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历史

⑴ 中国历史最久的大学排名

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创建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亚洲和世界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⑵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⑶ 中国高校有哪些有趣历史

中南 大学于2000年由原中 南工业 大学、长沙铁 道学院、湖南医 科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新校牌不可能沿用原来中南工 业大学的题字，因为用了中南工 学大学的名字，另两家不干了。
一想到隔壁湖南 大学的校名是毛 主 席题的字，所以题字级别也不能低，但是当时中南 大学名气太不入流，大 佬们都不愿意颁赐墨宝。
不得不说，中南的领 导还是神通广大，多处走动，动用多方关系，终于找到了这位超级大 佬……
从王羲之的帖子里抠出了“中”、“南”、“大”、“学”四个字。

⑷ 中国高校科技的历史沿革

《中国高校来科技》的前身是《中国高源校技术市场》，2002年更名为《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1年5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中国高校科技》。本刊为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扩展版、08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收录期刊。

⑸ 中国高校有哪些有趣的历史

怎么没人说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好多年前要合并的事情。
话说两校强势专业互补，合并之事顺势而为、做大互利也并非不可。
但就合并后的这个校名，取两校第一个字，东南，南大不答应；取两校第二字，南京，东大不答应；但总不能叫“东京大学”或“京东大学”吧。抑或改回两校前身“国立中央大学”，估计教育部不答应。

老笑话：从地理位置上说，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相互毗邻，学科上来说，正好是互补。为了保持均衡，可以每个学校取一个字，这样就可以形成XXXX大学了，从规模上也一定可以是全国第一了。于是大家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取中字，外语学院取外字，民族大学取民字，北理工取工字，这样一个绝对惊世的名字出来了：中外民工大学。

在美丽首都有一条小路叫做杏坛路。杏坛路的西侧有一所北京邮电大学，东侧有一所北京师范大学。两校学生经常进行友好的交流，各种会议、禽流感期间两校学生可凭借学生证直接进入对方院校，免去出入登记的苦恼。流传于两个学校间数年的传闻两校要合并，然后一跃成为北京第三高校。以致于此消息为两所学校论坛的月经贴。几家欢喜几家愁，作为男女比例3：1，一个腐女看3P的明光村男子职业技术学院，看着对面女多男少，还有各国留学妹子眼红不已。而北师的学霸们傲娇的看不起他们眼中的北京运动会大学（北邮常年承办周边中学的运动会），害怕北邮的低素质码农会拉低他们的逼格。
而合并后院校的名称一直在谈论中，现在坊间呼声最高的是“北京范电大学”。这个名字可是可以凌驾于新西方厨师院校，北大绿鸟，还有布鲁仕特皇家国际学院的高大上名字。

⑹ 讲一讲，中国高校有哪些有趣的历史

‍‍说一个人吧，林建华他的个人简历是：2010年12月至2013年06月任重庆大学党委常回委、校长。2013年06月至2015年02月任浙江答大学校长。2015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校长。于是乎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某学生本科读的是重庆大学，硕士读的是浙江大学，博士读的是北京大学，结果毕业证上统统盖的是校长林建华的章。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调侃说：“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嘛，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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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中国高校有哪些有趣的历史

1917年，那抄时候梁漱溟24岁，满怀信心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谁知天不作美，分数不及格，名落孙山。但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在家里郁郁寡欢的时候，竟然收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要破格邀请他到北京当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原来，梁漱溟早就崭露头角，曾经在著名学刊发表过学术论文，文章的独特论证水平给蔡元培留下深刻印像，闻听梁漱溟高考落榜，就风趣拍板：梁漱溟没有资格来北京大学当学生，但有资格到北大当教授。就这样，一段文坛传奇就此诞生，一个高考落榜生，转眼成了北京大学教授。

