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访日历史

㈠ 七十年代中日建交详细过程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这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它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勇于行动的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确地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当时是新华社国际部的编辑，负责编写田中组阁的新闻。初稿写得极为简单，送周总理审阅时被退了回来。总理批评编辑没有跟上形势，未能把田中讲话的积极而重要的内容写进新闻。经过学习总理指示，重新写了一条内容丰富的田中组阁新闻稿，引述了田中首相有关日本“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讲话，引用了大平外相有关“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应该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作出决定。”等谈话内容。

重新编写的新闻稿送审后，周总理很快就批发了。但在即将发稿时，总理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来，指示要在新闻中加上在野党的反应，因为日本在野党为中日复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是有功的。

总社在1972年7月8日发表田中内阁组成的新闻后，周总理便在9日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特意提到中日关系。他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周总理的这番话，在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7月18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并通过文件说：“为了谋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开始进行负责的会谈，是当务之急。”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经过中日双方会谈，于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亲自抓有关田中组阁的新闻，抓的不是一篇新闻稿件，而是抓住了中日复交的时机。

在复交谈判过程中，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周总理引用《论语》中“言必信，行必果”题词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题了日本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的名言“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总理。田中首相还在色纸上写道：“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对周总理的风格深表折服。

历史性的时刻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秋高气爽，枫叶如丹。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这一仪式访问了日本。我作为记者团的成员，随邓副总理一同访日。

从甲午战争起的50年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损失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受了难以计算的财富损失。这种黑暗时代随着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而宣告结束。但从法律程序上说，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批准和生效，中日之间才是名符其实地结束了战争状态。而举行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在二战后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并参加条约批准仪式，确实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和大事。总社对这次报道极为重视，派出以曾建徽同志为首的强大的报道组随行采访，住在与东京赤坂国宾馆邻近的新大谷饭店，昼夜奋战。

10月23日，这一时刻来到了：

9时30分，福田首相在赤坂国宾馆举行欢迎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10时30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

12时30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皇宫正殿竹厅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15时30分到17时25分，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我们记者组紧紧地盯着每个情节，紧张地进行采访，每个人都为有幸报道这些历史性的大事而兴奋。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的会场中央，放着由白色、黄色的菊花和红色石竹花组成的日、中两国国旗。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坐在用绿色呢绒罩着的大长桌后面，在批准书上签字，然后交换批准书。接着，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讲话，举杯共庆条约的生效。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副总理和福田首相相互拥抱。

㈡ 中日关系的历史

1、古代

735年4月26日，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695～775年)向日本朝廷进献从中国带回的“大礼包”。他对日本最大的贡献，是参照汉字偏旁，创制了片假名，并与另一位留学生大和长冈共同修订二十四条律令。

一千多年前，大唐与扶桑远隔沧海，造船与航海技术低下，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东渡日本。鉴真和尚的精神，备受称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由于鉴真东渡，日本和中国的文化联系至今坚固

2、近现代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开启了日侵华战争。

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殖民化的程度，刺激了其他国家侵华的野心。

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也有参与，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31年后，也就是1931年，日本又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开始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动细菌战争，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45年，日本投降。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此后，中日关系日趋正常化。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这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之一。

邓小平访日期间，视察了新日本制铁的君津制铁所和松下电器产业的电视机工厂。他对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表示：“希望你们提供合作。我们想做同样的事情。”松下爽快地答应道：“邻居变强大是好事。”福田康夫感慨道：请求合作的邓小平胸怀宽广，答应合作的日本经营者们也很大方。

1978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

2018年5月，中日双方签署《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同意设立跨部门的“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10月26日，中日两国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成为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支柱。

(2)中国领导人访日历史扩展阅读：

关于中日关系的书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史》。

1、《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

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两国在东亚政治舞台上角色的转变，直接引发了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日本人中国观的作用往往被两国政治、军事、外交关系等显性因素所掩盖。本书在使用大量中、日文资料的基础上，阐释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以及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从新的角度论证中日关系的发展。

2、《中日关系史》：

真实的反应了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当代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全书凡三卷，是一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系统论术中日关系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通史性著作。

