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数千年的中国古文化有什么意义
1、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3、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4、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
❷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数千年历史中不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凡此种种,不一而述。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镇宅文》,[4]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长,绵绵不断的。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5]。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佩戴某种东西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遇到出行、聚会等家庭或社会活动时,人们也常以卜筮、圆梦、求签、测字等方式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墨子》中所记:“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7]即丛辰占法预测出行吉凶之一例。在民间,甚至连洗头、制衣也都有种种趋吉避凶的习俗。如《论衡》中记载:“《沐书》曰: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8]此外,各种前兆迷信在民间也盛行不衰。《尚书·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化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记载表明,早在周代之前,人们已笃信雌鸡报晨是家道衰败的前兆。《左传》中也有不少日食预兆灾变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前兆迷信尤多,如“长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9]“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见则天下大水。”[10]传至后世,流行于各地的前兆迷信,诸如“乌鸦叫凶,喜鹊叫吉”、“猫头鹰叫孝”、“左眼跳福,右眼跳祸”、“鸡上屋兆凶”、“喷嚏兆灾”、“灯花兆喜”等,都是我们熟知的。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从山顶洞人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原始信仰习俗在中国长期延续有其多重原因。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种联绵不断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传递途径是畅通无阻的,而因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较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风俗在传承中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作为原始民俗主体的原始信仰能够在后世大量保留和长期传承。其二,由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以务实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世间关系的注重为特征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了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至于一些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生存,无法取代原有的信仰习俗。其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许多少数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因而原始信仰习俗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当某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原始信仰习俗,如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便带来了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习俗。中国传统民俗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考虑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响,即使研究外来宗教也应重视外来宗教与本土原始信仰的冲突、融合所发生的诸多变化。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的。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如宋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应该说,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由尊祖孝亲又导出一个普遍的心理定势,即极端尊重传统,并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倾向。人们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总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在评价事物时,总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传承有绪为标准,提出某种看法时,也总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语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民间长期流传的谚语、俗语常是劝戒他人时的有力法宝。民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师”,都讲究“家法”、“师承”,并有“祖师”创业授艺的神奇传说。如果木匠不标榜“师传绝技”,郎中不炫耀“祖传秘方”,便难以取信他人。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历史上,等级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而且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而不是财产多寡过着相应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条。以生活用品的使用来看,礼制都作了周详完备的规定,诸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其种类、形制、质料、样式、色彩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甚至小至门钉的数目、腰带的装饰,都有一定的规格,贵贱不能混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社交往来、婚丧喜庆、吉凶祸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历代统治者还时常有“正礼俗”的举动,运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将民间风俗纳入礼制的轨道。在礼制的约束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三、民族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别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中国民俗的整体。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时代,中原黄河流域是夏族,东部淮河流域是东夷,南方长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黄湟一带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荤粥,至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周各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和同化,形成华夏族。秦代,当时的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笮、@⑤、夜郎等族皆统一于秦王朝,其后,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族又逐渐统一于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处,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同化。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加强和巩固,文化交流也有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和宋代,虽出现过多元割据的局面,但元代大一统后,不仅结束了宋与辽金的对峙,而且也统一了大夏、回鹘和大理等政权,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交流。明清以后,更有所发展,当今我国已是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国家。当然,肯定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统一,并不等于说各民族的民俗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多样性、丰富性和民族间的差别性正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特征。各民族民俗的差别是因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状况、文化特点等造成的。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有平原、深山、密林、水乡、沙漠、海岛,气候条件也东、南、西、北相差极大。东北山林中的民族与南海岛屿上的民族,西北戈壁的民族与江南水乡的民族,必然会在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从历史发展看,各民族也不平衡。