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中国历史

㈠ 求详细的疟疾在中国的历史

疟疾，又称打摆子，在网络上给搜到如下答案：“打摆子”是疟疾的俗称，在我国的病史有数百年。清代康熙皇帝1692年冬就被这种疾病传染过，后服用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治好，由此可见这种病的厉害。1949年以前，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得“打摆子”这种病，尤其是那冷得像掉进冰、热得像烤火这种现象是咋回事，更无法理解发病的周期性和定时性。现代医学科技告诉我们，疟疾是由疟原虫经雌性中华按蚊叮咬传播的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疟原虫进入人体后寄生于肝脏和红细胞内，并以血红蛋白为养料生长发育，当疟原虫把红细胞胀破时，人体就会出现先冷后热的病理现象。人体寒热发作周期和红细胞内疟原虫裂体增殖的周期相一致。如果没有适当药物治疗，病毒又会进入了新一轮的繁殖周期，并再次引起病人的寒热发作。1949年前的襄樊一直处于小农经济时代，人们没有这方面医学知识，在迷信和敬畏心理的作用下将疟疾妖魔化。那时的襄樊，经济破败，民生凋零，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让百姓生活举步维艰，雪上加霜的是战乱、水灾加剧了生活、卫生环境的恶化，一些恶性传染性疾病如霍乱、天花、疟疾横行，每次爆发都会造成数以万计百姓死亡。据《保康县志》记载，1940至1941年保康县瘟疫流行，全县死亡2万余人，占人口总数的20%。百姓实实在在地挣扎在生死线上。传染病中危害人数最多的当属疟疾，在这个死亡瘟神的阴影中，百姓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据一些老年人回忆，1935年襄樊大水灾后疟疾爆发，当时数以万计的难民们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由于水源被污染，蚊虫大量滋生，城里、乡下几乎没有不打摆子的。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都卖得比黄金还贵，多数得病人不是求神拜佛，就是“姜汤、棉被、晒太阳”，每天倒毙街头的难民数不清，惨状触目惊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解决人民的疾苦，毅然向疟疾宣战。1950年，襄阳地区各级政府利用幻灯片、广播、展览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知识。1952年，襄阳专署成立爱国卫生领导小组，认真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全区开展了消灭“五害”的卫生运动。同年襄阳区开办县级以上综合医院11个，镇卫生所75个，联合诊所174个。1956年又开展了对污水坑、水塘每半月用666粉、223液消毒一次的夏季卫生运动。随着基层卫生组织的逐步健全和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持续展开，上世纪60年代末，恶性疟疾在襄樊绝迹。1974年以后，襄阳地区开展了休止期治疗，全民预防服药的措施来防治疟疾，至今未发生疟疾大范围流行。35年过去了，疟疾这个横行襄樊数百年的妖魔，终于离襄樊人民越来越远。回首襄樊抗击疟疾，我们除了要感激党和政府对百姓健康的重视关心外，不应该忘记多年来坚持在抗疟一线的卫生和防疫工作者们，是他们用锲而不舍的努力加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技术，守护了襄樊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当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参考网址： http://xfrb.hj.cn/Read.asp?NewsID=132314

㈡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的有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一、云南鼠疫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1898年，爆发于印度孟买的大鼠疫，使上千万印度人丧生。

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2)疟疾中国历史扩展阅读

鼠疫的传播和预防

一、传染源

为感染动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动物常见有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长尾黄鼠等。

二、传播途径

1、蚤叮咬的传播方式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后再叮咬人，或剥取染疫旱獭皮或剥食其它染疫动物，此类传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

2、人-人传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触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后，经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种方式感染的主要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对鼠疫普遍易感。疫区从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猎杀、剥食旱獭的猎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于一般人群。

