了明清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上面所说的明清商人价值观念就是一例。

可见，重视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在当前不仅是一个研究内容的问题，还关系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以及关于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对整个明清社会进行评价和定位的问题。据我个人的看法，明清思想基本指向仍然是传统的，很多被经济史、社会史看作与近代社会亲和性强的历史现象，其背后思想，基本是传统的。可以这么多，明清时期人们依然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产生的一些所谓新的现象，都是沐浴在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中的，其指向也基本是传统的，与近代社会差异很大。至于西方冲击之后，中国传统思想和组织、技术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资源，那是因为冲击之后，其背后的思想已经发生指向性的变化，表面相似，根本却是相异的。比如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发现《明夷待访录》，如获至宝，以为是中国民主论的代表作。其实，黄宗羲是等待尧舜明君来用之君临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