㈢ 简述中日关系的历程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就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加上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都面对着一个现实的敌人――美国。民众在这种环境下，对美国的仇恨是排在第一位的，当时许多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受害者还活着，但是民众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只能排第二或者第三位。因为从六十年代的中期起，由于文革的开始，出于对反修正主义的需要，树立了排在美国以后的第二个对手苏联的仇恨。

69年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国民对苏联的仇恨迅速超过美国成为排在第一的敌人。这种状况随着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中美关系得到解冻，中国对苏联的敌对状况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6年中国领导人更换以后才发生一点转变。

我生长在这个时期，每天听到的声音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没有听见打倒日本。

79年，中国突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越南。五、六、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民对越南对美战争做出巨大的支持和牺牲，美越战争结束才四年，中国与越南就因为xxx的原因迅速交恶，越南人肆无忌惮的驱赶华侨，在边境地区发动骚扰。那一年，中国国民对越南人的仇恨达到排在第一的位置，并持续了好几年。

五、六、七、八直到九十年代，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平和甚至友好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作出的两项决策促使了这种友好关系的维持。

第一项决策是72年发生的。71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后，中国开始打开对西方的大门，当时中国已经与世界隔离二十多年，中国急于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想尽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却并不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所决定的。美国不与中国建交，使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也不敢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这时却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压力，在田中首相的努力下，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72年9月中日在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第一个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当年10月，中国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建交后，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引来中国外交打破封锁的一段黄金时期，使美国想通过建交来要挟中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至到79年1月1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下，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对老一辈中国领导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使当年的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平和友好的状态。

第二项决策其实是第一项决策的延续。中日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正式向日本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日本分批分期以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建设项目贷款，并对部分项目实行无偿援助，这个过程从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开始实施。1975年，还在读高中的我曾经到成都青白江参观“四川化工厂”建成投产仪式，亲自看见一座占地110亩地，年产20万吨的现代化化肥厂的投产，生产过程只需要不到100人。五十年代，苏联人在这里用占地1500多亩地，建立了一座年产5万吨的化肥厂，生产工人是1000多人。从文革期间就开始的对华援助，日本人在中国投资建设了不少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对中国经济从苏联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变起了不少的作用。到目前，四川化工厂仍然是成都的利税大户。日本初期的对华的援建项目，不像现在的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许多项目是日本当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对帮助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起到不少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援助项目和资金，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百业待兴，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资金和技术，内资主要依靠香港地区和海外华侨的投资，外资主要依靠日本的资金。无论人的发达，企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第一桶金是最重要的，日本在中国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发展过程中，一共援助了几乎不计利息的原始资金二千二百多亿人民币。一个人如果在九十年代在股市上投入一万元，现在的价值至少是在十倍以上。因此，三十多年来日本持续投入的二千多亿元资金，它所产生的资金财富是难以计算的。有一些数据可以比较，比如：1978年中国的GDP才3624亿元，中国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主要也是无息和低息贷款方式进行）也只有500多亿元人民币，却得到这些非洲国家很大程度的认可。还不能仅仅只算经济帐，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关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这场革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由于日本的这两项决策，使中日相对友好了几十年。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领导人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针。第二代领导人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领导人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wy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wy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wy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几十年来最仇恨国家的演变中，到底哪个国家最值得我们一直仇恨？这种仇恨还要持续多久？

㈣ 中国建国不久中国哪位领导人出访苏联

毛主席出访苏联

㈤ 建国后中日关系发展过程

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田中总理大臣，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1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支持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不断排除干扰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近几年问题错综复杂，相当突出，两国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中日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本来是欠了债的，理应谨慎，但近年来却一再做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问题上所作出的对抗姿态，既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日国内大国意识膨胀有关，也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态势使日本心态复杂，不适应昔日落后的身旁大国迅速走向富强，视中国为妨碍其坐大的主要对手。

纵观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日这两个重要邻国只能友好相处，而决不能决裂对抗。“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无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后，我国领导人都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更积极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旧军人、战俘到政界上层人士，广泛开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显著。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间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终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优良传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得到继续发扬。尽管近年来中日争端尖锐化，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点现在没有改变，今后也不是任何人能轻易改变得了的。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对当前复杂的新形势，我们在坚持原则、同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同样需要花大力气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动日本国内中日友好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以有利于排除障碍，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荣首相回应的“信为万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受到损害。两国人员往来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万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未能正比例地增长。如何扭转这一状况，促使两国人员往来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长，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增信释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基本建设工程。