㈢ 中国古代是如何治疗疟疾的

疟疾中医分为邪郁少阳型、暑热内郁、暑湿内蕴、疫毒侵袭、正虚邪恋等五型，并根据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1．邪郁少阳
寒战壮热，汗出热退，休作有时，伴有头痛面赤，恶心呕吐，口苦。舌苔薄白或黄腻，脉弦或弦数。
[治法] 和解少阳，祛邪截疟。
[方药] 小柴胡汤加减：柴胡12克，黄芩12克，半夏12克，常山(酒炒)7克，草果7克，甘草7克，生姜3片，大枣3枚。若表实恶寒甚而汗少者，加桂枝，羌活，防风各7克，口渴甚者，加葛根，石斛，天花粉各12克，湿盛胸脘痞闷，加青皮、苍术，厚朴各7克．
2．暑热内郁
热多寒少，或但热不寒。汗出不畅，头痛，骨节酸痛，口渴引饮。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治法] 清热解毒，益气生津。
[方药] 白虎加桂枝汤加减：生石膏35克(先煎)，知母12克，甘草s克，粳米35克，桂枝12克。若但热不寒，伴胸中烦闷气短，改用白虎加人参汤，人参16克，病延日久，阴液大亏，舌尖绛而干，加青蒿鳖甲汤：鳖甲25克(先煎)，青蒿12克，生地16克，丹皮12克，亦可加入常山、草果、柴胡等截疟之品。
3．暑湿内蕴
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头痛身楚，口不渴，胸胁满闷，神倦乏力．舌苔白滑或白腻，脉弦紧。
[治法] 辛温达邪，散寒除湿。
[方药] 柴胡桂姜汤加减：柴胡12克，桂枝7克，干姜7克，黄芩12克，栝萎根16克，牡蛎16克，甘草7克．苔白腻甚者，加草果7克，厚朴12克：胸腹痞闷加槟榔7克，陈皮12克，汗出不畅去牡蛎；恶寒较重，或泛吐痰延，加附子7克，半夏12克。
4．疫毒侵袭
发病急，病情重，热型不一。
(1)热瘴：热甚寒微，或壮热不寒，头痛面赤，烦渴饮冷，甚则神昏谵语，惊厥，舌红少绛苔黑垢，脉洪数。
[治法] 辟秽除瘴，清热保津．
[方药] 清瘴汤：黄芩12克，黄连7克，知母12克，柴胡12克，常山7克，青蒿12克，半夏12克，陈皮12克，茯苓12克，竹茹12克，枳实12克，生甘草7克，滑石16克，朱砂1克(研末冲服)。热盛者加生石膏35克，大青叶16克，舌质深绛少津加生地12克，玄参16克，石斛12克，玉竹16克，大便干结加生大黄12克，元明粉12克。
(2)冷瘴：寒甚热微或但寒不热，渴不欲饮，或呕吐泄泻，或神昏不语，舌苔白腻，脉弦。
[治法] 芳香化浊，辟秽理气．
[方药] 加味不换金正气散：苍术10克，厚朴12克，陈皮12克，甘草6克，蕾香12克，半夏12克，佩兰12克，荷叶12克，槟梅12克，苹果7克，菖蒲7克。若痰湿蒙闭心窍，神志昏迷，合用苏合香丸。
5．正虚邪恋
遇劳即发，反复发作，寒热不清。胁下痞块，神倦乏力，面黄肌瘦，懒言气短，自汗心悸。舌淡、苔少、脉细弱。
[治法] 益气养血，调和营卫。
[方药] 何人饮加减：人参16克，当归12克，何首乌25克，陈皮12克，干姜7克，甘草6克。若胁下积有痞块，合用鳖甲煎丸。

㈣ 建国后消灭的四大传染病是什么

建国后消灭的四大传染病是：年代末基本消灭的鼠疫、真性霍乱，1958年基本消灭的血吸虫病，60年代初绝迹的天花。

1、鼠疫的防治及成效。

鼠疫危害严重，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治鼠疫。建国初期卫生部在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设立了防治所，组成鼠疫防治队，开展有效的防治，并进行预防注射。

另外开展宣传活动，宣传鼠疫危害及防治知识，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及时上报鼠疫疫情，依靠群众群防群治，取得很大成效。鼠疫在50年代就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中国卫生年鉴（198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天花是烈性传染病，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天花的防治，推行全民普遍种痘活动，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广泛开展宣传，大力推行普遍种痘活动，成立种痘运动领导机构，培训种痘人员，提供所需器材等。

1949~1952年共种痘5亿多人次，每年使用1亿多痘苗，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区普遍种痘，种痘率达到90%。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

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195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天花被列为甲类传染病，制订紧急防治处理办法，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网。政府建立国境免疫带，在缅甸、印度、尼泊尔边境加强国境卫生检疫。

