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跨文化贸易

Ⅰ 如何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巴勒克拉夫、布罗代尔、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率先提出和采用的从全球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的思想和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各国学者所接受和发展。在这个大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在努力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体系。全球史学者强调，世界史（或全球史）并非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罗列或综合，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整体，其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和相互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50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五百年间。只有扬弃以往把欧洲（或任何地区和国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观念和治史方法，才能比较平等地看待和重视各个地区、民族、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也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目前，全球史仍是一个尚未成熟的新领域，在我国史学界更处在初创时期。要真正确立认识历史变迁的全球视角，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有鉴于此，我们邀请国内外四位全球史专家就一些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全球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从相比较的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历史，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保持足够的敏感
主持人：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风靡全球的语词，“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很好地概括了它的学术取向。全球史既是指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更是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请主要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谈谈全球史的内涵。
本特利：当今世界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同国家、社会和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高度的交往和影响。“全球化”这个词本来是指一种经济现象，但后来很快人们发现用它来思考社会和文化问题也一样有用。例如，大范围的迁移促进了人口统计的全球化。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世界这一看法促使史学家们去思考相同的过程在以前时代的作用，毫无疑问，由于交通手段和交往技术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和水平上展开，使得全球化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然而最近的全球史研究却发现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在过去像在今天一样深深影响着历史的发展。
全球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从相比较的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历史，而不是只从国家的角度。全球史家承认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形成该地区人们生活方式的背景。但是全球史家认为，仅仅从国家的角度不可能理解许多重要的历史进程。为了理解诸如跨文化贸易、宗教传播和文化传统，甚至传染病的传播，采取一种比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更宽广的视角是必需的。
刘新成：全球史的关注对象是各人类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各社会/群体与其环境之间的连结史，全球史的任务是通过回顾人类跨越各种界限、在不同系统之间建立联系的交往活动，说明在交往中实现的全球互动机制对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全球史代表人物之一曼宁教授曾明确指出，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其核心理念：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
主持人：全球史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从学理上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那么全球史是如何超越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观的呢？
徐洛：欧洲中心主义在我国史学界早已声名狼藉，但这种史观在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中仍有强大的影响力，已成为世界通史编纂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通史中1500年以后的近现代部分。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正如有论者所言，所谓全球史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世界通史编纂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全球史理论阐释和编史实践之间明显脱节。而通史近现代部分在结构、内容、观点等各个方面对欧洲的特殊重视和倾斜，则来源于长期以来规范和主导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两个相关相连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主线说和现代化主题说。两者都试图对世界历史做目的论式的诠释和剪裁，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记。诚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的全球史本身，与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一样，也主要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我们应该努力做的，首先是分析解构把欧洲的近代崛起视作一种基于自身内部逻辑之历史必然的思辨体系，扬弃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无论这种传统是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主线还是以现代化演进为主题的形式出现。
刘新成：自上个世纪末叶起，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观受到严重挑战。挑战首先来自时代变化。人们怀疑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之上的国别史或文明史研究是否真正能够对世界历史作出正确而全面的解释，是否真正能够为人类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
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对西方传统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经典结论”也形成了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各领域的研究都不仅关注研究对象的孤立、静止状态，而且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与“关联性”。西方世界史传统理论忽略不同地区、国家和文明之间“关联性”的缺陷凸显出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不仅学术界和理论界，而且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贫困”。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提出，应开创一种“以全球为一体”的史学，其宗旨是说明人类同属一个种，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其方法，是综合考察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运行机制的统一性，说明文明、民族或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组织在全球这一“动态交往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继承西方史学以“模式”框架解释世界历史的传统，用“互动模式”取代“主导——传播模式”（即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模式）。
全球史学家之所以把“互动”作为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首先因为他们认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他们认为，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或网络内部相互影响。其次，全球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全球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他们说，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正因为如此，全球史学家主张，历史学家应对不同文化的“相遇”保持足够的敏感。
全球史家认同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全球史家表达“互动模式”的方式有多种
主持人：在通史编纂和专题研究中，全球史学家如何进行全球史研究？如何用“互动模式”建构世界历史？