⑻ 中国大学的历史沿革

学校初名国民大学，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后为中国大学附属中学校址，现已改建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由政府提供开办经费，1913年4月正式开学。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开办经费被北洋政府收回，学校由官办改为民办。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 1917年3月5日，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学校迁入西单二龙坑郑王府(后为新皮库胡同乙12号)新址。
1921年起，由王正廷长期任中国大学校长。1930年，学校停办大学预科，改为附属中学。同年11月学校改称中国学院。 1949年3月，中国大学因生员缺乏及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教授及学生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1949年中国大学（理学院）并入山西大学。所遗校舍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办公场所，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场所。直到1949年3月停办，前后共历36年。
其附属中学，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改名新生中学，又更名新英中学，1952年改称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2006年定名为中山中学。 2013年4月13日，中国大学北京校友会在京举办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51名80岁以上的老校友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北京中山堂和中大校友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大学百年纪念展览，于4月9日开幕。展品计约230余件，包括照片140余张、书报刊60余种。

⑼ 中国 大学的发展历史

▎民国没有重点大学，但有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名校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期，随着传统教育的衰落和现代新型高等教育的兴起，才逐渐出现的。当时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私人创建的，如高层官僚、开明绅士、传教士等，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1896年建立的南洋公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

民国时期，蔡元培借鉴德国的大学模式，把高等院校分为以理论学科为主的大学和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专业院校。他对北大进行教育改革，设立课程选修制度。五四运动后，北大一跃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大学。

20年代初期的新学制深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高等学校分成了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两种。新学制实施后，涌现了大量高等专业学校，学习工程技术、法律、医学、农业等专业技术。

1927年，新的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立高等学校体系，在他的倡议下，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除了管理全国的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外，还起到教育部的作用，负责全国的教育立法工作。他还在全国实施大学区制，把中国分成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校。但是大学在之前就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并不愿意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划。1928年，蔡元培的改革计划以失败告终。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的高校大量内迁，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省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西南联大合聚清华、北平、南开三校之力，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也是当时世界的名校。抗战结束后，各校又纷纷回迁，并没有改变中国高校地理分配不均的状况。

1949年之前，陆续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西南联大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央大学也走出了无数杰出人才。

同时教会大学为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顶尖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国立大学，如金陵大学在南京堪与中央大学媲美，燕京大学在北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雄，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与交通大学齐驱。
现代大学建立初期，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是移植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和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大学办学思想。

▎50年代开始院系调整，建立重点大学

建国后，政府接收旧国立大学，号召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开设适应国家实际应用所需要的课程，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融入原有的课程体系中。在苏联单科大学教育模式的指导下，进行了“院系调整”的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地区分布合理化，和对课程模式、高校名称进行调整。那些已经拥有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工程学、教育学、农学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被纷纷拆散，并入新成立的各院校中，私立和教会院校也被合并重组。
中央大学被肢解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几个大学，交通大学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它们是院校调整最大的受害者。

到1955年，一个结构严密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体系中居首，其次是高等教育部直接管辖的一些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再次是由一些其他部委管辖的部属院校。

50年代末期，地方创办的大学明显增多，如湖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等。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高校数量和入学人数增长惊人。高校数量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60年的1289所，学生数则涨了至少一倍。
特殊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曾一度停止招生，一些学校被裁并、撤销。1971年高校数量328所，被砍掉了106所。

1954年，开始出现了第一批重点大学。教育部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6所学校为重点大学，到1959年又扩展到了16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到1966年前，全国重点高校有68所。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到1946年结束。
▎“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15所大学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开复苏。特殊时期被搬迁和解散的各类院校开始恢复，1952以后停办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得到了恢复。

1977年5月2日邓小平提出要办重点大学，集中优秀人才办。1978年恢复前60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增加28所高校为重点大学。1978年国务院最终确定的88所全国重点大学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力。

八十年代初，四所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财政预算和投入，特别是要拨出专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国著名的部分重点大学建设。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984年确定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大、西交大、中科大六所大学纳入国家“七五”重点投资建设项目，后来增至15所。而上述四所大学均未上榜。

“七五”国家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确定后的十年间，教育领域的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五年后这15所大学又顺延为“八五”重点建设的大学。

