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哲学

『壹』 中国古代哲学有那些特点

1、重人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因此特别注重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中所讲的心、性、情、气、意、良知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以及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人生以极大的关注，理想的人生境界－－精神的逍遥与解脱，是道家矢志不渝的追求。那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历来是道家所向往人生境界；佛教则把追求净化超升，从而达到“涅 ”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把儒家的真性、道家的飘逸、佛教的超脱融合起来，就可以体会出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境界。

2、重践履。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只是把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就达到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当然这里的践履并非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是偏重于个人的修德重行。由此，便引出第三点。

3、重道德。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讲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种重视道德践履的传统，是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的原因。

4、重和谐。重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一贯传统。《易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而张载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即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包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矛盾和差别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和动态的和谐，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中国传统哲学也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人和”的境界。儒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要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并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

5、重直觉。中国古代哲学不重视形式上的精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而只注重生活的实证，或主体的直觉体验，体验久久，有所感悟，以前的种种疑惑豁然开朗，日常的经验得到贯通，这样也就有所得，所得所悟的记录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哲学著作。由于是所得所悟的记录，因此中国哲学著作就少有西方哲学著作那样的严密论证和逻辑结构，而多是一些文章断片。这些哲学思想是哲学家们所得所悟的思维以及直觉体验的结晶，无论是影响深远“天人合一”、“道”，还是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养“浩然之气”，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魏晋玄学家讲“言不尽意”，“得意忘象”，都是一种并不能由语言概念来确指、来表现，而只能靠主体依其价值取向在经验范围内体悟的思想。

至于中国禅宗更是把中国哲学重直觉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所谓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全靠直觉与顿悟。中国古代哲学重直觉而忽视了逻辑的推理和概念分析的特点，是中国哲学知识论贫乏和道德哲学发达的根本原因

『贰』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哪几种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

『叁』 中国古代哲学对现在有什么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应该说并不是实在意义上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社会，解释世界的目的是解释社会。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老子讲无为实际上都是讲人如何生活在社会中。佛学也是如是。因此，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人本位的，反映在生活中即是注重人雨人的关系。
中国哲学在人际关系的描述上是完美的，以至于历经千年仍成为人们在交际中的准则。例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式的换位思考原则；子帅正之，孰敢不正式的以身作则原则。
孔子讲礼，何谓礼，我以为是社会秩序。孔子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概括社会关系，并为其制定一定的规范。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礼。倘或这么说吧，君臣实质就是上下级关系，尽管现在上级不会像君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下级仍然要尊重甚至是服从上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另一个精髓是老子的无为。虽然有些消极，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心理的良方。例如讲，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下面忘了）意思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你把它当成事它才是事，你不把它当成事，它根本就不是事。
文化具有传成性，因此古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实际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只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而已。