本特利：为了分析跨文化的交往过程，全球史家认同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替代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基于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手段的局限性，全球史家设想出了一个替代的概念，以经济、环境和文化区域为单位，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连接不同陆地的海和海洋上，他们通过印度洋、大西洋、中国海、加勒比海等海域来研究贸易、移民、生物扩展和文化交流。从公元600年到1750年，印度洋是世界上最活跃的跨文化交流的地区。从东亚到东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都活跃在这一地区。1492年以后，大西洋成为贸易、移民和物种交换的重镇，后来这一重心移至太平洋地区。
通过认识到海和海洋是历史发展的紧密的连贯地区，全球史家能够对过去的历史理解做出新的解释。以公元600年到1600年为例，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时，仍习惯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诸如中国的唐、宋，中亚的土耳其，伊斯兰世界，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这样做当然没有错：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考虑这些国家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全球史家却将注意力投放到印度洋，因为不言而喻，跨文化交往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些单个社会的发展。先通过印度洋，然后跨越陆地的海上贸易，几乎把所有东半球地区都联系起来，由此所产生的财富支持和维持了这一时段的许多国家和社会。比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远销到东非，印尼的调味品、印度的棉织品和钢铁，东南亚穆斯林的香料和马匹、拜占庭的珠宝和玻璃制品，东非的金子、象牙和奴隶，也都供应到其他地区。对这些产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国内经济，影响了整个东半球社会的发展。
如果只关注单个社会，那么就不可能理解600年到1600年跨文化贸易的类型和效果，不可能说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不可能理解物种交换，包括食物和疾病的流传。跨文化贸易、宗教传播、物种交换对每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全球化深深影响了当代人一样，跨文化交往也建构了我们祖先的历史经历。全球史的研究任务就是理解和解释全球化在过去历史中的进程。
刘新成：在通史编纂和专题研究中，全球史学家表达“互动模式”的方式计有如下几种：一、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研究者指出，即使作为当代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在美洲的简单移植，而是印第安文化、非洲黑奴文化和欧洲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元素是三种，而非一种。二、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如1500年以前覆盖“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欧亚非世界体系”、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或以南亚大陆为中心的“南方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围绕南美种植园形成并包括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移民与商业网络”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等等。还有“0”数字的世界、18、19世纪的“棉花生产世界”、“食糖生产世界”或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录音机世界”。三、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比如论述中国宋代三大发明以及货币地租制度如何先后影响“伊斯兰世界”和“地中海世界”，刺激欧洲市场，并最终影响了“地理大发现”；又如论述近代早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开采如何影响了欧洲、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四、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了世界发展趋势。五、“地方史全球化”。有“当代史学之父”之称的美国历史学家菲力蒲·柯廷1995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之后，积极倡导在国别史、地区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视角，主张把区域性历史事件放在全球整体运动的背景下重新考察，重估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历史意义，使“地方史研究全球化”。六、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如跨国别、跨文化的妇女史、商人史、移民史、疾病史研究，旨在通过比较异同，说明“互动”的历程与机制。七、生态史、环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人类内部的互动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与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之间的互动、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是分不开的，因此生态史、环境史应是全球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目前，从生态角度“言说”世界历史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八、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在这方面，全球史学家的观点并不一致。关于互动规律，就新事物传播机制，有人认为取决于“输出方”，有人认为取决于“输入方”；关于互动的最终结果，有人认为是全球实现统一文化，有人则认为，全球交往越密切，“本土认同感”越强，文化差异将永远存在。
在中国，全球史研究发展得很快，任何一部“全球史”都不能不包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全球史在全球各地的研究概况。
曼宁：有两个主要的研究全球史的新机构成立，可以很好地说明全球史研究在全球的发展势头。一个是亚洲全球史家联合会，2008年5月在中国的天津成立；另一个是全球史和世界史组织协会，2008年7月成立于德累斯顿。他们的成立表明全球史研究的扩展已经带来了相关机构的变化。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从信息和组织的世界范围的交换中获益良多。而历史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单个的独特的社会的研究，很少在全球范围内被讨论。但是现在史学家们发现，他们需要一个视野广阔的研究计划，他们需要探讨历史记录和分析来自其他学科的新信息。同时，史学家必须不仅研究过去的历史，而且要研究知识的组织，以此保证他们对相关信息的研究和使用方法的正确。
全球史和世界史组织协会强调世界史不止是地方或国家历史的聚合，它鼓励做全球性的变化研究，这种变化类型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和组成，世界各国识字人口的最新扩展，和当代以及以往技术的变革。如果全球史研究达到了它的理想目的，将为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的新知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全球知识，包括全球性疾病、生态变化、世界贸易，甚至家庭结构，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说明。
亚洲全球史家联合会的创立对于全球史家世界组织的形成是关键的一步。该组织的地理范围包括整个亚洲和太平洋，代表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美国。
在中国，全球史研究也发展得很快，当然，中国的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教授世界史，这些研究的扩展带来了两种变化，一是扩展到全球史研究和该研究的国际性合作。二是全球史研究方法强调地区间跨时代的相互作用。结果，全球史现在把中国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因子来看待，中国也日益与其他国家发生着相互影响。
主持人：中国的学者如何构建自己的世界历史体系，把中国历史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全球史的叙述当中？
徐洛：史学界普遍同意，任何一部“全球史”都不能不包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但怎样才能把中国历史的内容“融入”全球史的叙述当中，则是一大难题。迄今出版的世界通史都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在一部篇幅有限的世界通史中，中国史应占多大分量。国内的通史在这方面的选择似乎一直是“外松内紧”。比如有的著作连篇累牍地讨论美国内战，却只用寥寥数语介绍19世纪世界最大最长的战争，即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其次是内容的剪裁选取问题，究竟哪些内容适合成为全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又取决于作者对世界历史变迁的理论认识。例如一部很有代表性的通史的近代部分，把16到19世纪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描述成一片黑暗落后，反衬西欧国家的光明和进步，从而昭示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为过去十年间西方学者（如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早期近代历史的新研究，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和亚洲）在早期近代世界的巨大作用的重新评价所颠覆。同时，弗兰克和彭慕兰在中国史学界造成的轰动，也使人们认识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在早期近代世界历史作用的新认识，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史研究中应以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
全球史与国别史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不同的价值判断，这里的难点在于是应该加强还是削弱全球史的“国别特色”。全球史按其定义应超越任何地区或民族的立场，但研究和讲授全球史的行为却又发生在某一特定国度之内，总是受制于地方及民族的观念和利益关怀。从麦克尼尔到本特利的许多学者都认为，秉承全球史观的史学家的责任之一，是超越地方或国家本位的立场，致力于展示各国各民族都参与其间的历史进程，并且发现那些改变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跨国界跨文化的共同驱力。