汉族的先民早在八千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农业,夏商周以来,一直以农桑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则实行不同的经济方式,如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柔然、党项、蒙古等族,曾长期从事游牧经济,而东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则长期以原始的渔猎、采集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不同的经济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习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不相同,汉族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许多少数民族却长期处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到近代,仍有不少民族处于奴隶制、半奴隶制、封建制、封建农奴制,甚至氏族社会阶段,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民俗。上述可见,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同,反映在民俗上,便构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并存的特点。从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大多数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而汉藏语系中又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中又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语族之下还有不同的语支。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民族则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此外,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惯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差别明显、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显差别。以汉族为例,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民俗。这一点实际上在日益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上古时期,中原、荆楚、吴越,就有着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除记载了各地的山川物产外,还叙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6]。显然,班固已认识到民间风俗的区域性特点。宋代以降,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与农村、江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交通要冲与边地僻壤,在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后世的地方民俗专著、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以及笔记、游记等,都述及民间风俗的地区差别。实际上,某些人数较多、活动区域较大的少数民族也有此类差别,如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中国民俗的上述特点,与某些民族比较单一,生态环境不那么复杂的国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这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俗时,切不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唯有在注意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别,才能认识中国民俗的全貌。四、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⑥珍”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17]。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载的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⑦yòu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20],“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21]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22]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23]另有一些民俗事象,如腊八节食腊八粥,宋代兴起的火葬习俗,观音菩萨取代女娲成为民间香火最盛的“送子娘娘”等,都与佛教传入有关。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俗的母体和核心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其传统架构中的不少内容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一些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以其原型或变种长期保留着:一些民俗保留了传统的形式,而原始内容则日趋淡化和消亡:一些民俗在后世的传承中仅保留了原有的名目,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民俗在后世已荡然无存;还有一些民俗却是由于文化的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新出现的。上述状况表明,只有仔细分析和认真研究各类民俗事象的传承与演变,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民俗。
❸ 《全球通史》记载“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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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曾中断的连续
首先因为中国抄的传统文袭化包含了许多科学的合理的知识,是中国人早期社会实践的伟大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智慧结晶,因此她是有生命力的。
第二,中国人重视文化传承的性格和习惯使然。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先贤流传下来的好东西,视若珍宝,奉为经典,这样后人才能站在祖先创立的雄厚基础上向更高更强发展,就是说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不可或缺。
第三,就是中国人足够多,中国在历史上历经各种磨难而一脉相承,文化不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口众多,这个民族才有强大的生命力,经得起动荡,不会消亡,这样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不断连续传承发展。
❺ 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汉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
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麻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先后传入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5)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乃中国文化的精髓。古代的“礼射”不仅贯穿与融合了华夏数千年璀璨的历史文明,而且深度影响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为维系和发展优良的社会秩序与生态和谐而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礼”和“射”分别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江户时代的日本,孕育了日本江户时期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儿奉为国之经典的。
《礼记·射义》中对射礼的性质、目的、做法之规定,就是以文射为指导思想的。
网络-中国文化
❻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曾中断地连续
因为中国人信奉孝道的缘故。孝道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传承古道,而不是否定古道。孝道一旦被否定,被废除,中国的历史很快就会完结了。
❼ 中国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包括很多,例如:婚姻、家族、国家政权而至贸易、衣食、文字、文学、经学、宗教、道德、民俗、节庆等,构成一幅清晰简要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
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7)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的文化光辉灿烂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各民族的先民都已创造出了以丰富多彩的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此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后来演变为汉族)在夏、商、周三代,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和甲骨文、金文。
以后又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约在商、周、秦、汉时期,四月}的巴人、蜀人,湖北、湖南、安徽的楚人,江苏的吴人,浙江的越人,广东、广西的骆越人、云南的滇人,蒙古高原的匈奴人,辽河流域的东胡人等,都相继创造了本民族的青铜文化。
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主要的有藏文、突厥文、回鹊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满文等。在历史上,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汉文化与各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形成为世界东方最先进的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对亚洲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起过哺育的作用,对古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亦有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国古代的历史自结束了原始社会之后,即进入阶级社会。自那时开始,我国各族人民即在进行生产斗争的同时,亦长期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