世界卫生组织1958年制订扑灭天花计划，1967年开始全球扑灭天花活动，1977年天花才被根治，中国在60年代基本消灭天花，比亚非流行国家提前16年。天花发病人数逐年下降。

3、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的严重寄生虫病，党和政府高度重视，1956年党中央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提出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指出“既要积极治疗，又要积极预防，由控制感染到逐年减少感染，最后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955年成立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卫生部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局，各地成立血防所、站等机构，在流行区先后建立了16个防治所、78个防治站、420个防治小组，《扑灭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1955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1957年全国有16000多名血吸虫并防治专业人员，推行各种简单易行的预防措施。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是血防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保证。

政府1956年就在12个疫区治疗病人40万名以上，发动群众开展灭螺运动，1958年湖沼灭螺面积上百万亩，余江县1955~1957年灭螺面积达650，342平方公尺，占钉螺总面积的96％以上。1957年11月16日《江西日报》，第3版。

安徽省东至县是血吸虫病危害严重的地区，制定“积极治疗，全面两管，搞好灭螺”的措施，1958年全县“发动群众投入血防除害运动。据统计，全县灭螺面积1765万平方米，治疗病人40086人。”《东至县血防资料汇编（1950~1980）》，安徽东至县血防站档案，第35~37页。

通过50年代发动群众群防群治，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生产的发展。

4、其他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白喉、回归热、疟疾等也得到有效的防治，传染病的防治取得显著成效。

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

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北京市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北京市政报》1951年第2卷第8期。

1955年中央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传染病防治处理要求，对传染病防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报》1955年7月。

(4)疟疾中国历史扩展阅读：

我国50年代传染病防治的社会影响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对传染病的有效防治，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积累丰富有益的经验。

（一）50年代传染病防治的社会影响

1、保护人民生命健康，恢复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与政府发动群众，积极防治，随着传染病的有效防治，人民劳动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使得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完成，对于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加强党与政府的执政管理水平，巩固人民政权。

50年代传染病的有效防治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塑造新中国良好的政治形象，巩固人民政权。党与人民政府把传染病防治提到政治高度，进行社会动员，协调各方面开展防治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建立健全卫生防治机构，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制定卫生政策法规，开展科学研究，迅速有效控制消灭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体现较高的执政领导水平。

3、建立卫生防疫组织网络，发展人民保健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建立覆盖全国的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工作组织机构，培养高素质的卫生防疫队伍，成为发展人民保健事业的重要保障。

为加强传染病防治的专业组织建，1952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卫生防疫站与防治研究机构，培养大批防治传染病的技术骨干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包括卫生防疫、监测监督、防治、研究等的卫生防疫网，形成政府主导的卫生防疫工作体制，奠定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基础。

（二）传染病防治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实践，留下积极有益的历史启示。

1、首先是注重预防为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通过有效的措施预防疾病是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建国初期传染病的防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预防措施控制消灭传染病，减少成本，保障人民健康，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2、其次是重视社会动员与资源调控，党和政府坚持群众路线，注重社会动员与参与。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各地政府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

人民政府整合调度社会卫生资源，如公私医院、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等行业组织，对重要传染病的防治进行保障支持，在当时资源缺乏的状况下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传染病防治工作，是富有成效的。

3、再次重视专门领导，建立专业领导机构体系。50年代政府把原系预防工作中的常规活动，提高到中央政府的统一行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设立传染病领导与防治机构，由党委主要领导负责，职责分明，高效有力，能够充分调动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方面力量，集中防治主要传染病，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

㈤ 病毒与人类有什么战斗史

病毒的历史即一部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史记》也曾用“疫”、“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这些也许可以认为是人类对流行病认识的“萌芽”。从《史记》起到明朝末年，仅正史就记载了95次疾病大流行。西方也有多次大流行，如公元前4世纪的瘟疫、查士丁尼鼠疫、14世纪的黑死病等。

长期受疾病流行困扰的人们开始积累对它的认识，并推测引起流行疾病的病原。分子生物学家指出，传染病病原及与其有“亲缘关系”的细菌和病毒，在家畜和宠物中流行。比如麻疹病毒与牛瘟病毒相近，科学家推测古代农民因经常接触染病的牛，就携带了牛瘟病毒的一种变种，也就是现在麻疹病毒的“祖先”。