Ⅱ 世界跨文化交流有哪些

跨文化沟通是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密切的跨文化沟通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跨文化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跨国往来与日俱增，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劳动力的文化背景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跨文化交流的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跨文化沟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对跨文化沟通的各个层面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文化差异的研究。文化差异没有改变沟通的普遍性质，但是，文化因素的介入却增加了沟通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从人类学家卡尔维罗·奥伯格(Kalvero Oberg)使“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一词大众化开始，文化差异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这种关注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间的文化比较，比如东西方文化差异，中日文化差异、日美文化差异等等；另一方面，为了有效的进行上述文化比较和分析，学者们从千差万别的文化中提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维度。比较著名的如霍夫施泰德的四文化维度，莱恩和迪斯特芬诺的六文化维度，以及斯特罗姆.佩纳斯的五文化维度。
在这个模型中，不同图形表示不同文化；与文化图形相似的较小图形表示受到该文化影响的个人，两者差异说明：个体的形成还受文化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箭头表示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信息图案与个人图案的一致性表示，当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时，它包含着编码者所要表达的意图。但是当信息到达它将被解码的文化时，解码文化的影响也变成信息含义的一部分，原始信息的内含意义就被修改了。文化越相似，解码的结果与编码时的内含意义就越接近。
文化差异对沟通的影响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借助于D.Hymes(1974)提出的沟通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的。总的来说，文化差异对沟通参与结构(participation structure)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沟通参与结构总体归纳为八大项,由“SPEAKING ”一词的八个字母来分别代表。其中：
S:“Setting”和“Scene”,即背景和场合。P:“Participant”,即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出身背景特征和因素,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对沟通的影响。E: “Ends”,即参与者个人的交际目的,包括按惯例(即社会文化约定)所期待的结果(outcome)和各参与者的个人目的(goals)。A：“Act sequence”,即交际行为顺序,包括信息的内容(话题)与内容的表述方式和形式。K:“Keys”,指基调,包括说话的语气、表情、姿态等。认真的、嬉戏的、夸张的或嘲讽的,不动声色的或带有某些感情色彩的等等。I:“Instrumentalities”,即媒介和渠道,主要是指信息传递使用的是哪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如方言、语域等),是口说还是书写。N:“Norms”,主要指人们交际时言语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各种规约。具体地说,就是交际参与者“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说的时候说什么,对谁说,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说”等等。G:“Genres”,即体裁,指交际活动中话语的类型,如诗歌、寓言、神话、祈祷、笑话、谜语、诅咒、演讲、书信、评论、公告等等。
再次是对跨文化沟通技巧的研究。参与结构是文化对交际的不成文的规定,交际双方不一定都了解对方文化的参与结构,即使对自己文化中参与结构的具体状况也可能并不清楚。这就需要交际双方对交际中的不确定性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异常”情况持更为宽容、开放、灵活的态度,同时要善于运用各种沟通技巧来应付和解决问题。这些技巧包括：预设差异，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忍受模糊，处事灵活，幽默感，和具有冒险精神等等
以上的研究对我们进行跨文化沟通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但是，在实际中我们仍然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跨文化沟通参与者了解了彼此的文化差异，并且在沟通中也从各个方面尊重了这些差异，但是对差异的尊重不但没有使沟通顺利进行，反而引起了另外的问题。比如，一位中国教授到外教家里做客,进门以后,外教问教授是否要喝点什么,教授并不渴,回答说不用了。外教又一次要教授喝点什么,教授又一次地谢绝了。外教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习惯,你们说‘不’的时候是希望对方能够再一次提出来。没关系,喝吧!”教授回答说:“我也知道你们美国人的习惯,当你们说‘不’的时候,就代表直接拒绝了。我是按照你们的方式回答的。”
显然，在上面的情景中，沟通的障碍并不在于对文化差异的忽视，相反，甚至可以说正是双方对彼此文化差异的重视反而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可见，成功的跨文化沟通要求我们不但要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还要求我们了解文化差异在沟通中的作用机制。