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能否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体对中日间问题报道的过分渲染和情绪化，只能给中日友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期待，双方新闻媒体能本着客观、公正、理智的原则，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着眼未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民间友好是推动中日友好的真正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国内政治状况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未亲身经历二战历史的新一代年轻政治家的上台，右倾保守思想抬头，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增多，这意味着对日工作的难度增大，但我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仍然存在着基本的有利条件。就日本国内情况来看，一是战后日本社会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战、反核和愿同中国友好的主流意识，总体上看并没有根本改变。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势力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呼应，时而兴风作浪，不容低估，但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日本人民并不赞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不断涌现出不少日中友好团体和人士。这是一支可贵的中日友好力量。应该更加重视和继续积极支持、培育这支友好力量的发展。四是日本执政党虽然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突出，但主导面还是愿同我保持对话与合作，搞好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等领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我们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力求我国的对日政策、我国人民对有关问题的反应，能逐步取得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争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刻，最近胡锦涛主席会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点重要主张，高瞻远瞩，指明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向。当前的关键是，日方切实将自己的承诺兑现成实际行动。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㈥ 中国与日本近代史大事年表

1、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同治维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1861年1月11日，奕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失败。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2、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

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彻底，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得以保留。通过明治维新，日本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并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

日本帝国海军、帝国大学等大量充满军国主义性质和国家荣誉感的社会、文化符号应运而生。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3、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4、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

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5、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洋务运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明治维新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辛亥革命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日甲午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九一八事变

㈦ 中日关系发展史

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领导人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针。第二代领导人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领导人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wy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wy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wy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㈧ 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90年时候，中国关系很好，在西方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暴乱后给予中国贷款的国家。
从这以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原因如下，1、共同敌人苏联消失，2、跟随美国反对中国，中国发展迅速，4、日本经济不景气，5、中国去日本的人素质低，6、中国军力飞速发展7、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日本关系降到冰点。所以中国扶持韩国，借以制衡日本。中韩关系升温，中日关系导致政冷经热的现象。
到了2003年左右，中国日本关系稍微转好。原因如下：1、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腾飞不可阻挡，2、日本习惯了中国的崛起，3、中韩关系降温 4、在军事方面，中国开始超过日本，在潜艇、战斗飞机等方面中国占据优势，在预警机、驱逐舰方面中国也开始赶上，日本知道无法遏制中国，开始结交中国。
2007年，中国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驱逐舰访华，中国驱逐舰访日。
原因：中国经济超日、中国军事赶上，欧美反华加深，中日联合勘探油田等等

中日关系发展有几个要素：
1、经济。中日经济互补性强的时候，关系好，互相竞争的时候关系差。
2、军事。中国买1艘驱逐舰的时候关系差（日本不适应中国的军事发展），买12艘潜艇的时候，关系好（日本习惯了中国军力发展）！
3、民众情绪。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对，中日关系差，日本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不反对，中国日关系好
4、美国。94导弹危机，96导弹危机，中美关系差的时候，中日关系自然差。

㈨ 战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是谁

田中角荣 1972年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たなか かくえい、1918年（大正7年）5月4日 - 1993年（平成内5年）12月16日）日容本政治家。原众议院议员，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第64、65任）（1972年7月7日～1974年12月9日）。新潟县出生。原以商人从政，在山崎猛迫宫事件中发言替吉田茂解围，故被吉田茂刻意提拔。
日本自民党第一大派田中派领袖。历任内阁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任内，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邦交正常化。因被指金权政治而下台。
洛克希德事件爆发后，受到了服刑。但在同时又以高票当选众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田中真纪子是其长女。

㈩ 梅加瓦蒂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期中国都有哪些领导人会见

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梅加瓦蒂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广泛共识。梅加瓦蒂还分别拜会了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和胡锦涛副主席，并与中国企业界人士进行了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