追溯传染性疾病的源头，农耕文明时人畜的朝夕厮守往往成为新的传染病的来源。

据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耐尔的叙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的。

显微镜诞生后，对病原的关注到了相当高度，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和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

科赫采用牛、羊和其他动物做实验，发现了结核杆菌。他发明用固体培养基的“细菌纯培养法”，首先采用染色体观察细菌的形态，并运用这些方法，分离出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杆菌，同时确证这些细菌与疾病的关系，提出了“科赫原则”，作为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疾病的病原的准则。

1566年就有了关于疯狗咬人致病，即狂犬病的记载。

1889年巴斯德指出，狂犬病这种病原物是某种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过滤性的超微生物”。1892年俄国的伊万诺夫斯基发现其病原能通过细菌所不能通过的过滤器。科学家发现这种显微镜下看不到病原物，用试管里培养细菌的方法也培养不出来，但它能扩散到凝胶中。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病原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有传染性的活的流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病毒”。

人类在最早的狩猎和采集文明阶段，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他们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

考古学认为，约在1万～1?1万年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农耕文明阶段，人就跟家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了。

历史上死于来自欧洲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要比丧命于欧洲征服者刀枪下的多得多。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不是美洲原住民对流行病如此缺乏免疫力，美洲的历史完全可能被改写。这些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百日咳、肺结核等。由于海洋的隔绝，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与病毒，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抵抗力。

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区区168人在秘鲁登陆时没想到，天花病毒会在短时间内消灭这个丛林帝国，留给他堆积如山的金银。早在1520年，天花就随着一个受感染的奴隶从古巴抵达墨西哥。大肆流行的瘟疫使他们失去了一半人口，包括皇帝。侥幸不死的人也被搞得筋疲力尽，无心抵挡欧洲殖民者。墨西哥也因此人口锐减。

虽然新大陆也有众多人口和拥挤的城市，但它未曾把致命的疾病传播给欧洲人。这是因为美洲缺乏这些疾病的源头——家畜，欧亚大陆的流行病是从已驯化的群居动物疾病演化来的。美洲土著人只有5种驯化动物：火鸡、羊驼、鸭子、豚鼠和狗。这些动物要么不群居，要么与人的接触没那么紧密。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对殖民者有利。热带地区的疟疾、霍乱和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致命的传染病。黄热病原本局限于非洲西部。非洲黑人对于该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一旦感染虽也会出现头痛、发烧、呕吐等症状，但数天后即可痊愈。由于近代的贩卖黑奴活动，黄热病被带到了美洲，毫无抵抗力的白人、印第安人和亚洲移民成为黄热病的牺牲品。最严重时，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的行政机构几近瘫痪。拿破仑对黄热病束手无策，不得不将当时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拱手卖给美国。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这里还有一个现代的例子：格陵兰岛气候严寒，人口稀少，交通不便。1951年4月，一个正处在麻疹潜伏期的水手从丹麦哥本哈根来到格陵兰参加集会，引发麻疹流行，4 212人患麻疹。

不难看出：人类历史与人类疾病史有着关联性，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知识点病毒的传播方式

病毒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病毒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植物病毒可以通过以植物汁液为生的昆虫（如蚜虫）来在植物间进行传播；而动物病毒可以通过蚊虫叮咬而得以传播。这些携带病毒的生物体被称为“载体”。流感病毒可以经由咳嗽和打喷嚏来传播；诺罗病毒则可以通过手足口途径来传播，即通过接触带有病毒的手、食物和水；轮状病毒常常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儿童而直接传播的；此外，艾滋病毒则可以通过性接触来传播。

㈥ 中国向世卫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这意味着什么

这表明我国证明了疟疾的本地传播链已经中断了至少三年，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国家监测系统，可以迅速发现并应对疟疾病例，同时我国制定了有效的计划来预防疟疾再次发生，没有发现原发性疟疾，该认证申请也表明，我国在消除疟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对国防和控制疟疾的伟大肯定。

因此我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的消除疟疾国家证书表明，我国的医学标准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尽管可以治愈疟疾，但不管它是什么，它也是一种会影响人们生活的疾病，我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的国家消除疟疾证书表明，我们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强大，卫生系统也是很健全的。