▎90年代高校格局大乱，211工程名单起变化

进入90年代，南大、浙大的崛起使高校格局大乱。南京大学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使得连续7年SCI文章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学科建设水平、教师科研能力也都迅速提高。浙江大学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其规模一度比其他同类学校高出一倍以上，使得浙大在学科布局，特别是理科博士点的布局及国家重点学科的争取中都取得主动。华中理工、东南、天大、哈工大等校发展也很快，之前的重点大学建设名单有些不适应了。1995年，开始了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的“211工程”。用新的15所高校取代了老的15所。去掉了国防科大、人大、北师大、北医大四所，新添了南大、浙大、南开、天大共四所大学。211工程一定程度促进了各校的竞争，也一定程度助长了攀比。迄今为止，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中国共有112所211院校。

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万多人。

▎985工程是211工程的升级版，是高校重中之重

从1996年，国务院、教育部就设想再从这15所大学中选出10所，作为中国高校航母，即重中之重。国家将投入巨资，目标是在中国打造10所国际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这就是所谓的“985工程”的原型。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首批“985工程”的9所院校当年12月出炉：北大、清华、复旦、上交、西交、南大、浙大等教育部属七所、中科院属中科大以及国防科工委属哈工大入选。其中北大、清华是重中之重，南大、浙大则是新面孔，取代了其他两所高校。

985工程”成了其他各校争抢的名额，不断扩大。至今，985高校共有39所。而第一批上榜的9所顶尖大学基于互相认同，为了互相促进，“九校”组织了自己的“常春藤联盟”，即C9联盟。

▎985、211工程后，高校差距开始拉大

很多高校纷纷开始合并。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合并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交大合并上海农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华中理工合并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建学院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则合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合并了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

211工程和985工程，本意是集中优质资源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尽快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很多高校却把它当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高校有了一个985的帽子，一戴定终身，缺乏淘汰、更新的机制。

在招生中，985、211高校能轻松地获得比一本普通本科院校更好的生源；获得的国家资源也远比其他普通院校多。据媒体报道，2013年，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最多，为39.31亿元，财政拨款为27.75亿元，而非“211”、“985”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4.6亿元经费中仅有26.1%为财政拨款，约1.2亿元，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26亿之多。

另外社会上的用人单位会以985、211工程为标杆来简单衡量人才。虽然教育部多次提过“不得设置211、985门槛”，但实际收效甚微。甚至部分事业单位选拔，一些地方公务员引进人才，也把985视为一个必要的门槛。

这些弊端让“985”“211”的存废争议在社会上时常出现。2014年11月，一则“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985工程’‘211工程’，中国大学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传闻在网上持续发酵。虽然教育部后来辟谣了，但关于“985”“211”高校存在价值，关于教育资源失衡、大学等级森严、利益固化等弊端却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教育部多次提过“不得设置211、985门槛”，但实际收效甚微

▎2011计划，加强高校创新能力建设

进入2011年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计划——“2011计划”。

“2011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其根本目的旨在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活力。“2011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2013年4月，中国教育部公布即“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全国4大类共计14个高端研究领域获得认定建设，相关单位成为首批工程建设体。

首批牵头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中河南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此前并不是211工程高校。

2014年后，国家层面又公布了24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名单，入选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

▎“双一流”是211、985的延续，引入淘汰机制

2015年开始，面对新的形势，国家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新方案。教育专家曾表示，国家提出“双一流”，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最早提出211概念，是为了做出一批好大学；后来提出985，是为了培养出一批更优质的大学；现在提出双一流，是要再提升一个层次，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三者之间是一个层层递进、逐步发展的关系。
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到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后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985、211工程不同的是，一位教育部官员表示，“双一流”建设的评审标准、资金分布都会有新的机制，不会像以前一样向确定的一所高校拨款。“会更注重学科建设，同时在遴选上，会有滚动淘汰的机制加入。”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65个（其中自定学科44个）。

如今，距离双一流计划提出已经过去了数年，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评估提上日程应该也不会太久了。140所高校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未来哪些高校将新增进入这些名单，哪些高校“半路下车”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⑽ 关于中国高校，你知道有哪些有趣的历史

苏州大学的英文校名不是用汉语拼音拼出来的，而是SooChow Unversity，这是清末的邮政式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