『肆』 中国古代哲学

名，指名称、形式
实，指内容
最早产生于先秦。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旧有之名已不能容纳新的现实，于是产生了名实之辩。孔子主张“正名”，用周礼固有之名去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内容。墨子则强调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实决定名。后墨继承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名是事物的概念。名的作用在于指谓、描绘内容，名实的关系是“以名举实”，并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名实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极大地促进了名实论和形式逻辑理论的发展。后来荀子也提出“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认为名是用来指谓实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它决定于实，一旦形成也不能轻易改变。
名实观
即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
面对春秋时名实相悖的现实：
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
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
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
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
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
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
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名指名词、概念，实指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因反映的社会政治利益和所处的认识发展阶段不同,对名实关系有着不同理解,展开过长期争论，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辩思潮，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发展。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急剧变化，出现了事物的称谓及其所指事物之间的矛盾。许多旧的名称未变，而它所指的事实已经变了；一些新的事物尚无公认的称谓。这种"名实相怨"的现象，反映了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意识形态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情况。
孔子的‘正名’理论
孔子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所谓正名，就是辩正名称、名分。孔子以周礼为尺度，以理想的"名"去匡正现实,要求人们正其名,言其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主张为君的应该象个"君"的样子，为臣的应该象个"臣"的样子，君之实要符合"君"之名，臣之实要符合"臣"之名。孔子的正名思想具有一定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意义，第一次指出了事物的名称、概念和实际事物应当相符的观点。晚于孔子的墨翟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认为仅仅知道名称,还不能算是有知识,重要的在于能认出名所指的实来。盲人能同常人一样知道白黑之名，但他却不能正确地选取白或黑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不知道白黑之实的缘故。
‘名家’
在孔子和墨子的时代，名实问题虽已提出并进行了讨论，但它尚未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问题，只是作为哲学家们论证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到了战国中后期，认识本身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名实问题便成为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出现了一批以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家，即"名家"。
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批学者，第一次从认识论角度对名实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强调先有事物的形体，后有事物的名称,名称要与事物相符合。他们还指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认识的社会效果则是"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
稷下学派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以后许多哲学家们的重视。名家学派的惠施主张"合同异"，在对事物及其概念的分析、考察中,过分夸大名的相对性与可变性,得出了"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的相对主义结论。而名学的另一代表公孙龙则主张"别同异"，过分强调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立性，得出了"白马非马"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后期墨家发挥了墨学"取实予名"的思想，认为名和实的关系是"以名举实"，"举，拟实也"。他们还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特殊概念和个别名称三类，指出它们和客观实在的关系分别是："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就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名实观。
荀子唯物辩证地解释‘名实’
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对名实问题作了比较正确的解决。他总结了前人的得失，对于为什么要有名，为什么会有同名和异名以及怎样制名，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对于如何运用名来表达思想,进行辩论,以及解决名实问题的社会意义，也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他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原则，认为名为实所规定，名是用来说明实的，故同实者同名，异实者异名；客观事物有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区别和联结，所以概念也有"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之分；什么实用什么名，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肯定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荀况还将当时名家各派在名实关系上的种种混乱，归结为"三惑"，并一一予以剖析：①"惑于用名以乱名"，即用自己特定的"名"或"名"的特定含义，去乱大家公认的"名"或"名"的一般含义；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②"惑于用实以乱名"，即用个别事实去乱一般概念，以偏概全；③"惑于用名以乱实"，即违背大家共同使用名词、概念的习惯，利用名词、概念的不同来抹煞事实。荀况对"三惑"的批评，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了当时名辩思潮中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倾向。

『伍』 中国古代有哲学吗

中国古代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截至1840年，大体可分为：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封建制时期的哲学。

『陆』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

“中国古代有没抄有哲学”，关键看对“哲学”的理解方式。此中有两种层面上的解读。第一，若根据哲学活动的外在特征回答，即“哲学是思辨”等，那么中国古代显然是有“哲学”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为之何物。”便是此种说法的具体体现之一。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哲学内在含义的特殊性回答。若“哲学”是西方所怀有的科学精神，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第一哲学”，是60年代之后兴起的“语言理解”等，又若，此种“哲学”为当下之“普遍哲学”，那么显然，因为方法论(余秉颐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是metaphysical intuition，与西方哲学研究实有相差）与研究对象（熊十力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主要对象，为“体“——此处之“体”，并非“本体论”之“体”，具体见《十力语要》等）的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是没有“哲学”的。

『柒』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哲学

中国人很抄聪明的，在二千多年前就相当聪明了，当西方开始有哲学时中国已有比较成熟的哲学，那时的哲学是口耳相传的，如阴和阳这对立又统一的现象大家都心知肚明，如说多了就重三倒四让人烦。古人反对讲废话，古文不提倡说费话，说明事物的文字是简了又简的。今天的中国人遇上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人的生活繁杂了，顾的东西多，理的头路也多，没古人生活简单，常规道理心知肚明，只有用思辩才能理清思维头绪，中国古代有哲学，中国古时的哲学尽在不言中，古人无需什么学，那时的哲学很补素，是小儿科般的东西。

『捌』 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

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
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
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
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
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发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
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
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栻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
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
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塨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
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发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

『玖』 中国古代哲学经历了有六个历史发展时期

中国古代哲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1、先秦诸子时期
诞生了老子、专孔子、墨子、荀子、庄属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哲学家，产生了道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哲学思想。
2、汉代的儒学制度化以及经学的产生
汉代统治者出于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考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政治学领域，讲求教化与制度礼节，追求将经卷的思想变成相对稳定的制度。
3、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时期
玄学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4、隋唐佛学时期
诞生了"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主要宗派。
5、宋明理学时期
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6、明清实学时期
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