在近代史上,我国由于一再遭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族人民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紧密团结,互相支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场斗争长达百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❽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没有出现断层。
孔夫子的学说,一直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常演常新,一脉相传。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亦是独一无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家都曾出现文化断层,一些古老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的冲击下,几乎散灭已尽。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以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但其文化传统同样受到过致命的冲击,以致中世纪的几百年,欧洲人都看不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化,虽晚于古埃及等国家,但其历史水平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而且一脉相承,其文化传统得到比较完美的保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奇迹。
特点之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分裂结局。
所谓没有出现分裂结局,并非不曾有过分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更替,也曾出现过非常复杂的局面。西周统一,东周混乱,战国分裂;秦汉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宋、辽、金、夏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宋元政权更迭,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的全国性政权;明统一,但很快衰落;清兵入关,出现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政权。中国历史,可谓战乱不断,分裂不断;但战而又治,分而又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向看,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间不但远远长于分裂时间,而且统一是主流,统一合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合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一点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有很大区别,首先就和西方基督教传统不一样。古罗马也是大帝国,但寿命不长;先是一分为二,后来二分为多;以致不但民族差异日益扩大,语言差异也日见明显。直到中世纪下半叶,欧洲才真正出现走向统一的曙光,但直到今天,欧洲的一些地区还在发生民族战乱。实际上西方自古罗马分裂以来,就不曾统一过。中东也是如此,甚至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与之类似的现象。虽然造成的原因或许截然相反,但分裂的事实,则无须争议。
特点之三: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历史古国,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
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导性因素,自然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尽管在所有文化流派中它的影响最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是孤立出现的文化现象。诸子百家,它为一家。以后因为社会需要,儒学被捧到独尊的地位,但独尊并非独有。即使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它依然不是独有的。例如,儒学慎言鬼神之事,汉武帝本人却颇有些相信神仙。东汉时代,佛学东来,道教初兴;魏晋时代,玄学又起;于是儒、道、佛同生共在的文化现象成为盛唐文化的基本特色。
中国人自古对宗教不持绝对化立场。既允许无神论的存在,也允许有神论的存在,还允许各种宗教组织存在。但有一个条件,任何宗教都不能以伤害中央政权、妨害国家政务作为存在的前提;否则,必予以打击或取缔。当然,中国历史漫长,宗教间的冲突,也曾有过,对宗教的迫害也曾有过。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态势分析,"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及其影响毕竟是暂时的,而佛教等宗教的发展却是长久的。中国文化本性宽容,唯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宗教问题而发生的全国性大战乱。反倒在战争极其残酷、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关头,宗教活动起过某种缓冲和保护作用。例如佛教之于北朝,道教之于元代,都有安定社会、减少杀戳的意义存在。
中国宗教活动论其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唯其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生命活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整个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国家,几乎总在宗教信仰、民族兴衰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更深的民族仇恨,或者直接引发地区性甚至世界性战乱。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自古罗马以来,它的所有战争、战乱都和宗教信仰有关,也和民族冲突有关,又和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纠纷与经济利益有关,因为西方宗教信仰有强烈的排它性。而在中国历史宗教观念中,更主张求同存异,各自发展。
特点之四:中华民族历史虽然有过多次民族冲突,但冲突的结果,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和睦。
中国历史上重大民族冲突,至少发生过三次:一次是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所谓"五胡乱华";一次是宋、辽、金、夏直至元代的民族战乱;一次是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三次大的民族性冲突,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其结果,则毫无例外地走向民族和睦,有的则形成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族大融合。所谓"五胡乱华",华又何曾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乱在一时,和在长久;乱在取治,治后繁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盛唐的兴旺发达获得了更广泛的民族基础和更良好的文化基础。哲人所言"唐人有胡气",就包含了对唐文化这种品性的肯定与称赞。宋元时代也曾发生各个民族间的猛烈战争,然而终于统一于元,稳固于明,其结果,同样达到民族的和解。清人入关,始则与民族压迫有直接联系,继而出现民族间的侵扰和大战,也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屠城惨案,但那结果不是从此开始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而是清王朝终于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特点之五:中国文化传统最仇恨别人的入侵,也不喜欢向外扩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特色的国家。中国真正远征其他国家或与境内其他政权发生大规模战争,大约只有汉武帝北伐匈奴这样一段历史,但那不是因为汉武帝对匈奴的土地产生了要求,而是为了保卫大汉帝国的安全与安宁。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或其他周边国家的侵略和伤害。比如唐太宗就侵略过朝鲜。但公正地讲,入侵他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处于主流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大不得人心,所以唐太宗固然英才天纵,一旦兵发异域,照样取辱而还。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五大特色,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所在,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些特点和优点,它才为人类文化保留下最完整的一份古文化遗产,也为人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一个独特的模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对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对整个人类文化也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未来还将作出更大贡献。
❾ 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哪些属于东方文明
在这里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上有一很多的一部分都属于东方文明,基本上属于亚洲,东南亚这一块的历史文化。向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文化,被称为东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