Ⅲ 世界历史上东西方关系的演变

古代东西方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 还有西南的茶马古道
主要进行物质交换以专及文化交流属
中国史实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的中国是比较当时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世界及其他的国家影响都很大，特别是在唐代，唐都长安更是国际化大都市，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物质交流，文化交流是人们生活的物质更丰富，有利于社会进步，极大的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

Ⅳ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分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是国际志工。国回际专业化可以从答各个方面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导致单位时间内成品的增加，这间接导致了国际交流的必要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

二、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有重要影响

国际分工的细化程度决定了国际贸易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可以从侧面决定国际表彰的结构和内容。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也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使得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技术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4)世界历史跨文化贸易扩展阅读：

各国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这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而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呈现下降趋势。

如果国际分工的地位是确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础，那么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细化，谁占主导地位，谁在国际贸易中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Ⅳ 你知道么，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哪些贸易战

很多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场国与国的战争就会引发区域的贸易战 当然专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属 但是像一战二战大规模军事集团之间抗争就是世界的贸易战 早在明朝就发生过贸易战 日本联合其他东洋小国骚扰我国边境 先是对外海禁 后发展成战争 例如北约华约1978贸易战 苏美四年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 .

Ⅵ 《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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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大多数有关历史的答著作倾向于由时间、地点或主题入手，这些分类已为人们所熟悉，而我的研究却有些有违传统。首先，它立足于以历史经济人类学为标志的社会科学中尚未被开发的那片领域。但在历史、经济、人类学这三门学科中，这项研究更关注历史领域。其次，它还立足于“比较世界史”这一较小但具发展势头的领域：“比较”，是因为它概括了与跨文化贸易相关的特定现象，并从中寻找相似点及不同点；“世界”，是因为它力图摆脱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并非要囊括所有地区的活动；“历史”，是由于它所涉及的是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再者，这项研究提出了历史学家应解决的问题：人类社会随时间变迁的方式和原因是什么？而这也涉及到经济学家及人类学家所要研究的那些变迁，当然这一研究也借鉴了他们的理论成果。
运用历史观点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同样需要付出“代价”。本书所记述的并非那些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事例。首先，它不是一部世界……

Ⅶ 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发展历程分析说明三者的关系

①分工与贸易和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
分工是指劳动分工，即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和独立化,社会分工是整个社会内部创造使用价值的各种有用劳动发展起来的多支分工体系.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基础, 没有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商品交换也就无法形成市场.分工的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也决定着市场的规模和发育程度.
②国际分工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在国际分工形成的前提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流更加频繁,往来更加密切,于是国际贸易逐渐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而加速发展.
③当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时,国家之间的贸易需要一个平台进行,于是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各国交换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场所，将世界范围内通过国际分工联系起来的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市场综合连接在一起。
④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国际分工加速了国家贸易的发展,使国家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纽带,制约着国际分工功能的实现,他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制约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可以协调参与国际分工主权国家的分工利益,引导国际分工的发展方向.
其次, 世界市场是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使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总之,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反之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也强有力的推动着国际分工的发展。

Ⅷ 在世界的历史变迁中,有关的贸易故事有哪些

有马可波罗带来的欧洲物品贸易。