㈦ 求详细的疟疾在中国的历史

你好楼主，我不能给你答案，同样问题我也想知道。尤其是由疟原虫导致的专疟疾是不是在古属代中国就有，还是某个历史时期由洋人带来的？伤寒杂病论中说的“疟”只是指寒热交作表现的一类病症呢，还是就是由疟原虫导致的疟疾？

㈧ 中国古代得过疟疾的皇帝

康熙得过疟疾
公元1693年，康熙得了疟疾，是因为朝廷平三藩之乱，八旗兵深入南方疟疾疫区，回来的时间就把疟原虫也带回来了，先传给了北京的蚊子，然后就在北京城里传来了，连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不能幸免。这种病在当时也很难医治，时冷时热，非常难受，御医用药后，效果不佳，康熙仍然高烧不退。这时洪若翰和刘应求见康熙，他们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两人知道康熙得的是疟疾之后，就跟康熙说，这种病没有关系，它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只要服用我们带来的这种“金鸡纳霜”就可以治好。在法国，夏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向人们发放这种药，以免造成疟疾瘟疫。金鸡纳霜又叫“奎宁”，是用产于南美洲秘鲁得金鸡纳树的树皮研磨而成的。因为是被传教的耶稣会士发现，也叫“耶稣会树皮”，它是疟疾治疗的特效药。康熙听后，半信半疑，对于西药的疗效谁也不敢打包票，这两个“洋御医”所拿来的药是否真的有效呢？

为了确定药效，四个大臣自告奋勇，提出亲自尝药，同时还找来一些患疟疾的人服用，结果病患服用后很快就好了，而四个大臣服用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康熙这才服下了金鸡纳霜，果然这副神奇的西药，很快治好了康熙的疟疾。康熙为此还还赏给他们一间大房子供传教士们居住，并允许他们在北京传教。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疟疾的事情还被另一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写在了他的《康熙帝传》一书中大为炫耀。

此后，江宁制造曹寅也患上了疟疾，病情十分严重，他托另一位大臣李煦向康熙上奏，希望康熙能够下赐他金鸡纳霜，康熙立即同意，并且担心延迟，所以还特别赐驿马星夜赶去送药。在奏折上，康熙还评论说南方的庸医，总是用补剂，伤人者不计其数，所以要特别小心。而且特别说明，疟疾如果没有转成泄痢，吃这个药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转了，就不能吃这个药了。

经过这些事，让康熙从此对西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下令在皇宫内开设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命另外两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进行研究。白晋根据法国的《皇家药典》，制出干燥剂、糖浆制剂等西药制剂，还被康熙装在了旅行药壶里，随身携带。

此外，康熙颁旨，即日起，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传教。他让内侍取出紫禁城内所有房屋图，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赏给传教士们居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终于用西方医学的敲门砖，在森严的紫禁城墙上打开了一道传播宗教的缺口。

㈨ 古代中国人如何防范疟疾的

疟疾在中国称打摆子、脾寒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疟”为“热版寒休作，从疒，从虐，权虐亦声”。“虐”的释义为“残（暴）也”。汉代人已认识到疟疾周期性发热发烧等症状。战国末年，《黄帝内经》中的《疟论篇》和《刺疟论》已有疟疾病因、病机、症状、针灸治法的记载。汉代《金匮要略》对疟疾的因、证、脉、治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隋代《诸病源候论》指出瘴疟多发于岭南山瘴之地，由瘴毒引起。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明确了疟疾病是感受疟邪所致。中医认为疟疾是因感受疟邪、瘴毒而起。由此看来，中医所说的疟疾与现代西医所说的由按蚊传播、因疟原虫作祟的疟疾颇有区别。在临床治疗上，据公元1—2世纪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记载，已使用植物中草药常山：“常山味苦寒，主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已有用黄花蒿的治疟病方。

㈩ 古代有了疫情是怎么控制的自己消失了吗

古代有疫情基本都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抵抗过去，就是所谓的集体免疫，但往回往这种免疫效果不少很稳定，一答般也会大批大批的死人，对于死人的处理多为火烧或者撒石灰深埋来阻断病原，往往一场瘟疫过去活下来的都是有免疫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